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船山与《船山学刊》相遇

刘梁剑

刘梁剑，1975年生，浙江永嘉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智慧研究院哲学教育研修中心主任，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秘书长。撰有《王船山哲学研究》（旧版《天•人•际：对王船山的形而上学阐明》）《汉语言哲学发凡》《汉语言哲学研究》《炎詹集》《哲学家的小王子》，译著《知识与文明》《剑桥中国哲学导论》《存在的遗骸》（与吴闻仪、吴晓番合译）等，在海内外刊物上发文多篇。

今岁二月开学以来，与诸生相约读船山易学。或五六人，或十余人，每周一会。或一两页，或半页，或数行。所读愈缓，而所得竟愈多。船山之文，藻思绮合。船山之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浩淼无涯而精义入神。大家对于船山学的了解，深浅难免有别。有的博士生同学已在《船山学刊》发表过研究船山的论文，有的留学生同学则从未接触过船山。不过，在共读过程中，大家相与启发，各有所获。于“即占即学”，议“命”是否可占，析“得失”与“吉凶”之同异；穿过“于……为……”的句式，辨识“共通/独一”如何有别于“普遍/特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字一词，一句一式，发人省，启人思，细细读之，时有醍醐灌顶之感。

与船山相遇，命邪？缘邪？1997年高考填志愿，全无师友指导，两眼一抹黑，只因对哲学有痴迷，对上海有好感，便填了唯一的志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全然不知沪上沪外尚有其他诸多知名哲学系，更未曾料想竟由此进入了一个具有珍稀哲学传统的哲学系。这个传统对于王船山有特别的重视。在我的书架上保存着一部冯契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上中下三册依次为1983、1984、1985年第1版。此部书于1997年10月13日入藏，距离入学尚未足两月。冯契先生于书中写道，从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来看，在明清之际总结性的思想家中，我们要特别注意王船山。这也许是我接触船山哲学的开始。在此之后，又有各种机缘不断回到冯契先生的船山学。近日有幸蒙何善蒙教授与叶达博士相邀，于线上交流“一以贯之与求通之道：船山的启发”。参与讲座的尹同学发来信息，提醒冯契先生在“推”（推理）的议题之下引用了船山论“通”：“通者，化虽变而吉凶相倚，喜怒相因，得失相互，可会通于一也。”这不由让我想起数年前思考冯契先生的船山哲学书写所获得的两点体会：其一是冯契先生对王船山成性说等方面的独到阐发逐渐从哲学史意义上的对象转变为智慧说内部的有机构成部分；其二，冯契先生“智慧说”接续荀子、张载、王夫之一系的气一元论，同时吸收陆王心学关于心体的因素，可以视为一种当代新气学。

与船山相遇的另一机缘，则是陈赟师兄的船山学研究。2003年3月11日，当时已留校任教的陈赟老师赠我一册《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读之，大受震动。相关体会后来写成书评，刊发在《船山学刊》2004年第2期。由此，我有幸和《船山学刊》相遇结缘，感受既温和又严谨、既庄重又低调的独特“刊风”。在此之后，这样的缘分一直保持着，我在《船山学刊》陆陆续续发表了几篇讨论船山、郭象等不同主题的文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船山学刊》2023年第6期刊发了笔者与郑鹤杨博士对张立文先生的访谈稿。

能在《船山学刊》刊发讨论船山学的文字，这对于当时萌发心意研究船山学的我来说实在是莫大的鼓舞。2003年9月起，我转入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便下定决心研究博大精深的王船山。研究起步阶段，在阅读相关二手文献的基础上我撰写了一篇英文研究综述（“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of Wang Fuzhi in Mainland China”,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Vol.Ⅲ, No.2, Summer 2004）。在此过程中，对于《船山学刊》的悠久历史和重要地位便有了更深的了解。2004年7月27日，“斥巨资”购得《船山全书》一套十六册。研读之后，最终确定博士论文选题为“际：对王船山的形而上学阐明”。《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一书有注云：“分际与会通意义相反，但却同被包含在‘天人之际’之‘际’中。因此，‘际’乃是一个‘思辨的字眼’。”当时读之，已是心有戚戚焉。几经涵泳体贴，深感“际”可视为船山哲学的一个核心范畴，且兼有分际、相际、交际三义。

“对王船山的形而上学阐明”，有别于“王船山形而上学阐明”或“王船山形而上学研究”。这里的“形而上学”兼有二义：既是阐明的对象，亦是阐明的角度，且二者之间有分际，有相际，亦有交际。何以取形而上学为视角？显然有导师杨国荣先生的影响。杨老师很早就开始沉思存在的二重路向，后来更是揭橥“具体形上学”名其哲学体系。于船山形上学，杨老师亦关注其具体面向，他指出：就其哲学进路而言，相对于对存在的思辨构造，王夫之的注重之点更多地指向现实的世界。受此影响，对王船山的形而上学阐明，似乎不自觉成了具体形上学阐明。船山之“际”，落实为“天人之际”，且展开于“情”“言”“知”诸具体环节。不难看出，这里显然也有海德格尔的印迹。大学期间，在图书馆邂逅陈嘉映先生所编撰的“普通读者就能贯通阅读”的《〈存在与时间〉读本》，由此得以接近海德格尔。读博期间，李旭兄追随陈嘉映老师来到华东师大哲学系。其谈吐，其学养，其志趣，令人倾慕。海氏，亦其所酷嗜也，所备《海德格尔选集》画着各色条条杠杠，眉批边注密密麻麻。得良师益友之助，此后数年，酷嗜海氏之书，不亚嗜船山之书。船山海氏并置读之，不意时有相与发明之妙。天人之际，展开于情、言、知诸环节，此便大致相应于海氏于“在之中”析论的现身情态、话语、理解。（当然，这里似乎有必要做一简单辩护：相与发明，并非以西释中；以今通古，并非时代错置）何以取形而上学为视角？除了学术渊源之外，自然也有性情上的缘故。2003年，与朱承同年入学。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王阳明政治哲学，题曰“治世与治心”。阳明、船山，熊十力所尊“二王”是也。某日，二人戏论：何以一人研究阳明，一人研究船山？因一人兼有治学治世之才，一人耽于玄玄之思故也。

相遇，是一件奇妙的事，一件令人惊异之事，总之，a wonderful thing。为什么有“这样”的相遇？诚然，如以相遇为果，则此前必有因。因，事也；果，亦事也。然则，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一事因另一事的发生而必然发生，这样的强制性并不存在。由于这种强制性的缺失，即便能找出“此前之因”，仍无法理解此前之因与相遇之果之间的联系。于是，困惑仍未得到解决。

为什么有“这样”的相遇？这大概属于金岳霖以下发问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们会有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世界？”世界的变动有生灭的面向，而生灭的程序本身具有本体论上的不确定。因而，任何时间的现实状态是偶然的。它就是“这”，无法以“理”解之。虽然如此，我们对于“这”仍有所体会、有所领悟。无以名之，不得已，或呼之为“命”，或叹其为“缘”。命乎！缘乎！面对偶然，惊（wonder）与敬，畏与忧，激愤或感恩，种种情绪涌起。世界像奇迹（wonder）一般存在着。维特根斯坦说，解释总有要打住的时候。在这里，解释也应该打住了。让神秘作为神秘保持着吧。

经由船山与《船山学刊》相遇，忽焉二十余载，而《船山学刊》则已创造了百一十年的辉煌。瞻彼船山，葛藟荒之；乐只学刊，福履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