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蒲清（1936-），湖南桃源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湖南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专家、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60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历任湖南常德师范专科学校教师，益阳地区教师辅导站教师、副站长，湖南省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曾经兼任湖南省政协委员、社联委员，中国寓言研究会副会长，湖南语言学会古汉语研究会会长。发表学术论文《益阳方言的边音声母》、《论处动用法》、《论世界文字的发展轨迹与汉字》等200篇。著有《文言文基础知识问答》、《文言今译学》、《中国古代寓言史》、《世界寓言通论》、《中国现代寓言史纲》、《韩国古代寓言史》、《箕子评传》、《鬼谷子详解》、《陶澍传》等70余部。主编《陶澍全集》（湖湘文库）等。 

我没有说违心话

1975年我在益阳地区工作，当年5月参加宁乡县的推广普通话教学观摩活动。在此前，我曾经参与湖南省的方言调查，了解一点方言知识。此后我思考，如果在教学活动中更自觉地利用普通话与方言的语音对应规律，效果可能更好。于是，在6月份出差沅江县时，在县招待所写成了《试谈语音对应规律在推广普通话中的应用》。

经过修改，9月初我把文稿投到了《光明日报》。10月，政治风云发生变化，全国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4月6日，我写信查询文稿的下落。不久，接到《光明日报》编辑部回信：“4月6日来信收悉。您的稿件《试谈语音对应规律在推广普通话中的应用》，我们已经采用，并已发排。由于该稿谈业务多，结合当前运动差些，故最近未能见报，何时见报尚不能肯定。”“如果您能增加一些内容，让该稿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服务，就更好了。”信末所书时间是1976年4月17日，盖的公章是“光明日报文字改革编辑室”。我当时把邓小平看作是中国的希望，崇拜他，怎能为了刊发一篇文稿说违心话批判他呢？但为时局形势所逼，我也不敢强出头，只好把信藏起，免得遭受不批邓的罪名。

“四人帮”垮台后，我特别热衷于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光明日报》就发表了两篇：1977年1 月13日发表了纪念周总理的文章《文字改革的光辉文献》；1977年6 月3 日发表了《试谈语音对应规律在推广普通话中的应用》，占了第三版大半个版面。1977年秋天，《光明日报》派了两位记者到宁乡县瓦子坪公社整理在农民中推广普通话的经验。我陪同他们整理，闲谈时谈到稿件《试谈语音对应规律在推广普通话中的应用》，他们也为我没有加上“批邓”的内容而高兴。

也正因两篇稿子，1978年我还作为湖南省普通话代表队的成员参加了全国第五届普通话观摩比赛。回益阳后，我编著了小册子《益阳方言与普通话教学》，又以这本小册子为基础写成论文《益阳方言的边音声母》，提出了益阳方言的边音声母是由古代浊声母演变而来的，于1981年发表在《方言》杂志，受到著名方言专家李荣先生的赞扬。

我没有为文稿求发表而在稿件中加上批邓内容，就没有造成人生的遗憾。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宝贵的追求。所以，我经常对学生说：“无论做人还是写文章，既要执着，更要坚持独立的人格。每个人都可能说错话，做错事，但是决不可说违心的话。”

 我的第一本小书和吕叔湘先生

“四人帮”覆灭后，中国文化处于复苏阶段，书荒严重。1978年冬天，湖南人民出版社派编辑胡本昱到益阳，经李忠初介绍认识了我，他约我写一本古代汉语的书稿。我说：“周秉钧先生编写的《古代汉语》很好。我就写点通俗的问答体书稿，好吗？”胡本昱同意我的意见。我当晚就拟定了85个问题交给他，他带回出版社讨论通过，列入出版计划。于是我匆匆动笔，在春节完稿。这就是我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小书《文言文基础知识问答》。小册子由喻岳衡老先生担任责任编辑。我从此跟胡本昱、喻岳衡结下了终身不渝的友谊。

