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湘楚大地，文脉悠长，一代代社科名家扎根学术、矢志求索，以思想之光廓清迷雾，以笃行之姿开辟新境，为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注入了沛然生机与深沉力量。湖南省社科联“名家故事”专栏自推出以来，持续记录这些学术生命的足迹与光华，前四辑反响热烈，今第五辑如约而至。愿这些浸润情怀与风骨的故事，激励后学勇担使命、接续奋进，共同推动社科事业蓬勃向前。

刘彬徽

六十余载坐冷凳，

只为古老楚文化

焕发新光彩

【名家简介】

刘彬徽，男，汉族，1937年2月生，湖南双峰人，中共党员，研究馆员。196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1956年至1961年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学习。1961年至1989年在湖北省博物馆主要从事文物考古工作与研究，先后任楚都纪南城考古工作站负责人、《江汉考古》杂志编辑部负责人和副主编。1989年调入湖南省博物馆工作，先后任研究室主任、湖南省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99年退休。研究领域主要为楚文化、古文字学与早期文明，提出较多创新见解，在出土青铜器断代、楚系青铜器铭文研究方面有较高的学术成就。著有《楚系青铜器研究》《楚系金文汇编》《早期文明与楚文化研究》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考古简报等文章200余篇。

一、贫寒学子进入文物考古之门

我是湖南娄底双峰人，出生于1937年。1953年，我初中毕业后参加中考。我们县当时属于湘乡县，我要去湘乡县城参加高中入学考试，因为家境较困难，和同学结伴，步行90里路到县城考试，考到省城长沙市立第二中学（现长郡中学）的高中学习。

高三上学期，学校授予我“优秀学生”称号鼓励我，我开始写日记，直至今年已写到第63本日记，可以较为清晰地回忆我的人生过往。

1956年，我即将高中毕业，面临着如何报考大学、选择什么专业的问题。毕业时的体检发现我有轻微色盲，不能报考理工科，只能报考文科。

高中时，一位历史老师课讲得好，我很喜欢，便选择了优先报考历史学专业，被武汉大学历史系录取。可我家境贫困，想着如果需要交很多学费就不入学了。学校报到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可以申请助学金，我申请后，学校批准，并且给予我免费住宿、甲种伙食补助、甲种生活补助等优待（犹记得每月3元零用补助，那时的3元钱也很管用）。冬天寒冷，学校还给我发了棉袄、棉絮被子，完全解决了我经济上的困难。

这让我非常感激党和政府对贫困大学生的关怀。我在高中就已经有了要献身祖国事业的想法，大学时学校对我的帮助更加成为我努力学好本领的推动力。

▲武汉大学毕业文凭与毕业纪念

回顾我的大学五年，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只有入学第一个学年扎实学了一年课，多位老师课讲得非常好，特别是谭介甫、唐长儒、石泉等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教授，让我受益良多。

读大学时，我曾有幸两次见到了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见到毛主席后，我非常激动，在日记中写道：“让人们因为有我活着而得到益处。当我停止呼吸时仍能以我所创造的一切为人民服务。”

1961年，我大学毕业，包括我在内的四人分配到湖北省博物馆工作。我和郭德维的岗位是文物考古工作，重点是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工作、文物保护展览工作兼及其他相关工作。

这近30个春秋，大约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我主要从事田野文物考古工作，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大部分时间是在湖北江陵（今荆州市）楚故都纪南城及附近地区度过的。后一阶段，我因为身体原因，告别田野考古，从事编辑研究工作。两个阶段均获得许多良师益友的关心和支持，令我难以忘怀。

二、荆州考古，首次发掘纪南城

1961—1966年，我主要在湖北荆州从事考古工作。

1961年，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省文化厅文物工作队与荆州地区博物馆、当地县文化馆派来的人员共同组成了省地县联合考古队，先发掘了太晖观楚墓，后转至张家山楚墓发掘。省文物工作队由王劲、喻德智领导，考古研究专家张云鹏为联合考古队业务指导。张云鹏、王劲均是当时湖北省顶尖的考古专家，我在他们的指导下学习考古技术。

