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岳麓书院与湖湘文化。我今天主讲的题目是“岳麓书院与湖湘文化”，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岳麓书院与湖湘文化中的“士”文化是一种相生相成的关系，岳麓书院是湖湘文化的策源地和湖湘学派的重镇，而湖湘文化作为我国一种重要的区域文化、历史文化，其形成、发展均与岳麓书院息息相关。我们讲岳麓书院，就离不开湖湘文化的背景，讲湖湘文化，就必然回避不了岳麓书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侧重的是介绍岳麓书院，另外也简单介绍湖湘文化以及岳麓书院与湖湘文化的关系。 

　　一、今天的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创办于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学府之一，历来是儒家士人读书讲学的场所，也是湖湘文化的发源地和湖湘学派的重镇。她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岳麓山下，古朴典雅的建筑群、坚韧醇古的石碑、遒劲隽永的对联，凝聚着厚重的文化气息，剥落的泥墙遮不住历史的辉煌，“岳麓书院”、“学达性天”、“道南正脉”三块御赐匾额，“四大书院之一”的称号，加上闻名天下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联，道出了这座千年学府的崇高历史地位。岳麓书院经历千年风雨，也屡遭毁坏。上世纪80年代初，在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湖南大学主持了对书院的修复工作。如今的岳麓书院是现存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修复最好的书院，名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5A景区，占地面积达30000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0000多平方米，院内现存古建筑群分讲学、藏书、祭祀和园林四个部分，左庙右学，基本保持了明代的格局；院内堂、轩、门、斋、楼、台、亭、阁错落有致，古树名木参天蔽日，绿草浓荫点缀其间，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和谐统一，具有典型的“士文化”建筑特征。书院保存自唐代以来的碑刻60余件，其中“麓山寺碑”是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的唐代书法精品，此外书院还收藏了秦简、古墓壁画以及多种珍贵古籍资料、书院文物，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文物价值。千年古书院修复如斯，每年能吸引约70万人次游客前来访问参观。 

　　湖南大学对岳麓书院的修复，不仅仅只包括恢复岳麓书院的历史旧貌，更体现在恢复其教育、学术功能方面，修复之始就成立了书院文化研究所，培养和引进了一批知名专家教授专家，从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与教学，将岳麓书院建设成为了一座活文物，今天的岳麓书院，是湖南大学下属的二级学院，共有正副教授近24人，兼职教师、客座教授30多人，本学科藏书近100多万册，拥有国内外期刊500多种，学术研究深入到经学、诸子学、宋明理学、湖湘文化、书院文化、礼制文化、出土文物与文献研究等多个领域，跨历史、哲学两个学科门类，拥有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中国哲学博士点和硕士点，招收历史学专业本科生，学位体制健全，是湖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军学院。拥有省级重点研究基地“湖湘文化研究基地”、省级重点学科“专门史”学科，2013年还成立了“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以上这些，将为恢复岳麓书院的教育文化传统、为振兴岳麓书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以上所述的是岳麓书院的今天，那岳麓书院的过往又是怎样的呢？一千余年的书院，其历史沿革为何？又为什么会让世人所敬仰？要厘清这些疑问。我们首先要从书院的起源讲起。 

　　二、书院的起源与书院的发展史。（什么是书院？）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教育形式，是一种官学系统之外的教育组织。书院以私人创建为主，也有官方创办的。 

　　书院这个名称，始见于唐代。当时就有官方和私人两类，在最初，书院还仅仅是官方藏书、校书的地方，有的只是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还不是真正的教育机构。最早记录的书院是唐玄宗所建丽正书院、集贤书院，初非士子肄业之所，仅为官府修书之地，但较之以前的秘书监、文德殿、文林馆、麒麟阁等诸如此类的修书专门机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的职能扩大了许多，增添侍读、侍讲、咨询、顾问等职能，这样，丽正、集贤书院已初步具备了特有的教育功能，成为宫廷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搜集、收藏、校理、研读经史典籍，启发和推动了社会上一批读书士子读书自学、授徒讲学的新思路和新途径。《全唐诗》也记录了十一所书院，都是私人读书的地方。 

