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湘楚大地，文脉悠长，一代代社科名家扎根学术、矢志求索，以思想之光廓清迷雾，以笃行之姿开辟新境，为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注入了沛然生机与深沉力量。湖南省社科联“名家故事”专栏自推出以来，持续记录这些学术生命的足迹与光华，前四辑反响热烈，今第五辑如约而至。愿这些浸润情怀与风骨的故事，激励后学勇担使命、接续奋进，共同推动社科事业蓬勃向前。

刘泱泱

我的史学研究生涯

【名家简介】

刘泱泱，男，汉族，1935年8月生，湖南洞口人，研究员。1957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曾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现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兼任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理事、湖南省历史学会顾问、湖南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务。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和湖南地方史研究。重点研究湖南近代史、辛亥革命、左宗棠、近代中国教案。曾参与国家重点课题《辞源》的修订。主要著作有《近代湖南社会变迁》（独著）、《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合著）、《左宗棠传论》（合著）、《湖南省志·人物志》（近代部分主编）、《湖南历代人名词典》（近代部分主编）、《湖南通史·近代卷》（主编）等。主持整理编辑的古籍、资料集和论文集主要有：《中国近代史百题》《近代中国教案新探》《魏源与近代中国改革开放》《辛亥革命新论》《左宗棠全集》《黄兴集》《湘军（文献丛刊）》等20余种。此外尚有译著《古代世界史的课堂教学》（合译），发表论文文章240余篇。成果获湖南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三届湖南图书奖一等奖，第四届湖南图书奖一等奖，湖南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南五省（区）人民出版社优秀社科图书奖，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优秀成果二等奖，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一等奖、二等奖。

一、 我是怎样走上史学研究道路的

我是湖南省洞口县竹市镇荷池村人。1935年8月2日出生。6岁入家乡荷池小学读初小；10岁入竹市（离家10里）原和康乡中心学校读高小；12岁考入百里外的武冈县城云山中学读初中（洞口原属武冈县，1952年始建县）。到1949年10月武冈解放时，我只读了两年半初中，然后在家休学半年。1950年秋，我以同等学力考入设在武冈县城的湖南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后改名武冈师范学校）。在六师3年，品学兼优，于1952年12 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名共青团）。1953年夏我六师毕业时，恰逢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湖南大学撤销，新建湖南师范学院，正从全省各中等师范学校征求保送生，我有幸被选上了。在选送的过程中，先征求学习志愿，可以填三项，我填了教育、物理、历史。填教育是我本系师范生，将来要从事教育工作的；填物理是我当时对物理学爱好正浓，已自学了苏联大学二年级的物理教科书；之所以也填了历史，则是由于六师教历史课的马少侨老师教得非常好，很受学生欢迎，而且他当时已出版了一本史学研究著作《清代苗民起义》，有些名气，成了我的偶像。后来湖南师范学院公布新生录取通知，我被录取到历史系，真是高兴极了。在校4年，我努力学习，各科成绩优良，尤其对中国近代史学习感兴趣。这主要是由于教中国近代史课的林增平老师的影响。他当时还只是讲师，但是他的教学很受广大学生欢迎，特别是讲义编得非常好，国内好些高校也采用他的讲义《中国近代史》作为教材（此讲义后由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并多次重版）。他的人品、学品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这里说我的历史专业学习和师从关系，是我能走上史学研究道路的知识准备和基本条件。

从我后来终于走上史学研究道路来说，则是由于我大学毕业后遇上了好机遇。我是1957年7月从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的，一毕业就分配到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工作，并随原设在烈士公园北门西坡上的办公地址正式迁入社科大院新办公楼办公，就是现今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内的老办公楼，建成已近70年了，很有历史意义。从此我就正式走上史学研究的道路，不觉间已干了近70年，快一辈子了！事后我曾多次想，我本是学师范的，如果不是“中国科学院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恰恰在这个时候成立，并急需科研人员，那我的人生道路肯定会跟大多数同学一样，做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在教书育人方面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机遇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确实是重要的。

