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湖湘文化是在湖南地区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地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一个组成部分的湖湘文化，总是随着中华文化史的变迁、发展而不断地演变、重构。一方面，湖湘文化面临一场由伦理——政治型的传统湖湘文化转型为工商型的现代湖湘文化的问题；另一方面，湖湘文化传统资源在现代文化转型与新世纪人类文化建设过程中不能被丢弃，而应该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扬。

　　关键词：湖湘文化 文化强省 文化转型 文化建设

　　湖湘文化是在湖南地区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地域文化，在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对湖南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关湖湘文化的研究，早已为学术界所关注。这里，着重探讨湖湘文化的历史传统与当代发展的问题。

　　一、湖湘文化的内涵

　　什么是“湖湘文化”？人们普遍认定这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化概念，但人们在确定其内涵时却有很大的不同。有两种代表性观点：其一，广义的湖湘文化，认为湖南省区范围内所有历史文化都是湖湘文化；其二，狭义的湖湘文化，即只有与湖南政区相关联并有传承脉络、稳定特质的思想学术、风习民俗、社会心理才能称湖湘文化。其实，这两种不同观点可以分别用“区域文化”与“文化区域”的概念来表达。显然两者有联系，即区域文化经不断演化、积累为一种稳定性文化特质，就形成了文化区域，但是其区别也是明显的。本文主要从文化区域的视角来探讨湖湘文化的形成与特质，思考湖南行政区的有关文化传承、思想脉络、心理特质等问题，探讨湖湘地域文化的形成及其特色。

　　湖湘文化区域的形成需要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湖南历史政区的确立；第二，湖湘人文地理的成型。这两个条件是秦汉以后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才逐渐完成的。

　　首先看第一个条件。秦汉以前，湖南是不同部族文化（百越文化、三苗文化或南蛮文化等）和方国文化（即楚文化）的区域。秦汉时期在湘中、湘东一带设长沙郡，其郡治就称“临湘”。秦汉以后，湖南开始成为统一帝国下的地方政区，如秦代的长沙郡、黔中郡就包括了现在湖南政区的主要部分。而以“湘”、“湖南”命名且包括今日湖南政区主要部分是从晋、唐开始的。晋永嘉年间正式设立“湘州”，这是第一个以“湘”命名且包括湖南大半辖区的政区。唐广德二年始设“湖南观察使”，领衡、潭、道、邵、永五州，管辖范围包括了今日湖南省境内的大部分区域，这是“湖南”首次作为地方政区的命名。此后，“湖南”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地方政区的命名。“湖南”作为地方政区的逐步确立为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看第二个条件，即作为人文地理概念的“湖湘”出现。在唐代学者文人的著述中，就发现有大量以“湖湘”的地名来指称湖南区域的提法，并赋予重要的人文意义。唐宋时期许多文人学者如王勃、杜牧、郑樵、朱熹等均曾运用了“湖湘”的概念，“湖湘”逐渐成为一个普遍使用的人文地理概念。宋代理学家胡宏、张栻在湖南地区形成的学派被称之“湖湘学”，以与“闽学”、“浙学”、“蜀学”相区别。

　　当然，湖湘文化形成于这个时候，不仅仅是因为唐宋时期才有“湖南”的行政单位和“湖湘”人文地理名称，更重要的是有其历史机缘。由于两宋时期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完成、儒学地域化的发展，使得南下的中原文化与湖湘之地的本土文化结合，产生了这个既有地方文化传统、又在当时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并对湖湘文化的近现代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湖湘文化的发展历程

　　湖湘文化是有着自己的历史源流、主要特质的地域文化。当然，作为中华文化中一个组成部分的湖湘文化，总是随着中华文化史的变迁、发展而不断地演变、重构，从而转变自己的文化形态。但是，这种不断演变、转型的地域文化又有着明显的继承性，从而表现出文化类型固有的区域性特质。

　　我们根据湖湘文化的历史演变、基本结构、主要特质几方面，认为湖湘文化的历史经历了下述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1、湖湘文化的孕育

　　在湖湘文化成型之前，这里已经出现了区域性文化形态——苗蛮文化与南楚文化。史前时期在现在湖南一带主要是百越、南蛮甚至炎帝部族活动的地方，盛行作为部族文化的苗蛮文化。以后南下的楚文化则是一种以方国为基础的区域文化，其幅员包括后来的几个省区。楚文化是一种有特色的文化形态，尤在文学艺术、宗教民俗、工艺器物等方面十分突出。文化总是前后相继的，前一种区域文化形态的某些因素、特质保存下来，会融入到以后的区域文化形态之中去。楚文化的产生，就是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苗蛮文化的一些因素、特质融入到楚文化之中；同样，湖湘文化的产生，也是中原的儒家文化与本地的苗蛮文化、楚文化遗存相结合的结果，那么苗蛮文化、楚文化的一些因素、特质也融入到后来形成的湖湘文化之中。

