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者 按：湘楚大地，文脉悠长，一代代社科名家扎根学术、矢志求索，以思想之光廓清迷雾，以笃行之姿开辟新境，为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注入了沛然生机与深沉力量。湖南省社科联“名家故事”专栏自推出以来，持续记录这些学术生命的足迹与光华，前四辑反响热烈，今第五辑如约而至。愿这些浸润情怀与风骨的故事，激励后学勇担使命、接续奋进，共同推动社科事业蓬勃向前。

贺刚

我的中华文明探源之路

【名家简介】

贺刚，1958年出生，湖南省娄底市人。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馆员，湖南省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湖南大学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原会长，湖南省政协第七、八、九、十届委员。2006年获文化部优秀专家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为先秦考古、中华文明起源。主持古文化遗址等考古发掘项目20余项，其中洪江市高庙遗址（2005年）、澧县城头山遗址（1994年第二区主持）分别获评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出版《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等学术著作（含合著）4部，在各类学术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

风雨横石口：一个少年的特殊年代纪事

1958年，我出生在湘中娄底市双江乡（原属涟源县）一个叫横石口的小山村，原名贺映辉。然而，从落地那一刻起，我的命运就已被深深烙上家庭出身的印记。我的父亲是憨厚朴实的中农，作为乡村教师的母亲出身于地主家庭，我自然与“根红苗正”沾不着边，被歧视的阴影如影随形，我成了集体叙事里那个被遗忘的弃儿。我五岁发蒙，1968年在罗汉山学校完成五年级学业，却因家庭社会关系之锢，初中的大门对我轰然关闭。无奈之下，只得在原校重读五年级。彼时，我哥哥刚从涟源四中初中毕业，同样被高中拒之门外。

1970年，母亲凭借人脉，在二十多里外的杉山中学为兄弟俩觅得升学的机会——我们绕过冰冷的“推荐”制度，奇迹般地插班进入高一成为同窗。我未曾经历初中，学业步履维艰。课后，我们还须用稚嫩的肩膀从附近的河床中挑运砂石，卖给公路部门，以换取生计所需。1971年春，我们以类似方式转学进入涟源四中读高二。1972年元月，我高中毕业，年仅十四岁，身高不足一米五，瘦小的身躯仿佛还撑不起那单薄的衣衫。

高中毕业的微光旋即被现实的乌云吞噬。当时尽管有政策规定未满十六岁可以留在城镇，但我仍被作为知青先后下放到双江乡永兴大队药场和新屋生产队。那是个偏僻贫穷的小山村。我年纪小，力气不足，一天劳作仅能挣三个工分（壮劳力可得十分），日收入不足五分钱。挑牛粪、犁田、插秧、收割，什么都得干，有时还要去陋如蚁穴的小煤窑中挖掘负重爬行，那都是繁重的农活，令我筋疲力尽。生存的重压如冰冷的岩石，远超我瘦小身躯的承受极限，命运却以如此不容分说的方式，将残酷的现实砸在我稚嫩的肩头。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家人的关爱和支持是我坚定前行的力量之源。

尤其是我母亲，她是在旧社会读过中学的知识女性，“文革”中被当作“牛鬼蛇神”，经常被红卫兵批斗。即便身处窘境，她还总是教导我们兄弟：人要有长远目光，吃苦事小，无知事大，你们书读得少，切不可自暴自弃，荒废了学业，一定要坚持学习。她还常提醒我们应读点古籍，看看《增广贤文》，领悟“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的道理。

还有我那拄拐缠足的祖母，她识字不多，但非常明事理，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们。在读高中的两年里，每周六我们回家取食物用品，周一清早又要赶回二十多里外的学校，她总在凌晨三点起床为我们做早饭，然后送我们离开家门，直到看不见我们的背影才回去。她敬惜字纸，常告诫我们要敬畏造字的圣人，并在家里备有专装字纸的篾篓，等到合适的日子，就带我们去溪边跪着将字纸烧化让流水冲走，嘴里还念念有词，此场景至今如昨。

1976年，十年浩劫的阴霾终于散去，我也在风霜中步入成年。为了挣脱大山的束缚，我辗转至涟源钢铁厂，后又漂泊到娄底平瓦厂，成为一名挥汗如雨、肩挑黄土的民工，以苦力获取生存所需。也正是在钢铁厂的喧嚣里，我第一次仰望高耸入云的炼钢炉，第一次目睹轧钢车间通红的钢铁游龙在巨大机器中奔涌咆哮。那轰鸣的钢铁巨兽，如同沉重时代罅隙中透出的微光，瞬间刺穿了我被封闭山村长久禁锢的视野——一个关于外部世界的、朦胧却无比灼热的渴望，在疲惫的躯体深处悄然萌发。