我至今还记得，王劲老师带我学考古发掘的经历。他带着我在纪南城内寻找有断面的文化层，认识内含的遗迹、遗物，并教我做勘察记录。之后，还带我到郢城古城内进行了一次小面积发掘。

我在拍马山和纪南城、郢城两个古城址及附近地点进行考古、调查、钻探、发掘等（还发掘过秦汉至明清时期个别墓葬）多项工作。在考古工地，我还兼任过工地会计。

现代考古发掘的理念、技术和意识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其实，考古是一项有安全风险的工作。在当时发掘楚墓期间，突发墓坑崩塌，我的同事谢德根因此牺牲。

1965年，我带领当地临时工首次在纪南城内进行考古发掘，发掘了两座春秋早中期楚墓、一处楚水井、一个楚窑址。

自首次发掘到2025年，已有60年之久。2025年12月5日至7日，“纪南城考古发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湖北荆州举行。作为纪南城考古六十周年的见证者和首次发掘者，我向大会发去贺信并得到组委会宣读。

▲纪南城考古发掘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合影（左二为刘彬徽）

距离纪南城址西北方向不远的望山、沙塚两个地方，有望山一、二号墓、沙塚一号墓及附近5个小墓。这3个较大的楚墓和小墓，当时已有相关人员在发掘。1965—1966年冬春之际，望山二号楚墓要加派较强的业务人员，就把我从纪南城工地抽调到望山二号楚墓，和已先期在此负责的另一名同志共同主持此墓的发掘。

我具体负责该墓内边箱出土器物的清理（另一人负责头箱清理）。在下坑操作时，我发现了竹简，第一时间用一长条形木板架在一些长达60厘米左右的竹简下面托住，往墓坑上拉，运送到附近器物整理处清理。这是湖北省首次出土相对完整的楚简（其中完整简5支，还有一些残缺的）。

在荆州地区（以当时属江陵县境内的考古为重点，多年前江陵县已改称荆州区）工作期间，生活比较艰苦。比如住宿，我有时候会在农家的牛栏屋旁边，用稻草搭地铺借宿。

艰苦的环境严重影响了我的身体健康。我曾因阑尾炎发作住院治疗，因肾结石发作不得不经常吃中药治疗，在工地上请人代为熬制中药，但我仍坚持在工地工作，因未能及时进行彻底的治疗，以至于拖到1977年才去医院手术开刀取出结石，留下了后遗症。

三、纪南城考古大会战中的重大发现

1965—1975年，考古工作者不间断地对纪南城城址进行勘查，测绘城内详细地形与分区规划标志，“文革”期间也未间断。湖北省考古工作队经常轮流派人驻守江陵考古工作站，我一度是工作站的负责人。

1975年，国家文物局决定开展全国性的考古大会战。当时，在纪南古城内及城郊划分了多个发掘地点，参与者高达数百人，临时食堂都有好几个。邀请了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多所高校考古方面的师生，及有关省份的文博考古专业人员参与纪南城考古大会战。

当时的考古大会战办公室负责人安排我暂停正在进行的《江陵望山、沙塚楚墓》发掘报告编写工作，先去当地东南部已选定的30号夯土台基开展发掘前的准备工作。

30号夯土台基是考古大会战的重点项目，我担任常驻该台基工地的负责人，除了考古发掘工作之外，还要对接外地、外省参加大会战工作人员的食宿。

1975年春节，我提前到台基工地，聘请当地工人搭盖芦苇棚，供大学学生住宿，有的带队老师则在附近小学一间简陋的狭小偏房借宿。冬季的荆州十分寒冷，条件十分艰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师生冻得全身发抖，尤其是女学生冻得直哭，睡不好觉。

当时来的带队老师都是全国闻名的顶级专家教授，如北大的严文明、俞伟超，吉大的张忠培，以及四川大学、厦门大学等校的知名教师、教授。

为了壮大力量，我们招收本地的农民工，举办了考古培训班，由我和荆州博物馆派来的负责人共同主持培训事务。

30号夯土台基发掘面积达5000多平方米，发掘持续到1976年才基本结束。1976—1977年初，还做了一些补充发掘。

1976年开始整理发掘报告，经集体讨论最后由我定稿，先作内部资料印发，后正式刊发，在全国性重点学术期刊《考古学报》1982年第3、4期发表，填补了东周时期七大诸侯国都城古城址中纪南城（郢都）宫室建筑考古资料的空白。