▲1958年，在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办公楼前留影

不仅如此，我在进入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历史所”），开始专业史学研究之际，还遇上了好领导。这里主要说说历史所首任所长谢华。谢华所长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西安事变前后，在西安任西北特别支部书记。后调入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与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等合作编写《中国通史简编》，还个人编写出版过中国史通俗读物《历史》。1957年9月，被任为历史所党组书记、所长。他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观点和延安精神作风带至湖南历史所，受到了全所人员的热烈欢迎和真诚爱戴。同年11月，省委省政府决定新修湖南省地方志，指定他筹建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并担任编纂委员会副主任。谢老既将省志办公室附设于历史所内，又将历史所的科研任务与省志编纂工作紧密结合，主动让历史所承担了省志第一卷《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的编写（后又承担了《省志·人物志》的编写）。他在《湖南省志总序》中，提出新志编纂的“三条标准：一、资料性要最强；二、科学性要最高；三、思想指导要最正确。”他鼓励年轻人：“解放思想，边干边学”；不要怕写不好，“草鞋冒样，边打边像”。关于所写各条目篇幅的详略，他说要从历史实际出发，该长就长，该短就短。关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他认为都应该实事求是。他反复告诫我们：纪述历史要让历史事实说话，不要穿鞋戴帽；史料要真实，要真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关于文风，他反对堆砌形容词，华而不实，反对文白夹杂，艰涩难懂，而主张文字朴实、简洁、流畅。这些，都对历史所健康学风、作风与文风的培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长期指引着我的史学研究道路。

二、在职40年

我的工作经历是简单而清楚的，工作地点、工作单位和工作岗位的变化都不是很多。1957年8 月至1969年2月，在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今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最早的前身）近代史组工作。“文革”十年动乱初期，我于1969年1月被下放到郴州地区资兴县黄草公社富滩大队“插队落户”劳动，历时3年。1971年9月之后，我得以重新安排工作：1972年1月至1974年2月，在郴县粮食局办公室工作；1974年2月至1975年2月，在郴县五七干校（后改县委党校）任理论教员；1975年2月至1976年10月，借调到湖南省法家著作研究班（设在湖南省委党校），从事《魏源诗文选注》工作。“文革”结束之后，1976年10月至1979年10月，转到湖南省修订《辞源》组（仍设湖南省委党校），参加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辞源》修订工作。期间从1975年直到1978年，我属临时借调性质，编制仍在郴县五七干校，1978年10月后始正式调回长沙。《辞源》修订工作完成后，我结束了连续十年的动荡生活，回到原单位（时称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1980年改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重操历史研究工作。1979年10月至1980年6月，在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古近代史研究室工作；1980年6月至1983年9月，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古近代史研究室工作。1983年机构改革，社会科学院古近代史研究室和现代史研究室合并改组为历史研究所。从1983年9月起，我被任为历史研究所分管业务（科研和图书资料工作）的副所长，直到1996年4月超过工作年龄退休，共任职13年。在此期间，我于198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被评为副研究员，1993年被评为研究员，并兼任湖南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1998年末改任顾问）、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理事、辛亥革命研究会常务理事等。

▲1958 年，在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办公室

还应该说，我的史学研究工作早在大学学习后期就已经开始了。1956年，我与李茂梓同学合作翻译了一篇俄文论文《第一次俄国革命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影响》，发表于《历史教学》杂志1956年第3期，这是我的第一篇译作，也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当时我们尚是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学生。同年，我又与两位同学（李茂梓、谢严）合作，翻译了篇幅较大的俄文著作《古代世界史的课堂教学》（27.5万字），此书1957年11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可谓我出版的第一本书。1957年上半年，大学毕业前夕，我还独自撰写了一篇史学论文——《一九〇六年的萍浏醴大起义》，但它的发表则是我分配到湖南历史研究所工作以后，在《历史教学》1958年第10期刊出（笔名涤尘），这是我的第一篇史学研究论文。

