提 要： 1942年—2010年，在湖湘地域发掘出土了20批次数以18万计的竹木简牍、帛书。本文用大量出土的丰硕成果为历史依据，论证了湖湘作为全国简帛文化大省的事实，充分肯定湖湘地域在全国简帛发现上的特殊位置。

    我省出土的简牍、帛书（画）自战国（楚）、秦、西汉、东汉、三国（吴）至晋代，其中数量可观的文献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为研究当时湖湘地域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医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大量的地方政府文书档案，对研究当时社会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赋税制度、典章简册制度以及租调、户籍、司法、官职等具有重要意义；各种多姿多彩书法墨迹的完整再现，为我国文字演变及书法艺术史增添了新的内容，丰富了中国书法史，填补了不少历史研究的空白。

    湖湘地域的简牍、帛书出土数量多，发掘出土的成就在全国首屈一指，处于明显优势地位，其影响力正逐年升温；分布地域广，我省中部、南部、西部、北部地区均有发现，并非个别地区的偶然现象。湖南省人民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和研究机构均十分重视研究、保护、开发与利用，取得了可喜的科研成果，且在长沙市和湘西龙山县里耶投巨资建设了两个有相当规模的简牍专题博物馆，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

    关键词： 简帛文化  湖湘地域  独特现象

    从1942年—2010年的68年里，在湖湘大地这块文化历史悠久、沉积资源深厚的宝地，发掘出土了20批数以18万计的竹木简牍、帛书（帛画），时空跨越战国（楚）、秦、西汉、东汉、三国（吴）至晋代，为研究这几个时期古代湖湘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史料。

    以长沙子弹库楚帛书、长沙马王堆汉墓简牍帛书、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湖南龙山里耶秦简为代表的简牍、帛书出土，堪称现代考古界的“四大发现”，颇具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彰显出湖湘地域独特的“简帛文化”现象。  

    长沙子弹库楚帛书。1942年9月在长沙市东郊子弹库〔1〕楚墓中被盗掘出土。始由长沙蔡季襄获得，后流出国外〔2〕，现大部分藏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楚帛书是略呈方形的丝织物，具体件数说法不一，据统计共有953字。内容由三部分按旋转方式排列的文字组成，其中两大段是书写方向颠倒21行文字，四周是作旋转排列的12段边文，每段各附有一种神怪图形，并有用朱色填实的方框划分章次的标记。整幅帛书由一幅较完整的和几个不大完整的部分构成，分由不同物主所有，其中一残片，由商承祚之子1996年捐赠给湖南省博物馆收藏，它“是目前国内唯一的楚帛书，也是子弹库楚帛书中唯一留在国内的原物。”〔3〕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牍、帛书。在长沙市东郊五里牌马王堆西汉墓出土。1972年3月马王堆1号墓出土竹简（谴策）312枚，木楬（木牌）49枚。1973年11月马王堆3号墓出土一批帛书，约11.5万余字。帛书分别抄写在整幅（48—50厘米）和半幅（24厘米）的黄褐色丝帛上。字体分为：篆隶、古隶、汉隶三种。帛书大致分为6大类50种。马王堆3号墓同时出土了竹简（谴策）402枚，古医简200枚，木简11枚，木牍6枚。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1996年6月—12月，在原长沙市走马楼街50号房基下的22号古井出土三国吴简总计14万枚（包括无字简）。大木简长49.8厘米—54.3厘米，户籍类竹简长23.2—23.5厘米。简牍书写的年代大部分在东汉建安至三国吴嘉禾年间。内容主要是吴长沙郡临湘县及临湘侯国的地方文书，质料与形制可分为木简、木牍、竹简、木楬等。

湖南龙山里耶秦简。2002年4月—11月，在龙山县里耶镇战国秦汉城址1号古井出土简牍36000余枚（含上千枚无字简牍）。大多数为木质，字均为毛笔墨书。内容是秦朝洞庭郡迁陵县政府档案，涉及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字数达数10万，超过20世纪出土秦简的总和。简长23厘米—46厘米不等。

    多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和关注湖湘地域简牍帛书发掘出土的热情持续不断，在文博学术界的影响力日渐升温，已成为楚文化研究中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迄今为止，已撰写出版了一大批高水准的论著、论文，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