　　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起源于唐末五代时的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庠，地址在江西庐山，为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的前身。 

　　这些私人聚徒讲学的书院为什么会在这个历史时期兴起呢？首先，唐代的时候由于雕版印刷技术的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被推广，为民间刻书、藏书、聚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次，唐代延续了隋朝的科举取士的人才选拔制度，经过唐太宗、武周皇帝、唐玄宗等的不断完善，“学而优则仕”风靡于世，求学之士就非常需要求学场所，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由此兴起；其三，到了唐末，天下大乱，官学体系遭到极大的破坏，“庠序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干戈兴，学校废，礼义衰，风俗坏”，也促使读书之人避害于山林，“天地闭，贤人隐”，创学馆，建书堂，潜心自修，并延四方之士，聚集图书，自修研读，授徒讲学，成为初创时书院精神的基本内涵，至宋初形成的四大书院进一步发展、充实了这种精神。真正意识上的书院应运而生了。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书院的兴盛是与理学的兴盛相一致的，唐代思想家不满意儒学式微，立志复兴儒学，韩愈著《原道》，指出“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个传承系列类似于佛教所说的“法统”，儒者之“道”的传授谱系也就是“道统”。后周敦颐创立“道学”，是以“义理之学”（讲求儒家经义，探究名理的学问），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宋明理学”。儒家要研究和传播儒家学术，让士人能更加全面地认识“道”，最终实现把握领悟最高哲学本体的目的，即所谓的“讲学明道”，也必须找到一个从事学术研究、讲学传道的场所，而唐代及以前的官学教育机构基本上都不开展学术研究，其主要职能是“储才”。傅斯年评说：“国子监只是一个官僚养成所，在宋朝里边颇有时有些学术，在近代则全是人的制造，不关学术了。书院好得多，其中有自由讲学的机会，有作些专门学问的可能，其设置之制尤其与欧洲当年的书院相似，今牛津剑桥各学院尚是当年此项书院之遗留。” 

　　也正是以上原因，到了北宋初年，国家统一，但还没有充足的力量来兴办学校，于是私人书院就越来越发达。时有白鹿洞、岳麓、应天府（睢阳）、嵩阳、石鼓、茅山等大书院蓬勃发展。 

　　南宋时期，中国的文化重心南移，书院的发展则更为迅速，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制度之完善，都是空前的，几乎取代了官学。南宋书院勃兴发轫于理学家朱熹于淳熙六年（1179年）复兴白鹿洞书院，又于绍熙五年（1194年）复兴岳麓书院。两大著名书院的复兴，直接推动了书院的发展。各地争相仿效，纷纷创立书院，延聘名师，聚徒讲学，蔚然成风，渐呈鼎盛之势。南宋理宗一朝兴建书院300余所，占南宋书院总数的50%以上，超过北宋书院一倍多。南宋书院不仅数量大增，而且规模扩大，更重要的是制度进一步完善，教学活动的内容、方式进一步丰富充实，教育功能和社会影响进一步拓展。 

　　南宋书院在继承唐末五代和北宋书院藏书、自修、授徒的基础上，有了极大的发展和创新。名师讲学，学派间公开论辩，师生间平等质疑问难，教学与研究结合，培养人才与发展学术统一，以进德修身为重，德行道艺兼求，书院精神的内涵更加丰富和鲜明。 

　　元代建立，蒙古人在征服汉地的过程中，使书院遭到极大的毁坏，但是，元代统治阶层很快意识到“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帝中国，当行中国事”、“治汉地，必行汉法”的道理，对南方的政策由开始的“争雄”、“屠城”、“悉空其人以为牧地”逐渐调整为边伐边治，再逐渐过渡到改兴“武功”为兴“文治”。忽必烈默许了赵复等人在燕京创建太极书院传播程朱理学，还下令在“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设立书院，书院设山长，多为程朱学派儒士所担任，程朱理学进一步得到普及。元仁宗时期恢复科举，以理学为官学，书院在元代得以继续兴盛。 