这本小册子能够顺利完成，首先得力于我的函授学员。我自1963年开始担任辅导中学教师函授进修的工作，每期都要巡回到各县讲课。我的学员大都是富有教学经验的语文教学骨干，我讲函授课前总是先听他们讲课，然后一起交换意见，一起研讨问题。从他们那里，我真正懂得了很多语文教学经验，特别是文言文的教学经验；我也知道了从事中学文言文教学最需要什么知识，一般中学教师缺少什么知识。他们口头的或书面的提问，促使我钻研书本并深入思考问题。他们是促使我写作这本小册子的真正推动力量，他们的实际需要也决定了本书的基本内容和结构形式。我一生服膺的教学格言“教学相长”和“深入浅出”，就是通过这段教学与写作本书而深印在脑海中。令人痛心的是，我的函授学员中有些教学骨干，竟然早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去世了。

这本小册子出版之后，反复再版，发行近百万册。这正如孟子所说的：“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孟子•公孙丑上》)当时书荒严重，这本小册子来源于中学教学的需要，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也在情理之中。有的读者买不到书，竟然还整本抄写下来。我的老师羊春秋、宋祚胤、马积高、周秉钧、邓福南、秦旭卿，朋友汤孝纯、卜庆华、李忠初、李维琦、王大年等也逢人说项。《湖南日报》驻益阳的记者曾瑞华，还在报纸上发表了《陈蒲清老师业余时间发奋著书》的报道（1980年5月2日）。

专家们也注意到了这本小册子，特别是吕叔湘先生。我是吕先生的崇拜者，经常阅读他的《中国文法要略》、《文言虚字》。我想把小册子送一本给他，但吕先生是语言界的大佬，我是无名小卒，没有勇气寄给他。刚好，曾经在益阳县三中担任语文教师的黄国营考上了吕先生的研究生，于是在1981年初，我托黄国营带了一本呈送吕先生。想不到先生竟然仔细看了这本书。他写信给黄国营再要一本，黄国营把信转给我。吕先生在信中如是说——“国营同志：陈蒲清同志那本书写得简明而全面，对一般中学教师补课非常有用。刚好我有一位晚辈亲戚需要这样一本书，我就给了她了。我想向蒲清同志再要一本，我拿《语文常谈》送给他。只是现在没有书，等下次来书时我就寄给他。请你给他写个信，把我的意思告诉他。顺祝日佳。”接到黄国营转来的信，我非常兴奋，马上给吕先生再寄了一本。不久吕先生果然把他的著作《语文常谈》寄给了我，还在扉页上题写了“蒲清同志正”字样。我非常感动。更令我感意外的是，吕先生还向其他专家作了推荐。后来，《中国语文》编辑王克仲同志发表了评论这本小册子的文章《一本有助于古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好书》(见《中学语文教学》1981年12期)，语言学家张寿康先生也参与了评论，并给我写了信。

1981年秋，在哈尔滨举行的“全国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上通过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修订声明和修订要点》。为了配合中学的语法教学，我联合岳阳的刘衍二、娄底的刘丽华编著了《教学语法答疑》。书编完后，我们到北京拜访张志公先生请他为本书题写书名。期间，我去拜见《中国语文》编辑王伯熙时，他建议我拜访吕叔湘先生。我说：“吕先生是权威，我是无名小卒，从未见过面，打扰他不合适吧？”王伯熙说：“吕先生没有任何架子。”他带领我前去拜访。进门后，我一报姓名，吕先生就非常高兴地说：“你就是湖南的陈蒲清。请坐。”坐下后，他说：“我寄的《语文常谈》，你收到了吗？”我说：“谢谢，收到了。”我说到编《教学语法答疑》的事，他说：“你参加过确定这个教学语法系统的讨论吗？”我说：“我在下面的小单位工作，没有资格参加。”他说：“不能这样说。其实，这个新颁布的教学语法系统，也有值得商榷的缺点。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深入征求基层教学单位的意见。”这次会见，我深深体会到真正的大学者是谦虚的，是眼睛注视基层的。可惜的是，我只见了吕叔湘先生这一面，又拙于人际交往，生怕打扰他，连信都没有写过一封。