    关于对楚帛书的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楚帛书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使之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以摩本、照片、实物为依据，分为4个研究阶段：（1）从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2）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3）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4）90年代初至现在。国内研究较为全面的是李零所著的《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由饶宗颐、曾宪通合作的《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楚帛书文字新订》、《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与帛画之解读》是对楚帛书研究成果的综合性总结与介绍。近年来，关于楚帛书研究的专著，较为重要的为刘信芳2002年在台北出版的《子弹库楚墓出土文献研究》，刘彬徽先生认为：此书是近十年来对楚帛书进行全面深入研究之佳作，其书末附有“楚帛书序录”比一般论著目录更为详备，极有利于学者们进一步研究。李零“于1994、2000年发表了《楚帛书的再认识》、《<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补正》，2006年修订再版的《中国方术正考》中有楚帛书一节，对楚帛书有新的概括性论述。”〔4〕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发表的相关论著在百种以上，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仍历久不衰。湖湘研究楚帛书的代表学者应属刘彬徽先生，他先后发表了《楚帛书出土五十周年纪论》、《楚帛书研究的新进展》，在《江汉文化和荆楚文明》一书中亦有关于楚帛书的论述。

    马王堆汉墓简牍帛书的文献价值极高，正如李学勤先生指出的：“就学术文化而言，马王堆简帛始于秦兼并六国，推行法家政策，禁绝《诗》《书》百家语，写于其时的只有数术、医书之类，……于是有儒道典籍出现，尤其是<黄帝书>等体现黄老之术的一时流行，实可谓当世学术面貌的缩影。”〔5〕多年来研究成果颇丰：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于1980年3月、1983年10月和1985年3月交《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了《马王堆汉墓帛书》第一、三、四卷（含释文），收集整理帛书、简牍19篇，包括《老子》甲、乙本，《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医书11篇、医简3篇、木简1篇。从1972年—2010年，初步统计国内外发表研究马王堆帛书、简牍的论文、专著达数百种之多，其中湘籍学者占了相当比重〔6〕，代表性专家有周世荣、陈松长等。

    湖南省博物馆已基本完成对马王堆简牍、帛书的整理，计划于2012出版《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一书，内容包括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全部简牍、帛书、帛画及残片资料，不少资料是首次公开面世。这套专著的出版将使马王堆简帛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81年—1990年在湖南衡山和长沙举办了三次马王堆医书研究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两期《马王堆医书研究专刊》，成立了长沙马王堆医书研究会。2000年12月“马王堆帛书艺术研究会”成立，其宗旨是：通过民间组织形式，开展多种艺术活动，将马王堆帛书艺术推向全国与世界。

    长沙吴简研究整理小组组长、著名史学家田馀庆先生说：“长沙出土的三国吴简，其数量巨大，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发现，其中有可能蕴藏着极有价值的历史信息”。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公布后，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日本学术界由明治大学、京都外国语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等6所著名高等学府于1999年联合成立了“长沙吴简研究会”，2001年7月，该研究会出版了研究报告《嘉禾吏民田家莂研究》（第一集），刊登了8篇论文，2004年上半年出版同名论文集（第二集），探讨的问题包括民籍、肉刑、公乘、少数民族、地方行政、农业与社会、田家莂的数值计算、纪年吴简与孙吴政权等方面，代表了日本学术界的最高水平。

    国内学术界撰文进行研究，长沙文物考古工作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表《长沙走马楼J22发掘报告》，王素、宋少华、罗新发表《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侯旭东、高敏、邱东联、高凯等为代表的学者同时连续发表大量研究的论述。

    文物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组编撰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第一卷（上、下册）后，有关吴国赋税、职官、仓储制度的讨论，有关户籍人口制度管理的辨析，对简牍文书及其某字、某词的考证与探讨，对简牍埋藏原因的推断等，又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

    2001年8月16日—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学会、长沙市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在长沙举行“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在湖南省博物馆举办“中国（湘、鄂、豫）出土简帛特别展”。2005年12月长沙市文物考古所收录国内外简帛学术界的代表：裘锡圭、李学勤、吴荣曾、饶宗颐、张光裕、邢义田、廖伯源、大庭修、池田知久、鲁惟一等学者论文46篇及有关讲话、综述4篇，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了60万字的《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集中阐释了“长沙走马楼简牍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三国时期吴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赋税、租调、户籍、司法、官职等情况的丰富资料，对研究当时社会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赋税制度、典章简册制度以及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等具有重要意义。”〔7〕

