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船山学刊》

杨国荣

杨国荣，1957年生，浙江诸暨人，华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院长，西北师范大学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第六届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哲学、中西比较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等，出版学术著作20余种，多种论著被译为英文、法文、韩文，在Indian University Press、Brill 等出版。主要学术兼职包括国际形而上学学会（ISM）主席、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国际中国哲学学会（ISCP）前会长（2019—2022），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等。

王夫之作为中国哲学中总结性的人物，对其思想的把握既需要历史的考察，也离不开理论的视域。尽管我对其思想非常重视，并将其视为中国当代哲学建构的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但对王夫之本身的专题研究，则较少，这使我与《船山学刊》的学术联系迟迟未能建立：在我的观念中，《船山学刊》以王船山（王夫之）为主要研究对象，既然缺乏这方面的学术考察，也就与之无缘。

进入21世纪后，大概在2014年，王泽应教授来信，希望我为《船山学刊》撰稿，其时他担任《船山学刊》的执行主编，当时感到盛情难却，便勉为其难，就有关于王夫之伦理思想与形而上学观念方面的思考，撰成相关短文奉上。此文后作为“笔谈”，刊于《船山学刊》2014年第2期，这可以看作是我与《船山学刊》的首次学术上的关联。稍后于此，我因事赴湖南师范大学，在一次便餐时，泽应教授特别将《船山学刊》实际主事的章敏同志约来，并作了介绍，由此，我与《船山学刊》的编辑部也建立了联系。

在此后一段时间中，尽管章敏等同志解释说《船山学刊》内容很广，不限于王夫之研究，但我仍为过去的惯性思维所左右，以为《船山学刊》主要是刊发王船山研究的文章，既然自己没有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也就难以为其奉上文稿。不过，章敏同志却一直联系，嘱我为该刊撰文，并说，此刊主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对象，不一定以王夫之的研究为限。其反复的约稿，不免使人为之所动，在其“感召”下，我后来奉上一篇文稿，其内容并不是论王夫之，而是宽泛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此文即发表于《船山学刊》2017年第6期的《再思中国哲学》。进路既开，便“不可收拾”，此后，我便隔三岔五地给《船山学刊》奉上文稿，这包括《杨国荣:从“道”到“事”——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2018年第6期）、《儒学的地域化与江南儒学》（2019年第6期）、《心学的多重向度及其理论意蕴》（2021年第2期）、《天人之辩的多重意蕴——基于〈荀子·天论〉的考察》（2022年第5期）、《工夫的哲学意义及其限度——兼议〈儒家功夫哲学论〉》（2023年第4期）、《礼乐文明中的乐——〈荀子·乐论〉解读》（2024年第2期），这些文章都产生了一些影响，有的还被一些文摘报刊转载。

前年，因山东省图书馆之约，我在该馆作了王夫之哲学的公众演讲，该演讲后来记录成文。我略去了记录稿中过于口语化的内容，作了若干修订和润色。本来，此文比较适合《船山学刊》，奉上后也可弥补我几年未有这方面的专题研究的缺憾。然而，当时另一刊物约稿，我实在没有合适的文章，只能先以这篇论王夫之哲学思想的文稿“凑数”，而《船山学刊》方面，竟未能“尽责”，虽然后来我奉上了另外的文稿，但毕竟不同于王船山研究，对此，我至今深以为憾。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专门刊物，《船山学刊》是比较专业的，在这方面并不输于任何同类刊物。这些年，比较流行所谓“C刊”，我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船山学刊》应该是其中之一。然而，最近却了解到，《船山学刊》目前还未进入“C刊”，这令我十分惊讶。尽管我对是否进入“C刊”有些麻木，撰文也并不在意刊物是否为“C刊”，但在目前的背景下，“C刊”的头衔似乎对相关学人和刊物具有一定意义。虽然我自己并不以“C刊”为权衡的标准，然而，在我的心目中，《船山学刊》确实应该成为现在一般认同的“C刊”中的一员。

引申而言，学术期刊在整个学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它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个中介，而作者与读者本身又大都属于学界中人，在这个意义上，学术期刊无疑构成了学术共同体的成员相互联结的纽带。从一个更内在的层面来看，学刊一方面体现、反映了一定时期学术演化和发展的现状及成果，另一方面又对学术发展具有范导或引导的作用。自近代意义上的学术诞生以后，学术刊物所刊发的文章，同时也带有确认某种学术范式或范型的意义。从近代来看，学术范型的确立不外乎两种形式，一是学术著作，一是学术论文。以学术著作而言，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便在某种意义上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学术刊物在相当意义上也起了类似的作用，近代学术期刊所刊发的文章，往往也为不同学科的研究提供了范式。从对象来说，它们常常规定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什么样的材料可以进入到学术研究的领域之内。从方式来看，它们又规定或展示了学术研究“应当”如何做。质言之，学术论文通过展示“什么可以做”与“应该如何做”，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学术研究的方式。就以上方面而言，学术杂志确实对学术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船山学刊》也无疑显示了在这一方面的积极意义。鉴于其学术品位和专业性，我真诚地希望她能早日被纳入“C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