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船山之相遇：我的船山学研究历程

蔡家和

蔡家和，1968年生，台湾基隆人，祖籍福建惠安。东海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鹅湖月刊》社社长、常务编委，《哲学与文化》专题主编，《王阳明大辞典》编委会编辑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四书学与宋明理学，包括阳明心学、王龙溪哲学、程朱学，以及明末清初的哲学，如王船山、黄宗羲等思想。开设过的课程包括当代新儒家、先秦诸子、老子、庄子、宋明理学、中国哲学专题等。主要著作有《罗整庵哲学思想研究》《王船山〈读孟子大全说〉研究》《源头活水——理学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研究》《盈天地皆心也——黄宗羲内圣学之研究》《田艮斋思想与韩国儒学》，并发表论文约百篇。

我毕业于“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当时哲学所里研究王船山的前辈，一是曾昭旭教授，一是林安梧教授。不过在校期间，我并未修习过两位教授开设的船山学课程，原因是当时我正研究阳明心学，还不知道船山学的重要性。

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罗钦顺，这时发现罗氏的学问可往气论走。毕业之后，至东海大学哲学系任教，又进而研究黄宗羲、刘蕺山。此师徒二人的思想亦属重气一派，如蕺山提出的四气周流、气之高看；而黄宗羲于理气方面，大致不悖师说。两人的学问形态可谓是心学与气学的结合。之后再进到明清之际的学问研究，也就少不了对清初三大家的研究，也是在这时我开始进入船山学领域，从此深受吸引，欲罢不能。船山反对阳明学，同时也修正朱子学，主要针对其中杂有佛老之处来作一纠正。大致而言，船山学应是介于汉学与宋学之间的一种学问。

我在研究船山期间，恰好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赟教授也来到东海大学访问，且赠予我他的大作《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实亦颇受启发。而此时“台湾中央大学”也开始与“中研院”等合作，定期开展明清研究人才培育计划，计划内容包括读书会、工作坊和研讨会等，至今已推行了十几年，仍在进行中，我也参与其中。后来我也到大陆参加了好几次船山学方面的会议，包括曾造访船山故里衡阳并开会，也在《船山学刊》投过五六篇稿件，非常感谢《船山学刊》给予我发表船山研究成果的机会。此外，陈赟教授后来也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办过研讨会，那是他的计划课题，而我有幸获得邀约，并在与会期间结识了当今多位知名船山学研究专家，包括湖南学者王泽应、陈力祥等。

在2019年“船山诞辰四百周年纪念”系列活动中，我在台湾共开展了三场演讲，其中在政治大学哲学系的那场演讲，是和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刘沧龙教授一起进行的，主题是王船山思想，我专讲船山，刘教授则探讨船山与西学之比较。关于船山学的研究，我在2013年时在学生书局曾结集出版了一本专著《王船山〈读孟子大全说〉研究》。船山的《读孟子大全说》一书，主要是重新诠释孟子思想，并归宗于张载的重气思想，而不采取程朱之义理。船山认为，程朱学已受佛老影响，以致《四书大全》早已是阳儒阴释；儒家本质应是重视气化与人伦，不会有如佛学那般地贬低世间或是主张绝欲等说。《读孟子大全说》主要论述船山在孟子学方面，发现《四书大全》中杂有佛老思想之处并予以剔除。总体而言，《四书大全》主要是对程朱思想的再发挥，程朱未必没有沾染佛老思想，如程子有“用心如镜”“物来顺应”等说法，而其中“服牛乘马”之说，主张要依马的客观性，即是庄子顺应物性的精神之一。而我的《王船山〈读孟子大全说〉研究》一书，则是对船山与程朱学之间的异同点进行一番判断与反思。2014年时，我即因这本著作而获得晋升教授之资格。这十几年来，我另外还撰写了十余篇关于船山学的研究文章，希望未来能有机会再整理出版。在这十几年间，我申请的以船山研究为主题的课题，获得核准通过的有四次之多，主要是针对《读孟子大全说》与《张子正蒙注》这两部重要文献的义理研究。

我在开始研读船山学时，并非都很顺利。除了文字上的艰涩，还有思想上的深度与难度，这些着实耗费心神。我读过《周易外传》《读四书大全说》后，仍有难窥门径、难以深入之感，甚至打算放弃船山学研究。但总觉得他的义理纯正，心思光明正大，是一种正面且积极健康的学问，入宝山焉能空手而归？于是决定死马当活马医，以下死功夫的方式，将船山的《张子正蒙注》逐字逐句地键入电脑，一方面借机阅读，加深印象，一方面可以保存档案，随时阅览。好在之前我对张载的学问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因此在研读《张子正蒙注》时，还不至于觉得太过艰难而半途放弃。也因为这本书是船山较晚年的著作，文字纯熟，不至于太过艰涩难懂。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子版图书陆续问世，我录入船山原文的工作也就渐渐减少了。不过这时我对船山学已有了一些了解，便如倒吃甘蔗渐入佳境般继续大量研读船山文献，即便外出旅行、开会参访时，我也总会在行李箱里放一本船山的《思问录》，以便闲暇时阅读。研读《读四书大全说》时，若遇到困难，我便去翻阅《四书大全》，通过逐字逐句对照、反复琢磨，从而领会船山的问题意识，进而找出其批判的要义所在。