一个年青人，刚走出校门，参加史学研究工作，能够在全国有影响的史学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本应是一件好事，不意在那时，我却因此而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说我是“写私稿”“开地下工厂”“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作怪”。尽管当时我已说清楚了该文稿系在师院历史系读书时写作并投稿的，事件也很快了结；但由于受到这次教训，此后我便全心全意地投入了组织安排的工作，给自己立下准则：“老实清白做人，勤恳踏实为学”，并且基本上是集体合作项目，主要有《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以及《湖南历史资料》刊物的编辑、撰稿工作。对集体项目，我确是尽心尽力的。《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我一人写了上10万字，是写作字数最多的一个；《湖南历史资料》杂志，我除参与编辑工作外，还整理好几篇资料、撰写了一篇资料性文章，但都未署个人名字，包括发表于该刊1959年第4期的资料长篇《水口山铅锌矿史初探》（2.7万字），也是署的“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近代史组”。直到1963年，因一次学术会议，我才得以个人署名发表一篇论文——《宋教仁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署名杨柳），刊于《江汉学报》1963年第7期。以后不久便是“文革”十年动乱，谈不上有什么像样的学术成果。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种局面才为之迅速改观，而这时我已是年过40岁的中年人了！由20出头到过40岁，这是人生多么宝贵的黄金时代啊！对专业史学研究工作者来说，本应是多出成果的年代，但在这20年间，我却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后来我曾多次想：如果当年能够像今天这样，从政策上、制度上和工作条件上鼓励多出成果、多出人才，那该多好呀！今天的青年人，真是生逢其时，太幸福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形势的日趋好转，我在精神上也逐步获得了大解放。我先是参加了由省委宣传部直接主持的《辞源》修订工作，历时3年。这是一项国家重点科研工程，使我得以广泛涉猎古籍，丰富文史知识，提高古汉语水平，受益匪浅。继之，我于1979年正式调回原单位，重操历史研究旧业，真正步入了科学研究的春天。我全身心地、不遗余力地投入了史学研究工作。

▲1992年11月在湖南师范大学，参加“林增平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讨论会

从1979年至1996年的18年间，尽管我已人过中年，到了在职工作的最后18年，却是我科研成果最多也最为成熟的时期。在这18年间，我先后主编并参与撰写了《辛亥风云人物钩奇》《湖南省志•人物志》（近代部分）《湖南历代人名词典》（近代部分）《湖南通史》（近代卷），加上已开始投入的《中国历代反贪全书》（副主编）《近代湖南社会变迁》（独著），计6部著作；参与整理或主持编辑了《唐才常集》《宋教仁日记》《黄兴集》《禹之谟史料》《自立会史料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中国近代史百题》《辛亥革命在湖南》《知识分子与中国历史发展》《左宗棠研究论文选》《左宗棠未刊奏折》《左宗棠全集》（共15册，1996年前已出5册）《辛亥两湖史事新论》《黄兴研究》《都梁文钞今编》《近代中国教案新探》《魏源与近代中国改革开放》等古籍、资料集和论文集19种；写作发表了论文及各类文章130余篇。著、编合计，总字数超过1000万字，较之“文革”结束前工作的20年，成果的增多不啻十数倍！

▲1989年10月，湖南安化县，参加陶澍逝世150周年学术讨论会

我对中国近代史各个阶段都进行过探讨，包括广泛的事件、众多的人物，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各个方面，而研究的重点则主要集中在湖南近代地方史、辛亥革命、左宗棠、近代中国教案四个领域。总的特点是立足湖南，面向全国；治学力求严谨，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十分重视思想理论指导的正确和充分掌握第一手材料，注重史料的丰富、真实和准确，注重观点与材料的结合和统一。因而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一批较有分量、深度和新意的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1987年4月，湖南桃源县，在纪念宋教仁诞辰105周年学术讨论会期间查阅《宋氏族谱》

