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湘楚大地，文脉悠长，一代代社科名家扎根学术、矢志求索，以思想之光廓清迷雾，以笃行之姿开辟新境，为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注入了沛然生机与深沉力量。湖南省社科联“名家故事”专栏自推出以来，持续记录这些学术生命的足迹与光华，前四辑反响热烈，今第五辑如约而至。愿这些浸润情怀与风骨的故事，激励后学勇担使命、接续奋进，共同推动社科事业蓬勃向前。

王继平

坚守初心 矢志学术

【名家简介】

王继平，1957年生，湖南双峰人，中共党员，中共党史博士生导师。现为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韶峰学者学科带头人、湖南省湘学研究重点社科基地首席专家、湘潭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会区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曾任湘潭大学副校长，湖南省第八届社科联副主席（兼）、湖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获评湖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首届湖南省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等。出版著作二十多种，发表论文一百多篇，其中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四篇、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十五篇。著作入选2022年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一等奖、湖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2项）、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二等奖。

我进入史学领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纯属偶然，并非有所谓家学传承，亦非自幼爱好。我祖籍湖南双峰县，出生地湘东钨矿（位于湘赣边界的茶陵县），是先后隶属于冶金部中南钨矿局、湖南省冶金厅的一家国营中型矿山。父亲是矿工，母亲是家属工，我们是所谓“厂矿子弟”，也就是“矿二代”。1975年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落户，三年后高考恢复，考入湘潭大学，最初录取在政治系政治专业，一年后政治专业撤销，政治专业两个班分别改为历史学、经济学两个专业，我选择历史学专业。1981年12月毕业留任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助教，除1984—1987年在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林增平先生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外，均在湘潭大学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至今40多年了。

一、从知青到学者

我于1975年1月高中毕业于湘东钨矿职工子弟学校。当时是春季招生，学制九年（小学五年、初中高中各两年），因为特殊历史时期，学校停课一年，期间又由秋季招生改为春季招生，所以我的学生时代实际十年半，高中毕业我17周岁。当时中学毕业的唯一去处是下乡插队落户，所以当年3月，我们子弟学校三个高中毕业班120多名同学来到距矿区50多里的茶陵县秩堂公社，插队落户。我和另外三个同学分配在晓塘大队第三生产队，开始了三年的知青生活。

在知青期间，我保持了中学阶段养成的阅读和写作的习惯。我的阅读兴趣主要在文史领域，纯属爱好和习惯，并非预测到未来可以参加高考而学习数理化。当然，那个时候能够供阅读的书籍非常少。能借阅到的只有鲁迅作品单行本、苏联作家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少量的图书。我特别喜欢读鲁迅的杂文，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著作单行本，我几乎都买了，成为床头书。包括比较专业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也照样读得津津有味。好在20世纪7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著作单行本，都有人名、事件等名词注释，能够帮助理解相关背景和知识。历史著作方面，阅读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杨荣国的《简编中国哲学史》，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十批判书》以及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实际上是关于唯物史观的著作）等。每天收工回来，都要在煤油灯下阅读到深夜，下雨不能出工，也以读书为乐。通过这些阅读，不能说建立了系统的知识体系，但也培养了文史兴趣，储备了一定的文史知识。

至于写作，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非常幼稚的举动。因为在中学期间有比较狂热的文学梦，尝试过散文、小说的写作，下乡以后则想以土地革命时期的湘赣革命根据地为背景写一部长篇小说，因此劳作之余，除阅读之外，大部分花在这种“创作”之中去了。凭此爱好，参加过两次湘潭地区文艺创作室和茶陵县文化馆主办的文艺创作学习班。至于收获呢，可以忽略不计，只是锻炼了文笔，使文章写得顺溜了一些。后来我读三毛的书，她说：“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已成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它们也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现在回过头来看，知青时代的阅读与写作，确实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得到消息大约是10月份，距离高考不足两个月。恰恰长期患职业病的父亲病情恶化，我和二哥轮流陪护在医院，几乎没有时间复习，只是在高考前一周回到知青点准备最后的冲刺。不料12月15日，父亲病逝，我于16日在知青同伴的陪同下步行回到钨矿，此时父亲已经封棺。吃完中饭，又匆匆赶回知青点，准备参加17日的高考。1978年1月的一天傍晚，我正在茶陵县城参加县文化馆主办的文艺创作学习班，听到高考放榜了，匆忙赶到县新华书店，大门外墙上张贴着红纸录取榜，我在上面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看榜回去的路上，走在雪后寂寥的街道，仰望星星稀疏的天空，感慨不已。