▲《考古学报》1982年第3、4期发表《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一文，对30号夯土台基发掘成果进行了报道。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残存的古建筑遗址，虽然地面以上全部被毁掉，但地面以下的墙基及其他遗存，可知其大致建筑结构：东西长达63米，南北相距14米，此为上层建筑。下层还有早期建筑残基，其东墙基约长33米，残存遗迹太少。即便如此，也可看出这个大体量又有早晚两期的超大型宫室建筑之宏伟壮观，在迄今所见各诸侯国古都遗迹似尚属首见。

因此，我撰写的《江汉文化与荆楚文明》（早期中国文明丛书之一，2008年出版）一书内，专列了一个章节为《楚纪南城遗址考古探索》，对这个重要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地论述，这是这次考古大会战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其他的发掘成果见《考古学报》1982年第3、4期）。

▲在楚纪南城故城留影

在我保存至今的63本日记里，就有关于纪南城考古的简要记录。这些与纪南城考古有关的日记本及相关资料多已被湖北省博物馆借去扫描，用于“纪南城考古”的专项课题研究资料。

四、因病告别考古，钻进斗室潜心研究

多年的考古工作，严重地影响了我的健康。1977年，我的肾结石常年引发阵痛，到了非手术治疗不可的程度。当年，我返回家乡湖南，到长沙做手术。手术后需要疗养，身体还留下了后遗症，无法再进行田野考古。湖北省博物馆的领导便安排我到《江汉考古》编辑部工作，先任责任编辑，不久转为编辑部负责人，之后任副主编。主编程欣人先生去世后，我曾短暂代理主编职务，直至从湖北省博物馆调动至湖南省博物馆工作为止。

在《江汉考古》编辑部工作时，我一边尽职尽责做好手头工作，一边潜心研究。我下决心，要把以前因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和受到特殊时期影响而缺失的时间“抢”回来。

尤记得1961年冬，以张云鹏先生为业务指导的省地县文物干部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启动了对江陵楚墓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工作，从此揭开了楚故都地区楚文化科学考古的序幕。我生逢其时，有幸成为这一地区首批进行科学考古的工作者之一。此后我和同事们在这里发掘的楚墓数量与日俱增，大量珍贵楚文物如涌泉般显露其奇光异彩，我也为楚文化的灿烂光辉所激励，开始了楚墓资料的整理和楚文化研究的探索。

长时间的考古生涯，我们考古工作者常常栉风沐雨，风餐露宿。我至今难忘那些风雨飘摇的日日夜夜，虽然艰苦，但培养和提高了我的业务技能，让我积累了第一手资料，其间大量行政事务性工作虽消耗了不少宝贵时间，却给了我多方面的磨炼，为我以后从事考古学研究、特别是楚文化研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那时候，大家的生活都比较艰苦。有一段时间，我们全家只有一间住房。我只得在别处找到一间面积约2个多平方米的废旧厕所予以利用，用旧木箱当做桌子，一有空就躲进斗室坐冷板凳，“管他冬夏与春秋”。我最初的几篇学术文章，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写成的。

在湖北省博物馆工作期间，我参与了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曾侯乙墓发掘报告》（上下册）的编写，是青铜礼器、用具章节的编写定稿者。该书于1989年7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编写整理者起初是3个人，有武汉大学、随县博物馆各1人，加上我共3人。后来这两人退出此书整理工作，由我一个人完成。

▲参与编写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曾侯乙墓》《包山楚墓》分获国家级、省级奖项

此书于1991年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我为5位获奖者之一。1999年，此书又获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作为包山楚墓出土竹简整理小组负责人，我参与了《包山楚墓》《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编写，与彭浩、胡雅丽、刘祖信同志完成初稿。后经集体讨论定稿。