在湖南近代地方史研究方面，如《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作为新修《湖南省志》第一卷，体例有创新，内容丰富，且在全国新修地方志进程中居领跑地位。所以书稿刚交付出版社，1959年2月1日《人民日报》即刊登题为《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即将出版》的宣传，对书的内容、价值作了如下介绍：“本书详细地记载了1840——1949年期间湖南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历史大事，内容丰富，其中有不少资料未曾发表过。全书分上、下二篇，共记大事三百余题（引者按：上篇为近代部分，分6个时期，160 题；下篇为现代部分，分4 个时期，188题。共计348题），是研究我国近代史，特别是湖南近代史的宝贵文献。”此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2 月出版后，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多省区修志人员陆续前来湖南取经；对湖南近现代地方史研究起着先导作用。此书深受各方面读者欢迎，已出过三版。又如《湖南通史》，此书为历史所成立后最为重要的学术编纂工程，规模宏大，分古代、近代、现代三卷。1987年10月正式上马，集全所之力，奋战7年，1993年11月全部竣工。1994年12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1995年获湖南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获第三届湖南图书奖一等奖，2002年又获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优秀成果一等奖。又如《湖南省志•人物志》和《湖南历代人名词典》，为各界研究湖南人才发展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情况的必备参考书。个人专著《近代湖南社会变迁》，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在退休之前也已写出了近半的初稿。

▲1991年在湖南长沙参加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讨论会

在辛亥革命研究方面，如《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中的辛亥革命部分，由于成书较早，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湖南辛亥革命史的必备参考。《黄兴思想及活动述评》一文（《黄兴集》前言），国内多种书刊加以转载或评介（包括苏双碧主编的《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讨论举要》一书），日本学者彭泽周在《试评黄兴先生的史料及其研究观点》一文中也作了详细介绍，1991年获湖南省首届优秀社科成果奖，加上其他有关黄兴研究成果，又获美国黄兴基金会（美籍华人学者、黄兴女婿薛君度教授创办）首批颁发的奖状和奖金。《论焦陈被杀与谭延闿上台》一文，全国上10种报刊（包括《新华文摘》《理论信息报》等）作了介绍。

▲2001年9月，在湖南长沙参加“黄兴与辛亥革命”研讨会

此外还有多篇关于辛亥革命研究的论文为史学界关注，如《试论自立军起义》《湖南志士与辛亥革命》《宋教仁研究刍议》《蔡锷传》等。著名学者章开沅主编的《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一书，在“国内外知名学者简介”一篇中，对我作了介绍。

▲2012年11月，在湖南湘阴参加左宗棠诞辰200周年学术讨论会

在左宗棠研究方面，主编15卷本《左宗棠全集》，历时13年才告完成。首先着重抓好辑佚关，在普查已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组织多批人员，分赴当年左宗棠足迹所到的湘、贛、皖、浙、闽、粤、豫、陕、晋、直（今河北）、甘、新，以及北京、上海、天津等15个省市自治区，多方访求左氏各种已刊、未刊著作，并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普查有关档案，与全国各地左宗棠研究者建立和保持联系，征集资料，了解线索。从而陆续搜集到为清末左氏家人、门生所辑编《左文襄公全集》未收的大量左宗棠佚著，极大地丰富了新编《左宗棠全集》内容的史料价值。据统计，原《左文襄公全集》收录左氏各类著作4412篇，共约450万字；新编《左宗棠全集》则增至6485篇、770余万字，即篇数增加47℅，字数增加70℅。此《全集》在分册陆续出版的过程中，1988、1992年分获全国古籍优秀图书三等奖和二等奖；1996年15卷全部出齐、成套推出后，1998年获第四届湖南图书奖一等奖。与沈传经合著的学术专著《左宗棠传论》，2002年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被评为该社当年优秀出版物。有评论者称：此书不仅是一部历史人物传记，更是一部深刻反映历史进程与时代精神的力作。有关左宗棠研究的系列论文，如《左宗棠的早期思想和活动》《浅论新疆各族人民对左宗棠西征军的支援》《左宗棠研究述评》《左宗棠在幕府时期》《左宗棠的洋务思想》等，及所编《左宗棠研究论文选》，也受到全国左宗棠研究者的欢迎。湖南已成为全国左宗棠研究的资料中心。