    由于三国吴简文字书写者大多为社会下层小吏及百姓，书法墨迹无拘无束，姿态各异，生动反映出当时民间的书法趋向和字体演变的过程，著名书法家刘正成先生在《钟繇与长沙吴简说》一文中指出：“如果说从钟繇《荐季直表》到王羲之所临钟繇的《宣示表》，可以论证中国书法史上楷书从创立到完全成熟的过程的话，那么，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出土便找到了最好最直接的旁证。”〔8〕

    2002年7月25日在长沙召开的“里耶秦代简牍学术座谈会”认为：里耶古城、秦简的发现是继秦兵马俑之后又一重大发现，里耶秦简对于秦史的重要性不亚于甲骨文对于商史的意义。2002年8月13日，原国务院总理朱鎔基在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送阅的张文斌同志《关于湖南里耶秦简考古发现的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岚清同志：同意你的批示。建议把龙山里耶古城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查了过去几批国务院批准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大多数单位的重要性都不及里耶古城。”〔9〕截至2005年已发表学术研究论文近30篇，其中重要的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湖南龙山县里耶战国秦汉城址及秦代简牍》，《湘西里耶秦简的价值及其研究》。2006年湖南考古研究所出版了《里耶发掘报告》，更极大地丰富了对中国历史上秦王朝有关制度的了解和认识。2007年10月17日—19日在湖南龙山县召开了“中国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把对里耶秦简的研究推向新的阶段。2010年10月，国家文物局公布包括里耶遗址在内的23个项目获得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

2003年1月18日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将马王堆汉墓简牍、帛书以更高的规格向世界展示了它的艺术魅力。以展示三国吴简为主要内容，作为国内外第一座集简牍收藏保护、整理研究、陈列展示于一体的新型现代化专题博物馆的“长沙简牍博物馆” 2007年11月8日全面开放。湖南龙山县里耶秦简博物馆2010年11月正式对外展出。

    在四大简帛发现中，出土了可观的简牍帛书数量是一个重要标志，同时表现出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简帛出土地点一般都靠近城镇或在老城区繁华地带。走马楼三国吴简地处长沙市中心的走马楼老街房基下，里耶秦简出自于龙山县里耶镇东北部的里耶古城遗址中，该遗址现处于居民生活、里耶小学区域。

    第二，简帛出土范围相对集中。子弹库楚帛书和马王堆汉墓帛书均在长沙市东郊出土，两地相距约十几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和长沙东牌楼四批西汉、东汉简牍出土古井距离仅数十米，并发现以长沙市五一广场中心区域周围的一大片简牍储存古井群。

    第三、年代分布比较密集。长沙市五一广场中心区域周围古井群，分布了战国至明清时期的一大片古井。在里耶盆地周围共发现了6个包括战国、秦、西汉、东汉的墓葬群、遗址及城址。

    第四、年代衔接基本连贯。从战国（楚、秦）、西汉至三国(吴)、晋，在年代的传承上基本没有断开，给学者们研究提供了便利。

第五，字体形态多样，艺术风格各异。涵盖篆书、篆隶、古隶、汉隶、楷书、行书、行草、草书，各具风貌，精彩纷呈，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书法史。马王堆帛书的问世，更是在书法艺术界掀起了一股研习热潮。

之所以说是以四大简帛发现为代表，因为它们不是孤立的，在四大简帛周围聚集了一大批简帛（书、画）的发现硕果：

    （1）1949年，长沙陈家大山战国楚墓出土人物龙凤帛画1幅〔10〕；

    （2）1951年，长沙东郊五里牌406号楚墓出土楚简18枚； 

    （3）1951年—1952年，长沙伍家岭203号西汉墓出土封泥匣10枚；

    （4）1951年—1952年，长沙徐家湾401号西汉墓出土木楬1枚；

    （5）1953年，长沙仰天湖25号楚墓出土竹简43枚；

    （6）1954年，长沙北郊杨家湾6号战国楚墓出土竹简72枚；

    （7）1972年3月，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中出土T形帛画1幅，1973年11月，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T形帛画3幅，导引图、“太一将行”图、地形图、驻军图、车马仪仗图各1幅；

