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船山学刊》

朱迪光

朱迪光，1961年生，湖南衡阳人，衡阳师范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船山学社社长，湖南省孔子学会副会长。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史”和两项湖南省重大招标项目。出版《王船山研究著作述要》《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史》《王夫之诗歌创作考论》《船山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等学术著作和《船山学简明读本》《王船山绘本》等科普类作品，发表学术论文多篇。2019年5月作为船山学研究专家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天地大儒王船山”节目拍摄。

我于1978年10月进入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大学期间，虽然花了许多时间阅读哲学书籍，如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小逻辑》《美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等，但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搞不了哲学的，只能研究点文学。1985年我考上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黄永年先生攻读文献学。黄永年先生的专业课涵盖文学与历史两个专业。这样一来，我又得到了历史方面的训练。黄永年先生博学且学术见地不俗，老先生强调他的学生要读原著，读大部头的书如《四库全书总目》《旧唐书》《新唐书》，不停地读，不停地写读书笔记。当时我们这些学生有点烦，甚至觉得黄先生不近人情。别的研究生导师让学生写论文并帮助发表，黄先生不但没有提供这种便利，还逼着我们读书、写读书笔记，作为他的学生，我内心充满郁闷。如今想来，我能有点成绩，都是老师逼着读书的结果。师恩难忘啊！研究生毕业后，我在西北某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了几年，主要研究吐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我调回湖南，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古代诗歌，但在大思想家王船山的家乡工作，不可能不将研究转向船山学。这样，我与船山学，与《船山学刊》就有了不解之缘。

我从事船山研究，是必然中带有一些偶然。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由教学岗位调整到行政管理岗位兼教学，负责图书馆的全面工作。图书馆的工作有其琐碎之处，且与我的专业研究离得有点远。我不甘心于仅做事务性工作，还想做点研究，由此使图书馆的工作多点学术色彩。当时，图书馆有一个王船山资料室，是由学校王船山研究室与图书馆共同管理的。此前，经双方努力收集了一些船山资料，我便在此基础上组织一些人进行船山研究。王船山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入门不易，突破更难。在整理王船山资料室的资料时，我发现有图书馆某位已退休的工作人员进行过王船山研究资料的目录整理工作，编辑并油印了《王船山研究资料目录》。我觉得先进行王船山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工作，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从此，我就开始了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史的研究。在这一领域，我从主持湖南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重大委托项目到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可谓一步一个脚印。在这个过程中《船山学刊》的大力帮助使我的船山研究之路走得愈加顺利。2002年，是王船山逝世310周年，湖南省在衡阳市召开了盛大的研讨会，衡阳师范学院是其中的一个分会场。我在会上发表了题为《王船山学术研究分期及其特点》的学术讲演。会后，方克立先生找到我，肯定了我的意见并提供了他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于王船山学术研究分期的观点和所在期刊出处。当时，我受到莫大的鼓励，更有信心继续在船山研究的路上行进。俗语有云：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可以说《船山学刊》，在我的船山研究之路上，既有雪中送炭，又有锦上添花，助我一路前行。2002年，《船山学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论文《王船山学术研究及其分类》。在此之后，我在《船山学刊》上共发表了15篇船山研究论文。可以说，我的船山研究的每一步都在《船山学刊》上留下印迹。换句话说，我的船山研究的每一步都是由《船山学刊》在后面推着往前走的。我主持的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船山学数据库建设”“王夫之诗歌创作研究”“船山价值观的现代阐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和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王船山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创新研究”等成果都在《船山学刊》上发表过。我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史”的相关成果更是在《船山学刊》上发表了多篇，包括《民国时期的文化思潮与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范式》（《船山学刊》2015年第2期）、《民国时期〈船山学报〉办刊宗旨发覆》（《船山学刊》2016年第2期）、《王夫之对濂溪学的继承与发展》（《船山学刊》2017年第4期）、《20世纪马克思主义视阈下船山学研究的汇集与创新——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研究》（《船山学刊》2018年第1期）等论文。