▲1990年10月，在山东济南参加“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

在近代中国教案研究方面，如《近代湖南绅士与教案》一文，在参加1990年山东济南“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后，日、美学者就撰文或来信盛赞该论文有“创见”，其中有日本学者谈到我的论文时说：“他在文中展示了新资料，提出了颇具说服力的论点。虽然不了解他的年龄，我想他是一位很有才能的研究者。”该文后收入《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求索》压缩发表，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又全文转载。对湖南近代史上发生的多次重大教案，我都进行过探讨，发表了论文，如《周汉反洋教案述论》《1862年的湘潭衡州教案》《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湖南衡州教案》《论1902年辰州教案》《建国以来教案研究述评》等，为史学界所注目。

▲1990年10月，山东荣成市成山头

在此一阶段，我的生平简历和学术业绩，在《当代湘籍著作家大辞典》《中国历史学大辞典》《中国当代历史学家大辞典》《科学中国人•中国专家人才库》《2000中国风•杰出人物特集》《中国当代社会科学专家学者大辞典》等书中，已有词条介绍。

三、 退休以后

1996年3月6日，院领导和分管人事的同志来找我，谈了我已年满60岁，按规定应该退休的事。我毫不犹豫地爽快答应了。4月8日，我收到了院发退休的文件（签发时间为3月20日），从此正式退休。第二天，我便清理完办公室物件，打好移交，公私两清，回到家中。

但其实，说是退休了，我却一点也休不下来，作息几乎一切照常。原因在于，尽管我已从繁琐的行政事务工作（我原担任历史所分管业务的副所长）中解脱了，而原来承担的繁重而未了的科研任务，却丝毫未减，而且还增加了新任务。在退休初的1996——1997年两年间，我肩负的主要任务有三项：一、个人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近代湖南社会变迁》，尚只完成约一半篇幅的书稿，正处于攻坚的关键阶段；二、主持的国家和省古籍整理重点项目《左宗棠全集》，尚有最后2册（《书信三》和《附册》）须抓紧编纂和审稿定稿，以便按计划成套推出；三、1996年初，院里申报了一项紧密服务现实的重点课题《中国历代反贪全书》，已定由时任省纪委书记任主编，院长禹舜找到我，要我和他均担任副主编，他主持全面，我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包括起草《申报书》、制定方案、组织队伍、统稿审定等，我曾多方推辞，但未获允许。就这样，我只能退而不休，而且是重负荷地继续勉力工作，常常工作到深夜，也没有节假日休息。至1996年7月，《左宗棠全集》大功告成，全套推出（共15册，770万字）；《中国历代反贪全书》也于这年8月完成全部书稿（77.4万字），交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同年12月出版。1997年9月，《近代湖南社会变迁》书稿全部写完（共35.6万字）。1998年12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在《光明日报》《长沙晚报》《民族论坛》《求索》《学习导报》《文史拾遗》《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等7种报刊发表书评，予以多方肯定和鼓励。1999年7月获中南五省（区）人民出版社优秀社科图书奖，同年10月获湖南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省级二等奖，后又获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优秀成果二等奖，申报省规划办转国家规划办结项。此外，在此过程中，我为参加蔡锷逝世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为迎接香港回归，还撰写了《简论蔡锷的人格观》和《魏源与鸦片战争及香港》等论文。

继后，在1998——2003年间，由于健康状况明显下降，长期所患过敏性鼻炎已发展为越来越严重的哮喘病，我开始有意地减少科研工作量，特别是注意尽可能不接受大型课题或者需要赶时间的任务。因此6年中，我仅在1998年参与了《刘晴波文集》（26万字）的编辑工作；2000年，与陈珠培、刘云波合编了《黄兴集外集》（33万字）；2001年，修订了与沈传经合著的旧稿《左宗棠传论》（46.2万字），由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此外，则是适应时事和参与学术会议需要，陆续撰写了10来篇论文，主要有《湖南维新运动的历史地位》《谭嗣同与唐才常》《左宗棠主讲渌江书院时间考正》《论近代湖南士风民气》《道教传湘源流及其在近代的变迁》《澳门问题的由来与解决》《略论郭嵩焘的洋务思想》《唐才常的历史地位》《左宗棠未尝投太平军考》《刘少奇1961年回湘调查的历史意义》《左宗棠平议》《“三湘”小考》等。另外，由于有些文稿出版发表要求电子文本，我于1999年起开始学习电脑，主要是用于打字。