回望横石口延伸出的崎岖来路，那些浸透酸楚的岁月烙印从未褪色。它们并非史书里冰冷的铅字，而是我血肉中无法剥离的印记，是深夜里依然能搅动心湖波澜的沉重磐石。那是一个少年在时代狂澜中挣扎求生的真实刻度，是灵魂深处被苦难淬炼出的、带着苦涩微光的独特珍宝。这珍宝无声诉说着：纵使被风霜反复雕琢，生命也能在石缝中倔强地寻找光的方向。

走出横石口：圆梦在科学的春天

人到成年，对自己的未来总是有憧憬和期盼的，这是人之常情。我亦如此，想走出横石口，想圆我的大学梦。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他力主在教育和科技领域拨乱反正，并提出打破“唯成分论”，废除推荐入学。同年10月，《人民日报》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年底开考。这个历史性的转折，就是1978年3月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所说《科学的春天》。对此，我欣喜若狂。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命运再次开了我一个不小的玩笑。

我清楚地记得，母亲获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立马翻山越岭徒步40余里直奔我务工的娄底平瓦厂，催我赶紧辞工复习报考。尽管我深知原本就不厚实的学业荒废已久，对高考信心不足，但还是遵从母愿，满怀希望前去报名。岂料填表后，竟仍因所谓“社会关系问题”未获准考证！

为获得1978年的准考资格，我随父亲找到公社革委会主任，请求允准。所幸领导开明，出具了获准信函，我顿感希望重燃。可接下来却又生事端，我想参加备考复习班，生产队却提出，复习可以，但要每天向生产队交一块钱！这无异于天方夜谭——当时我在队里干一天农活，收入仅一毛多。这意味着要用至少七天的血汗，才能换来一天的复习时间！后经大队革委会调解，才免予实施。在如此心境下仓促备考，我当年没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1979年，我再次参加高考，以高分被厦门大学录取，在历史系攻读考古学专业，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实现了走出横石口的夙愿。

报考厦大考古专业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厦大教授陈景润攻克世界三大数学难题之一的“哥德巴赫猜想”1+2，摘下数学皇冠明珠轰动中外，使我对厦大心生向往；二是母亲希望我将来从事考古之类的专业性研究工作。

厦大以其开放包容的气度滋养了我。“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深深契合我的经历与信念。入学时，历史系的教学设施甚好，师资雄厚，著名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林惠祥教授曾在校内建立了我国第一座人类学博物馆，韩国磐、傅衣凌等教授在史学界享有盛誉。

我所学课程涉猎广泛：除《英语》《古汉语》《哲学》等公共课外，《考古学通论》《考古技术》《古文字学》《中国古代史》《世界古代史》是专业基石。系里还发挥传统优势，开设了《人类学》《中国民族学》《百越民族史》《泉州港考古》等特色课程，为我日后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给我们传道授业的老师主要有陈国强、蒋炳钊、庄为玑、李家添、吴绵吉、庄锦清、辛土成、苏垂昌、叶文程、钟礼强、唐杏煌、吕荣芳、施涌云、黄松英和孙寒青等先生。他们用诲人不倦的智慧火花点亮了我的前路，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深厚的学养，我至今感念于心。师恩如山，唯以勤勉工作方能报答万一。

从横石口的困顿迷茫，到沐浴在“科学的春天”里踏入厦大校园，这段冲破时代阴霾、以知识改变命运的历程，是我人生最珍贵的转折点。它印证了个人奋斗与时代浪潮交织的力量，也让我永远铭记那个春天带来的希望与生机。

扎根田野：锤炼解剖历史的“手术刀”

1983年7月，我毕业分配至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工作（1986年6月，考古部独立为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我随之调入），由此开启了数十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征程。

大学课程及此前的工地实习让我形成两点清晰认知：其一，考古工作如地质勘探般艰辛，需吃苦耐劳；其二，考古学虽属历史科学，却与依赖文献的治史方法不同，它是一门重实证的学问。研究者不仅要熟悉文献史料，更需掌握从田野中科学获取物证的技术。当然，无论是重文献还是重实证，只是方法、技术之别，实则殊途同归，皆旨在探寻历史真相。若作比喻，这些方法与技术便是解剖历史的“手术刀”，是开启科学之门的钥匙。因此，自入行首日起，我便立志扎根田野，决心下十足的功夫去锤炼这把“手术刀”。