　　明继宋元之后，尊崇程朱理学，程朱理学被推上正统官学地位，书院也非常兴盛，据统计，明代共建书院1600余所。明代书院的一大特点是盛行会讲制度，讲会是书院的主要活动内容，是教学的的主要方式，提倡独立思考、敢于怀疑，强调平等论学、求同存异，鼓励创新，使书院精神为之一新。但是，也有讲会过盛导致书院遭到禁毁的现象，如顾宪成、高攀龙主持的东林书院，主张人人磨砺气节，个个讲求实学，“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因此招致权贵者忌恨，终被严令禁毁。然而书院虽遭禁毁，书院自由讲学之精神却永存史册，历久而弥新。 

　　清初统治者鉴于明末书院盛行，被迫禁毁的教训，通令“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但是，书院在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中已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汉族知识分子中有重要影响，简单的禁绝必然会激起士人的不满，加剧社会矛盾，而且与推行尊孔崇儒，加速“汉化”和笼络、利用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相抵触，清政府只好在严加控制下允许书院讲学，并将书院纳入官学化的轨道，使书院成为“广学校之不足”的附庸。因此，清代大部分书院转变成为科举服务的考课式书院。 

　　那么，书院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制度在做支撑呢？ 

　　首先讲讲其经费状况，这是书院赖以生存的条件。 

　　经费的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民间捐助。可捐钱捐物捐田，为书院所有的田，称之为“学田”。 

　　2、政府拨款。可拨银，也可拨田。 

　　3、官员资助。百官以个人名义捐出自己的财资帮助书院开展活动。 

　　4、书院自身经营。如刊刻、发售图书，田地出租，将银钱存入钱庄获取利息等。 

　　经费来之不易，可是支出项目也不少，比如需要做基本建设，需要日常运转经费，基本建设就不用多说了，房屋斋舍修葺总是需要经常进行的，日常运转经费主要包括养士、教学、祭祀、管理等，举例两种如下： 

　　山长束脩（修）。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十为一束，脩，指腊肉。孔子的意思是你自愿送给我十块腊肉（来求学），我一定会教你。后来将束脩引申为学费、教师工资、师傅钱等。山长束脩即是指山长的工资，也泛指所有书院教师的工资。不过，山长工资，有的由书院支付，也有的由地方政府支付，自办书院的山长除外。山长的工资一般都不低，如岳麓书院清代山长罗典，一个月的工资就是白银八十两，他基本上都捐出来用在书院建设上了。 

　　膏火。膏火本指膏油灯火。宋元以来，膏火泛指书院、官学发给肄业生徒的生活费用，其数目因等级而异，已成为奖励机制。书院生徒的膏火钱多少，原则上以学生学习需要和养家糊口所需为标准，因此贫寒学子科举无望之时，流连书院以求膏火钱养家者也不在少数。 

　　再说说书院的职事类别 

　　书院有山长、副山长、堂长、斋长、学长、分校、讲书、教习、训导、经长、助讲、都讲、会主、司书、掌书、主祭、主奉、陪祭、监院、监理、掌管、董事、钱粮官、司总、经理、账房、司纠等等一百五十余种。下面挑几种主要的介绍。 

　　1、山长。书院的学术带头人、主讲者、行政首脑称为山长。唐五代时，蒋维东隐居在衡山聚众授徒讲学，受业者称之为“山长”，山长之名由此得来。山长之意，一为讲学之处创建于山林秀美之地有关，亦有“山野之人”之“长”之寓。既取其主掌院务、教务之实，亦兼退隐山林、居山颐养之意。历代一直沿用，清乾隆皇帝以山长之名山野之气太重，曾下诏另改山长为院长，但习惯上仍称山长，官方文书也是山长、院长兼用。 