▲1999年，初学电脑

2004年以后至2010年，此7年间，我的科研情况又发生了几乎不由自主的变化，任务大大加重，弦又绷得很紧。这主要是陆续参与了几项大的文化工程：一是“国家清史编纂工程”中的一个子项目——《湘军》（文献丛刊）。说是子项目，却工程浩繁，计划20册，800万字（正式出版时，合为十大册）。我投入此事初始并非所愿，可以说纯属偶然，是被推着上路的。此课题本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申报的，2003——2004年间，国家《清史》编委会派人（由课题联络组组长张研教授带队）来湖南考察，我参加了两次课题论证会，竭力推荐通过这一课题。当时一些同志邀我参加，我辞谢了。但稍后（2004年7月18日）张研教授从北京打电话给我，大意是为了让《湘军》课题顺利通过（岳麓书院同志当时有关研究尚不是很多），希望我能参加并牵个头，同时建议湖南大学聘我为客座教授（后实际由岳麓书院聘为特约研究员）。我感谢她的盛情，也为了让课题顺利通过，不致流落省外，就答应了。项目是通过了，但也为本已病势甚重的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一方面，担任如此重大项目的主持人，实是不易。尽管队伍中也有社科院几个人，但多数是岳麓书院和其他单位的，而且课题系挂靠在岳麓书院，经费也拨到湖南大学，这样在操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诸多不便。又一方面，我的哮喘病正处于恶性发展的阶段，已多次住医院，鲜有疗效，常常是咳喘不止，夜不能寐，人日益消瘦和憔悴。为了不影响全局工作，也为了减轻自己一些压力，2005年3月，我在医院病床上写报告提出辞去课题主持人职务，同时提请由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接任。两个月后，得到北京《清史》编委会的批复同意。但新任主持人朱汉民仍聘我担任顾问，并分担部分编辑工作。此后我身心压力有所缓解。我分担的工作主要有三项：一、拟订并不断修改完善《编辑凡例》，力求全书选材得当、体例科学；二、个人整理点校第一、二册，计80余万字；三、审订部分初稿，先后审定了6册，共约250万字。由于工作量仍然很大，至2010年冬才最后完成，断断续续占去了我在这7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此书后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获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一等奖。二是全省重大文化工程“湖湘文库”。2006年后，随着“湖湘文库”工程紧锣密鼓地上马，我应邀逐步地投入了其中工作，主要是旧作旧编的修订增补，少量是重编或校订，均属义不容辞。我先后投入的项目有：2007年，重编《黄兴集》（增订本，77万字）；2008年，修订《湖南通史》（近代卷。个人修订2章，17万余字，近代全卷则商请刘云波统稿）；2009年，为《左宗棠全集》撰写《前言》和增补资料（共增左宗棠佚文约13万字，使《全集》总字数增至近800万字），又为《自立会史料集》重版撰写《前言》和增补资料（共约2万字），另校订《黄兴年谱》（约23万字）；2010年重新点校《左宗棠年谱》（约30万字），又重编《樊锥毕永年秦力山集》（约25万字）。这些，虽说主要属修订、增补、点校之类，工作量相对较少，但累计也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三是《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湖南卷》。2009年春，中央文史研究馆下达任务：编写一部《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大型丛书，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一卷。湖南省文史馆便承担了《湖南卷》的编写任务。此前，中央已对文史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馆员不仅要有位，有荣誉，而且要有为，要在参政议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文化建设等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于是，根据统一安排，我积极地投入了此项工作，主要承担近代部分两章的绝大部分撰稿任务（文学、教育两部分由陈书良、邓洪波分担）。由于还有其他未了事项，我开初主要是参与拟定提纲，收集资料，试写样稿。至2010年新春伊始，才以主要时间和精力投入编写工作。这项工作必须要刻苦钻研，绞尽脑汁，而且时间紧、任务重。我不顾年迈体衰，奋战大半年，写出了全部初稿（11万余字）。由于过度劳累，7、8月间曾经大病一场。待稍康复后，又按照集体讨论和主编审稿意见，继续进行修改加工，终于在年底前完成了全部任务。由于忙于上述大型项目，这7年间，我撰写的论文不多，只有如下数篇：《黄兴的历史功绩》《湖湘文化与岭南文化三题》《蔡锷与辛亥革命》《钱沣与清前期湖南教育发展》《湖湘文化浅谈》《忆文革前的历史所》《〈晚晴名将左宗棠全传〉读后》等。