▲1994年主持城头山遗址二区发掘照（右一，贺刚；左一，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左二，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教授）

锤炼和怎样拿捏好这把“手术刀”，是一个长期修炼与积累的过程。从业近四十年，我着重做了三方面的功课。

首先是深耕考古发掘技术与方法。

初入职场时，考古部几位老技工原是旧社会的“土夫子”。他们有一手绝活，能凭短把锄头挖取的土块精准辨识古墓葬，其用竹签清理出土器物的技艺甚为精湛，使剥离出的文物毫发无损。这些技术对勘探和发掘至关重要。通过与他们的共同工作，我学到了很多实用技能。这些老师傅们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不善言辞，但他们的经验和技艺令我由衷敬佩。

当然，源于西方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对象涵盖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远非古墓葬勘探发掘所能概括。其核心方法论——考古地层学与器物类型学，与中国传统金石学有很大不同，要娴熟运用并不容易。在发掘过程中，剥离自下而上叠压的文化层和相关遗迹，犹如翻阅一页页史书，操作起来极为复杂，需要对同一平面上不同土质、土色、结构、包含物进行准确辨识，并判断它们之间的关系，任何疏忽都会铸成不可逆转的大错。

幸运的是，大学期间教授我们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程和实习指导的吴绵吉老师，曾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多年，经验丰富。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打下了扎实的实践基础。1983年在华容车轱山遗址的发掘中，这些技能得到了实践检验，并获得了时任省博物馆副馆长、工地领队何介钧先生的肯定。但客观地说，作为新手，在大规模遗址发掘中掌控全局还有不足。

1986年9月至11月，我参加了由国家文物局在山东济宁市举办的第三期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全国33名学员齐聚济宁市郊潘庙遗址，在叶学明、郑笑梅等资深考古学家的指导下进行发掘，由张忠培、严文明、吴汝祚、俞伟超等权威专家考核。那是一段“魔鬼训练”般的经历——从测绘布方、地层剖析、遗迹清理、记录绘图，到室内整理、报告编写，每个环节都要求精准无误，否则不予通过，需待来年“回炉”。这种严格的训练和考核，让我获益匪浅，最终顺利结业。

▲贺刚（右五）2005年与高庙遗址考古发掘人员合影

通过对考古发掘技术与方法的持续学习、实践与总结，我在主持的各项发掘中逐渐积累了经验。我主持的洪江高庙遗址发掘项目，曾荣获2001—2005年度湖南省文物局田野考古一等奖。2005年高庙遗址发掘及1994年我参与发掘（负责主持第二区）的澧县城头山遗址，都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或许是对“功夫不负有心人”的最好证明。

▲主持发掘的高庙遗址获评“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我下的第二方面功夫是潜心读书，夯实根基。

考古学虽然侧重以实物证据研究古代文化，但它终究是历史科学。我认为，要研究古代历史与文化，必须首先了解文字记载的历史，研读前人著述和今人成果。从读大学起，我每月固定拿出五元钱买书，工作后投入更多。经史子集、典章制度、民族地理、礼俗佚闻、神话宗教、工艺美术、天文历法等各类书籍，都有所置备，闲暇时随手翻阅，日久成习。

在我看来，考古实物证据的价值不只是揭示“有什么”“是什么”。若仅停留在描述器物的名称、材质、工艺、尺寸、年代和归属，未免过于浅显，必须深入阐释器物或遗存背后的成因，追问“为什么”，力求透物见人。而要达此目标，仅靠地层学和类型学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广泛的知识储备。人类历史文化包罗万象，涵盖对自然与社会的认知、精神信仰、风俗习惯、生产模式及创造发明等各个方面。因此，我的论著多贯穿此思路。如《中国史前艺术神器的初步考察》《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战国黔中三论》等，皆力求基于物证而不囿于物证，重在阐释物体背后的人类行为，将平时积累的多学科知识融入研究。

▲2023年接受湖南卫视国际频道《世界看湖南》节目采访

说到读书，我特别要感谢已故的何介钧先生（原省考古研究所所长）。1991年，他主编《二十五史计谋大辞典》，全书设94个计谋项目，词条需从史籍中提炼。他委派我负责撰写所有先秦词条，要求利用业余时间两年内完成。这迫使我系统精读《史记》和《左传》等先秦典籍，彼此参照。此过程极大提升了我的古籍阅读能力，也激发了对古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为日后研读三礼、诸子、《周易》《楚辞》等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下的第三方面功夫是借鉴其他学科，践行跨学科综合研究。