苏轼诗云：“一弹指顷去、来、今。”现在，吕叔湘先生和羊春秋、宋祚胤、马积高、周秉钧、邓福南、汤孝纯等师友都已经作古了。我依然深深怀念和感谢他们。

走进寓言的深广天地

1977年恢复高考后那几年的高考作文试题，为防考生猜题，大多不是命题作文而是给材料作文。作文题所给材料，不少是古代寓言故事。基于此，1978年我跟汤可敬、曹日升、蒋天桂三位朋友编写了《中国古代寓言选》。我们才疏学浅，怕误人子弟，就想把初稿送给羊春秋老师把关。我们知道羊老师很忙，对请求没有把握。然而，出人意料，羊老师对我们这几个没有深交的晚辈请求，竟然一口答应。他花费了几个月的课余时间，一字、一句、一篇地修改琢磨。我们再看到稿件时，不少地方已经改得密密麻麻了，不仅纠正了错误，解决了疑难，而且融进了羊老师自己的精到见解。这是一种无私的奉献啊！由于羊老师的辛勤劳动，保证了这部书的质量水平，出版社顺利通过并于1981年按期出版。现代文学界的泰斗、中国古代寓言的最早整理者茅盾先生慨然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可惜此书出版时，茅盾先生已经离开人世。阴阳永隔，不能把样书呈送给先生。

其后，我以《中国古代寓言选》为基础，总结自己的感受，花两年时间完成了《中国古代寓言史》。1983年《中国古代寓言史》出版，著名文史专家王利器先生题写书名，责任编辑是胡本昱。1984年1月30日，新华社发表了题为“我国第一本《中国古代寓言史》在湘出版”的专电，报纸、电台、电视台都作了报道。《湖南日报》当年2月2日刊发了通讯，5月6日又由记者蔡栋发表了专题采访《一本书的产生》。不久，台湾骆驼出版社用繁体字出版此书，韩国汉城大学吴洙亨教授将之翻译成韩文，由松树出版社出版。

也正是在这年初，北京出版社的马达写信告诉我说公木（张松如）、仇春霖、朱靖华、金江、刘征（刘国政）等同志正发起筹备成立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我回信拥护，把刚出版的《中国古代寓言史》赠送给马达，并托他转赠一本给公木先生。因为公木先生是著名诗人、学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词的作者，大名鼎鼎。我是一个无名小辈，所以不敢冒昧地直接寄书给他。7月，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在吉林大学成立。29日，我到长春市长白山宾馆报到时，马达告诉我说：“公木先生把你的《中国古代寓言史》通读了两遍。”晚上，公木先生到宾馆看望代表，又问：“陈蒲清来了没有？”我马上走到他面前拜见。以后每次开会，先生总是热情接谈，甚至同我谈起过他求学时的往事，循循善诱，使人如坐春风。1990年我的《世界寓言通论》出版，1996年《中国古代寓言史》增订出版，公木先生又热情洋溢地写了评论文章《体用兼顾，体大思精——祝贺〈中国古代寓言史〉增订本问世》。文章说：“综读史、论两书，特点突出：全面介绍中外寓言理论与总结自己多年研究的独特见解相结合，深入的理论探讨与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相结合，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可谓体用兼顾，体大思精，建构了寓言文学庞大而完整的思想体系。”“蒲清同志之于寓言，也可以称得起善观天性，升堂入室，而臻于大道了。”文中所透露出的是公木先生提携后进的殷殷期待。

1984年秋天，我由益阳调进湖南教育学院。到了省城，文化视野开拓了。我参加各种学术交流，大量接触了中外哲学、文化学著作，并且参与了“前四史”的整理，写了《四书译注》、《论语译注》、《孟子译注》、《鬼谷子详解》、《箕子评传》。于是，我自觉地从文化视野来研究寓言。从1990年起，先后出版了《中外寓言鉴赏辞典》、《世界寓言通论》、《中国现代寓言史纲》、《韩国古代寓言史》、《中国古代精品寓言赏析》及《中学生精读文库•寓言系列》等书。《中外寓言鉴赏辞典》请公木、季羡林、羊春秋担任顾问，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的不少同仁也共同襄助，赏析了自公元前3000年至当代的五大洲近50个国家或民族的寓言。《中国新闻出版报》1991年7月8日发布新闻出版总署、共青团中央确定的《首届中国青年读书节推荐书目（第二批）》，本书在50本之列。《世界寓言通论》以世界文化为背景，探讨了寓言与人类文化（包括宗教、哲学、教育等）的关系，并把世界寓言划分为为三大体系——以印度为起点的东南亚、中东寓言体系，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寓言体系，以古希腊与希伯来为源头的欧洲寓言体系。本书广泛吸收各种文学批评理论、社会科学理论甚至自然科学理论来研究寓言，在当时也可称得上耳目一新了。

