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湘楚大地，文脉悠长，一代代社科名家扎根学术、矢志求索，以思想之光廓清迷雾，以笃行之姿开辟新境，为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注入了沛然生机与深沉力量。湖南省社科联“名家故事”专栏自推出以来，持续记录这些学术生命的足迹与光华，前四辑反响热烈，今第五辑如约而至。愿这些浸润情怀与风骨的故事，激励后学勇担使命、接续奋进，共同推动社科事业蓬勃向前。

欧阳峣

破解大国经济发展之谜

【名家简介】

欧阳峣，（1962年—），湖南宁远人，经济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大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首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经济学科评审组专家，第十九届国际熊彼特学会主席。

主要研究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在大国经济发展理论领域做出开拓性和系统性贡献。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4项，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期刊发表论文130余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6篇，有2部著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1项和二等奖1项，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1项，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1奖，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3项，被评为湖南省首位“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专家”。

一、从九嶷山走出来的学者

我的家乡在九嶷山区，因有舜帝陵而闻名，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曾经写下“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的诗篇。记得20世纪70年代，中央电视台记者来这里拍摄白云飞的镜头，在这里住了许多天，终于收获了白云在山顶飘过的景象。

1962年12月4日深夜，我的生命降临在宁远县湾区镇上，母亲是供销社的职员，父亲是农业中学的教员。由于父母分居在不同的地方，我从三岁起就来到九嶷洞村的隔洞坪生产队，随同爷爷和奶奶生活。爷爷和奶奶的勤俭和朴素，特别是爷爷为人直爽和做事公正，在我的心灵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六岁的时候，我开始在九嶷洞村小学上学。语文老师李俊岳是我们家的远亲，我上三年级的时候，他指导我写日记和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名叫《雄鹰》，接着读《烈火金钢》等，这些书属于革命理想和英雄主义的内容。那时候能够借到的书很少，往往是爱不释手、废寝忘食、如饥似渴一气读完。

十岁的时候，我回到母亲工作所在地的湾井村小学读书，一年后进入湾井公社中学，从初中一年级读到高中一年级。这是一所新建的中学，每周有一天的劳动课，主要是从五里外的山上挑石块用于建校舍，每人八百斤的标准，每次挑八十斤需要来回跑十次，初步尝到了“上磨肩膀下磨脚”的劳动艰辛。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中学开始重视教学质量，湾井公社中学的高中毕业班并入湾井区中学，所以我的高中毕业证书是由湾井区中学颁发的。由于任课老师很少有大学毕业生，加上没有历史和地理课教材，在1978年的高等教育升学考试中，全区五所中学的毕业生仅有我一人被大学录取。

1978年9月，我来到湖南师范学院零陵分院的政治教育系。那时候的学习热情特别高，几乎每个学生都对未来充满期待，并且通过自觉地努力学习来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条件。这一届学生年龄差距很大，入学时我不到十六岁，但有几位同学已经超过三十岁。当时的系主任是黄淑珍老师，她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专业助教进修班毕业的，开设的主要课程是哲学原理、哲学原著和哲学史，同时开设了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和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课程。由于英语基础差，我开始自学日语，学校没有日语教师，主要通过听收音机的广播讲座来学习。

1981年7月，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宁远师范学校任教，担任政治课教师，主要讲授哲学和党史课程；同时兼任政工科的保卫干事，主要任务是防范附近的村民偷盗学校的木材。记得第一学期就要给全校师生作报告，讲解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精神。学校有个期刊室，我经常去阅读新的杂志，有一次看到一些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我根据自己的思考撰写讨论文章，很快就被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杂志1982年第11期摘要登刊。第一次投稿就有所收获，自然地增强了做学问和写论文的信心和积极性。