　　山长的产生，宋代多由不愿出仕或者弃官归田的学者建院自任，少数地方由地方政府聘任或公众推举；南宋理宗时开始由吏部任命，遂为学官。元代山长由礼部、行省及宣慰司任命。明代有地方官聘请、地方公众推选、学者建院自任三种。清代由地方官礼聘，亦有部分由地方公推。 

　　山长的职责要求充当山长的人选必须具有较高的学识和较好的德行，名气越大的书院，对山长的要求越高，山长概为当时全国一流的学者担任。 

　　2、监院。监院是书院中仅次于山长的职事，实际上往往处于行政首脑的地位。山长虽兼行政首长，但明代以后的书院官学化特点越来越明显，所以山长作为学术权威，一般不会去管具体事务，院中的事务性工作包括行政、财务、学生管理、图书管理等都是监院所管的事。监院始设于明代，盛行于清，主要有地方行政长官委派或以学官兼任。监院的权力极大，名义上受山长约制，但由于他是官方设在书院的代表，所以往往可以越过山长直接向衙门负责，甚至还有暗中监视山长的义务。 

　　3、斋长。学生自治中最主要、设置最多的职事就是斋长，斋长一般从住在书院的生徒中选拔，由品行端正、成绩优秀、老成持重者担任。斋长一般都不止一个，可以同事有很多个，类似于现代学校中的各班班长，不同的是斋长是有工资、津贴的，工作包括查册（登记出勤）、发卷、收卷、写榜、发放膏火、管理图书、劝善规过等事务，有些工作也有点儿像现在的班长、课代表等。有些斋长由书院的行政管理人员担任，就像现代大学里的学生辅导员。 

　　还有就是书院的招生和考试制度。 

　　书院的招生。书院的私学特点明显时，招生是不受什么限制的，由山长说了算。当书院的官学化特点明显时，招生就受到限制了，一般地方政府会给个、各书院制定招生定额，清代称为正课生、副课生。以岳麓书院为例，宋代乾道元年（1165）定额为20人，淳熙十五年（1188）年增额10人，绍兴五年（1194）又增10人。清代乾隆二十八年正副课生75人，乾隆五十年增加到103人，嘉庆七年扩至138人。招生名额的增长速度是极其缓慢的。但旁听生一类的短讲生，是不受限制的，如岳麓书院的旁听生曾达千余之众。但只有正式学生才能享受到膏火等待遇，旁听生是不能享受的。 

　　书院的考试。书院的正式学生，必须遵守一套严格、严密的考核制度，考试是其中的核心部分。书院考试分为学业考试、德业考试和招生入学考试三种。学生入院前必须参加入学考试，合格者方可入学。学业考试每月三次，从命题、考课、阅卷到张榜、奖惩等都有一整套的制度，考试结果直接与膏火、升降相结合，正副课生的身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考试成绩直接相关的，不仅是荣辱问题，还关系到津贴问题，副课生的膏火一般只有正课生的一半。成绩名列前茅的还会有花红之类名称的奖励，也不是小数目。德行考核类似于今天的学生的操行评分，不过更为严格，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学籍，德行不好的有戒饬、开除、鸣鼓驱逐、除名并报官立案永远不许入院肄业等极为严厉的惩罚。 

　　三、湖湘文化的概念与内涵。（什么是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作为我国一种重要的区域文化、历史文化，其形成、发展均与岳麓书院息息相关，岳麓书院是湖湘文化的策源地和湖湘学派的重镇，要充分了解岳麓书院，就必须了解她对湖湘文化的重要贡献，这就要求我们先要知道什么是湖湘文化。 