我走进寓言的深广天地，还得益于寓言文学研究会的诸位同志，如仇春霖、金江、马达、朱靖华、鲍延毅、白本松、祝普文、黄瑞云、杨啸、孙传泽、顾建华、叶澍、吴秋林、凡夫等。在我的专著出版后，他们都会来信祝贺，给我很大的鼓励。仇春霖是北方工业大学校长，他特别鼓励我的研究，他主编《中国古代寓言大系》、《外国寓言大系》都邀请我参加。我的每本寓言研究著作出版，马达都会热情地写批评文章，台湾骆驼出版社翻印《世界寓言通论》时，将其改名为《寓言文学理论、历史与应用》，就把马达的批评文章《寓言理论的新开拓》作为序言。朱靖华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国古代寓言史》出版，他写了序言《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山东的鲍延毅教授是中国寓言理论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的《寓言辞典》结束了我国没有寓言专门辞典的历史。我们经常互相鼓励，2000年我的《中国现代寓言史纲》出版时，他已身患癌症，却还是病中握笔发表了书评《禀经酌纬，弥纶一代》：“高屋建瓴，体大思精，《史纲》是一部厚重的填补空白的学术著作。”令人悲痛的是，三年后他就去世了。2014年，我的《寓言传》和《中国古代童话小史》一出版，顾建华、叶澍等就大力推荐，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决定授予我“中国寓言理论家”称号。

还有我的同事刘上生教授、蔡梦麒教授，学生潘雁飞教授、覃道炳、蒋笃家等，都对我做寓言研究提供了诸多帮助，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尽他们的付出与辛劳。

韩愈在《与于襄阳书》中说：“莫为之先，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我感谢先辈和朋友们的关心，也盼望有后起者，希望他们的批评和超越。

权锡焕及其他韩国朋友们

1991年初夏，我接到了一封从香港中文大学寄来的信。信中说：“我是韩国成均馆大学的讲师权锡焕，在香港中文大学进修，正在写作博士论文。论文题目是《先秦寓言研究》，看了您的《中国古代寓言史》与《世界寓言通论》，很受启发，很佩服。希望到湖南教育学院访问您，请教。”

当时，中韩正准备建交。我向领导汇报后，回信表示同意。不久，他来到长沙，逗留了一周，我们认真交谈寓言，也交谈其他情况。我问他：“成均馆大学的名称，是不是来源于中国《周礼》所说的‘成均’呢？”他说：“是的。韩国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我们古代使用汉字，15世纪创造了本民族自己的文字，但是仍然使用汉字。成均馆大学创建于14世纪，本是朝鲜王朝的太学，已经有了六百多年的历史。这所大学非常重视中国文化，校训是‘仁义礼智’。大学有三个院系跟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一个是韩国汉文系，一个是中文系，一个是儒学院。”他的介绍，触发了我研究韩国文化的念头。

1992年8月24日，韩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权锡焕获得博士学位后，到祥明大学担任讲师，后来逐级升任教授。 1993年，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寓言研究》出版。1997年3月，他在祥明大学成立了寓言研究所，接着申报韩国教育部跟中国国家教委之间的交流项目成功，这个项目的内容就是跟我合作研究寓言。从此以后，他多次来中国参加活动，我也先后四次访问韩国。我们每次会面，他都非常热情，照顾周到，并且在许多聚会场所都向朋友介绍说：“这是我的中国父亲。”他为父亲权哲重先生的七十大寿出版纪念册，约我写了一篇寿序。纪念册取名《水使公宅杂识》，收了不少名人写的诗文，出版后从韩国寄给我一本，签名是：“陈蒲清第二父亲惠鉴，受业权锡焕敬呈。”权锡焕还努力沟通，促成湖南师范大学跟祥明大学建立了校际关系。

1999年夏天，我接到韩国“中国学会”的邀请，赴韩国首都参加“第十九届中国学国际学术会议”。 韩国“中国学会”的会长是梨花女子大学的李钟振教授。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国文化与二十一世纪”。我在会上发表了《论韩国古代寓言及其与中国寓言的关系》。会议休息时间，对寓言感兴趣的韩国朋友围着我，询问有关中国寓言与韩国寓言的问题。他们来自不同的高等学校，大多是韩国“中国学会”的会员，汉语说得非常流利。东道主提出了一个口号：“重视人文科学，重视东方文化。”我十分认同。

