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来时路 郁郁满芳华

——记我与《船山学刊》的40年

王兴国

王兴国，1937年生，湖南株洲人，中共党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0年被湖南省人民政府聘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同年分配至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1969年9月至1977年7月，在中共湖南省委写作小组工作。1977年7月重返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1980年改名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1983年至1997年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1984年至1989年兼任《船山学报》主编，并长期担任《船山学刊》副主编、执行编委、编委。1995年至2019年任船山学社社长，现任船山学社名誉社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含湖湘文化史）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重点是毛泽东思想）。主要著作有《王船山认识论范畴研究》（合著）、《王船山与近现代中国》《船山与船山学研究文集》《船山与船山学研究文集（续篇）》《贾谊评传》《郭嵩焘评传》《杨昌济评传》《毛泽东与佛教》《近现代湖南佛教著名居士传》《觉醒与燎原：湖南第一师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湖湘文化纵横谈》（主编）等。

《船山学刊》的前身是1915年创刊的《船山学报》。此学报出至1937年停刊。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6月2日，湖南省中国哲学史学会筹备小组成立，首要任务就是在1982年召开纪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同年12月26日至30日由湖南省教育厅和湖南省社科院联合主持的湖南省高等院校文科科研座谈会上，我和陈远宁提出在1982年召开纪念王船山逝世290年学术讨论会的倡议，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普遍支持。特别是老专家林增平、姜书阁、羊春秋、马积高等建议，不仅要召开学术讨论会，而且要恢复船山学社和《船山学报》。

1982年5月船山学社恢复，同年11月召开了纪念船山逝世290周年学术讨论会。接着，我们便向湖南省委宣传部提交了重办《船山学报》的申请报告。1983年7月4日，湖南省委宣传部给湖南省社科院发出《关于重办〈船山学报〉的批复》，同意《船山学报》复刊。7月5日我致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侯外庐学术助手黄宣民，委托他请侯外庐先生为《船山学报》题写刊名。8月19日我起草“关于重办《船山学报》中若干问题致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的报告”，其中涉及刊物宗旨、主办单位、编辑部组成、经费等问题。

1984年3月30日《船山学报》第1期出版，由侯外庐先生题写刊名，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1985年独立建制，改名为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简称湖南省社科联）、船山学社三家联合主办。主编为王兴国，副主编为陈远宁、邓潭州（1988年后增加了龚建昌）。按照当时的商定，学报为半年刊，每年出两期。学报经费每年一万元，由湖南省社科联承担。学报工作人员没有固定编制，主要由湖南省社科院和船山学社人员负责。由于我这个主编又是湖南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所长，所以学报的办公地点也就设在哲学所的办公室。学报编辑部人员开始的时候列入得比较多，但实际负责编务的都是湖南省社科院的人，即王兴国、陈远宁、邓潭州、李汉武、陈书良、徐孙铭、张铁夫、邢亚莉等。因此可以说，这个阶段的《船山学报》是社科联出钱，社科院出人办的。当时学报每期经费虽然只有五千元，但所办的事还不少，包括印刷经费、稿费和编辑人员劳务费，还要在《光明日报》上刊登一个豆腐干大小的简明目录广告。

重办的《船山学报》出版了14期（其中两期为增刊），到了1989年10月中旬，闻省里有关方面已将《船山学报》列入压减刊物之一，于是湖南省社科院、湖南省社科联有关领导带着我们为此各方奔走，向省里许多领导和有关部门呼吁，陈述学报不能“砍”的理由。此番努力虽然最终未能改变学报被撤销的命运，但是得到有关部门通知：《船山学报》停刊后，由《湖南社会科学》不定期出版船山研究专刊，由省社科联负责出版经费。后来当我遇到省新闻出版局报刊处的一位处长时，他向我说：“你给省里领导写的那些报告都批到我这里来了。”

《船山学报》复刊的事得到了湖南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1990年5月7日我代湖南省社科联起草了向湖南省新闻出版局的复刊申请报告，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又向国家新闻出版署提交复刊报告。1991年7月2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出批文，同意《船山学报》复刊，由湖南省社科联主管主办，改名《船山学刊》。经湖南省社科联党组批准，学刊由龚建昌任主编，我和陈远宁任副主编。此后多年我陆续担任学报副主编或执行编委等，在20多年的时间里负责对刊物稿件的筛选或审定。

