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船山学刊》

吴根友

吴根友，1963年生，安徽枞阳人，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敦和讲席教授，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高层次人才项目入选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哲学史学会荣誉会长、贵州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副主席。曾任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湖北省人文重点基地武汉大学比较哲学与文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人文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出版《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从李贽到戴震》《明清哲学与中国现代哲学诸问题》《在道义论与正义论之间——比较政治哲学初探》《比较哲学视野里的中国哲学》《求道·求真·求通》《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道家思想及其现代诠释》《中国哲学通史•明清卷》《戴震哲学思想新探》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学术月刊》《哲学动态》《文史哲》《船山学刊》等海内外刊物发表论文250余篇。

《船山学刊》是我的学术生涯中联系最为紧密的少数刊物之一，也是我早期学术发表过程中愿意提供帮助的少数刊物之一。当我于1992年7月底入职当时的武汉大学哲学系之时，因为在社会学教研室工作的缘故，我教授“中国社会思想史”这门课程。这是一门新课，没有合适的本科生教材，我只能参考北京大学陈定闳先生给研究生授课的教材——《中国社会思想史》一书，一边备课，一边上课。当时每周四节课，分两次上完，十分紧张，完全没有时间来写中国哲学史方面的学术论文。为了参加“纪念王船山逝世三百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我将博士论文写作时的材料稍作处理，写了一篇有关王船山《龙舟会》剧本研究的小文章，准备陪同先师萧萐父先生到长沙参加会议。

因为当时刚刚毕业，又在社会学专业从事教学工作，我对船山思想缺乏研究。临行前，萧先生约我到他家里谈话，主要内容是讲这次学术会议很重要，要我认真准备文章，并告诫我，在不知道的领域不要“开黄腔”。此次会议是我在获得博士学位、正式工作后第一次陪同萧先生参加的学术会议。

在会议召开的过程中，我谨遵萧先生的教导，认真参加每一场会议，听取大家的报告，不敢随便地提问，更不敢随便地发表“高论”。后来，王兴国老师组织了一场青年学者的讨论会，邀请我参加了，我也仍然不敢乱说，谨遵师命，谨慎地说话。参加会议的论文《〈龙舟会 〉道德启蒙意义浅析》，后来经过王兴国老师的推荐，也承蒙当时的主编提携，发表在《船山学刊》1993第1期上。从此，我与《船山学刊》结下了一段长达30余年的学术因缘。

时隔三年之后，我又将博士论文的相关章节稍加修改，以适应期刊的要求，投稿给《船山学刊》，这便是《船山学刊》1996年第1期上发表的《从道器观、公私观看传统价值的近代性蜕变》一文。该文是我早期正式见刊的少数文章之一，可以说提振了我对于学术发表的信心。

大约与当前的学术生态差不多，当时青年学者也都面临着职称评审对期刊论文发表的所谓档次要求等问题，有一些年我都没有与《船山学刊》的编辑部联系。直到2012年，因为有一篇文章与约稿的另一期刊主编意见不一致，就撤稿了，然后投给《船山学刊》，并很快在该年的第3期上发表了，这就是《简论晚明以降诸“性灵”说》一文。从此之后，我大约每两年就给《船山学刊》一篇文章。直到近三年开始，就变成了每年给《船山学刊》一篇文章。有些时候，一些学术对谈的文章也投给《船山学刊》，如《儒家的“人禽之辩”对机器人有效吗？》（《船山学刊》，2019年第2期。本人是本组笔谈的主持人），在该组文章中，孙向晨教授的文章还被《新华文摘》转载了，让我很受鼓舞。另一篇多人对谈文章（郭齐勇、景海峰、陈少明、吴根友、方勇、刘丰对谈）——《“诸子学与中国哲学”对话录》（《船山学刊》2020年第5期），是当年暨南大学哲学所举办的国学讨论会的一个成果。这一长篇的对谈文章，应该是近些年来多位学者一起有关诸子学与中国哲学关系讨论的主要观点的集中亮相。以上这些文章的发表非常感谢学刊的几任主编所给予的积极支持。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船山学刊》在提携后学方面所做的努力与工作。当前，很多学术刊物因为提升学术竞争力，以及其他方面的考虑，不仅公开拒绝发表博士生的文章，也“一刀切”不发表联合署名文章（当然单方面的“挂名”文章我们应该反对）。在这样的学术期刊竞争的生态里，《船山学刊》却允许我与博士生联合署名发表文章，2015年第4期发表了我与博士生王博合作的一文——《王夫之〈诗广传〉中的‘性、情、理’思想探论》。对此，我心里一直充满着感激之情。

2017年以来，我个人在《船山学刊》总共发表了6篇学术性文章（其中两篇是笔谈），他们分别是《现代中华民族视野下的传统文化及其“两化”》（《船山学刊》2017年第4期）；《转型与重整：清代四种“经子关系”合论》（《船山学刊》2022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22年第10期全文转载）；《诗思互镜与文明交流互鉴的普遍语法——以屈原、荷尔德林诗歌诠释中几组意象的再诠释为例》（《船山学刊》2023年第6期）；《“横向超越”与现代人类‘谦逊’美德之培养》（《船山学刊》2024年第5期，《社会科学文摘》2025年第1期长文转摘，“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25年第3期全文转载）。这些文章大多是约稿，刊物编辑部给了我最大的学术自由，基本不限字数，也不限制文章的结构形式，让我真切地感受了学术创作的自由，当然也给了我内在的学术压力，即不能辜负刊物编辑部的信任。我也非常珍视编辑部给予我的这份学术信任与支持，争取把每次机会都当作是一次最大的鼓励与促动。同时，我也将不断地努力，为《船山学刊》学术质量与学术声誉的不断提升，贡献个人极其微薄的一份力量。

作为具有110年历史同时也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百年老刊《船山学刊》，与两湖学人之间有着深切而特殊的情感关联，其中当然与两湖学人对王船山的特殊感情密不可分。但若就湖北武汉的学者群体而言，主要是与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开创者萧萐父先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萧先生对船山情有独钟，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船山研究的大家，也培养了不少研究王船山的学生。这也使得我们对于《船山学刊》保持一种特别的内在情感关联。我本人虽然因为学术兴趣与专业发展的要求，集中在清代乾嘉时期的哲学和戴震的哲学思想研究方面，没有专门、系统地研究王船山的哲学思想，但也培养了五位博士研究生专门研究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其中彭传华教授已经在船山的政治哲学研究方面小有成就。

目前，我本人的工作岗位虽然有所变动，离开了两湖地区，但对于王船山的哲学思想、新经学思想的研究仍在继续，而且也会在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与哲学学院的新工作平台上，结合浙江地区的学术与文化特点，拓展并深化关于王船山的哲学与新经学思想的研究。因此，我希望《船山学刊》将来在合适的时候，与浙江地区的学术界建立起新的学术联系，将船山与蕺山（刘宗周）、梨洲（黄宗羲）、太炎（章炳麟）等浙江地区的学者与学术联系起来，一方面拓展《船山学刊》的学术联系，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扩大《船山学刊》在东南地区的学术影响。我个人深信，在大家的积极努力下，在湖南省社科联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船山学刊》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当代中国学术名刊，并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西方优秀文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进一步的中国化等方面，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