考古研究属历史科学，其传统研究方法属于社会科学范式。但要全面地研究人类历史文化，仅局限于传统理念远远不够，特别是涉及自然科学的信息时，难免存在知识盲点，不能展现全貌。现代科学的发展使我深感，考古学家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必须走出本学科的“自留地”，“取他山之石”，方可“守正创新”。此路早有先行者。

秉持此思路，我在《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一书中，不仅运用了考古学的实证材料，而且结合历史学、人类学、神话学、民族学、以及天文、历法、宗教、艺术等多学科知识综合研究，从而更全面地还原出那些地下遗存所反映的历史原貌。

▲专著《 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

在洪江高庙遗址出土遗存的整理研究中，为尽可能揭示这批珍贵遗存所蕴含的全部信息，我邀请或委托了自然科学多个研究领域的专家参与合作，取得了重要成果：

白陶研究：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李伟东研究员等合作，系统解决了高庙及湖南其他重要史前遗址出土白陶的成分、原料来源、烧成温度等问题；对比分析了高铝与高镁白陶的原料差异，以及土遗址与贝丘遗址白陶钙、磷元素含量差异的原因；检测分析了白陶与普通陶器原料成分差异及器表彩绘颜料成分。

人骨研究：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洪晓纯教授、日本札幌医科大学松村博文教授、越南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阮麟强研究员合作，对高庙遗址出土的三具保存较好的人骨进行性别、年龄、年代鉴定和身高测量，修复复原其中一具头骨，并结合广西、越南史前人头骨标本进行体质人类学综合研究。认定其与东亚蒙古人种差异明显，总体具澳美人种特征，对研究华南与东南亚、南太平洋岛屿史前人群关系意义重大。

残留物分析： 委托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杨晓燕研究员，对高庙下层出土的一件石磨盘、一件石磨棒进行残留物淀粉粒分析。鉴定出残留淀粉粒包括稻属、薏苡属、小麦族、坚果类（栗、锥、柯、栎属）、莲藕、贝母等块根块茎类植物，证实其为当时居民植物性食物的组成部分，石磨盘磨棒即为加工工具。

石器岩性鉴定：委托核工业部二三〇研究所曾天柱、范鹏飞先生，对高庙遗址石器样品切片和镜下观察鉴定。确定岩性包括含火山碎屑硅质岩、石英斜长角闪岩、多种石英砂岩、含长石岩屑或钙铁质长石石英杂砂岩、黑云母花岗岩及硅质岩等，其石料均见于遗址南侧沅水河床。

动物遗存研究：委托袁家荣研究员等五位学者，整理研究出土动物遗存。鉴定出哺乳动物6目41属，龟鳖类3科6属，鸟禽类8属9种，鱼类6科8属7种，软体动物5属10种。深入分析了动物群反映的自然环境、人类取食方式及骨骼遗痕等问题。

植物遗存研究：委托顾海滨研究员，对高庙遗址下、上部文化层土壤浮选植物遗存、陶器稻谷印痕及土壤水稻硅质体进行分析研究。鉴定出水稻、猕猴桃（野生）、葡萄（野生）、马齿苋、粟米草等十余种植物种子，认定水稻与现代栽培稻相似，是当时重要的植物性辅食。

年代测定：委托北京大学考古系年代测定实验室，对遗址出土木炭、贝壳样品进行碳十四测年。

▲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庙遗址留影

正是通过“取他山之石”，汇聚多学科专家智慧，极大丰富了高庙遗址出土遗存的信息维度，使我们对当时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食物结构、人种来源等有了更全面的认知。作为跨学科综合研究成果的《洪江高庙》考古发掘报告，荣获了2022年度中国文物学会与中国文物报社联合评选的“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优秀图书奖。

另辟蹊径：我的中华文明探源之路

1983年我大学毕业入职，正赶上楚文化研究的热潮。此后6年左右的时间，我的研究重心随之落在战国、秦汉时期的湖南历史文化。先后发掘了古丈县白鹤湾、临澧县姑儿山、大庸市土门岗等多处东周墓群，以及永州鹞子岭一号汉墓；系统研读了已出版的相关发掘资料；查阅《左传》《战国策》《吕氏春秋》和《史记》《汉书》等涉及湖南历史的有关记述，梳理出大致的历史脉络。