40年来我先后在《船山学报》和《船山学刊》发表论文33篇（学报4篇，学刊29篇），其中关于船山学的内容有27篇。由于我对改革开放以来船山学的宏观发展情况比较了解，利用这个优势，在船山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时间节点，写过一些关于船山学发展的论文，记录了船山学发展进程的点点滴滴。

2002年，在纪念王船山逝世310周年学术讨论会之前，我写了一篇《船山学研究四十年之回顾》。这里讲的40年，是指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到310周年。文章首先回顾了在这40年间，国内召开的几次大型的王船山学术研讨会（包括在台湾辅仁大学召开的王船山学术讨论会）。其次指出，40年来船山研究最主要的成就，就是“船山学”已经初步形成，这具体表现为重建了船山学社，恢复了《船山学报》(1991年后改为《船山学刊》)，编辑和整理出版了《船山全书》，还出版了一大批研究船山生平和思想的专著，对有关船山思想的一些学术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最后指出：四十年来之船山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再到宏观研究的圆圈式发展过程。此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2014年是船山学社创立100周年，我写了一篇《船山学社百岁生日颂》。文章第一部分指出，船山学社的前身是郭嵩焘于1881年创办的思贤讲舍。这时的特点，就是确立王夫之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在同时代思想家中的地位、在宋明理学中的地位、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第二部分指出，从1914年学社成立至1951年6月停止活动的37年间，这时的特点，就是政治担当意识特别鲜明，学社的主要领导人曾积极支持毛泽东等人办湖南自修大学，在30年代的湖南读经运动中学社发挥了骨干作用。第三部分指出，1982年船山学社正式恢复后的特点，就是学术性极大增强，把对船山思想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面、科学、系统的阶段。所谓“全面”，指对船山开展全方位的研究；所谓“科学”，指在船山研究中更加注重方法论问题，特别是实事求是；所谓“系统”，指把船山研究当作一个系统工程，具体来讲，就是构建“船山学”。

2015年是《船山学刊》创刊100周年，我写了一篇《船山学刊百岁生日颂》。文章指出，民国时期《船山学报》的特点是：具体而生动地介绍船山生平及与船山有关的史迹文物，以通俗的方式传播船山著作，专论船山某一方面思想的论文很少。改革开放后复刊的《船山学报》特点是：全面搜集船山佚文和船山著作的各种版本，配合编好《船山全书》；多学科协同攻关，全面研究船山思想；对船山研究中的一些不同意见组织争鸣；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国内外船山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船山学刊》则以“深入拓展船山研究”为特点，包括对船山思想学说本身的研究，对船山思想的研究领域，对船山在中国文化史和湖湘文化上的历史地位以及与宋明理学关系的研究，对船山受西学影响及与西方学者思想比较的研究等方面都有深入拓展。

2019年王船山诞辰400周年时，我写了一篇《改革开放以来船山学的进展》。由于之前对船山学社的恢复、《船山学刊》的复刊和《船山全书》的出版早有专文进行分析，所以此文只讲了四个问题：一、船山著作注释初具规模；二、船山学的研究全面深入；三、船山伟大爱国者地位牢固确立——中国近现代的精神领袖；四、对船山在中国思想史地位的认识逐步趋同。

2020年是郭嵩焘开创公祭王船山150周年，我写了一篇《共识、超越与不及——郭嵩焘开创公祭船山150周年回顾》。文章将郭氏对船山的评价和当代船山学的进展进行比较，得出三点结论：一个共识，一个超越，一个不及。一个共识，即郭氏在《船山先生祠安位告文》说周敦颐和王船山“揽道学之始终”，一个是道学的开山祖，一个是道学的终结者，这一认识与现代学术界的认识完全一致。一个超越，即郭氏只从道德意义上表彰船山的“立身大节”，而1983年7月2日中宣部等发布《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将船山列为中国历史上13位爱国主义者之一。这是一大超越。一个不及，即郭嵩焘是以研治儒家原始经典为依据衡量船山学术成就，比较客观。而自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往往把王船山对待宋明理学的态度作为衡量其学术成就或地位的标准之一，因此争论始终不休。