竹简考释期间，1989年6月，我调至湖南省博物馆工作，后续由其他3人完稿。1995年，《包山楚墓》一书获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

在湖北省博物馆工作期间，我先后参加三次重要的文物展览工作：

一是1973年配合“文物外交”，我受指派赴京参加出国文物展览筹备工作，我负责湖北楚墓出土文物的筹备事宜，工作半年多。

二是1979年赴京参加举世闻名的出土文物曾侯乙编钟等重要文物展览工作半年多。

三是1985年赴香港参加馆藏出土文物展览半年多，我是两名长驻展览工作者之一。作为业务指导，在港期间，我先后在香港两所大学和其他团体作过多次演讲，在报刊发文大力宣传祖国的精美文物和优秀传统文化。

湖北工作期间，鉴于我在考古发掘、报告编写及文物展览等方面的突出成绩和贡献，湖北省文化厅、湖北省博物馆多次授予我“先进工作者”荣誉。

1989年，我回到家乡湖南，开始在湖南省博物馆工作，直至1999年退休。

在湖南省博物馆，我担任研究室主任，主要任务是做好文物考古方面的研究，多出学术研究成果，并辅导、帮助研究室人员，特别是青年业务人员的成长，促进博物馆各方面业务水平和工作质量的提升，后来，我担任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协助馆领导做好科研、学术研究工作。

▲2016年被湖南省文化厅授予“时代阳光老人”称号。

1999年退休以后，湖南省博物馆聘我为学术委员会顾问和馆刊顾问，继续为馆里的事业发展作贡献。在湖南省博物馆工作期间和退休后，我多次获奖，2016年被湖南省文化厅授予“时代阳光老人”称号。

五、编著楚系青铜器首部集大成之作

到今年，我回到家乡已有37年，退休有27年，但我一直没有停止研究。

其中，出版了个人学术著作四部，包括两部专著《楚系青铜器研究》《江汉文化与荆楚文明》（“早期中国文明”丛书之一）、学术性工具书《楚系金文汇编》和个人学术文集《早期文明与楚文化研究》（是我2001年前代表性论文的选录汇集）。编著工作得到了爱人李咏君、儿子刘长武的大力协助。

在我承担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曾侯乙墓》青铜礼器、用具章节的编写过程中，出于对楚系青铜器研究重要性、紧迫感的认识，我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用了较多的精力从事青铜器的考古研究，拙著《楚系青铜器研究》一书，就是这一课题研究的总结之作。

▲《楚系青铜器研究》

《楚系青铜器研究》是“楚学文库”的书目之一。东周（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青铜器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楚系青铜器的发展在此期间后来居上，水平最高，成为这第二高峰的代表。楚系青铜器研究是我国考古学、历史学研究领域中一项重要学术课题。

我编著的《楚系青铜器研究》出版之前，尚无专著对此进行论述。《楚系青铜器研究》被列入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项目。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高至喜认为，该书是第一部对楚系青铜器进行全面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和取得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见《中国文物报》1995年10月29日评论文章）。

这本书分为九章，分别对楚系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分期与年代、器类组合、器型、纹饰、铭文、与楚社会等级及礼制关系、与其他区域青铜器文化的关系等诸多方面作专题深入研究，最后一章为总论。全书共有插图630余幅、表格9个，配有彩版和大量黑白照片、铭文照片，图文并茂，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在中国青铜器研究、考古学，尤其是楚文化考古研究，以及楚史、先秦史研究、古代文明等方面提供了新的研究成果。

在该书中，我将楚系青铜器的分期研究与楚文化考古的年代学研究结合起来，从数千座楚系墓葬（湖南、湖北、河南楚墓为主）中选取最具代表性的78座，对这些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群进行分期研究，突破了以往的六期分期法（即春秋与战国两阶段各分早、中、晚），提出了七期的新分期法，并且在每期中又区分早晚两段，结合楚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确定了每一期的起迄年代，使楚文化考古分期更为准确，并对此前存有异议的楚系墓葬及铜器的年代、族属、国属等，作出了有说服力的辨析。