1982年秋天，我有机会来到湖南师范学院哲学教师进修班学习。这里的学术氛围和高水平师资，唤起了我报考研究生的热情。我最喜欢听的两门课，就是唐凯麟老师的《中国哲学史》和刘伏海老师的《西方哲学史》，时常被他们那渊博的知识和良好的口才所吸引。每天早晨6点起来读外语，白天听各种课程，晚上自习到11点左右，翻越铁栏杆门回到寝室。在那寒冷的冬天，每栋宿舍里有一个卖馄饨的阿姨，我们花一角钱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将热水瓶里剩下的热水倒进铁桶中泡脚，然后美美地睡觉。半年进修班学习收获满满，为我报考研究生奠定了良好基础。

1984年春天，我参加全国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幸运地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录取，在这里受到了高层次学术的熏陶。新来的学生可以安排到中南海内参观，中国人民大学更是被高看一眼，开学典礼有国家教委主任讲话，毕业典礼有国家财政部部长讲话。当时的哲学系位居全国首位，有肖前和李秀林等一批著名哲学家，我的导师杨焕章主要研究哲学原理和毛泽东哲学思想，以文笔流畅优雅著称，后任学报总编辑。哲学专业开设《资本论》选读课程，使我精读了马克思经济理论原著。在哲学研究生班里，杨老师最看中我的文笔，每个月安排我写一篇文章或者一章书稿，两年下来，已有十余万字变成铅字。后来，我的哲学硕士学位论文《实践价值论》分解为两篇论文，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和《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刊载。

研究生毕业后，我来到中共湖南省委工作，九年后再到中共东安县委和永州市政府工作，2000年4月进入高校，先后担任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和湖南商学院党委书记。在湖南商学院工作期间，攻读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和应用经济学博士后。2003年9月，我考入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跟随王耀中教授攻读国际贸易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2006年12月，进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跟随刘尚希教授研究大国综合优势问题。

▲在九嶷山的三分石

在四十余年的工作中，我虽然经历行政岗位和业务岗位的更替或者融合，但实际上始终是一位学者。研究领域经历了从哲学到经济学的过渡，后来集中于大国经济发展理论问题。我从家乡的三分石得到感悟：高耸入云的三分石看上去有些孤立无援，但是扎入泥土之中很深，所以总是保持坚忍不拔的形象；我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必须踏踏实实地做出成就，深深地根植于大地，才有可能在社会上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二、在党政部门积累的经验

1985年的冬天，似乎在全国掀起了重视人才的热潮，各省省长带队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吸引人才，湖南省省长和常务副省长也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游说。我给省委宣传部投了简历，部里专门派理论处长来北京把接收函送到宿舍，确实感到热情和温暖。

1986年7月，我进入湖南省委宣传部工作。我所在的理论处，主要职责是组织全省的理论研究、理论宣传和理论教育，但特别重要的工作就是起草省委领导的讲话稿。这几年我给省委和省政府领导起草了十余文章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求是》杂志刊登；同时，自己没有丢掉学术研究工作，在《光明日报》和《求是》杂志等刊物发表二十余篇文章。在《求是》杂志1990年第12期发表的《科学地理解主体性》一文，被《新华文摘》1991年第1期作为封面重点文章全文转载，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在毛泽东思想和陈云思想研究等领域的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二十余篇。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特别重视人才，我28岁时被提拔为副处长，后来安排我跟省委副书记做调研服务。1993年初，我调至省委办公厅，先在秘书处和综合调研室，后来担任省委督查室副主任。在省委工作的九年里，我熟悉了理论界的各项工作，参与了省委总体工作设计和督促检查，跟随省委领导到全省各地调查。我特别注重经济发展问题的调查研究，涉及乡镇企业、农村经济和城乡市场等领域，积累了有价值的经济学知识和经验。这个时期撰写和发表的系列文章，后来以《理论的智慧》为书名结集在湖南出版社出版；同时，我牵头撰写的学术著作《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研究》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4年9月，省委组织部安排我到基层工作，担任东安县委副书记。组织上有意让我熟悉经济工作，在县委分工是负责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工作，担任全县乡镇企业领导小组组长和县属工业领导小组组长。在当时的条件下，乡镇企业主要是三件事情，第一件是新办企业征地，需要获得当地政府和农民的支持；第二件是企业运转和扩大生产的贷款，需要获得当地和上级银行的支持；第三是帮助企业发展的优惠条件，需要获得财政、税务和国土等部门的支持。我利用曾经在省委工作的优势，多次向时任省长和湖南省农业银行行长汇报，并组织协调县直政府部门为乡镇企业发展争取贷款、提供优惠条件。同时，我经常对现实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撰写了几篇关于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属企业的文章，在《湖南日报》和《学习导报》等刊物发表。