　　（一）“湖湘文化”名称的由来。 

　　湖湘文化，顾名思义，应当是指洞庭湖、湘江流域的文化，虽然“湖湘”并非一个行政区域的概念，却因其自然和人文的概念意义，是学者更习惯以“湖湘”来替代“湖南”来作为人文地理概念来指代湖南地域范围内的文化。朱熹在其《文集》、《语类》中大量使用了“湖湘之学”、“湖湘学”、“湖南一派”等语，专指在湖湘之地讲学的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及其他们的湖南弟子，确定了以“湖湘”作为人文地理概念。后来历史学家黄宗羲、全祖望在著名的《宋元学案》中就使用了“湖湘学派”、“湖湘学统”的称呼。明清以来，学者们大多沿用“湖湘”的概念，并用来指称湖南这个政区的人文历史现象。从唐代以来确定的“湖湘”，已经作为湖南人文地理的重要概念。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对地域文化研究的兴趣日渐浓厚，学界已经统一将湖南省区的地域文化以“湖湘文化”称之。 

　　（二）湖湘文化的界定与内容 

　　尽管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这两种基本形式，但是，文化的主要特征是精神性的。我们在谈论湖湘文化时，主要从狭义上说。指的是精神性的、观念形态的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是一个历史性的区域文化概念。我们可以从时间、空间两个方面把握它所指称的范围。从空间上看，湖湘文化是一个区域文化概念。在湖湘地区产生的文化。从时间上看，湖湘文化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它主要是指自两宋以后建构起来并延续到近现代的一种区域文化形态，宋以前，湖南地区的文化一般统称在“楚文化”的范畴里面，当然，楚文化中发生在湖南地域范围内的文化，比如与炎帝、舜帝、屈原、贾谊、柳宗元、刘禹锡等相关的文化，都属于儒家正统文化，也都会作为湖湘文化的源头，在这里不作详述。 

　　四、湖南文化的典型代表——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对湖湘文化的贡献） 

　　（一）岳麓书院的历史：从古代书院到湖南大学 

　　在中华大地上，有一所古老的学府，他创建于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延续办学至今，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千年学府。在这所学府里，经一代代书生苦心经营，使它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人才的摇篮，学术思想文化创新的基地。这就是世所罕见的岳麓书院。 

　　岳麓山，南岳七十二峰之一，回雁为首，岳麓为尾。儒释道三家集中并和谐相处，云麓宫、麓山寺、道林寺、岳麓书院。 

　　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智璇等两个和尚，推崇儒者之道，割地建屋，购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将它扩建为书院，于是岳麓书院成为了具有一定规模的高等学府。咸平二年（999年），潭州太守李允则重新扩建书院，使岳麓书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咸平四年（1001年），他上奏朝廷为岳麓书院修广舍宇，并请得了国子监的典籍。李允则的扩建，标志着岳麓书院讲学、藏书、供祀三个组成部分的规模已经形成，同时包括学田设置的开始，从而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 

　　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周式任岳麓书院山长。周式办学成绩卓著，闻名天下，故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受到了宋真宗的召见。周式学行兼优，真宗要任命他为国子监主簿，留在宫中讲学，但他无心留在朝廷做官，坚持要回岳麓执教。真宗为其精神所动，只得答应他的回山请求，赐给其内府书籍，并书“岳麓书院”匾额。 

　　北宋后期，岳麓书院在地方教育体制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被纳入到了“潭州三学”的教育体制之中。《宋史·尹谷传》、明代所编《岳麓志》中有“三学”的记载。所谓“三学”，即指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三位一体，分成三个等级，学生通过考试，以积分高下逐级安排升舍。官办州学学生考试成绩优良者可升湘西书院，最高者方可升岳麓书院。岳麓书院成为“三学”中的最高学府，反映了它在教学水平、教学质量方面，已高居于州学之上，这是它能够延续900多年办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从北宋开始，它名副其实地成为地方的高等学府。 

　　在朝廷和各级官府的支持下，北宋书院蓬勃兴起，并产生了一些全国著名的书院，如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和应天书院等，后世遂有天下“四大书院”之称。其实北宋著名书院不只四所。因而对哪些书院该列入“四大书院”，众家说法不一。但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各人说法不一，惟有岳麓是诸家共推。从历史渊源、发展规模以及办学成效讲，岳麓书院确已处于北宋书院之首。 