据史籍记载，自商代以来到楚成王（公元前671～前626年）时期，湖南绝大部分区域为越民族居地；此后到楚威王在位（公元前339～前329年），楚国先后四次出兵南进，逐步吞并了湖南全境，并设置了洞庭、苍梧、黔中三郡。从楚顷襄王27到23年（公元前280～前276 年），秦楚间围绕黔中郡进行激烈兵争。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年），湖南全境沦为秦地。

据地下出土遗存结合文献记载，我在这些年先后撰写了《论越文化的特质及其与楚文化的相互浸染和融合》《楚黔中地及其晚期墓葬的初步考察》《论湖南秦墓、秦代墓与秦文化因素》等系列文章，以实物遗存展现湖南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文化更迭与融合的真实状况。而下功夫最深者，是一篇冰释史学疑题的文章——《战国黔中三论》。因为自晋代至今，史家多认为楚国初设的黔中郡在故楚商于之地，其中心在四川彭水一带，断言它在白起拔郢以后已随之纳入秦地。写此文章我费时近两年，用史实互证的方法纠偏释疑，论定楚黔中郡地并不在商于，而是与汉武陵郡重合；其中心也不在彭水，而在雪峰山西侧的沅水中游区域；白起拔郢以后，黔中郡仍为楚国疆土。令人欣慰的是，这些结论在10年后被出土的地下遗存确证为定论。

2002年，里耶古城一号井出土简牍37000余枚，简文内容涉及军备、法律、簿籍、职官、民事、税赋、邮传、地名诸方面，为秦王朝洞庭郡下迁陵县的官署政务档案。纪年时间从秦王政25年（公元前222年）到秦二世2年（公元前208年）。所录地名有洞庭、苍梧、迁陵、沅陵、临沅、江陵、鄢等数十处，唯独不见黔中。可知秦国自白起拔郢（公元前278年）后，虽然在接下来的2年里与楚国为再度争夺黔中几经激战，但并未得逞，直到秦王政24年，黔中郡仍为楚地。秦国从秦王政25年（称帝前1年）始才占有楚黔中旧地，且在此后也未设黔中郡，这就为我早年的论断做了完美的注脚。

当然，这些年我从事战国秦汉考古的同时，也时刻关注着学术动态和前沿课题的研究进展。感知到学术界已日益聚焦于区域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和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并将其作为未来工作的重点。故在1988年前后，我决定与时俱进，将原有研究方向调整为史前考古，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新的课题中来。

湖南的史前考古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环洞庭湖西北岸的澧阳平原是工作重心，经十余年努力，已初步建立了以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为主线的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为该区域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这里的自然地理环境得天独厚，是远古人类理想的栖息地，若选择在此工作，往往更容易出成果，更容易获得突破，对深入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具有先发优势。所以，当时我省从事史前考古尤其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学者莫不扎堆于此，相与争锋。

我调整研究方向后，决定另辟蹊径，自起炉灶，毅然选择去并不被人看好的沅水中上游区域拓荒。

此区域（包括怀化市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处湘西，偏僻闭塞，山高水急，适合远古人类居住的盆地和台地甚少，自来被视为“蛮荒之地”。20世纪70年代以前，这里的史前考古仍是一片空白。1973年，省博物馆曾派员对辰溪、泸溪、沅陵三县的沅水河段两岸，以及保靖、永顺、古丈三县境内的酉水两岸（五强溪水库淹没区）实地考古调查，发现的史前遗址屈指可数，且保存状况极差。1981年，湖南省博物馆发掘了其中的泸溪浦市遗址，揭露面积达350平方米，所获碎陶片总共不过10余公斤，余为少量石器，以致无法发表简报，其结果可谓糟糕透顶。那里的现实太令人难以接受，若在此工作，确有可能面临一无所获的窘境。所以，此后再没人愿去湘西做此徒劳无功之事。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那是一块“处女地”，其真实样貌或许尚待发现，仍怀着“功成不必在我”的信义勇敢前行。之所以如此坚定，主要基于以下考量：

澧阳平原虽有自然环境和原有工作基础优势，但它毕竟只是三湘四水中的一个区块。要全面构建湖南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须有大视野，其他区域的空白需要填补，需要有人去探索。

1985到1987年的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曾在新晃县大桥溪地点的网纹红土中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在接下来不到两个月时间，又相继在潕水两岸阶地发现旧石器地点20多处，表明旧石器时代人类在湘西活动频繁。普查结束时，湘西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69处，说明在此繁衍生息的史前人类是延续发展的，并无历史断层。

还有一个既有事实是：1984年我在怀化发掘了高坎垅遗址，共清理48座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出土遗存的时间跨度达700余年，与洞庭湖区和江汉平原的屈家岭文化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表明湘西与外部世界的关联远超我们的想象。