1995年9月，我调到零陵地区行政公署工作，担任副秘书长兼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地改市后担任永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先后协助常务副专员和常务副市长，分管人事、监察、财政、税务、金融、粮食、烟草、蔬菜等部门工作。在市政府可以更加全面地接触经济工作，更好地了解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和问题，逐渐知道了怎样去为地方争取利益，怎样协调地市政府和各县政府的利益以及市直政府各部门的利益。记得1996年参加全省厅级领导干部公开招考，我报了省外贸厅副厅长职位，笔试获得第一名，被安排到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从此进入了厅级后备干部人选。

在省市县党政部门工作的十五年，使我系统地熟悉党政部门特别是经济部门的运行机制，深入地了解农村、城市和企业的情况；同时，我自觉地学习现代经济学理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思考和总结，撰写系列文章发表，以《经济工作札记》为书名结集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经济工作和政府工作的历练，为我后来选择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有利于全面和准确地刻画经济发展的典型化事实，从而获得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三、海外访学开阔学术视野

在政府工作的时候，我曾经到西欧和东南亚国家考察，主要是走马观花看看城市和农村。来到高校工作后，期望更多地了解国外高等学校和学术组织的情况，特别是经济学科的发展前沿。

2004年春天，我来到日本东京的一桥大学做短期的客座研究员。合作导师福田泰雄教授主要研究社会公平，我感觉到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加专业。我在图书馆查阅了《一桥大学学问史》，书中记载着赤松要博士对作为后发工业国的日本经济发展的设想以及他提出的“雁行产业发展理论”；后来小岛清教授提出对外直接投资的“边际产业论”，主张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入比较劣势的产业（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种日本型的海外直接投资，明显区别于从具有垄断优势的产业开始的美国式对外直接投资。我通过思考中国作为后发大国的特殊国情，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一种既不同于日本也不同于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即基于大国综合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这是我最早研究大国经济问题的学术成果。

2007年春天，我来到亚特兰大这座美国东南部城市，在佐治亚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邀请我来访学的经济系主任帕特里克•麦卡锡教授，虽然平时话语不多，但却是一位热情豪爽的学者。我在学习之余考察了这里的两张城市名片，一个是可口可乐公司，一个是CNN有线电视网，它们代表着工商企业和文化事业的巅峰之作，体现着经济和文化的兴盛繁荣。经过三个月的生活和观察，我发现亚特兰大属于典型的扩散型城市，蕴含着经济学所讲的“逆城市化”倾向。城市中心耸立着几座高楼，看上去仿佛是站在城市中央的巨人。除这几栋孤独的高楼以外，城市中心的建筑都是三层到五层的，几乎看不到大企业公司和大商场，原来是那些著名企业、购物中心和高档住宅都迁往郊区。经济系李海峥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校友，曾经两次邀请我到他家里做客，从城市中心乘车40分钟左右来到他的别墅，这是城郊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屋前有一条清澈的河流，屋后有一片自然的森林。我在思考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未来的前景应该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富人迁向郊区的现象也可能成为时尚。后来我在研究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时候，提出了农民工进城和企业家下乡的设想。

2012年春天，我来到美国西部的斯坦福大学，在这里学习和工作了六个月的时间。我走遍了斯坦福那宽阔无垠的校园，开始琢磨斯坦福的大学精神。斯坦福的校训为“The wind of freedo mblows”，译成中文是自由之风永远吹。斯坦福就用这句话鼓励教师、学生自由地开展教学和科研，这代表了自由和不受拘束的思想，更加具体地说它表现为自由探索的精神、自由创新的精神、自由创业的精神。

