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船山学刊》与“船山学”：

一段船山学术因缘的回顾

林安梧

林安梧，1957年生，台湾台中人，台湾大学第一位哲学博士。先后担任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暨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教授、慈济大学宗教与人文研究所所长、元亨书院院长、慈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杰出海外访问学人、东华大学荣誉讲座教授、山东大学易学及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暨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尼山圣源书院副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主要著作有《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存有、意识与实践：熊十力体用哲学之诠释与重建》《中国近现代思想观念史论》《当代新儒家哲学史论》《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两岸哲学对话﹕廿一世纪的中国哲学》《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等共30余部，另发表专业学术论文200余篇。

一、学术渊源：鹅湖因缘与船山思想的启蒙

20世纪80年代，我因担任《鹅湖》月刊执行编辑，与曾昭旭先生结下深厚学谊。彼时曾先生正撰写其博士论文《王船山的生平与学术》（后来出版时改名为《王船山哲学》），他深耕船山哲学，尤重“两端而一致”的辩证思维与人性论。他慷慨分享了一批从武汉大学、湖南省社科院影印的《船山学刊》所刊论文给我，这些资料成为我进入船山世界的关键钥匙。

《船山学刊》作为大陆船山学研究重镇，其文章特色鲜明：从历史社会总体、经济政治结构与物质实存性角度诠释船山。例如，期刊中常见将船山的“气论”解读为唯物论倾向，强调“坤”的具体性（如社会生产关系、阶级矛盾），而非港台新儒家偏重的“乾”之理想性（心性主体与道德形上学）。这种视角差异，恰与唐君毅、牟宗三一系“内在理路”形成张力——唐、牟以心性学为轴，将船山纳入“道德的形上学”体系；而《船山学刊》则将船山置于明清启蒙思潮中，视其为“实学”先驱。

二、诠释创新：融合“乾坤并建”的辩证之路

研读这些文献时，我深刻意识到：船山学的活力正在于“乾坤并建”的辩证统一。其“气论”非仅物质性概念，而且是统摄“精神—物质”“形上—形下”的创造性本体。例如船山言“理在气中”“道在器中”，既批判佛老虚空之弊，亦拒斥程朱“理气二分”的割裂，主张“理气合一”为历史实践的动能。这一洞见促成我的硕士论文《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的框架：一是人性与历史的辩证。借镜《船山学刊》对“历史社会总体”的实存分析，我提出“人性史哲学”——人性非静态本质，而是在历史实践中透过“主体自觉”与“社会客观结构”互动而生成的观点。二是超越唯心/唯物二分。港台学界重“乾”（主体能动性），大陆学界重“坤”（物质基础）；我则以船山“两端而一致”思维统合二者，如“理欲合一”论中，人欲非待灭之恶，而是天理实现的场域。

此一取径，实受《船山学刊》中张岱年、萧萐父、王兴国等学者启发——他们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研究，深刻揭示了船山对“具体世界”的肯定，与我从唐君毅先生的著作，以及曾昭旭先生处所学的“心性辩证”相激荡，终成新解。

三、学术对话：《船山学刊》作为两岸思想的桥梁

20世纪90年代后，我多次参与湖南船山学方面的学术会议，并开始在《船山学刊》发表论文。这一平台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地域性刊物（湖南为船山故里），却因开放的“唯物辩证”传统，意外成为两岸学术诠释碰撞的空间。回想起来，我在《船山学刊》发表了不少论文，这些论文的核心内容与我早期代表作《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1987）有着密切的学术发展关系。

2003年8月我在《船山学刊》当年第4期发表了《对于船山哲学几个问题之深层反思：从劳思光对船山哲学的误解说起》。这篇文章旨在批判劳思光将船山哲学简化为“实在论”的误读，强调船山思想的辩证性（如“理气合一、理势合一”）。 我以为船山哲学实为“人性史哲学”，其系统性隐含于经典诠释中，需通过“哲学诠释学”方法揭示。文章驳斥了劳思光“船山史论仅为文人习气”的观点，指出《读通鉴论》等著作实为“人性史哲学”的实践，如说秦始皇“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等论断，是极有见地的。在方法论上，文章反思“格义”的局限，主张以“两端而一致”的辩证思维来重构船山学，强调以“历史社会总体”视角重构船山，反对抽象化解读。

2017年10月，我又在《船山学刊》当年第5期发表了《“存有三态论”下的“本体诠释学”》。这篇文章主要阐明了以王船山“因而通之，调适而上遂于道”为基点，构建“存有三态论”（存有的根源—开显—执定）及五层诠释学（道—意—象—构—言）的过程。其理论上的突破在于，文中我将船山“理气动态统一”转化为存有论框架，而对业师牟宗三先生的“两层存有论”导致的二元分离，提出了评议。我指出的“经典—人—道”的诠释循环，呼应了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中“道、人、历史”的辩证结构。我一再宣称，船山“理在气中”的哲学是“存有开显”的理论基石。我将船山的“人性史哲学”与我所构作的“存有三态论”清楚地关联成不可分的整体。