1978年3月，我来到复校不久的湘潭大学，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湘潭大学虽然复校不久，但师资力量不弱。得益于复校之初，来自全国52所高校的622名教师是其基本的师资队伍。历史系的老师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所、中央民族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而且还经常聘请校外专家短期授课，如给历史系授课的外聘专家就有兰州大学历史系赵俪生先生、中国科学院地理所钮仲勋先生、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陶懋炳先生，都承担一门课，讲授一个学期；短期讲座的有著名中共党史专家胡华先生、近代史专家隗赢涛先生等。

大学期间最大的收获是读了不少书。那时大学不像现在，白天晚上周末都上课，像高中的升级版，学生少有读书和思考的时间。那时我们从周一至周六，每天上午四节课，下午、晚上为自修时间，同学们可以在寝室、教室或图书馆读书或写作。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高兴的事，有大把时间读书。大学四年，我阅读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围绕课程的专业读书。我一般上课前对教材预习一遍，上课记笔记比较详细一点，下课后对照笔记和教材再加深一遍理解，然后不到考试不再看教科书。剩下的时间则阅读大量相关材料，用现在的话叫拓展阅读。比如，上世界古代史课，阅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上世界中世纪史课阅读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丹纳的《艺术哲学》；上中国古代史课，则阅读郭沫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等等。通过这些阅读，不但巩固和加深了对课程学习的理解，也对历史学科的理论和知识体系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大学时期阅读的第二个方面是文学，虽然不再有少年时代的文学梦，但文学阅读的爱好依然如旧。我有意识地广泛阅读中国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著作，以弥补中学时期读书的短板。比如外国文学，我几乎将图书馆能借到的欧美名著都读了一遍，巴尔扎克、莫泊桑、狄更斯、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克·吐温、海明威等代表作品均阅读过。我喜欢一次性阅读完一个作家的作品，比如1978年暑假，把《莎士比亚全集》搬回家阅读，寒假则埋头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至于中国古代文学，则主要选择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代表作，也喜欢阅读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我的大学就是这样在读书中度过。

▲在书房查找资料

1981年12月，大学毕业我留校任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助教。两年半的助教生活，也是在读书中度过。当时助教的工作主要是跟随指导老师听课、负责学生的答疑和批改作业，慢慢讲授一部分课程，直到通讲一门课程。我的指导教师是崇汉玺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他来自武汉大学历史系，研究领域为辛亥革命史。除了助教的日常工作外，崇先生给我布置的任务是读书：通读《资本论》并做读书笔记；阅读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并做资料卡片。那时没有现在的智能设备，所读都是纸质文本，也没有“复制”“粘贴”之类手段，都是阅读纸质书籍时，发现可能于教学科研有益的资料，便手抄成卡片，分门别类保存，以备教学科研时引用。两年多的助教工作，为我的教学科研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资本论》的学习使我树立了正确的历史观，也提供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思想指导，《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阅读，使我熟悉和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史料，这些都为我进入中国近代史领域提供了钥匙。

▲1984级硕士研究生与导师林增平先生合影

1984年9月，我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时任湖南师范大学校长的林增平先生，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那一年湖南师范大学共招收18位硕士研究生，被分管学生思想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戴海喻为“十八棵青松”（借《沙家浜》台词）。中国近代史研究方向同学有：沈其新、郑焱、郑大华、欧阳哲生，加我共五位。因为彼时湘潭大学为培养师资，采取的是委托培养方式，我是委培生，享受湘潭大学在职教师待遇，又脱产学习，毕业后回校工作。