我将楚系青铜器群的组合分为甲乙丙三类八小类，对应于楚社会三大等级八个层次，使青铜器研究上升到对楚社会阶级关系、结构的历史学研究；针对其所反映的楚礼制与周礼制的关系，阐明楚礼制是在周礼制基础上的变革与创新。

同时，我还筛选了大量典型器物、纹饰和铭文的图像资料，编辑了便于查找的表格、资料索引，被裘锡圭教授等学者认为有助于学术界的多方面研究。

这本书1995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旋即脱销，第二年加印2000册。在该书第二版、第三版出版时，我都及时补充了创新成果。

1997年，这本书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之一）和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湖北省委、省政府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启动重点出版工程大型历史文献丛书“荆楚文库”的编纂，并将此书的第二版纳入该文库，2024年又纳入“楚学文库”增修版，是为第三版。

这本书在国内外影响较大，2005年日本早稻田大学邀请湖北的张正明及本人赴日本参加“楚文化现状研究”学术会议，日本一位博士在该国刊物发表对此书的书评。2006年应台湾台北史语所邀请，包括本人在内的大陆8人赴台参加“第一届古文字与古代史研究”学术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我都提供了楚青铜器和楚历法研究的创新性论文。在国内和湖南省博物馆召开的多次学术会议上，也提交了有创新见解的学术论文。

六、醉心荆楚文化，殚精竭虑撰写专著

我对荆楚古文化的情有独钟，始自多年前的考古生涯。

前面介绍过，1961年，我大学毕业到湖北省博物馆工作，当年就被安排到荆州去进行文物考古工作，在楚纪南城遗址和四周墓葬的发掘工地度过了许多个春秋。正是在那些岁月里，我对楚文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看看我于1962年5月13日写的工地日记吧：“楚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上有它光辉的一页……应使楚的这一段光辉历史得以重现出来……对于楚之起源、发展、壮大乃至灭亡，都得有一个全面的考察。这个工作不是短期内能做到的，要有长期计划与努力。况由于工作，不能完全把精力花在这方面，但哪怕时间最少，也要经常积累、研究，总是会有所收获的。”

此后数年，我的确是这样做的。其间工作虽多有变动，但对荆楚文化则仍一往情深，孜孜以求，乐此不倦。

因此，当1993年冬，我收到“早期中国文明”丛书主编的《江汉文化与荆楚文明》一书的约稿信时，虽觉得要写好此书难度较大，但更多的感觉是可以一偿近40年来钟情楚文化的夙愿，便欣然应允。

▲《早期中国文化——江汉文化与荆楚文明》

“早期中国文明”丛书之一的《江汉文化与荆楚文明》是我的第三本专著，出版于2008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承担了国家“九五”规划出版重点图书《江汉文化与荆楚文明》一书的撰著，此书主要对今湖南、湖北两省境内的先秦至汉初考古收获与文明起源、发展历程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论述，以近5年时间日夜兼程、殚精竭虑完成了本书的写作。该书出版后得到众多学者好评。

为何选择我来写这本书？这是当时丛书的两位主编李学勤、范毓周共同商定的。1993年10月，范先生写信给我，在信中说：“唯《江汉文化与荆楚文明》一卷迄无合适人选，经与学勤先生反复协商，均认为此卷自非先生莫属，因此冒昧奉以祈请先生考虑承担为感。”

“早期中国文明”丛书是按地域分册的，要我写的这本主要以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北、湖南两省为重心。正好我先后在两省工作，重心是楚文化文明研究。因此，对我来说，撰写此书已有良好基础，可以在综合论述的基础上推出独具创新见解。

个人学术文集《早期文明与楚文化研究》是我多年来所写文章的选集，其内容大致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先秦考古文化的综论和楚都、楚墓的专论，第二部分为东周时期青铜器、楚系青铜器的研究，第三部分为两周时期古文字、楚系文字的论述，第四部分为楚文化、古文化研究的其他方面。每个部分大体按所论时代早晚予以编列，每篇文章基本上保持原貌，有的仅作文字上的订正，有的则在文末作必要的说明。

受“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委托，我还和何介钧负责《楚文化考古大事记》一书的编撰工作。四个省各自负担自己省的考古大事编写，我是湖北省考古大事的3个编写者之一，全书书稿由我和何介钧定稿，由文物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受到考古学界好评。