这段集中精力、全心全意研读船山学的时光大概持续了七八年。船山做学问的方式，是逐字逐句地重新注解经书，未必都以程朱之说为正统，但最后都要归宗于张载。当船山面对程朱学时，实有拨乱反正之意图，他的心思是坚毅而果断的。之后我便在系所陆续开设船山学相关课程，课程研究范围包括《思问录》《俟解》《老子衍》《庄子解》《庄子通》《周易内传》《周易外传》《四书训义》《读四书大全说》《礼记章句》《四书笺解》等，主要涉及经学与子学，特别是船山的义理之学。至此，总算比较全面地见识到船山作为一个大哲学家的功力与气度。

我阅读船山著作或是上台讲课时，几乎都是逐字逐句地讲解，因为我始终觉得船山原文处处都是重点，所以要扎扎实实地阅读、理解。读船山书若太快，就很容易遗忘且理解不扎实；然而若读得太慢，又可能无法整体把握船山思想，出现见树不见林的问题。船山本人就是很反对轻浮、速成的做学问方式的，因此他常批评心学与禅学。

此外，我还参与“鹅湖月刊社”的行政工作十余年。“鹅湖月刊社”其实和船山颇有渊源，因为这里主要发扬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当代新儒家”的思想。在那时局动荡、西学东渐之际，这些大家也都选择钻研船山，无法跳过，而在诠释上也是各有千秋。熊十力先生早年喜爱“二王”，即王阳明与王船山。然而王船山常反对心学，所以在面对这个两难时，若“二王”观点不冲突，便二者皆取，皆大欢喜；若“二王”观点冲突，他大致取阳明，而不取船山，或是取阳明的内圣学、船山的外王学。如此一来，着重点既不同，也就巧妙地避开了二王之间的相异点。

熊先生也要求其学生徐复观阅读船山的《读通鉴论》。徐先生第一次见熊先生时即请老师指点，熊先生便推荐了船山的《读通鉴论》。数日后，徐先生读毕此书。熊先生问其心得，不料徐先生多有批评与指摘，这引来了老师的盛怒，训其不该只挑坏处、一味拒斥，而应好好消化吸收《读通鉴论》，始得窥其奥义。我曾与徐先生的长公子徐武军先生聊天，他说小时候，父亲经常要他读《资治通鉴》与《读通鉴论》，可见后者也成为徐先生重视的一部著作了。

“当代新儒家”中名声最著的大家牟宗三先生，在其《历史哲学》一书中也用了很多船山的历史学，包括《读通鉴论》《宋论》等。他也曾把船山与黑格尔做过比较，因为一个主张“辩证法”，另一个则讲究“两端一致”。但牟先生对船山义理其实涉猎不多。一方面，他本身不甚喜气论；另一方面，也觉其文烦难缴绕。所以最终他评价船山是一位好的历史哲学家，却不是一位好的哲学家。当然，这对深入船山著作的我来说，牟先生的评论并不公允。我始终觉得，船山的义理思想光明正大、健康活泼，特别是他注重夷夏之辨、义利之辨、儒佛之辨、人禽之辨等，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优秀哲学家。

在上述四位“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中，唐君毅先生则是阅读船山最多、发扬船山最多的学者。劳思光先生曾称赞他是当时研究船山学最好的学者。唐先生曾自述读过《船山全书》两遍——这绝非稀松平常之事。他以为，船山学乃汉宋兼采，兼顾了形上与形下、理性与情感，以及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多有发明，多方照顾，称得上一种整全圆满之学。唐先生非常推崇船山，这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学问也是一种心学与气学的结合，他称之为“感通之学”“性情之学”。

感通者，则不能无气，因此唐先生甚契于张子与船山的气学，如张载《正蒙･大易篇》所言：“大易不言有无。”此见解洞察隐显与幽明，乃一气之流行，死而不亡。这义理大致影响了船山与唐先生。如船山曾言《易经》一卦有十二爻，譬如乾卦，则为六阳爻显，而六阴爻隐。牟宗三先生即曾盛赞唐先生为“文化意识宇宙的巨人”，而这部分实有得之于船山者；盖船山学相较于心学，在历史、文化方面丰富许多，而心学在文化、历史、文献、注疏、经学方面，则显得干枯而未有太多重视，大抵重点皆放在“一心之开朗遍润”，恐有少读书之弊端。

此外，唐先生在其大作《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约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来介绍船山，可见他对船山学之偏好。我以为，当今学界若想超越唐先生的船山研究，应非易事。而目前笔者之重心即放在唐先生学思之研究，希望借此能对船山学有更多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