　　南宋是中国书院制度的成熟、繁荣时期。与理学思潮的密切结合，使岳麓书院在南宋走向鼎盛。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刘珙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开始修复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修成后，由张栻主持书院教事。张栻，字敬夫，号南轩，四川绵竹人，和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他为这次重建岳麓撰写了《岳麓书院记》。他主教书院之后，除了继续实现其教育功能外，又增加了学术研究的功能。在教学过程中，张栻和学生一起讨论学术上重要的疑难问题，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 

　　与此同时，其他学派的学术大师也在岳麓书院展开学术会讲。当时湖湘士子闻风而动，纷纷来此研习理学，形成了一个学术主旨接近、且有一定规模的湖湘学派，在南宋政治界、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成为闻名全国的理学基地，为理学思潮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成为湖湘学派的基地后，它的办学规模、成就和影响均进一步扩大，并发展到了它的全盛时期。 

　　南宋岳麓书院的蓬勃发展，还与另一位著名理学家朱熹的讲学联系在一起。朱熹来岳麓书院讲学有两次，一次是乾道三年的朱张会讲。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不远千里从福建崇安启程，至九月八日抵达长沙。朱熹当时就是一名颇有名望的学者，来听讲学的人很多，盛况空前，开创了岳麓自由讲学的风气，这次岳麓会讲开创了不同学派在书院会讲的先河。另一次是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到潭州，在任期间，他着手振兴岳麓书院教育。朱熹兴学岳麓，对书院影响最大的举措是颁布“朱子书院教条”，使岳麓书院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学规。 

　　元朝时期，岳麓书院仍在绵延办学。岳麓书院的教学体制恢复后，由朱熹、张栻所奠定的文化教育传统也得以继承和发扬。明代岳麓书院教育还有进一步发展，规制更加完备。尤其是明中叶以后王守仁及其弟子们纷纷来岳麓书院讲学，他们所倡导的心学思潮对岳麓书院的学术、教育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清朝是中国书院的演变、普及化时期。清初，岳麓书院更多地得到官方的支持。因此，书院的院舍建设、经费收支、管理体制等方面都有进一步发展完善。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春，康熙所赐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遣送到岳麓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发布上谕，扶持一些省会重点书院，称之为“省城书院”。岳麓书院名列其中，进一步确立了它作为湖南地方高等学府的地位。乾隆八年，乾隆赐御书“道南正脉”匾额，以表彰书院传播理学之功。 

　　清代岳麓书院不仅有理学传统的深刻影响，还受经学传播的影响。乾隆以后，由于乾嘉学派的影响，一些从事诂经考史的经学家主持书院，他们在岳麓书院研究和传播经学，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同时反映了清代的学术特色和成就，使岳麓的学术风尚发生了一定变化。如经学家王文清（九溪）主院，很注意培养学生“通晓时务物理”和诂经考史的务实学风。道光时，更有湘水校经堂设置，它不课时文，专习经史，成为岳麓书院的一个组成部分，开辟了经学研究的基地。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中国进入社会急剧变革的近现代，中国的教育体制也处于不断变革的过程中。后来，遂有废书院兴学堂、废学堂兴学校的不断变革发展。晚清以后，具有悠久办学历史的岳麓书院面临变革学制的重大转折。从1903年至1926年的20多年时间里，发生了“岳麓书院——湖南高等学堂——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的学校更替，终于完成了从古代书院到现代大学的学制变革。从古代岳麓书院到现代湖南大学，既反映出教育体制变革的必然趋势，又充分证明中国有着绵延不绝的高等教育发展历史。 