    （8）1973年，长沙子弹库1号墓出土战国人物御龙帛画1幅；

    （9）1980年．临澧九里1号墓出土战国遣策100枚；

    （10）1983年，常德市郊德山夕阳坡2号楚墓出土竹简2枚；

    （11）1987年，常德慈利县石板村36号楚墓出土竹简4557枚；

    （12）1987年，张家界古人堤东汉遗址出土90枚汉简；

    （13）1993年，长沙王后“渔阳”西汉墓出土90枚遣策；

    （14）1999年，沅陵县虎溪山西汉墓出土竹简1636枚；

    （15）1997年5月，长沙市东牌楼古井出土东汉简牍100枚；

    （16） 2003年10月—11月，长沙市东牌楼8号古井出土西汉简牍10000余枚；

    （17）2004年2月，郴州苏仙桥10号古井出土晋代简牍900多枚；

    （18）2004年4月—6月，长沙市东牌楼7号古井出土东汉末年简牍426枚；

    （19）2010年6月22日—8月26月，从长沙市五一广场地铁施工点发掘一批东汉中期简牍，数量上万枚，填补了这一时期简牍出土的空白。

李学勤教授2009年在长沙的一次学术讲座上说：长沙东郊五里牌406号楚墓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竹简实物，又在长沙南郊仰天湖发现楚简，这是长沙的光荣，这是第一次让人们看到楚简〔11〕。

    从上述大量的有说服力的材料，充分证明了湖湘地域“简帛文化”现象这一论题：

   第一，出土数量多。简牍、帛（书、画）发掘出土的成就在全国首屈一指。现已整理的简牍170000多枚，约20余万字，全国各地虽然也有9批次的发现〔12〕，其数量总计不足我省的十分之一。全国帛书仅发现四批，最早一次由英国汉学家斯坦因于1908年在甘肃敦煌发现两件，第二、三次是在长沙东郊子弹库和马王堆汉墓出土，第四次是1979年在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13〕。帛画更是凤毛麟角，全国共出土7幅，仅1976年在山东金雀山9号汉墓出土西汉早期人物龙凤帛画1幅〔14〕，其他6幅都出土于长沙。可以说没有哪一个省有我省如此强大的简帛资源，并且相信这种资源随着时间的推进会源源不断的被发现。

    第二，学术价值高。李零称：“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楚帛书一向为中外学者热衷讨论。它不仅是目前出土最早的古代帛书，作为罕见的古代文物弥足珍重，……内容丰富，对研究战国楚文字以及当时的思想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5〕“马王堆简帛书籍的书写年代，跨度很大，最早可能是战国末，……这段期间，不管是从学术文化的变迁上，还是从文字演变的历程上来看，都是有十分关键的意义。”〔16〕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对里耶秦简给予高度评价：里耶古城的发掘和秦简的大量出土，是新世纪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特别是对秦史有重大意义，也为我国提供了又一宝贵的旅游资源，必须保护好、研究好、管理好、利用好。〔17〕

    第三，分布地域宽。简帛发现的区域范围广。我省中部长沙地区，南部郴州地区，西部湘西自治州、怀化地区，北部常德、张家界地区均有发现，说明并非个别地区的偶然现象，而是比较均匀的分布。即便是地理及交通条件不理想的湘西自治州也有像里耶秦简这样惊人的发现，不能不证明湖湘文明自古便在地域上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第四，传承年代久。简、牍、帛（书、画）记录了前后600多年的社会发展史。这段历史正值中国书写材料由竹、木、帛向纸制载体过渡的交替时期，它们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当时社会竹木简牍、丝帛的使用情况，充分展示了它们的精彩与辉煌，在不经意中实现了一种文化信息的历史传递，这可能正是古人希望看到的结果。

    第五，我省为全国惟一有两个简牍专题博物馆的省份，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充分反映出“简帛文化” 现象作为地域特色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在全国所处的无可争辩的位置，时至今日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能够取代。湖湘自古便有极重要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人文资源，上至炎帝、屈原，下至毛泽东、刘少奇等一大批圣贤、伟人、将帅都在这块土地上孕育生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活力。所有这些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文文化与楚文化基础上的“简帛文化”现象存在一脉相承的深厚文化基奠，它们是地上文化和地下文化立体式社会历史发展缩影的呈现，是湖湘人民的骄傲。