七、年近古稀编著楚系金文专著

我曾在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主办的古文字研究进修班学习过，利用古文字材料从事考古研究，特别是楚文化研究，也成为我学术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

专著《楚系金文汇编》列入了国家古籍整理“十五”规划项目，是我和湖北教育出版社共同申请的。在我儿子刘长武的协助下，我按期完成了编撰工作，该书于2009年出版。

▲《楚系金文汇编》

楚系金文即楚系青铜器铭文，是楚系文字资料中和简帛文字同样重要的两大类资料之一。

从时空范围看，楚系金文从西周晚期以降至战国晚期的每个时段都有发现，而楚系简帛文字的年代主要为战国中晚期，尚未见战国以前的资料。楚系金文出土地以江淮地域为中心，其范围东至海滨，北至昔日齐、晋、秦域的山东、山西、陕西省境，西、南则至川、粤，远比简帛文字出土地域更广。

从内容看，它提供了简帛文字所未见的一些重要史料，在探讨楚系文字乃至两周文字演变规律和不同时期文字特征方面可与简帛文字相得益彰。楚系金文文字的数量虽少于简帛文字，但与东周时代他系金文相比较，它又是文字数量最多的一系，其对古文字研究、古史研究及其他多学科研究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对楚系金文资料做基础性整理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楚系金文作为我国周代金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前辈学者早有研究。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和地域文化热兴起之后，随着出土文字资料的大增，区域性文字研究蔚然成风，楚系文字研究蒸蒸日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开始研究楚系金文，在拙著《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一书有专章论述。在此前后，其他地域相继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1990年）和《吴越文字汇编》（1998年）等书问世。

作为区域金文中数量最多且重要的楚系金文，无疑也应有专书之作。在湖北教育出版社的鼎力支持、资助下，我以近古稀之年从事这一有意义的工作，编著了《楚系金文汇编》，列入国家“十五”规划项目。

这本书集铭文、释文、图象、字表四个部分于一体，且按年代先后为序。这种四部分齐备并以年代先后为序的区域金文汇编，在目前尚属少见。编撰这样的工具书，看似简单，实则颇为繁难，不仅要力争各项资料之齐全和吸收古文字考释的最新成果，更要注重考古学研究最新成果，使其相对年代序列做得尽量准确些，需要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结合起来研究。这本书在商周金文类工具书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受到学者的肯定。

后来出版的第二、三版《楚系金文汇编》内补充了诸多新内容。如2023年我发表的“楚季钟及其他十二项新见楚系金文”，其中首见的楚季钟十七字铭文的年代早至西周早中期，乃迄今为止所见年代最早的楚国文字。楚金文年代早到西周早中期乃首见的楚文字，弥足珍贵。

2023年，该书第二版被纳入“荆楚文库”丛书。2024年，第三版被补充到“楚学文库”（增修版）丛书内。新版“楚学文库”丛书的总序中提到，丛书中增加了3本书籍，其中之一为“刘彬徽、刘长武先生的《楚系金文汇编》，弥补了初版有简帛文字研究而无铜器铭文研究的缺憾，与原《楚系简帛文字编》可谓珠联璧合，便于人们在一套丛书中得窥楚文字之全豹。”

八、上下求索，学术贵在创新

上述专著和数篇文章，都是我从事研究、探索的心血结晶。学术贵在创新，每项研究都力求在前辈和时贤研究的基础上，上下求索，反复探讨，提出新见。

例如对古荆楚地区文明起源问题、商至西周时期此地区文明发展状况的评估问题，提出了不同于以往认识的若干个人见解。在楚文化研究中，特别重视考古新材料的研究、新观点的提出。

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发掘的拍马山四号楚墓内出土了能复原的虎座立凤悬鼓，使我认识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信阳楚墓出土的此类鼓的复原有误，便迅即整理出考古简报予以发表。这是第一次公布的科学复原虎座立凤悬鼓的新资料。

我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及退休后取得的，在一些专题的深入探讨中，有时为提出一个新看法，往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