研究生期间最大的收获是迈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门槛。当年研究生培养是以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学术工作者为目标，注重于科研能力的培养。课程非常少，我三年研究生，课程只有六门，即公共课政治理论、英语、日语；专业课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中国近代思想史、辛亥革命史。其余时间主要是阅读、研讨、交流和科研。我在读研究生前已经在高校做了两年多的助教，对于自己的研究方向已经有所思考，所以学习和研究主要围绕已经选定的湖南近代史展开。林增平先生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大家，他和章开沅先生共同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在当时是该领域的巅峰之作，所以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选择的还是辛亥革命领域。那时辛亥革命研究是“显学”，研究已经十分深入，如何另辟蹊径，找到合适的切入点非常关键。当时史学界思想开放，各种交叉、边缘研究活跃，我受社会史和社会心理学的影响，尝试从社会阶层和社会心理的因素来考察辛亥革命的成败。我的问题是，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经过十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为什么不得不让位给袁世凯？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满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发起“二次革命”，为什么短短两个多月就宣告失败，当年追随革命派的社会力量此时为什么苦劝革命派息兵或主张法律解决？我从城市市民的视角，对此加以考察，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特点，决定了辛亥革命这样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必然是采取城市政治变动的形式来实现的，因此，它的成败，必然要受到城市的主体——市民等级心理意识和政治态度的选择和制约。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和资产阶级的历史特点，使城市市民等级在整体上具有了与它主体阶级相一致的利益关系，因而他们能够在革命时期内支持和参与资产阶级政治变更的斗争，并在实质上推动了它的成功。然而，与它的主体阶级一样，市民等级也同样存在着种种的弱点，这些弱点又给予辛亥革命的成败以重大的影响，并最终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学位论文题目是《辛亥革命成败新议——城市市民社会心理的选择与制约》。毕业后，该文衍生为两篇论文分别在《社会科学辑刊》《广州研究》（现改名为《开放时代》）发表，全文最后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主办的《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九辑刊出。

除了学位论文以外，我在研究生期间关注的领域主要是湖南近现代史。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和历史系资料室藏书丰富，也有一些民国时期的旧书旧刊，也有当时少见的国外和港台出版的近代史史料及学术研究著作，如《近代中国资料丛刊》《教务教案档》《海防档》等史料及张玉法、张朋园等台湾近代史学者的研究著述。我对其中有关湖南的史料均有所涉猎和关注，重点史料还予以摘抄。其中，张朋园先生的《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湖南省》、周锡瑞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的视域和方法，对我此后的湖南近现代史研究有较大的启发。除阅读史料外，研究生期间我还尝试进行学术研究，先后在《湘潭大学学报》《求索》《史学月刊》等刊物发表了七八篇论文，多为湖南近现代史领域的研究。

▲与知青房东重逢

1987年7月，我研究生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回到湘潭大学历史系继续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和科研。1992年评聘为副教授，1995年评聘为教授，从一个知青成为研习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

二、从地方史到思想文化史

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湖南地方史和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近几年涉足中共党史领域，也是从文化史的视野切入。刚毕业时，指导老师崇汉玺先生在与我讨论研究方向时提出，在地方高校做历史研究，以研究地方史为好，资料易于搜集，且有特色，而湖南近代史本身具有全国的意义。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到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从平定东南半壁江山的湘军，到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无不打上湖南和湖南人的烙印。研究湖南近现代史就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因此，崇汉玺老师建议我以湖南近现代史为研究方向。在读研究生期间，林增平先生知我在研究曾国藩与湘军，提出建议说应该把湘军当作一个集团来研究，不仅是政治军事集团，而且是一个学术文化集团，这对我启发很大。从此，我的科研工作基本上是以湖南近现代史为中心的，几乎涉及湖南近代史上的所有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但主要还是以湘军集团与湖南乡村社会为主体。我发表的论文有15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中心《中国近代史》杂志全文转载，其中大部分是研究湘军和湖南近代史的论文。

▲2009年出版《曾国藩研究》

我的基本观点是，湘军是打开近现代湖南历史的锁钥，是近代湖南崛起、湖湘文化兴盛的关键。研究湖南近现代史，必须研究湘军及其赖以生长的湖南乡村社会。湘军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集团，而是一个基于湖湘乡村社会土壤、具有相同学术价值取向、相同政治态度且以师生、亲友为纽带形成的政治文化集团。湘军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平定东南半壁江山的事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近代社会的面貌：汉族士大夫势力崛起，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展开，新式学堂和新式人才生长，开启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湖南也出现了人才辈出、人文荟萃的新气象，湖湘文化得以繁盛发展。因此，我申请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湘军集团研究”，围绕湘军与晚清湖南社会进行了系统研究，在《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求索》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得到学术界的关注，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多篇，述评、摘要和引用较多，并于200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结集成果《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一书，获得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与此同时，为深刻理解湘军产生于湖南的社会环境，我对晚清湖南社会也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撰成《晚清湖南史》一书，获得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于2004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获得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