▲2021年10月，在湖南省文史馆举办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除上述外，我退休后的这段时间，还从事了不少与史学研究有关的社会活动，也是值得回味的。一是参加了多次全国性和省内的学术研讨会。主要有：1996年11月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山市）、蔡锷逝世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邵阳市）；1997年6月香港回归与《南京条约》学术研讨会（南京市）；1998年9月谭嗣同与戊戌维新国际学术研讨会（浏阳市）；1999年5月湖湘文化研究与发展学术研讨会（长沙市）、8月道家道教与湖南学术研讨会（长沙市）、11月郭嵩焘生平与思想学术研讨会（岳阳市）；2000年8月唐才常烈士就义100周年纪念暨学术报告会（浏阳市）；2001年4月刘少奇回湘调查40周年座谈会（宁乡市）、9月省黄兴研究会成立会及辛亥革命研讨会（长沙市）；2004年10月创新湖湘文化打造产业湘军峰会（长沙市）；2006年12月近代湖南与中国暨纪念林增平先生学术研讨会（长沙市）；2008年11月九省一市文史馆书画展暨文史研讨会（长沙市）等。我于多数会议提交了论文。二是2003年以前，我每年都参加湖南师范大学及湘潭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并数次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此事我是抱着学习和对学生负责的双重态度认真对待的，过细阅读论文，尽力提出中肯意见，颇感费时费力。2004年以后，因健康状况恶化，才不再应聘参与此项活动。三是担任省文史馆馆刊《文史拾遗》编辑。此项工作，系从被聘为馆员后的第二年即1999年开始的，连续5年，每年4期，尽职尽力，费时不少。至2004年，亦因健康状况不佳退出。四是应教育、出版等部门领导和友人之邀，协助审阅部分文稿。先后审阅过的文稿有：“长沙历史文化丛书”首卷《长沙历史风云》，湖南省中学《历史》教科书第三册，《陶澍集》《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研究》《黄兴评传》《湖南教育史》（重点近代卷）《洞庭史鉴》《长沙通史》（重点近代卷）《湖南人才史》等。此项活动，虽费了我不少时间和精力，但也拓展了我的知识面。五是参加省人文学科期刊的审查评等工作。此事开始于我退休前数年，退休后又继续了几年，大约到2000年结束。每年春夏一评，事先将上一年的刊物分发给各评委（分组），审读后签署意见，然后集中评定报批。由于交评的刊物多达数十种，每次审评得花二三个月时间。六是参与长沙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考察和咨询（长沙市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推动委员会成立于1983年，我受聘为委员）。这是长沙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推动委员会委员的主要职责，每年都有几次活动。我先后参加过的主要活动有：宁乡花明园设计与建设研讨，《长沙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座谈，太平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方案论证，长沙市雕塑规划座谈，三角洲两馆一厅设计论证，长沙市魅力乡镇考察与评选，橘子洲风景区建设与开发座谈，长沙市博物馆近代现代史展览座谈，长沙市文物保护与棚户区改造考察，长沙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纲要）》座谈。这些考察、座谈与论证活动，使我对长沙市的历史与现状，文物保护与现代化建设，逐步增进了解与认识。