时隔两年之后，我又在《船山学刊》2019年第5期发表了《关于“船山学”及其对“新儒学”之后的反思：船山学答客问之一》。该文旨在反思当代新儒学过度“主体化”的局限，主张以船山的“历史性”开启儒学新路径。理论上的突破在于，文中指出牟先生的“良知的自我坎陷”学说忽视了社会实存维度，而船山“理势合一”可从历史实践角度弥合此缺口。文章提出“后新儒学”方向：从“心性修养”转向“历史社会批判”，深化《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对“儒学的历史主义”的“构想”。此文对船山学有着清楚的定位，认定船山作为明清“启蒙转轴”的代表，经历了从“总体的根源性、客观的法则性，到内在的主体性，乃至纯粹的意向性，一直到存在的历史性”的脉络发展，指出船山哲学已经超越了宋明理学。

2024年8月，我又在《船山学刊》当年第4期发表了《论王船山“人性史哲学”及其对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的启示》（先前，在山东尼山书院的“船山学公开课”上，我曾以此为题讲座，继而改写修订成文）。此文重在将船山“人性史哲学”应用于当代文明危机（如生态破坏、价值虚无）的解决，进而提出“批判的新儒学”。理论上有这样的突破：以“理势合一”论证历史规律需通过现实条件实现，反对西方中心论的“普世价值”，主张“参赞化育”（《易传》生生哲学）为文明冲突提供对话基础，呼应早期对“天人合德”的诠释。在实践方面，阐释船山学作为“扎根生活世界”的儒学，为民主社会提供伦理资源。

大体说来，这些文章与《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的学术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对船山学的诠释历经了“奠基—深化—转化—应用”的过程，后期各阶段核心议题都延续着早期著作而发展：《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1987）阶段，主要提出了“人性史哲学”三论，即“理气合一论（自然史）”“理欲合一论（人性论）”“理势合一论（历史哲学）”，这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历史性”与“辩证统一”的框架。2003年至2017年的论文，主要是批判误读和构建存有论与诠释学，将历史性提升至存有论层次，超越心性论。2019年至2024年的论文，主要是反思新儒学、从理论重构转向实践与文明对话，回应文明危机。这其中的关键延续与突破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辩证方法一脉相承。早期提出的“两端而一致”辩证思维（如理欲、理势的统一），被持续应用于对船山“乾坤并建”的诠释，并扩展至文明冲突议题。二是从“历史性”到“存有论”的深化。《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聚焦“道—人—历史”的诠释循环，而“存有三态论”将“道”转化为“存有的根源”，使船山思想获得本体论支撑。三是批判性儒学的实践转向。早期呼吁“扬弃帝制儒学，开启批判性儒学”，这一主张在后期发展为对民主社会、生态伦理的介入，使船山学成为“生活世界的实践哲学”。

我由衷认为当代儒学应从“境界型态的心性修养”转向“真实世界的社会实践”，而船山的“理势合一”论正是关键——历史规律（理）需通过现实条件（势）实现，此即“批判的新儒学”之根基。2024年发表的《论王船山“人性史哲学”及其对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的启示》这篇文章获评“哲学社会科学预印本平台高影响力论文（2024年度）”，反映了《船山学刊》对创新观点的包容性。更意味深长的是，《船山学刊》也入选2024年度“哲学社会科学预印本平台高影响力期刊50强”，彰显了其从地方性研究迈向国际学术对话的发展轨迹。这恰与我主张的“儒学应扎根生活世界，并与民主社会接轨”共鸣。

四、结语：从“回到船山”到儒学的现代开新

回望此段因缘，《船山学刊》对我而言不仅是文献来源，更是诠释方法论的启蒙者，它迫使新儒家传统正视“历史与物质性”的维度，避免心性论坠入抽象化。而我所尝试的“人性史哲学”标明，船山之“气”终究是价值与存在的统一体，既非黑格尔式精神辩证，亦非机械唯物论。

今日重提此事，意在强调：儒学的创造性转化，需在“内在理路”与“外缘阐析”，“乾德理想”与“坤德实践”的两端张力中持续对话。而《船山学刊》作为见证船山学百年嬗变的载体，恰是此一辩证历程的缩影。“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船山此语，既是学术使命的召唤，亦预示儒学唯有在历史泥壤中生根，方能开出新局。

抚今追昔，想着以前听唐君毅、牟宗三两位先生的课程，回忆着与曾昭旭先生请教的日子，阅读着萧萐父先生、王兴国先生等前辈的船山学文章，满怀着感恩之情。学术就是如此，一步一步，踏实地往前迈进；一代一代，永续奋斗、生生不息。愿以此与诸位同道共勉，为中华民族学术及人类文明尽其力也。祈愿《船山学刊》，秉船山之学，承孔孟之志，育养一代代的学者，愈发昌盛、明达也，接地气、通天道，入乎本心，通达于八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