　　辛亥革命后，湖南的政界、文化教育界就有不少人士考虑在岳麓书院办学的基础上创办湖南大学。如1912年湘督谭延闿就有这种想法。1916年筹办湖南大学的呼声更高，湖南教育界著名人士胡子靖、杨昌济、杨树达、刘宗向、易培基等大力提倡，有关当局同意成立湖南大学筹备处。筹备处设于岳麓书院内，并接管了高师留下来的所有图书设备，由教育家杨昌济主持筹备处工作。杨昌济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对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有深刻的理解和切身的体会。他1913年留学归来，即开始酝酿创办湖南大学。他还专门写了《论湖南创设省立大学之必要》，提出在岳麓书院原址创设省立大学，既可以延续岳麓书院千年办学的历史，也可以充分利用高师的校舍、图书、仪器等。杨昌济等教育家、著名人士的呼吁对岳麓书院千年办学的延续，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26年2月1日在岳麓书院原址上正式成立省立湖南大学。湖南大学仍以岳麓书院为校本部第一院，先后扩建第二院、科学馆、图书馆、工厂、宿舍等，在校学生规模有500人左右。1932年，胡庶华担任校长时，将岳麓书院的石刻院训“忠孝廉节”和“整齐严肃”列为湖南大学校训，胡庶华对其中一些作了新的解释。另外，胡庶华校长亲自撰写的《湖南大学校歌》中，也明确表示湖南大学是“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既要求继承岳麓书院千年办学的传统，又要求学习欧美的文化教育优长，反映了湖南大学作为一所既有传统继承、又有创新发展的现代大学的特点。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9月长沙市军管会接管湖南大学，首任校长为李达。1950年毛主席手书“湖南大学”额，标志着湖南大学进入新的历史时代。现在的湖南大学校区以岳麓书院为中心而得到迅速的发展，已经发展为一所文、理、工、管、商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开放式、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入选“211”、“985”工程。湖南大学继承了岳麓书院千年办学的优秀传统，成为一所既有千年历史、又在国际国内享有一定声望的现代新型大学。 

　　（二）岳麓书院的人才群体 

　　1、张栻、湖湘学派。 

　　张栻（1133年9月15日～1180年3月22日）字敬夫，一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南宋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县）人。中兴名相张浚之子。幼承家学，既长，从师南岳衡山五峰先生胡宏，潜心理学。曾以古圣贤自期，作《希颜录》以见志。胡宏一见，知其大器，称赞道：“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孝宗乾道元年（1165），受湖南安抚使刘珙之聘，主管岳麓书院教事，在此苦心经营三年，使书院闻名遐迩，从学者达数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学派规模，成为一代学宗。其学自成一派，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办学指导思想方面，主张以“成就人材，以传道济民”为方针。他在《岳麓书院记》中指出：“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这既是张为岳麓书院制定的办学方针，又是他最根本的教育思想。在知与行的关系方面，主张“知行并发”。张栻认为知和行二者的结合是教学必须贯彻的重要原则和方法。在张栻的影响下，湖湘弟子把重视“经济之学”作为“践履”的重要标准。他在岳麓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弟子，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坚力量。乾道三年（1167年）朱张讲学，盛况空前，“一时舆马之众，饮马池立涸”，开创了岳麓书院自由讲学之风。 

　　湖湘学派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地域性儒家学派。南宋绍兴年间，因著名学者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的主要学术研究和传播学术思想的活动都在湖南，故得名。当时学术界最有影响的著名理学家朱熹、张栻、真德秀、魏了翁等纷纷讲学于此，他们倡扬儒家价值信仰、重建儒学知识体系，集聚于书院中潜心著述、授徒讲学。岳麓书院聚集了一大批理学之士，并且形成了当时学界很有影响的湖湘学派，成为宋代学术文化史最著名的四大理学基地之一（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丽泽书院、象山书院）。 