▲2004年出版《晚清湖南学术思想史》

在研究湘军集团和晚清湖南社会的同时，我对晚清湖南学术思想也进行了探究。在研究湘军时，我认识到湘军官佐是一具有共同经世致用学术价值取向的士人群体，是所谓经世派士人群体，有共同的学术主张，且深刻地影响其政治态度和行为。曾国藩就曾自我标榜其将领可以“朝出鏖战，暮归讲学”。我于是萌生了研究湘军人物的学术思想的想法。经过几年的努力，与研究生们一起，完成了从嘉庆、道光到光绪时期的晚清湖南学术思想的梳理，形成《晚清湖南学术思想史》的成果，于2004年获得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关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首先是教学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文化研究成为近代史研究的新热点，高校历史系纷纷开始文化史课程，我刚研究生毕业回校，接受了讲授中国近代文化史课程的任务，当时没有教材，柳诒徵先生的《中国文化史》是从广义的角度叙述中国远古以来文化的发展；龚书铎先生的《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则以系列论文的形式从理论的角度探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基本问题。于是，我对中国近代文化思潮、儒学在近代的转换、近代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等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论近代中国的文化传统主义》《论近代中国的文化折中主义》《论近代中国文化的虚无主义》《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型》等系列论文。在此基础上，吸收当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加上自己的思考，编写了一本讲义，并由此进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我的主要观点，是认为中国近代文化是传统文化在近代社会经济政治的环境中，在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发生的创造性转换；近代文化受制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展的软弱性，是一种不成熟的资产阶级新文化，它是传统文化向“五四”以后中国无产阶级新文化发展的一个过渡。这本讲义经过不断修改完善，形成专著《转换与创造：中国近代文化引论》，于1999年获得湖南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24年被评选为湖南省研究生推荐用书，出版了修订版《中国近代文化导论》。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系列论文，也结集为《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一书，于200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在此之前，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专著《嬗变与回归：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参与意识和模式研究》，于1995年由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是将知识分子作为近代文化创造者、传播者进行研究的，是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分。

同时，在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过程中，我也对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进行了研究，并选择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历史作为重点，进行系统的探索。大约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撰写了一部30多万字的专著《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纲》，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开始，叙述了百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程，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所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毛泽东思想、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的历史。书稿完成后，我寄给广西人民出版社，得到他们的热情鼓励，很快决定出版。责任编辑是区向明先生，她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给予我很大的帮助，使得该书在1991年6月出版。这是我第一部学术著作。该书出版后，《光明日报》发表了书讯，予以介绍，《中共党史研究》刊载了书评，予以评价。

▲调研参观芷江飞虎队纪念馆

对于中共党史的研究，既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研究的拓展，也是出于学校学科建设的需要。湘潭大学的中共党史研究历史悠久，且富有特色。复校第四年，就招收了1978级中共党史本科专业，兴盛时每年招收两个班，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基础学科受到商品经济大潮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中共党史专业也没有停止招生。经过10多年发展，到本世纪初，湘潭大学的中共党史学科与中国人民大学一起，是当时具有中共党史本科、硕士学位授权和博士学位授权的学科，形成了中共党史本、硕、博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我在中共党史获得博士学位授权后即在中共党史招收博士研究生，还曾一度担任中共党史博士点负责人。为学位点建设和工作需要，开始进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最初的想法是觉得在中共党史招收博士生，虽然曾经出版过《蔡和森思想论稿》《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研究》等中共党史著作，当年也是作为申报中共党史博士点的方向带头人确定为博士生导师的，但觉得还应该在中共党史领域有所作为。切入点还是文化史。经过对学术史的考察，感到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还是有深入拓展的意义。抗日战争不仅是军事、政治的抗战，也是捍卫中华民族文化、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抗争。于是，我在2018年申报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党史党建学科门类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史研究（1931-1945）”，于2021年完成，最终成果《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史（1931-1945）》，该项目成果系统研究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领域的抗战，阐述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与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的抗战一样，是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抗战文化理论，贯穿于为工农兵服务的抗战文艺、鼓舞民族精神的抗战音乐美术、培养千百万干部的抗战教育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抵御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和文化奴役，捍卫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振奋了抗日军民的士气，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构成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的辉煌篇章。该成果入选202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由学习出版社出版。该项目完成之后，我在2024年又申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文艺重要文献整理研究”，很幸运又获得了立项。与此同时，中共党史党建确定为一级学科，亟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教材体系，我以此为契机，编写了《中共党史史料学》一书，为中共党史出版社接受，即将由该社出版。

