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之弥高石船山

——我与《船山学刊》的不解之缘

徐孙铭

徐孙铭，1946年生，福建周宁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曾任船山学社副社长、秘书长，《船山学报》编辑。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著有《船山佛道思想研究》《〈相宗络索〉释注》《佛教哲学略论》等。

我1980年进入湖南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从那时起就与《船山学报》（后改名为《船山学刊》）结下不解之缘。在湖南省社科院王兴久、陈学源、王驰诸位院长领导下，我参与恢复船山学社，随后参与复办《船山学报》，协助岳麓书社编纂《船山全书》。正因为这样的殊胜因缘，我开始了阅读《船山遗书》、攀登石船山、探寻“涌几石”、寻访“续梦庵”、解读船山哲思的学术生涯。

《船山学刊》是我投石问路的“启蒙老师”。1980年我考进湖南省社科院后，才开始船山学、湖湘哲学的研究历程。当时其实是一切从零开始，因为大学六年，我只读了《资本论》《实践论》《矛盾论》等少量哲学著作，研究船山学、湖湘学派又从何谈起？不得已，我只好到湖南师大中文系进修先秦诸子、《易经》哲学等，又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佛学，到寺院、道观调研、访学，向王沐、明真、净慧、吴立民、博明、惠空、惠敏、宝昙、圣辉等高僧大德学习。《船山学报》的复刊，开启了船山学、湖湘文化研究的新局面。湖南省成立了船山学社，湖南省社科院复办了《船山学报》，岳麓书社承担国家古籍整理重要项目，开始编辑出版《船山全书》，这就为研究者们推古开新与古哲贤人对话提供了契机。《船山全书》底本原来只有湘西草堂王敔刻本、曾国藩刊刻的《船山遗书》、衡阳学署守遗经书屋刻本等版本，我们就在此基础上开始寻找船山佚文、佚著。我参与《船山全书》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有关访书工作，和王兴国、刘志盛、旷光辉、冯玉辉等教授、专家到衡阳船山故居、南岳，以及湖北、河南、北京、兰州的图书馆、旧书店寻找、访问，搜集船山遗著、佚文，拍摄照片，然后再参与编纂、点校，有些佚文、照片，都是先行在《船山学报》刊登。我参与编辑《船山学报》的过程中，有幸得到许多专家、教授的指教，包括马积高、邓杭云等先生的指教。可以说，参与《船山学报》的编辑工作让我受到的船山学的启蒙教育，终身受用不尽。

后来，我在王兴国所长、船山学社吴立民社长的指导下，开始研读船山著作，尤其是船山佛道著作，如《愚鼓词》《相宗络索》等，同时还阅读其他一些相关著作如《郭嵩焘日记》《达化斋日记》《毛泽东与佛教》等。我参与《相宗络索》的点校工作，为编辑出版《船山全书》部分书稿以及以后的佛学研究打下基础，这也是我四十多年来研究船山学、佛学、湖湘哲学的新起点。在研究学习船山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萧萐父、唐明邦、邓潭州、王兴国、陈远宁、梁绍辉、杨坚、刘志盛等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继愈研究员提供了王恩洋先生的遗著《相宗络索内容提要》等，作为校勘《相宗络索》的重要入门参考著作，这些都使我受益良多。

在此基础上，我开始与船山先生等古哲对话，也开始在《船山学刊》发表文章，就“船山佛道思想研究”“《相宗络索》笺注”“方以智《东西均》与中华民族的辩证思维”等论题发表浅见，虽谈不上什么成就，却也略有会心，饶有兴味。其中与船山有关的研究概括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叩问。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各民族血脉相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基；各民族信念相同，是中华民族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生动力；各民族文化相通，是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坚守中华文化基因，弘扬民族精神，这是时代赋予哲学文化工作者思考与探索的新课题。费孝通先生称文化基因研究是对民族文化之根的追寻与人文精神的传承，可以说是寻根之旅。我在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的启迪下初步体会到，文化基因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密码，既包含先天遗传的部分，也涵盖后天习得的内容，以信念、信仰、习惯、价值判断、审美观念等形式，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儒家圣人孔子对中华文化的人文基因有高度的自觉。《论语》有言：“伤人乎？不问马”；“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强调以人为本、立志、知性、顺应天道，提出“性与天道”这一核心命题，开启了中国哲学家、思想家对安身立命之根的追寻，以高度的人文自觉，对中华文化基因作了首创性的阐发。王船山对《黄帝内经》《易经》《诗经》以及北宋哲学家周敦颐《太极图说》等著作中关于“乾坤并建，以为大始，以为永成……”的论述，即对“乾坤并建”“阴阳和合”的中华文化基因进行了精要疏解。船山明确说，《易经》把乾卦放在首位，其实乾卦背后有坤卦的影子，坤卦背后有乾卦的支撑。船山说：“是故《乾》纯阳而非无阴，《乾》有太极也；《坤》纯阴而非无阳，《坤》有太极也。”这是从宇宙本原、万物化生、对立统一的根本原理立论，也是对《易经》“变异、不易、简易”，即世界发展变化的根源在于矛盾对立统一的原理，进行科学解读，是非常卓越的。“乾坤并建、阴阳和合”就是中华文化的基因。