这次访问韩国，促使我和权锡焕的合作研究范围从寓言扩展到文化领域。我们共同写就了《韩国古代寓言史》，又编注了《韩国古典文学精华》，进一步翻译注释了韩国古典文献《三国遗事》、《金鳌新话》。他还为我提供了记载殷商思想家箕子事迹的韩国古籍，助我完成了《箕子评传》。2006年12月，权锡焕参加韩国访问团来到湖南师范大学，进行两国文化交流活动。访问团团长是祥明大学原副校长金东旭先生。18日上午，举行庆祝《韩国古典文学精华》在湖南出版发行的大会，金东旭先生在大会上授予我促进中韩文化交流的“功劳牌”。

除了权锡焕，我还认识了不少韩国朋友，如吴洙亨、金泳、尹柱弼等。吴洙亨教授是Seoul（汉城）大学中文系主任。他曾经把我的《中国古代寓言史》翻译成韩文，由韩国松树出版社出版。他特意选择待我参加“第十九届中国学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召开“韩国中国散文学会”的成立大会，邀请我前往该校参加，发表关于韩国散文和中国散文关系的演讲。金泳是仁荷大学教授、尹柱弼是檀国大学教授，是韩国东亚寓言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2003年1月，金泳教授、尹柱弼教授，率韩国东亚寓言研究会成员抵达北京大学，邀请北京大学研究东亚文学的教授出席，又由我出面邀请中国寓言研究会的仇春霖、马达、朱靖华、顾建华与会，共同协商成立东亚寓言研究会。2004年5月，金泳教授又邀请我参加了仁荷大学校庆与东亚寓言研讨会。2005年2月，在韩国城南市举行了第一次东亚寓言国际研讨会，并正式成立了东亚寓言研究会，有中国、韩国、日本、越南、台湾等地的一百多名代表参加。2008年1月，尹柱弼教授等组织的韩国代表团冒着大冰冻，到达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跟湖南省古代文学界的学者们联合举行“中韩第二届古代文学学术研讨会”。尹柱弼教授告诉我，他正在翻译我的《世界寓言通论》，希望听听我的意见。我为他写了序言，并且作了一首诗：“檀君开辟山河美，箕子施行教化深。自古文明无国界，如今异域有知音。”

山水争留文字缘

我从1963年起就多次到安化讲课，安化美丽的山光水色吸引我，写了好几首歪诗。其《初至安化》：“我怜安化青罗水，更爱峥嵘碧玉峰。携去一山傍岳麓，满坡枫叶应羞红。”同时还结识了不少淳厚的安化朋友，他们往往带着自豪的口气讲述陶澍。当时根本想不到，几十年后我有缘担任《陶澍全集》的主编，写出了《陶澍传》。

1982年，湖南省召开古籍整理规划会议。我和陶用舒等代表益阳地区接受了整理陶澍作品的任务。但是，当时陶澍并未列为重点人物。整理者并没有搜集陶澍的全部著作，只是以许乔林编校的《陶文毅公全集》作为底本进行点校。由于当时的主客观原因，出版时删掉了底本中的《五台山迎銮曲》、《赋得体诗》等近300首诗歌与一些奏折。此书于 1998年由岳麓书社出版，分上下两册，取名《陶澍集》。我调到湖南教育学院后，再没有研究陶澍，而陶用舒教授坚持研究，颇有成果。

2006年，湖南省成立《湖湘文库》编辑出版的领导机构，全面整理湖南历代古籍，并把王夫之、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列为六个重点人物。《陶澍全集》列入国家古委会重点资助项目。老朋友夏剑钦、丁双平、曾主陶、陶用舒等再三推荐并邀请我出任《陶澍全集》主编。当时本人年逾古稀，精力大不如前，又无研究基础，推辞了好几次，但是碍于情面，又怕别人说是故意摆架子，只好勉强答应。2007年6月，组成《陶澍全集》编委会，主要成员有安化陶澍研究会会长刘时雨、岳麓书社社长曾主陶，还有陶用舒、周成村、戴爱玲、陶稳固、陈历久、易永卿、薛其林、贺福凌。曾主陶任编委会主任，马美著、刘文担任责任编辑。