例如，在参加包山楚简的整理过程中，我感到包山楚简材料中大量的纪年纪月纪日材料，极有助于楚国历法研究、楚史年代学研究，历经数月时间反复研索，撰写《楚国纪年与楚历月建研究》等文，对楚国历法的建正问题，提出了不同于以往三种见解的第四种新见解，并据这一新见解推断出包山二号楚墓竹简中七个以事纪年和此墓下葬的绝对年代。

这一新见解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有的还撰文作进一步的补充论证。虽然学界对我提出的楚历建正新见解尚存争议，但我所推断的七个大事绝对年代、包山二号楚墓下葬年代，已为《包山楚墓》发掘报告采用，并先后为许多论者所引用。这表明，我的研究成果解决了墓葬断代和楚年的实际问题，对推进楚国历法研究、楚史、楚文化研究起到了明显的作用。这是令我感到欣慰的事。

又如对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的研究，我也提出了不同于以往几种不同见解的新见解。

▲2023年，在湘博讲坛开讲题为“中国古代铜镜里的天文世界”的讲座

我深深体会到，要想在学术研究上有所创新，一定要把握住理论、方法与史料（文献、文物考古资料）的有机结合，处理好宏观与微观的关系，看准了一个重要课题就要紧抓不放，“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惟其如此，才能使学术事业不断地更上一层楼。

我的研究范围主要在先秦至汉初这一早期文明时段，且重点又是楚文化研究，个人所得的点滴成果在学术百花园地里微不足道，但这四本专著及约200万字的论文，主要是在我过了不惑之年以后的几十年间内写成和发表的。

▲2024年，在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汉代简帛研究”学术分会上，以“马王堆帛书《易》学八卦方位和帛书《式图》共组的新图新论”为题发言

虽然年近90岁，但我依然专注古文化的研究。2024年8月，马王堆汉墓发掘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沙召开，我在会议上以“马王堆帛书《易》学八卦方位和帛书《式图》共组的新图新论”为题发言，这篇论文已被收入专集出版。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学术研讨会，有学者评论这一新论 “发前人所未发”，以后可能难写出如此长篇创新性论文。

▲2025年，湖南省博物馆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和证书

从1961—2026年，我从20出头的青年成为89岁的老人。从事我热爱的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和学术研究工作，甘坐冷板凳六十余载，只为让古老的楚文化焕发出新的光彩。自感为报效国家、服务社会已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无怨无悔，没有虚度年华之憾了。

名家故事

六十余载坐冷凳，只为古老楚文化焕发新光彩。

主要学术成就附录

著作

《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早期文明与楚文化研究》，岳麓书社，2001年

《江汉文化与荆楚文明》（《早期中国文明》丛书之一），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

《楚系金文汇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2023年第二版，2024年第三版

论文

《试论楚丹阳和郢都的地望与年代》，《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

《楚国历法建丑新证》，《江汉考古》，2021年第4期

《楚辞与楚文物》，收录于《屈原研究论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

《楚国青铜礼器初步研究》，收录于《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湖北出土两周金文的国别与年代考述》，收录于《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

《从包山楚简纪时材料论及楚国纪年与楚历》，收录于《包山楚墓》，1991年

《楚帛书出土五十周年纪论》，收录于《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四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长江流域楚王朝时代刍议》，《长江文化议论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新出楚系青铜器研究评述》，《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三期，2006年

《楚国历法建正问题辨证》，《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一辑，2007年

《楚帛书研究的新进展》，《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八辑，2009年

《出土楚简与炎黄时代研究》，《炎黄文化研究》第十一辑，2010年

《楚季编钟及其他新见楚铭铜器研究》，《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九辑，2013年

《论万福脑楚遗址及其出土楚季编钟的年代与相关问题》，《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十三辑，2017年

《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器研究的新进展与新思考》，《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十四辑，2018年

《论青铜敦的南北二系及其互动关系》，《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十五辑，2019年

《楚帛书出土八十周年纪论》，《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十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

《帛书〈易〉八卦方位和式图共组的新图新论》，《马王堆汉墓发掘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汉代简帛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26年（待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