正是基于上述考量，我觉得湘西远古时代的文化并非无迹可寻，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要好。于是，我决意一探究竟。

1988年，我从湘西69处史前遗址中选择靖州县斗篷坡遗址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为当年的发掘项目，其后两年又相继申报和主持发掘该遗址，共揭露面积3400余平方米，出土各类陶器、石器、玉器达数千件。所出遗存表明：这是一处完整的远古聚落，包括房址、陶窑、灰坑、灰沟、窖穴等诸多遗迹和墓葬，所处年代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到商代。据遗存的基本特征，我命名其为“斗篷坡文化”。

斗篷坡遗址首次发掘出丰富遗存，大大提振了我对湘西史前考古的信心，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但同时又让我陷入无尽的沉思：

泸溪浦市遗址虽保存状况甚差，但从其少量碎陶片的基本特征仍可窥见它可以进入大溪文化这个圈；高坎垅遗址所出屈家岭文化遗存与洞庭湖区和江汉平原的同期遗存属同一文化系统；斗篷坡遗址出土遗存虽丰富，但其分布点靠南，且其文化面貌与前二者都不搭界，遗存所处年代也相对较晚，它与新晃旧石器之间的时差就更不用说。显然，这些遗存之间的关联仿若断节的链条，散落无序……。

再环顾与湘西毗邻的黔东，几乎没什么发现。因此无法找到构建本区域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关键节点，更遑论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了。这一情形确令人茫然无措。

面对如此窘境，我当时唯一的想法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始终相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一古训的哲理不虚。于是，我决定在1989、1990两个年度的上半年，对本区域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的部分遗址作更深入细致的复查，所涉范围包括怀化市通道、靖州、会同、黔阳、怀化、芷江、麻阳、辰溪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泸溪县、吉首市，以及邵阳市城步、新宁、武岗、隆回、邵阳等县市。

那时湘西的交通状况仍很落后，公路多是砂石铺就，到处坑坑洼洼，且山路弯弯，坐车颠簸摇晃尤烈，每次都颠得我天旋地转、恶心呕吐不止。尤其是翻越雪峰山和矮寨这种崎岖险道，心里总是发毛，每每胆战心惊。这两次长时间、大范围的田野调查，乡下全靠两条腿走路，吃住在沿途村民家，路途艰辛自不待言。其实，再怎么累和苦都无关紧要，只是当你调查了十天、半月，却没发现个像样的点，那才真是闹心的事，但这样的事却总是发生。人在期盼中失望的感受是挺揪心的，我的拓荒之路注定荆棘丛生，步履维艰。

1990年6月12日是个令我难忘的好日子。向开旺先生陪同我一大早从靖州县乘车直奔黔阳县（今洪江市）岔头乡一个叫高庙的遗址点。它位于安江盆地西北缘，北依山丘，南临沅水，西有一小溪入沅，地理环境很适于人类栖居，这是我决意再次来此详查的主因。说来也巧，我们在遗址西北部一杨姓村民的屋后发现了一高约1.5米的土坎，刨去表层浮土后，露出一现成的地层堆积剖面，文化层中含有少量陶片、石片和红烧土。随后在原地往下钻探，下面竟还有近2米厚的文化堆积层，且含大量螺壳，陶器碎片的特征略异于上部地层所出。这突如其来的惊喜，令我们顿感兴奋，因为文化层堆积如此深厚的遗址在湘西殊为难得，且这种贝丘堆积在我省尚属首次发现。基于此次调查，我于1991年将高庙遗址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为主动发掘项目。

▲高庙遗址地貌航拍图

高庙遗址的首次发掘果然为我的拓荒之旅点亮了希望之灯。该遗址文化层堆积的最大厚度近7米，即便在平原亦不多见。尤其是属史前时期的上部地层中的陶器特征与泸溪浦市遗址所出近似，下部地层所见打制石器又与本区域旧石器时代的石器特征类同，这就为我们构建湘西史前文化的发展谱系找到了关键节点。

然而，在看到希望之光的同时，却有二事令我错愕不解、疑云满腹。其一是在下部地层中清理出一个缺身躯肢体的人头骨，不知所因。其二是下层遗存的部分陶器（含白陶）上装饰有类似浮雕的戳印凤鸟和獠牙兽面等神秘诡谲的图像。此类图像过去习见于年代较晚的良渚文化玉器和商周铜器上，但不见于比之年代更早的史前遗存中。鉴此，我不得不倍加谨慎地审视其原委，并考虑在同区域发掘堆积形态类似的遗址与之互为参照。