▲同尼克·霍普出席斯坦福国际发展中心学术年会

我的合作者尼克·霍普博士曾经担任世界银行中蒙局局长，后来进入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担任国际发展中心主任。他的书架上摆放着中国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的照片，他同中国政府的联系紧密。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是必然的趋势，因为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还有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新兴大国，经济发展速度也很快，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的经济发展起来，对世界经济是有益的，对美国也没有什么害处。他对新兴大国经济崛起的见解，促进了我们对于世界经济格局演变以及新兴大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探讨。同时，我拜访了两位经济学大师，第一位是推荐我来经济政策研究所的青木昌彦教授，他是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国际经济学会主席，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荣获过国际熊彼特学会颁布的“熊彼特奖”。我向他赠送新作《大国综合优势》，他将新作《我的履历书》赠送给我，阅读此书后在脑海里形成了对青木昌彦教授的良好印象，他是友善待人的仁者，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寄予善良的期望；他是追求真理的智者，在比较制度分析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称赞吴敬琏教授是很有思想的经济学家，吴教授的政策建议推动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第二位是金融发展理论奠基人麦金农教授。我通过邮件联系来到经济系拜访麦金农教授，向他赠送了我的代表作，他说最近在为剑桥出版社写一部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书，并将打印本交给我。我跟他谈到大国货币的地位和影响，他认为大国的经济总量很大，货币流通规模很大，大国货币政策将对全球经济造成重要影响，给我研究大国经济问题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在斯坦福大学拜访国际经济协会会长青木昌彦教授

2017年春天，我利用寒假来到牛津大学做高级研究学者。牛津大学就是一座小城，在这里大学即城市，城市即大学，两者完全融合。牛津不仅是世界著名的大学城，而且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现代产业发展模式，我概括为“以高等教育为龙头，带动文化产业、科技产业、服务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的新模式。邀请我来牛津大学的是区域跨学科学院院长瑞秋·墨菲教授，我们主要讨论中国的发展和城市化问题。在中国研究中心的中文论坛上，我作了题为“中国式创新：从跟随者到并行者”的讲座，受到许多外国学者的认同。同时，我拜访了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怀特·芭芭拉教授，英国经济史学会主席斯蒂芬·布劳德伯里教授，还见到了牛津大学技术管理与发展中心主任傅晓岚教授。牛津大学经济学科的渊源很深，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曾经在贝利奥尔学院学习，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是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书中不仅提出了“市场范围”假说，而且用中国古代经济繁荣的素材，描绘了大国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发展制造业和通过对外贸易增加市场规模的图景，提供了一个探讨大国经济发展格局的雏形。

▲在牛津大学拜访英国经济史学会主席斯蒂芬•布劳德伯里教授

2018年秋天，我应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德怀特·珀金斯邀请，在经济系做了三个月的高级研究学者，走遍哈佛大学校园，拜访经济学家和汉学家。珀金斯教授是国际发展经济学大师，他先后担任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和亚洲中心主任，同时还兼任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与改革问题顾问，在构建发展经济学体系、研究东亚经济发展和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等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编写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享誉世界，他撰写的《东亚发展：基础和战略》一书系统地解读了东亚发展的历史基础、经济增长从高速到放缓的趋势，以及东北亚的政府干预与自由放任主义、东南亚发展的经验、中国和越南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经过学术交流我们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朋友，特别感到荣幸的是，他欣然参加我主编的《大国发展道路：经验和理论》一书的撰稿，负责“后发大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后来修改成论文在《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发表，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在哈佛大学与怀特·珀金斯教授交流