注释：

   〔1〕关于楚帛书的出土地点、时间，有几种说法：“蔡季襄说是杜家坡，商承祚说是子弹库。”“梅原末治说是本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钱存训说是1936—1937年间，商承祚说是1942年9月，巴纳德说是1934年。……1973年5月湖南省博物馆对帛书出土墓作了重新的调查和清理，这次清理从墓中发现了一幅珍贵的帛画，帛画先以《新发现的长沙战国楚墓帛画》发表于《文物》1973年第7期。……这一报告证实，帛书的确实出土地点是在子弹库（其实子弹库也就在杜家坡一带）。出土时间，报告记为1942年9月。”见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一书第6、7页。中华书局，1985年7月。

   〔2〕关于楚帛书流出国外的时间，“商承祚说是1946年，巴纳德说是当在1938年左右。”见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一书第6页。中华书局，1985年7月。

   〔3〕商志（音：tán)：《记商承祚教授藏长沙子弹库楚国残帛书》，《文物》1992年11期。见楚言：《楚帛书残片回归故里》，《湖南省博物馆文集》第四辑，《船山学刊》，1998年。

   〔4〕刘彬徽：《楚帛书研究的新进展》。《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八集第130页。大象出版社，2009年9月。

   〔5〕陈松长：《简帛研究文稿·序》。线装书局，2008年7月。

   〔6〕湘籍学者发表论文主要编目。周世荣：《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与竹（木）书》；《略谈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竹简》；《谈谈马王堆三号汉墓的简牍》；《货币帛书文字丛考》；《从马王堆出土古文字看汉代农业科学》；《马王堆一、三号墓竹简·帛书文字补释》等。陈松长：《马王堆三号墓木牍散论》；《马王堆三号汉墓纪年木牍性质的再认识》；《马王堆简牍书法艺术散论》；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研究三题；《湖南出土简帛与研究》等。何介钧：《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傅举有：《焚书坑儒与地下图书馆》。侯良：《地下图书馆的发现》；《罕见的古书》。熊传薪：《马王堆帛书与古代科技》。熊建华、郭学仁：《丰富的汉代墨迹珍品》。刘刚：《浅谈马王堆帛书的书法体势》。李潺：《马王堆帛书艺术探索》。喻燕姣：《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简帛文献看古人观念中的玉》。唐金岳：《马王堆帛书书法艺术特征》。

    湘籍学者主要出版专著。何介钧、张维民：《马王堆汉墓·古佚书的新发现》；李正光：《马王堆汉墓帛书竹简》；陈松长：《马王堆帛书艺术》、《帛书史话》、《简帛研究文稿》；陈松长、郑曙斌、喻燕娇：《马王堆简帛文字编》；唐金岳：《马王堆帛书书法大字典》等。

   〔7〕《中国简牍集成》：第十五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概述第485页。敦煌文艺出版社。

   〔8〕《中国书法》：1988年第1期。

   〔9〕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第9页。2007年11月。

   〔10〕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第9页注释③：熊传新《对照新旧摹本谈楚国人物龙凤帛画》。《江汉论坛》1981年第1期90—94页。

   〔11〕录自2009年8月1日，李学勤在湖南省博物馆举办的《.凤舞九天——楚文物特展》：“楚简与楚文化”专题学术讲座上的演讲笔录。

   〔12〕1965年冬—1966年春湖北江陵望山1、2号墓出土楚简273枚，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竹简及残简4942枚，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代墓葬中发现了1000余枚秦代竹简，1981年5月至1985年年底，湖北江陵九店56号、621号墓出土楚简234枚，1987年湖北荆门市包山2号战国楚墓出土278枚竹简和1枚竹牍，1993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6号汉墓出土木牍23枚、竹简133枚，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出土楚简（竹简）804枚，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抢救收藏了一批竹简，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收藏259枚，其中11枚空白简，1999年清华大学又从香港抢救了2388枚简。

   〔13〕陈松长：《帛书史话》第8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1月。

   〔14〕1976年在山东金雀山9号汉墓出土西汉早期帛画1幅。见《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11期。

   〔15〕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第1页。中华书局，1985年7月。

   〔16〕陈松长：《简帛研究文稿·李学勤序》第2页。线装书局，2008年7月。

   〔1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第9页。2007年11月。

（作者系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