我们刚开始工作不久就发现，道光二十年（1840年）许乔林所编校的《陶文毅公全集》不是真正的陶澍全集，只是一个分类编纂的选本，因此编辑《陶澍全集》必须另起炉灶。但是，此次整理《陶澍全集》要在两年之间完成，时间紧迫。而且，我们对清史与陶澍的了解也非常浅薄。但有困难也得克服，任务无论如何必须完成。陶澍曾经书写对联作为做官的座右铭：“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我们决心发扬陶澍“办一事须了一事”的精神，全力以赴地工作。最基础和最难的工作是收集资料。我们的工作步骤是：第一步，查找湖南省内图书馆的陶澍著作版本；第二步，调查搜集安化县内的资料，进而到陶澍曾经生活过的桃江、澧县等省内范围调查搜集资料；第三步，到南京、苏州、扬州、上海、北京查找搜集资料，并托台湾的学者查找搜集可能保存在台湾的资料。历经艰辛，我们终于找到了陶澍的大部分著作。可惜的是，前人曾经提到的《印心石屋诗文集》五十六卷、《陶桓公年谱》四卷、《陶氏世谱》若干卷、《运甓斋词谱》、《省身日记》等著作，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它们可能失传了。

我们把搜集到的著作划分为四类，整理为八册：第一类是奏疏（包括奏折与题本）以及杂件（其他公文），共五册，收陶澍奏疏1173篇、杂件（其他公文）59篇；第二类是文集（包括散文、骈文与赋）一册，收陶澍文章485篇；第三类是诗集一册，共收诗歌1592首、对联（实际上是中国一种特殊的诗歌体式）100余首；第四类是专书一册，包括《蜀輶日记》、《靖节先生集注》、《靖节先生年谱考异》。全集的基本结构体例是：主体版本，补遗，附录。首先选择最有代表性的版本作为点校的主体；然后补录主体版本没有收录的篇目，其中包括其他版本中保存的篇目以及我们新辑录的篇目。陶澍主编或校刊的书籍，如《安徽通志》、《洞庭湖志》、《海运全案》、《重浚吴淞江全案》、《水利七案》、《沅江县志》、《安化县志》、《云台新志》、《云台山唱和诗》、《萸江公诗文集》等，则没有收入。

《湖湘文库》丛书中的这套《陶澍全集》，虽然有缺点和不足，但大大超过了《陶文毅公全集》，可算是第一部名副其实的《陶澍全集》。如：《陶文毅公全集》只收陶澍奏疏296篇，只占《陶澍全集》所收奏疏的四分之一，又没有收录杂件；《陶文毅公全集》没有收录《蜀輶日记》、《靖节先生集注》、《靖节先生年谱考异》等专著；《陶文毅公全集》所收录的文章、诗歌，也比《陶澍全集》少很多。

《陶澍全集》2010年1月由岳麓书社出版，2011年获全国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2012年获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以及湖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

    编完《陶澍全集》后，熊治祁先生又推荐我点校了《陶文毅公年谱》。为了总结编辑《陶澍全集》的心得和教训，我又写了《陶澍传》。写作令我认识到：陶澍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经济改革家，他在改革盐政、改良漕运、创办海运、整顿吏治、赈济灾民、兴修水利、兴办教育、严禁鸦片等方面，都有突出业绩。从全国看，他是当时经世派的领袖，又是洋务派的先声，在中国古代向近代转型时期起了关键作用。从湖南看，他是湖南近代人才群体的第一位领袖。我曾经写了一首七律概括陶澍的历史功绩：

红薯包谷蔸根火，干国良臣文毅公。

浑朴民风毓俊杰，艰难时局造英雄。

甘棠遗爱楚吴外，石屋印心桑梓中。

经世开新垂史册，湖湘崛起领先功。

清朝诗人蒋士铨《题壁》诗云：“山水争留文字缘。”很多事情似乎都有缘分。我从喜爱安化的山水，到几十年后担任《陶澍全集》的主编，似乎是缘分。而且，安化陶澍研究会的会长名刘时雨，“澍”就是润泽万物的及时雨；《陶澍全集》编委会主任叫“主陶”。我们有幸共同参与主持《陶澍全集》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