▲贺刚（右一）2004年在高庙遗址发掘现场

1993年冬，我主持发掘了同属贝丘堆积的辰溪县征溪口和松溪口遗址。此次发掘，厘清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所出遗存的堆积时序（上、下两大部分）与高庙遗址一致，证明高庙遗址的发掘科学无误；二是两部分遗存的特征与高庙遗址所出类同，表明高庙遗址上、下两大部分遗存并非孤立存在，它们是广布于沅水中游甚或更大范围的不同考古学文化，这也被之后的系列发现所证实。尤其在松溪口遗址下部地层清理了由蚌壳摆塑的虎形图案，与之共存的陶器上同样见有戳印凤鸟、獠牙兽和八角星等类浮雕图像。它使我顿悟到那些陶器和蚌塑虎形图案，应是与宗教礼仪相关的陈设而非通常的实用物品，我在1995年所撰《中国史前艺术神器的初步考察》一文中称之为“艺术神器”，并首次将出有此类艺术神器的高庙下层遗存称之为“高庙文化”。

继高庙遗址首次发掘后，2004年和2005年又对其作了二次大面积发掘，更全面地揭示了它所涵盖的诸多信息，坐实1991年在下部地层中出土的人头骨属于人祭遗存，并实现了我构建湘西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的初衷，在中华文明探源课题上获得重大突破。前后三次发掘的全部资料已整理出版。

▲《洪江高庙》考古发掘报告

所获主要成果及其重要意义可概括为：

确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考古学文化——高庙文化（年代上限约距今8000年），并确认其是大溪文化的源头；同时还确认当地的屈家岭文化是从外地传入，为构建湘西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和年代序列奠定了坚实基础。

发现了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白陶制品，证实沅水中游区域是中国史前白陶的原生地。

发现了我国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大型祭坛和与之相应的祭仪图像，对研究中国史前祭坛结构和祭仪范式的起源尤为重要，同时发现了我国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各类祀神陶礼器，对研究中国上古礼制的起源和中华文明的起源意义重大。

证实高庙文化先民初创了以太阳、凤鸟、獠牙兽（飞龙）和高山等为主要祭祀对象的一系列神灵信仰，同时虚构了神灵通过神山和建木天梯上下天庭的叙事神话。由此奠定了其在中华早期精神文明创造中的核心地位，并成为后世不同区域、不同族群精神信仰的源头，委实为研究中华远古人类思想史和宗教史的原典。

▲高庙遗址出土白陶罐戳印凤鸟图像

证实高庙文化先民已具有天圆地方宇宙观，并初创了基于立杆测影、以八角星图像为表征的太阳历，突显了他们在自然科学探索中的伟大成就。

证实高庙文化先民初创了二方连续、带状层叠、对称等分、对半拆分、二元复合等艺术构图法则和数理法则，并娴熟地运用这些构图法则制作以神灵信仰、宇宙认知等为题材的各类艺术图像，掀起了中国史前艺术的第一次浪潮。此巅峰之作对历代中国艺术的发展影响深远。

▲2024年在高庙遗址博物馆作学术报告

此外，高庙遗址大溪文化部落首领墓中出土了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象征权杖的玉牙钺等随葬品，是强权出现和国家起源的重要物证，并对追溯牙璋的起源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简言之，高庙文化先民在精神信仰、礼制和包括白陶在内的礼器陈设、天圆地方宇宙观和太阳历法，以及审美艺术等一系列初创和发明，是他们对社会与自然认知能力的真实体现，是构成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元素。诸多迹象表明，以沅水流域为中心的高庙文化分布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彻底颠覆了以往学术界认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晚于中原或相对滞后的固有认知。

正因高庙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高庙遗址于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我策划建言，近年当地政府修建了高庙遗址博物馆常年陈展，国家文物局公布高庙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这颗璀璨明珠已成为向国内外游人展示中华文明历史渊源的文化名片。

▲高庙遗址博物馆外观照

至今仍难忘，当年毅然转身，另辟蹊径的豪情！我满怀一腔热血，拓荒湘西，一路披荆斩棘，路途虽九转千回，然纵使万般艰辛，终无愧于当初的选择。原来，最崎岖的路，竟可通向最壮丽的风景！