2011年以后迄今，计15年。我由于年迈体衰，精力远不如前，加以多次摔伤，行动愈益不便，从事史学研究的时间和项目就越来越少了。可以列举的有如下一些。一是前阶段未了的三大项目扫尾：《湘军》文献丛刊竣工于2012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湖湘文库”中的几种古籍整理《樊锥毕永年秦力山集》《黄兴集》《左宗棠年谱》等，也是在2011——2013间出版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湖南卷》亦定稿于2012年，由中华书局2014年6月出版。二是接受了两次口述历史的访谈：一次是2011年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期间，广东中山市来记者采访孙中山研究口述史，后经整理成《孙中山研究访谈录》，收入《孙中山研究口述史•长沙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另一次是2022年10月，本院历史所马延炜、张建坤、谢潇三同志来采访“为学之道”，访谈录后经整理，题为《立足湖南四领域，面向全国共辉煌》，收入《为学之道——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老专家访谈录（第一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三是受组织安排或友人之托，陆续审读了好几种书稿，有《梁焕奎辑》《林圭辑》《赵必振年谱》《赵必振文集》《中国历史极简史》《湖湘文化极简史》《从刑事侦查的角度解析宋案》（后出版时改题《民国第一大案深入解密》）等。四是仍写作和发表了一些论文，依次为《关于辛亥革命的断想》《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孙、黄、蔡》《左宗棠的历史定位》《宋教仁评价论略》《简论胡林翼及其军事思想》《蒋翊武研究琐议》《杰出的民族民主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名垂史册的湘军将领王德榜》《改革开放以来的黄兴研究》《宋教仁：近代中国民主共和国方案的最早设计师》《为创办中国公学捐躯的英烈姚洪业》《艰难而卓有成效的创业——忆历史所最初三年（1956-1959）》《湘军名将席宝田述论》等。

累计我退休以后的约30年间，先后出版各种专著及所编文集、资料、古籍计10 种（27册），发表各类论文、文章40余篇（千字以下者未计），总字数共1300余万字。其中虽有2种半属旧著旧编的增订重刊（指《湖南通史》《自立会史料》及《左宗棠全集》的一部分），字数占去了约400万字，但新著新编的数量仍占多数，约900万字左右。

我今年满九十岁，已到人生暮年。回顾近70年的史学研究生涯，感受良多。我大部分时间处于劳碌中，有时不免感到有些累甚至苦，但另一方面又自觉过得充实，并且常乐此不疲。我资质平平，但勤勉踏实，“勤能补拙”，仍不断取得一些成果。我的史学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很有限，但我确已尽心尽力了。现已年迈体衰无法补救，只好寄希望于后来者和青年一辈。如果正在攀登史学研究新高峰的年富力强者和青年同仁们，能够以我有限的成果作参考和垫脚石，我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名家故事

老实清白做人，勤恳踏实为学。

主要学术成就附录

独著

《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刘泱泱文选》(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库),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

合著

《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1962/1980

《湖南省志·人物志》(近代部分),湖南出版社.1992

《湖南通史·近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2008/2024

《左宗棠传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湖南卷》(近代部分),中华书局.2014

古籍整理与资料编纂

《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左宗棠全集,岳麓书社》.1996/2008

《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2015

《湘军》文献丛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论文

《一九〇六的萍浏醴大起义》,历史教学.1958.10

《宋教仁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江汉学刊.1963.07

《试论自立军起义》,求索.1981.03

《论焦陈被杀与谭延闿上台》,求索.1987.04

《近代湖南绅士与教案》收入《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07

《曾左关系的历史考察》收入《学者笔下的曾国藩》,岳麓书社.1997

《湖南维新运动的历史定位》,湖湘论坛.1998.04

《关于辛亥革命的断想》,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1.02

《宋教仁评价论略》 收入《宋教仁研究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