三、从管理回归学术

我是1993年开始兼任行政管理职务的（之前担任过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1992年我评聘为副教授。翌年，学校任命我为历史系副主任，开始兼任行政管理工作。1995年评聘为教授以后，我又担任历史系主任。我其实一直不太愿意兼任行政管理工作，主要是怕耽误时间。当然在院系兼任行政工作相对宽松一点，不需要坐班，对教学尤其是科研工作影响不大，我还能勉强接受。担任系主任工作后，期间学校几次希望调我到机关工作，我都婉拒了，担心每天坐班，影响学术研究。直到1998年10月，学校任命我为研究生处处长兼学位办主任，不得已只得接受。2005年3月，被任命为副校长，到2015年，任副校长届满10年。当时的政策有两个选择，在本校转任其他职务、调任其他高校任职，或者辞去行政职务转任专业技术岗位。我选择了回到专业技术岗位。一方面，虽然已到达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这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职级的顶点，但感觉自己在学术研究上还能够有所作为的；另一方面，2012年获得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湖南乡村社会研究（1840-1945）”，由于行政事务耽搁，尚未动笔研究，希望在60岁退休之前完成这个项目。

▲2021年出版《近代湖南乡村社会研究（1840—1949）》

回顾辞去副校长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工作，我觉得当年的选择是有价值的。虽然在任行政工作时，我一直没有放弃教学科研工作，甚至一直承担本科生的教学任务，但毕竟人的精力有限，很多时候难以二者兼顾。辞去行政职务以后，我专注教学科研，所获甚多。十年来，在科研项目方面，我除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湖南乡村社会研究（1840-1945）”和湖南省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湘学研究”外，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史研究（1931-1945）”（2018）、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胡林翼年谱长编”（202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文艺重要文献整理研究”（2024），湖南省十四五重大学术文化专项项目“湖南近代学术通史（1840-1949）”（2021）、湖南省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湖湘文化传承发展专项）“陶澍研究”（2024）；还获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一项（2022），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古籍整理项目一项（2022），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一项（2022）。

▲参加第三届全国区域文化研讨会

在科研成果方面，结合课题研究，在《光明日报》《史学理论研究》《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人文论丛》《暨南史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其中有3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篇发表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历史评论》重点摘要。出版了独著《近代湖南乡村社会研究（1840-1949）》《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史（1931-1945）》，主编了《民国湖南学术思想史研究》《记忆：湘东钨矿工业遗产》，并选编了《王继平自选集》。总计这十年内已出版著作、发表论文及编纂完成的著述，近800万字。这些工作，得到了学术界同行和学校的认同。《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史（1931-1945）》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最高荣誉，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十年内，先后被学校评为“优秀教师”和“优秀科研工作者”。

▲研究生答辩合影

在教学工作方面，我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开设过《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文化史》《湖南近现代史》等本科、研究生课程。送走了近40届本科毕业生和近30届硕士研究生。近年来，随着年轻教师的加入，我逐步减少了课堂教学任务，专注于研究生培养工作。我自1996年开始在中国史学科招收硕士研究生，2002年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起初在法学院法律文化方向招收博士生，2007年起在中共党史博士点招收博士研究生，直至现在。回任教师岗位十年来，共培养博士生10名，硕士研究生近30名，目前在学中共党史博士生2名，中国史硕士生6名。

十年来的学术研究，仍然是在接续此前的湖南近现代史研究和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工作。在湖南近现代史研究方面，主要是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湖南乡村社会研究（1840-1949）”为中心，对湖南近代乡村社会进行系统的研究。2012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时，立项的本意也是希望对长期以来的湘军集团和湖南乡村社会研究做一个总结性的研究。在回归教学科研工作岗位以后，我专心致力这一研究，终于在项目规定期限（2012-2017）完成了这一工作，62万字的结项成果《近代湖南乡村社会研究（1840-1949）》于202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作为晚清湖南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接续，我还对民国时期湖南学术思想进行了研究。当然，这一工作主要是组织研究生作为学位论文进行，其成果《民国湖南学术思想史研究》2019年由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不过，这一工作做得还比较粗糙，所以，2021年，我申请湖南省十四五重大学术文化专项项目“湖南近代学术通史（1840-1949）”就是想对这项研究进一步完善和深入。