　　2、湖湘文化的形成发展

　　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重心南移的历程，文化重心南移的真正完成是在唐宋。唐宋时期不仅确立了地方行政区域的“湖南”，也出现了“湖湘”的人文地理概念。这段时期在文化教育、学术思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从而导致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崛起。同时，这个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正在进行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综合，这时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主流是理学，故而这段时期崛起的湖湘文化有很浓的理学型色彩。从开创理学到总结理学的数百年间，湖南涌现了许多文化名人，他们大多是理学家，开创宋明理学的周敦颐是湖南人，总结宋明理学的王船山又是湖南人。南宋时还在湖南形成了与闽学（朱熹）、江西学（陆九渊）、婺学（吕祖谦）并称的湖湘学派（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使得宋以后的湖南地区成为理学思潮形成和发展的大本营，湖湘之地发达的书院则成为理学思潮的学术文化基地。当然，楚文化的一些特质和要素也渗透到重新建构起来的湖湘文化中，如楚文化中对宇宙天地的求索精神对宋明时期湘学学者的原道精神的影响，苗蛮文化中隐含的生命意志与信念执著对湘人昂扬奋斗精神的影响，均体现出这种地域文化的承传性。

　　后来许多学人在论述湖南地域文化时，常常将屈原、周敦颐并举。屈原及其代表作品《九歌》、《天问》、《离骚》、《招魂》等，是在充满浪漫神话传说的楚文化背景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屈原是楚文化的代表和标志。而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的开山祖，作为一个文化成就卓越的湖南人，亦象征着湖湘文化的兴起。此后，湖南一跃而为理学重镇，被学者们称之为“理学之邦”。他们开创了区域性的湖湘文化，并影响了湖湘文化的历史传统。

　　3、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与西方工业文明的冲突、融合中形成的，地处内陆的湖湘文化再次崛起于中国近代史，并且成为全国最具活力、最有影响的地域文化之一。近代湖湘文化所以能够取得这么辉煌的历史成就，源于它在中国文化大变革时期的与时俱进。近代湖湘文化站在中国文化变革发展的最前沿，力图解决一个涉及中国历史命运的重大课题：即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下，努力重建一个适应时代发展的近代型文化。从“师夷长技”的呼吁到洋务运动的倡导，从维新政治到辛亥风云，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马克思主义传播，近代湖湘文化似乎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文化前沿。近代湖湘文化试图解决的是时代课题，却又继承了古代湖湘文化的优秀传统，包括忧国忧民的经世情怀、探求宇宙的原道精神、道德修养的人格魅力、不屈不挠的性格特质等等。

　　我们将湖湘文化的历史分成上述三个时期，而每个时期都有其代表性的成就。湖湘文化第一期发展的主要成就是建构方国文化，从而为即将统一的中华文化作出贡献，这个时期的楚文化实现了这一目标，它的主要文化形态是浪漫主义的文学艺术、工艺器物，它的许多文化要素、文化特质融入到秦汉以后统一的中华文化中。湖湘文化的第二期发展是完成和实现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并建构一个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兼综佛道思想的新型综合性文化，两宋时期崛起的湖湘文化就是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这个时期的文化贡献是伦理主义的思想学术，从周敦颐到王船山的天人之学，是这个时期地域文化的杰出代表。湖湘文化的第三期发展是在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危机下，建构一个兼容中西、实现文化转型的近代文化，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独立、社会进步的目的，通变与求新的近代湖湘文化亦很好地响应了这一挑战，这个阶段的文化贡献是与时俱进的文化理念和经世致用的政治智慧。

　　湖南省委、省政府关于文化强省的战略中，当代湖湘文化正处于更加重要的第四个发展时期，它应该如何发展？

　　三、当代湖南的文化转型

　　当代湖湘文化正处于现代化新型文化建设过程中。前三个阶段是已经完成并成为历史的文化，而湖湘文化的第四期发展则是正在建设中并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它的文化成就和主要特质尚处于一个不断演进和形成的过程之中，并且还有待于新世纪的湖湘人的不懈努力。

　　我们必须意识到，当代湖湘文化面临重大转型和发展新的形势。今日中国正在发生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以农为本的传统社会形态正在转型成工商为本的现代社会形态。我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剧变，“天变道亦变”，湖湘文化面临一场由伦理——政治型的传统湖湘文化转型为工商型的现代湖湘文化的问题。由于传统湖湘文化是与以农为本的传统社会形态相关的，从而使得当代湖湘文化面临重大转型和发展的挑战。当我们在重构当代湖湘文化的精神时，以下一系列与工商文明相谐调的文化精神是值得吸收的：

　　一是功利观念。工商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功利主义文化，社会的主体是“经济人”，所以工商社会的主流文化总是提倡一种以经济财富为追求目标的价值观念，以经济成功为自我成就的最高目标。这与湖湘传统文化以道德修身、政治功业为自我完美、永恒事业为最高人生目标是大不相同的。要想快速地建立发展工商经济，这种立足于经济目标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念不可或缺。