　　后又有明代心学派（王阳明、吴道行）、明清实学派（王船山）、清代汉学派（王文清、王先谦、叶德辉、吴荣光湘水校经堂）各类知识群体。 

　　2、“中兴将相，什九湖湘”： 

　　前有陶澍、魏源、贺长龄、贺熙龄等为代表的经世改革派； 

　　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罗泽南、刘蓉、曾国荃、刘长佑等湘军集体和洋务运动首领 

　　中国近代化的起步，是从这个时期的引进西学、西艺，兴办新式学堂和近代工业开始的。而在这次推动中国近代化的运动中，这些有名的岳麓书院学生走在时代的前列，从而也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近代转型。在目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之后，魏源是国内最早倡导改革开放、并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倡议者。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他介绍引进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军工制造、历史地理、社会制度等等。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这些均是最新的近代文化成果。魏源等人倡言“师夷长技”，而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郭嵩焘等人则是以自己的社会政治实践实施“师夷长技”。这批湘军头领最早在国内创办近代军事工业、近代学校、派遣外国留学生。因此，他们也就成为中国近代化运动的第一个阶段——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从魏源到曾国藩，代表了岳麓书院学生在求新中实现着向近代化文化的转型。 

　　“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无湘不成军”。总体上：中兴时期官至总督的有14人，官至巡抚的有13人，官至提督、总兵、布政使、按察使多达143人。萧一山《清代通史》列中兴人物121人，湘籍87人，占59.6％。其中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号称“中兴四大名臣”。 

　　3、新文化的倡导者： 

　　谭嗣同、唐才常、沈荩、熊希龄为代表的维新派； 

　　黄兴、蔡锷、陈天华、程潜等人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人才集团。 

　　梁启超学生曾言：“近十年来，忧世之士，往往揭三色旗帜以疾走号呼于国中，曰保国，曰保种，曰保教。”（《保教非所以尊孔论》，1902年）甲午海战以后到辛亥革命之间，岳麓书院学生在推动文化的近代化又前进了一大步。中国的近代化不能仅限于工业制造、科学技术等器物层面，还要包括社会政治体制的制度层面。因甲午海战中腐败的清帝国败之于日本，这就激发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倡导学习西方、进行社会政治制度的近代化变革的决心。岳麓书院学生以及在书院改制时期的师生们再次成为这场运动的倡扬者、领导者和实施者。他们创办传播新学的新式学堂，编辑出版宣扬维新的报刊和图书，举办各种各样倡扬维新变革的讲学活动。谭嗣同、陈天华、唐才常、黄兴、蔡锷、程潜均是那个时代新思想、新文化的倡导者，为推动中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与这场制度文化近代化过程相一致，湖南的维新运动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湖南也涌现出一代辛亥革命的豪雄。总之，这个学府中培养的人士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实现着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 

　　3、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思潮——开国元勋 

　　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共产主义者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华民族以更坚决的态度力图实现和完成中国文化近代化。新文化运动的建设任务，具体而言，就是建立以科学、民主为标志的近代型新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一种超越旧民主主义文化的新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湖南更涌现出一批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他们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学术文化的近代化能向着最新的、最高的层次发展。而这批人物中又有大量的历史人物正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改制后建立的湖南高等师范、湖南大学的师生，他们以更有时代感的思想观念、更加科学的学术精神，为新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下面一组数据可以看出这个时期湖南人的影响。 

　　·（黄埔一期645人，湖南籍的占180多人） 

　　·一大代表13人，毛泽东、何叔衡、李达、周佛海4人 

　　·1945年七大，中央委员44人，湖南13人，候补委员33人，湖南10人 

　　·新中国成立，中央政府63名领导人中湖南籍11人，毛泽东刘少奇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彭德怀罗荣桓徐特立蔡畅李烛尘程潜。10大元帅3人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十大将军6人，上将55人占19人，中将175人占45人，少将792人占129人 

　　·1956年，17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南占7人，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罗荣桓李富春彭德怀贺龙，97名中央委员，湖南占30人，73名候补委员，湖南占14人 

　　六、岳麓书院镜像游。（略） 

　　出示岳麓书院经典景点图片并解说：前门、赫曦台、大门、二门、讲堂、御书楼、麓山寺碑、屈子祠、文庙、中国书院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