2022年，我写了一篇《走着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关于船山学术身份定性研究的历史回顾》的文章。所谓船山学术身份的定性，就是把船山认定为一个什么样的学者，具体来说，是“理学家”还是“早期启蒙思想家”。在船山学研究的历史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即理学家（正）——早期启蒙思想家（反）——两种观点趋同（合，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自从王船山逝世之后，学界一直认为船山是一个理学家。进入20世纪20年代则出现了一种新观点，即“早期启蒙思想家”说，此说作为对立面（反），与“理学家”说（正）对立了将近一百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早期启蒙说”与“宋明理学说”出现了一种合流的趋势，即从“正”与“反”的对立开始走向“合”（否定之否定）。

首先必须指出，趋同的出现是与海内外学术发展的大势分不开的。田云刚在《早期启蒙说的当代使命》一文中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早期启蒙说阵营内的式微论、逝去论、错误论，阵营外的启蒙外来说、文化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对早期启蒙说形成冲击。”他还指出，文化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的消解与冲击，应当包括由杜维明与黄万盛等发起的“启蒙的反思”。2005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启蒙的反思》一书，其中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即为《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对话的中心思想就是认为，从五四运动以来，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方向也被启蒙心态笼罩着。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启蒙的偏失和它所造成的不良后果。2007年，黄万盛在《开放时代》发表《启蒙的反思和儒学的复兴——二十世纪中国反传统运动的再认识》。文章认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与其说是‘全盘西化’，还不如说是‘全盘日本化的西化’。中国虽曾有‘全盘西化’的愿望，但事实上却没有被真正地‘西化’过，传统还在，儒家文化也依然存在，当代的文化转型中儒学的复兴才因此具有真实的基础而成为问题”。文章明确呼吁化解启蒙—儒家的二元论：“儒学的复兴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把启蒙思潮转化成儒学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启蒙的未来则在于通过儒学的复兴而实现文化和社会的转型。化解启蒙—儒家的二元论或许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最大的文化工程。”

黄万盛的这一呼吁，在学术界很快得到呼应。一方面，是“早期启蒙”派的学者的肯定回应。萧萐父先生的高足郭齐勇在《哲学动态》2009年第1期发表《萧萐父启蒙论说的双重涵义》指出：“有的同志认为，今天思想界有关‘启蒙反思’的论说与萧先生的‘明清启蒙思潮’的论说是针锋相对的。我的理解恰恰相反，我认为两者恰好具有一致性。在一定意义上，萧先生的启蒙观或启蒙论说包涵了‘启蒙反思’的意蕴。萧先生并未照抄照搬西方启蒙时代的理论，也没有照抄照搬‘启蒙反思’的理论，萧先生强调的‘启蒙’内涵十分丰富，不是近代西方的‘启蒙’所能包括的。”而张志强、白坤在《梁启超、侯外庐、萧萐父“启蒙”论说异同比较》一文中，更是直接将萧氏的启蒙论说表述为“启蒙与启蒙反思：萧萐父‘启蒙’论说的‘变奏’”。这些说法应该说是在化解启蒙—儒家的二元论的一种努力。

另一方面，是“儒家”派的回应。清华大学教授陈来2020年8月21日在北大博雅讲坛发表《我所理解的宋明理学》讲演。他在谈到 “宋明理学在历史上如何定位？”时说，以前我们是把宋明理学看作封建社会走下坡路，封建后期没落的意识形态；但实际上，宋明理学恰恰是摆脱了中世纪精神的亚近代的文化表现，是配合、适应了中国社会变迁的近世化所产生的文化转向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应该在新的概念范畴下，对宋明理学有一种更积极的、肯定的理解和评价。这些话正体现“把启蒙思潮转化成儒学的内在组成部分”的一种努力。上述情况表明，“早期启蒙说”与“理学家说”的趋同是客观存在的。

今年是《船山学刊》创刊110周年。在她走过的漫长历史道路上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的故事。在庆祝她110岁生日的欢乐日子里，我衷心地祝愿她在研究船山和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