　　二是协作意识。工商社会既是由自由平等的个体构成，又是一个高度分工协作的社会，要求每个个体都有很强的协作意识，与他人及社会建立平等的协作关系。这样才能够保证专业化、市场化的工商社会和谐运行。而传统湖湘文化更加张扬一种权威主义的内圣外王之道，一种英雄主义的人格魅力与豪杰性情。在当代工商社会里，个人权威主义、英雄主义因失去了社会基础而难以再度风光，我们今天更需要平等的协作意识。

　　三是契约原则和法制精神。工商社会的个体自由度高，其社会秩序的维护依赖于以契约观念为基础的法制精神。所以，工商社会倡导在遵循契约化规则的基础上获取利益的合理性，故而法制精神是具有自由性、竞争性的工商社会的制度文化基础。湖湘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克己守礼的伦理文化、经世谋略的政治文化，却相对缺乏契约观念、法制精神，故而在现阶段倡扬契约观念、法制精神显得十分重要。

　　四是科学理性。工商社会总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十分讲求效率。科学理性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其显著作用是能够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所以，科学理性能够在工商社会获得最高的地位，并且能够促进社会更快地发展。湖湘文化在历史上取得辉煌的成就，湖湘文化要在当代继续为湖南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就必须大力倡导作为现代社会文化主导的科学理性。

　　当代湖湘文化的发展必须吸收工商文化中的功利观念、协作意识、法制精神、科学理性，总之，当代湖湘文化要有所作为，离不开上述工商文化精神的转型与重构。

　　四、湖湘文化传统与当代文化建设

　　但是，我们仍然强调，湖湘文化传统还是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能够服务于当代湖南的文化强省。

　　如前所述，湖湘文化的发展一方面要顺应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但另一方面，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文明，这是由于其中包含着恒常生命力的内容，在当前世界正处于文化全球化、文化产业化的背景中，中华民族的崛起使得中国文化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历史上曾经为中华文化做出重要贡献的湖湘文化也获得新的机遇与挑战。

　　当我们回溯湖湘文化的历史，有几个闪光点一直令我们骄傲不已：从先秦到两汉楚文化中文学艺术、工艺器物中的浪漫气质和生命意志，它们凝聚着从原始文化转化为成熟文明的独特审美精神；两宋时期正统儒家文化南传而造就了古代湖湘伦理文化，它所透露出来的人文理想与伦理精神，深刻影响了一代代湖湘人士的个体人格；在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候，近代湖湘的政治文化崛起，经世致用的价值追求和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成就了一代代影响甚至主宰了近代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经世豪雄。我们认为，这些重要的湖湘文化传统能够为当代湖南文化强省提供精神动力和支持。

　　这可以从湖湘文化的双重构造来说明。湖湘文化可以划分为心理文化与思想文化两个层面。心理文化层面以本土文化为主导，主要涉及到由历史文化积淀而成的性格、习惯、心理等。古代、近代湖湘人士“气质刚劲”、“卓励敢死”的湖湘性格即是蛮族血统及本土文化的产物，湘人的心理文化方面大多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那种“蛮”、“倔”、“刚”、“烈”的性格特质成为其群体性风格，他们充分地保持了具有悠久历史的本土文化的传统。湖湘知识群体在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也与“气质刚劲”的湖湘性格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的中心任务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在传统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敢为人先的湖湘性格十分重要。谁“敢闯、敢冒”，敢于创新，谁就能抢先一步，占住先机，优先发展。古代、近代湖湘人士“气质刚劲”、“卓励敢死”的湖湘性格，在当代湖南的经济建设、文化强省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湖湘思想文化包括科学、艺术、伦理、宗教、哲学、教育等方面的观念传统，湖湘思想传统能够为当代湖南文化强省提供文化资源。一方面，湖湘文化传统中所包含的审美观念、道德伦理、政治意识以及它所积淀的深厚人文精神，可以成为湖南文化产业的资源。因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丰厚的文化资源基础之上，当前湖南地区在电视、出版、娱乐、旅游等文化产业取得了突出成绩，这与湖南文化人充分利用湖湘文化的丰厚资源有关。另一方面，湖湘思想传统能够为湖湘文化的未来提供思想支持。由于现代工商文化自身存在着深刻弊端，工商文化导致了精神文化的平庸化、世俗化、商业化，激化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灵与肉的矛盾，从而导致现代性的文化危机，所以，当我们思考湖湘文化、中华文化的当代意义时，还应该具有对现代工商文化的反思精神与超越意识。在这种反思与超越之中，我们才能够以更深邃的历史学视角、更广阔的人类学眼光来考察传统文化。这时，我们也许会看到湖湘文化传统中所包含的审美观念、道德伦理、人文精神的超越意义，能够对新世纪人类文化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总之，我们认为，湖湘文化传统资源在现代文化转型与新世纪人类文化建设过程中不但不能被丢弃，反而应该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扬。实现了现代转型与重构的湖湘文化不仅能对当代湖南的文化强省产生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还会对新时期的人类文明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