▲参加学术会议发言

在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方面，这十年来的工作，主要是从文化史的视角，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也可以说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理论界对中共党史党建的研究日益重视，设立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条件日益成熟（2024年教育部调整硕士博士授权学科专业目录，中共党史党建确立为一级学科），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也日益拓展，由强调政治史的研究拓展到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的研究，这也是一级学科视域下二、三级学科的自然延伸。基于对这一趋势的认识，作为中共党史博士生导师，我意欲以文化史研究的兴趣，延伸到中共党史的研究，于是就有了对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史的研究。这项研究主要是围绕“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史研究（1931-1945）”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文艺重要文献整理研究”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进行。“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史研究（1931-1945）”已经完成，取得了超乎我预计的效果。“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文艺重要文献整理研究”正在进行之中。该课题主要通过整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文艺的重要文献，研究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领导抗战文艺以及如何领导抗战文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文艺的历史贡献及基本经验。计划编撰《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文艺重要文献类编》，撰写专著《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文艺研究》。

此外，近几年来，我对年谱长编这一传统史学体裁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缘起则是二十年前，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拟出版一套“晚清以来人物年谱长编系列”丛书，约我撰写《左宗棠年谱长编》。当时刚任副校长，工作比较忙乱，就组织研究生先行编纂，但效果不太理想，我也没有时间进行修改，直到回归学术岗位后，才对书稿进行重新编辑、修改。这一工作，使我萌生了编纂晚清湖南人物年谱长编系列的想法。恰好前几年疫情发生，鲜少外出，就埋头进行这一工作。目前，已编纂完成了《胡林翼年谱长编》（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成果）《左宗棠年谱长编》（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出版资助项目），并交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还编纂了《陶澍年谱长编》（湖南省社科基金“湖湘文化传承项目”）《彭玉麟年谱长编》和《曾国荃年谱长编》。我感觉，年谱长编的编纂，不仅是一项学术工作，而且通过对谱主一生言行、事功史料的阅读、编辑、考订，能够更深刻地感悟人生。阅读谱主从出生到逝世一生的行述，探究谱主或辉煌或平凡的事功，的确是一种心灵的洗礼。我一直喜欢南怀瑾先生的箴言：“以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事情。”年谱长编的编纂，使我对此有更深的体悟。人的一生，无论是波澜壮阔，还是平凡普通，都将淹没在浩瀚的历史烟云之中。人生的意义，在于对社会贡献的求索过程之中。“道法自然”。对功名利禄的执着，只会是人生旅程的羁绊。

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说：“六十岁上下或者包括稍后这段日子，对一名史学工作者来说，只要健康状况允许，实在称得上是黄金时期。因为从事史学工作有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知识的积累，随着知识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忽然能够融会贯通，产生新的整体性的理解和认识。这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达到。并且，年轻的时候往往缺乏足够的社会经验，对史事的判断容易轻下结论，不了解事物的全部复杂性。我听一位长者说过：有些事是要靠吃饭来解决的。”这句话的意思是阅历丰富了，对许多事方能真正懂得。金先生是学问大家，乃吾辈仰望之大师，我自不敢比附攀缘，但回顾回归学术岗位十年来的工作，金先生的话无疑是对史学研究的切身体悟，也证明了十年前我的选择的意义。

名家故事

“人的一生，无论是波澜壮阔，还是平凡普通，都将淹没在浩瀚的历史烟云之中。人生的意义，在于对社会贡献的求索过程之中。”

主要学术成就附录

独著

《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嬗变与回归：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意识和模式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

《幻灭与新生：戊戌维新与中国法制的现代进程》.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转换与创造：中国近代文化引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荷叶塘丛稿》.韩国新星出版社,2003

《王继平自选集》.湘潭大学出版社,2016

《近代湖南乡村社会研究（1840-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史（1931-1945）》.学习出版社,2023

合著

《晚清人才地理分布研究》.第一作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蔡和森思想论稿》.第一作者,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晚清湖南史》.第一作者,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晚清湖南学术思想史稿》.第一作者,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民国湖南学术思想研究》.第一作者,湘潭大学出版社,2019

课题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晚清人才地理分布研1840-1912）》.2009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近代湖南乡村社会研究（1840-1949）》.2012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史研（1931-1945）》.2018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胡林翼年谱长编》.2021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文艺重要文献整理研究》.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