为了开阔学术视野，我积极地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2016年的春天，一个偶然的机缘，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网站上看到了国际熊彼特学会的会议通知，怀着对国际创新大师熊彼特的崇敬，我从那年开始连续参加了国际熊彼特学会的五次学术会议一一蒙特利尔会议、首尔会议、罗马会议、长沙会议和哥德堡会议，结识了国际熊彼特学会创始人霍斯特·汉思奇教授，国际演化经济学的开拓者里查德·纳尔逊教授，跟他们探讨演化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在2018年的首尔大学会议上，我被选举为第19届国际熊彼特学会主席，成为第一位担任这个学术职务的华人教授。2019年，我担任第18届国际熊彼特奖评审团主席；2022年，我主持召开了第19届国际熊彼特学会会议，主题为“技术革命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会议，我和纳尔逊教授、汉思奇教授共同主编的演讲集的中英文版分别在格致出版社和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首尔大学当选第十九届国际熊彼特学会主席

四、坚持不懈探索大国经济

2000年4月，我调到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担任党委书记，迎来了专心做学术研究的机遇。由于以前的科研成果突出，当年就评上研究员职称，第二年转为教授职称。我开始研究中国农村经济问题，在《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等期刊发表论文。

2002年9月，我调到湖南商学院担任党委副书记，2006年9月担任党委书记，直到2014年9月。2003年，我选择到湖南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攻读博士学位，2006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为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在研究中发现，由于中国处在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发展不仅具有发展中大国的优势，同时也在某些方面具有发达大国的优势，我将这种优势概括为“大国综合优势”，撰写了题为“基于大国综合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论文，刊载于《财贸经济》杂志2006年第5期，这是我研究大国经济理论问题的第一篇论文。2007年9月，我到中央党校地厅级干部班学习的时候，在求是书店买到了张培刚教授主编的《新发展经济学》，他关于“发展中大国应该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的论断，不仅给了我深刻的启示，而且更加坚定了我们长期探讨大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决心和信心。此后，我组织了一个大国经济课题组，开始主要有易先忠、生延超、刘智勇、李坚飞等骨干，后来又有汤凌霄、傅元海、尹向飞、陈琦、李君华等加入。这个课题组获得以大国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十余项，在国家权威期刊和重要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2013年5月在世界政治经济学年会上接受颁奖

2014年10月，我调到湖南师范大学担任副校长，目的是更好地做学术研究。在这里，我们组织成功地申报了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而且通过努力建设使理论经济学科排名在湖南省内高等学校排第一位，在全国师范类大学居第二位。同时，我组建了新的大国经济研究中心，并建立了湖南省大国经济发展重点研究基地，吸收袁礼、熊瑞祥等青年学者加入大国经济研究团队。从2009年到2024年，我们每年编辑出版一部大国经济研究论文集，连续召开了十六次大国经济发展论坛、四次大国经济史论坛，我们期望通过探讨大国经济发展史，更好地为大国经济理论研究提供典型事实，从而真正达到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为了保持研究的前沿性，我们翻译出版了“国家规模和经济增长译丛”共五册，编辑出版了“大国发展经济学系列”丛书共八册。

自2005年起，我们连续20年集中探讨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具体地说，我们开展了三波的理论研究。

第一波研究从大国经济的典型特征开始，首先发表了题为“大国的概念：涵义、层次及类型”和“发展中大国的界定、遴选及其影响力评价”的两篇论文，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接着集中研究新兴大国经济发展问题，在《光明日报》发表“金砖国家崛起的大国效应”一文，并撰写了“中国与金砖国家外贸的共享式增长”“国际金融合作视野中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外汇储备波动的协动性及其影响因素”三篇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和《经济研究》刊登，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在此基础上，我们在《光明日报》发表“大国经济特征及其层次性”一文，将大国经济特征分解为初始特征、基本特征和典型特征三个层次。我作为首席专家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研究”，最终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2022年10月在华中科技大学接受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基金会颁奖

第二波研究聚焦大国经济发展的机制问题，围绕大国内生能力和基于内需的出口驱动机制，以及超大规模和多元结构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和市场资源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后发大国技术创新的综合优势等，先后在《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中国农村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等期刊发表系列论文。我作为首席专家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道路研究”，系统地研究了发展中大国的发展优势、发展型式以及经济转型和创新战略，分析了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最终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先后获得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和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