言传身教：不遗余力惠来人

考古工作不同于案头式的历史研究与文学创作，它通常需要团队成员协同操作，尤其离不开当地基层文物干部的深度参与。

我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的重心一直放在湘西地区。湘西的文物干部们大多具备两个突出优点：一是特别能吃苦，二是为人厚道真诚。但他们也普遍存在一些短板——多数属于“半路出家”，专业背景薄弱，年龄跨度大，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几乎从未接触过正规的考古发掘。因此，如何对他们进行系统的业务培训，传授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就成为我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田野考古是一项“看天吃饭”的工作，培训大多利用发掘现场或雨天空隙进行。内容不仅包括考古学的基本概念和常识，更强调实际操作技能的传授。例如，怎样布设探方、如何用手铲清理遗物与刮平地面、如何提取标本和包装标记出土物，以及绘制平剖面图、做好每日发掘记录等。这一整套流程，需要在不同探方主持人之间反复示范、互动和纠偏。发掘结束后的室内整理阶段也同样重要——陶片清洗、拼对、修复、纹饰拓印、器物分类与统计等技术工作，都需逐一指导，让每一位参与者在实践中不断提升思辨与处理问题的能力。

我与这些同事私交甚好，但在工作中要求十分严格。记得1989年发掘斗篷坡遗址时，有一处结构复杂的房址地面，我坚决不准使用锄头，只允许用手铲细细刮剥。该探方主持人与三位民工一起，整整花了十天，才下掘不足七厘米，手心磨出血泡也坚持完成。再如1991年在高庙遗址，某探方中清理出一单个人头骨，我察觉有异，怀疑操作者存在失误，坚持要求他将清理出的所有土壤全部过筛。我的质疑让那位五尺男儿倍感委屈，当晚哭了近两小时。而2005年的后续发掘证明，当年的操作没有问题，那个人头骨属于枭首祭祀遗存。我曾专此向那位同事致歉。

令我欣慰的是，通过长期在湘西的系统培训，实实在在培养出一批基本功扎实的专业技术人才。原本考古力量薄弱的大湘西地区，竟然异军突起，成为我省田野考古的一支生力军。后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其他地市开展重要遗址发掘时，常常首先抽调湘西的这批骨干。他们也不负众望，以严谨的态度和熟练的技术赢得同行赞誉。

除了在田野一线培养专业人才，自2004年起，我受聘为湖南大学兼职教授，担任文博专业的研究生导师，主讲《考古学研究》。我的教学风格不拘一格：重点讲授研究方法，以理论知识为引，注重培养学生发现、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正如交给他们“一把开门的钥匙”。这门课不仅吸引本专业学生必修，也常有其他院系同学前来旁听，课堂反响热烈。如今，当年所教的学生大多已成为文博行业的中坚力量，继续在学术与实践领域发光发热。

▲2024年接受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与发现》栏目采访

从业四十年来，我深切体会到，考古不仅是对历史的追寻，更是一段培育人才、传递薪火的旅程。无论是在田野中亲手示范，还是在讲台上启发思考，最终凝聚为一种精神的延续与知识的传承。唯有不遗余力地惠人以知、授人以能，才能推动文博事业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愿这份扎根田野、面向未来的坚守，继续滋养更多求索探源的后来人。

名家故事

“唯有不遗余力地惠人以知、授人以能，才能推动文博事业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主要学术成就附录

著作

《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岳麓书社,第一版2013;第二版2016

《二十五史计谋大全》（合著）,岳麓书社,第一版1994;第二版2003

《湖南历史图典》全三册（合著）,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

《洪江高庙》全四册（合著）,科学出版社,2022

课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洪江市高庙新石器时代遗址》,2006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辰溪松溪口遗址考古研究》,2004

论文

《论湖南秦墓、秦代墓与秦文化因素》，《湖南考古辑刊》5,岳麓书社,1989

《论越文化的特质及其与楚文化的相互浸染和融合》，《百越民族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

《先秦百越地区出土铜剑初论》,考古,1991.03

《笒床正义》，《江汉考古》,1991.04

《战国黔中三论》，《湖南考古辑刊》6,岳麓书社,1994

《湖南永州鹞子岭一号汉墓的墓主及相关问题》，《湖南省博物馆四十周年纪念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

《中国史前艺术神器的初步考察》，《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6

《南岭南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

《论中国古代的饕餮与人牲》，《东南文化》,2002.07

《高庙遗址的发掘与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2005

《高庙文化及其对外传播与影响》，《南方文物》2007.02

《湖南高庙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白陶》，《东南考古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湖南洪江高庙新石器时代遗址》，《新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1

《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龙凤通灵观念的历史渊源》,《纪念马王堆汉墓发掘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岳麓书社,2016

《华南史前屈肢葬及其相关问题》,《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