二是对船山佛道思想是否包含唯物主义辩证思维的叩问。我从事哲学研究的第一本著作是在吴立民先生指导下与其合作撰写的《船山佛道思想研究》，1992年由湖南出版社出版。当时，遵照吴老的教诲，主要是“在教言教”，即按照作者的本意，从佛教修持的角度，原原本本地解读法相唯识学的内容。船山所谓“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矣，见其瑕而后道可使复”，汤用彤先生所谓对中国佛教史研究“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的见解，也是这个路数。1992年，我对佛教“三界唯心，一切唯识”的认识论、修养论和解脱论的实质、积极意义，仍不太理解，对法相宗的哲学属性及其意义只是作粗浅的论述。吴立民先生在《〈愚鼓词〉注释例言》中指出：“本篇释义，以道言道，就丹法而述丹法，旨在使读者初步了解作品原义。在弄清原作基础上继续钻研，以马列主义观点和方法，对《愚鼓词》重新予以解释，则俟诸来日，愿与读者共勉。”此后，我在弄清文本本义基础上，比较注意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破解佛学研究中的难题，并与古人展开对话，力求对佛学和古人修学的心路历程能有“同情之默应”。

一个民族要立足于世，不可不具备高度的辩证思维。船山先生的辩证思维，许多学者如萧萐父、冯契、张岱年、张立文等多有论述，拙著《船山佛道思想研究》以及《方以智〈东西均〉与中华民族的辩证思维》对此也作了一些粗浅的探讨。这里谈一点笔者近几年的思考，即如何评价船山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辩证思维以及方以智《东西均》关于无对待与对待的辩证思维的问题。我认为，船山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特别是把他的思想跟方以智的《东西均》联系起来看，他们的“相待与无待”的辩证思维已经超越了朴素唯物主义阶段，达到明清之际唯物辩证法所能达到的新高度。

一种哲学是否适应所处的时代，是否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及其适应的范围和程度，是衡量一个哲学家思想的高度、深度和温度的重要标志。1964年我进大学的时候，全国正掀起一场哲学争论，即“一分为二”跟“合二而一”的大辩论。当时我对此没有研究，后来通过对王船山著作《周易外传》《张子正蒙注》的学习，发现船山《周易外传》中有“合二而一者，既分一为二之所固有矣”的论述，即对立面相因相反、相夺相融，既对立又统一。船山说：“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即所谓太极也。”“氤氲之中，阴阳具足，而变易以出，万物并育于其中，不相肖而各成形色，随感而出，无能越此二端。”这种太极分阴分阳并育万物，由一而万，万而归一，“一而二，二而一”的辩证思维，不仅揭示了中华文化基因“乾坤并建、阴阳和合”的奥秘，而且体现了由体致用、用以得体、体用相胥、知行统一的辩证思维，具有广阔的适应性和深刻的穿透力。

笔者在《船山佛道思想研究》一书前言中指出：“船山哲学主张体用相胥，由用得体，依人建极，以人合天，重在设人位以贞天地之生。在这个前提下，他对于‘六经’重视由体以致用，由本以贯末，而对于佛、道亦加以改造，使其由‘立体以废用’，变成体用结合，形成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相统一的哲学形态。”不过现在看来，这种评价还是不够到位。应该说，船山“乾坤并建、阴阳和合”“体用相胥”的思想，在根本性、适应性和穿透力方面，已经达到明清那个时代的相当高度，已经在向唯物主义辩证法敲门了。这是不容忽视的。再结合方以智同王船山讨论过佛教的辩证思维问题，可以更好地领会他们所达到的思想境界的深度与高度。方以智遗著《东西均》中关于“有待”“无待”的论述，即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辩证统一的思想；《易余·反对六象十错综》中“有一必有二，二者本乎一”的观点，对于后人理解坚持唯物辩证法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影响都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在南岳后山往马迹桥方向，原有船山先生避兵隐居、挑灯著述的“续梦庵”。1982年，我和王兴国、刘志盛、旷光辉先生去考察时，庵已不存。后来附近村庄，也已改为“续醒大队”，意为大梦已醒，是对原来“续梦”的继承创新。我们现在追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需要发扬船山先生这种从《噩梦》中苏醒过来的续梦、追梦、圆梦精神。船山先生七十一岁时，刘思肯为他画像，船山题《鹧鸪天》以言志。诗云：“把镜相看认不来，问人云此是姜斋。龟于朽后随人卜，梦未圆时莫浪猜。谁笔仗，此形骸，闲愁输汝两眉开。铅华未落君还在，我自从天乞活埋。”此虽为船山晚年自况，亦是勉励后人坚守中华文化的责任担当。船山先生“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名言，应该成为我们为人、处世、造命、圆梦的座右铭，激发我们坚守中华文化的光荣感、责任感与使命感。有了这种精神，无论是学习、研究，还是为人处世，都能活出别样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