第三波研究致力于构建大国发展经济学的逻辑体系。我们在合理界定大国概念、刻画大国经济特征的基础上，以大国供需均衡模型为核心，阐述了大国综合优势、大国内生能力和大国发展格局，然后以规模和结构范畴出发，推演大国经济理论体系以及相应的发展模式和战略导向，构建了逻辑自洽的大国发展经济学。在《经济学动态》发表论文《实现要素供需均衡的大国经济模型》，在《光明日报》发表以内需为主的大国发展道路和大国内生能力等论文，在《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发表论文《大国发展经济学的逻辑体系》，被《新华文摘》和英文期刊《中国政治经济》全文转载。我主编的《大国发展经济学》被列入研究生教学用书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书中比较系统地梳理了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

▲研究生教学用书：《大国发展经济学》

五、积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2013年10月29日的《光明日报》头版刊登题为《破解大国发展之谜——记欧阳峣和他的大国经济理论》的长篇通讯，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我们团队致力于探索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之谜，构建大国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赢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与认可的事迹。这对于我们持之以恒地研究大国发展经济学是重要的激励，使我们更加坚定了构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

从2009年开始我们团队每年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大国经济研究》论文集，在文集封页上写着两句话，第一句是“张培刚命题：发展中大国应该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第二句是“珀金斯之问：为什么大国的规模会导致更好或更坏的经济表现”。这就表明，我们的研究是追求张培刚命题探讨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问题，同时也是为了解决珀金斯提出的国家规模的经济表现问题，期望在国际学术前沿问题上实现理论的突破。

▲2024年在北京大学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做学术报告

为了站在前人肩膀上做学问，我们翻译出版了《国家规模和经济增长译丛》，系统地收集了国际学术文献。在1957年召开的国际经济协会海牙会议上，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关于国家规模的经济影响的假设，但是实证检验的结果存在差异性；后来，库兹涅茨教授重点探讨了国家规模对国际贸易依存度的影响，基本证明了国家规模大小同外贸依存度呈反比例的规律。然而，珀金斯教授在1989年为爱思唯尔出版社出版的《发展经济学手册》撰写专题文章，仍然提出了国家规模经济表现的疑问，说明它还是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需要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

我们的研究是规范性的，不同于新闻媒体给大国赋予了国际影响力强大的国家的涵义。我们通过严格的分类方法，以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为初始条件，结合经济规模考虑，从全世界遴选出二十四个大国以及十三个发展中大国作为研究对象。然后从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事实中进行抽象概括，提出大国经济发展的三个基本特征，即规模性特征、结构性特征和内源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归纳和概括了大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包括资源供给充裕的优势，市场规模庞大的优势，产业体系完整的优势，经济稳定韧性强的优势。最后形成了三个基本原理，即大国供需均衡原理、大国内生能力原理和大国综合优势原理，并从规模和结构范畴出发，推演出大国发展经济学的逻辑体系。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主要形成了四个标识性概念。

第一个是大国综合优势概念，这个概念是在分析新兴大国崛起影响因素的过程中形成的，我们将“规模性”和“结构性”引入经济发展要素禀赋，构建大国发展的“宝葫芦”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国综合优势”的独到解答。主要涵义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要素领域具有规模优势、技术后发优势和制度创新优势，在结构方面具有多元性优势，而且在某些领域开始拥有发达国家的优势，这些因素的综合构建了新兴大国的经济竞争力。

▲当代经济学文库：《大国综合优势》

第二个是大国市场规模优势概念，这个概念是在分析“金砖四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形成的，发现新兴大国市场潜力很大，庞大的市场规模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后续专门探讨了大国市场的规模性和稳定性以及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提出和检验了国内市场规模促进出口产品结构多元化的理论假设，并且强调消除市场分割和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性。主要涵义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随着国民收入增加而形成巨大的消费需求，进而形成庞大的国内市场，不仅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拉动力量，而且可以使大国经济具有内在稳定性和抗外部冲击能力。

第三个是大国内生能力概念，这个概念是在分析以内需为主体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发现在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里，由于具有资源丰富和市场范围广阔的优势，依靠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就可以推动经济的自主协调发展。我们用中国古代经济繁荣说明大国国内市场可以支持经济发展，然后从要素供需均衡的视角，构建由生产资料厂商、消费品厂商和消费者组成的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来刻画大国经济的运行机制。主要涵义是大国资源和市场可以形成推动经济繁荣的内在机制，只有使规模庞大的居民消费主要通过国内市场来满足，才能充分发挥大国经济优势。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大国发展道路：经验和理论》

第四个是大国经济发展格局概念，这个概念是在分析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型式的过程中形成的，认为庞大的国内市场可以支持制造业的分工和专业化，大国往往倾向于内源型发展型式。新中国经济发展型式的选择经历了从内向到外向再到内向的曲折过程，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民收入偏低和市场规模偏小，选择外向型式利用国外资金和市场推动制造业高速增长，随着国民收入提升和市场规模扩大应该转向以国内市场为主体的大国经济型式。主要涵义是大国的资源和市场可以支持产业分工和获得规模效益，但是在开放的世界里应该实施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通过相机抉择合理地利用国内和国外的资源和市场。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大国发展道路：经验和理论》

我们借鉴古典范式、新古典范式和结构主义范式，深入分析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和多元结构，探索发展机制和发展规律，把带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提升为理论，合理解释新兴大国的经济现象，形成了独特的学术话语体系。我们的代表性著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教授认为《大国综合优势》一书“在现代经济学研究框架下对大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来源及其发展规律进行了独特而深入的研究”；武汉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谭崇台认为《大国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为大国的经济发展思想做了基础性、开拓性和系统化的工作”；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终身教授KentG.Deng认为《大国发展道路：经验和理论》一书“在超大规模经济体自主现代化问题上足称开山之作”；清华大学著名教授蔡继明认为《大国发展经济学》一书“为构建中国风格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些著作已经翻译成英文版在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英国麦克米伦出版社和美国彼得·朗出版社出版，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了较好的影响。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大国经济发展理论》

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受到了中央政府的重视。2023年春天，中央深改办调研组来湖南督查经济工作，调查组负责人向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介绍了我们研究大国经济问题的政策效应；他邀请我交流座谈，谈到他们一直关注着我们的研究成果，在政策文件中采纳了我们的成果，向我们表达谢意。

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需要数十年对着一个墙洞冲锋的精神。目前我们在考虑怎样拓展和深化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研究。未来的任务是通过理论总结和实证分析完善已经提出的理论假设，在体系化方面下功夫，同时瞄准国家规模和贸易政策、市场规模优势和市场规模陷阱等重点问题开展研究，期望收获更多有价值的优秀成果。

名家问学

古人云：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做学问的最高境界，就是在没有压力和不设置竞争对手的条件下，瞄准探索客观对象规律性和构建知识体系的目标，在自己选择的领域里长期持之以恒地辛勤耕耘。

主要学术成就附录

著作

《大国发展道路:经验和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Large Countries' Development Path: Experience and Theory》.Springger,2022

《大国经济发展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Handboo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 Size Economies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Palgrave Macmillan,2025

《大国发展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Development Economics of Large countries》,Peter Lang,2025

《大国综合优势》.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The Development of BRIC and the Large Country Advantage》.Springger,2016

《新兴大国的增长与转型》.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of Emerging Large Countries》.Palgrave Macmillan,2019

《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战略、模式》.商务印书馆,2007

《Research on the ODI of Privately-run Enterprises》.AktivDruck Verlag,2012

课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创新的综合优势、模式演进和体制机制的经济学研究》.202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道路研究》.20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研究.201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体制机制创新研究》.200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大国效应、内生能力与新发展阶段经济转型机制研究》.202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和服务体系研究》.200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模式及机制研究》.200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规模优势的大国经济增长模型与实证研究》.201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实现要素供需均衡的大国经济模型与实证研究》.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