我与《船山学刊》的缘分，除了个人研究的机缘外，还因为我的工作单位衡阳师范学院以及参与船山学社的管理工作，不可避免地与《船山学刊》发生了关系。衡阳师范学院的前身是湖南省的南路师范学堂，创办于1904年。船山书院在清末书院改制后，改名为船山国学院，院长由书法家、教育家曾熙先生担任。曾熙先生后又担任南路师范学堂学监。在南路师范学堂及改名后的湖南第三师范学校，学习、发扬船山精神成了一种传统。或许就是在这个传统的影响下，衡阳师范学院特别重视船山研究。衡阳师范专科学校（衡阳师范学院前身）在20世纪80年代成立了王船山研究室，《衡阳师专学报》开办了船山研究专栏。衡阳师范专科学校升格为衡阳师范学院后，对船山研究更加重视，一方面在校内成立了王船山文化研究中心，由当时的校长担任主任；另一方面积极与湖南省社科联、湖南省社科院、船山学社、《船山学刊》联系，拓展船山研究的学术空间。2003年，经与湖南省社科联协商，衡阳师范学院与南华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成为《船山学刊》的协办单位，为《船山学刊》的发展尽了一份心力。后来有一段时间，衡阳师范学院还成为《船山学刊》唯一的协办单位。在此期间，衡阳师范学院推荐周唯一和我为《船山学刊》编委会委员。《船山学刊》也大力支持衡阳师范学院的船山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许多青年教师都是通过《船山学刊》这个平台走上了学术之路。

船山学社是创办于1914年的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团体，第一任社长为刘人熙。船山学社又于1915年创办了《船山学报》（《船山学刊》前身）。这就有了船山学社与《船山学报》至为紧密的关系。1982年5月7日，停止活动多年的船山学社得以重建。不久之后，《船山学报》也得以恢复。此后，船山学社、《船山学报》（《船山学刊》）在船山研究的恢复、船山学学科的建立以及船山思想的普及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1世纪初，衡阳师范学院领导得知船山学社开展活动遇到一些困难，主动与湖南省社科联学会处联系，省社科联表示愿意支持船山学社的工作。经过多方努力，2005年6月8日，湖南省社科院、衡阳师范学院共同签发了《关于成立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船山研究分院的通知》，创立湖南省社科院船山研究分院。这一举措既解决了船山学社的挂靠问题，又推进了衡阳师范学院的船山学研究。我有幸担任了湖南省社科院船山研究分院副院长。船山学社由此前挂靠湖南省社科院改为挂靠湖南省社科院和衡阳师范学院两个单位，正式挂牌于衡阳师范学院。2006年4月15日，衡阳师范学院召开了“船山学学科建设研讨会暨理事会”。在这届理事会上，我当选为船山学社常务副社长。在这以后，我有幸得到了船山学社社长、船山研究著名专家王兴国先生的直接教导，我的船山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也正是在这次会上，《船山学刊》主编张以文当选为船山学社副社长。从此以后，我与《船山学刊》有了更多的交往，出席过几次编委会，参与了部分审稿工作，目睹了《船山学刊》编辑部同仁多年来为办好刊物殚精竭虑，奔走四方，听取各方意见，求取好的文稿。

2014年是船山学社成立一百周年，2015年是《船山学刊》创办一百周年。2014年10月，省社科联分管领导率领《船山学刊》编辑部及有关人员莅临衡阳师范学院，召开了座谈会。会上讨论了如何办好《船山学刊》、如何提升船山研究水平等问题，还商量如何合作办好一社、一刊百年的纪念活动。会后，我与《船山学刊》执行主编王泽应先生合作撰写了《船山人格和思想的重光——船山学社、船山学刊创办百周年纪念专题片解说词》。由于船山学社与《船山学刊》百年纪念不是在同一年，因此纪念研讨会只能各自举办，但是船山学社与《船山学刊》合作的关系是长期且稳固的。

今年是《船山学刊》创刊110周年，撰此小文以志庆，愿《船山学刊》越办越好。最后，我引用《船山人格和思想的重光——船山学社、〈船山学刊〉创办百周年纪念专题片解说词》的两段文字来结束这篇文章。文云：

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上，有一家学社，毛泽东两度为其题名，这就是“船山学社”。有一家学刊，虽历尽坎坷，但阙而复振，声名远播，此即《船山学刊》。这一社一刊均因研究船山思想与学术而起，却又在光大船山思想与人格的进程中发展进步，度过了筚路蓝缕的百年历程。

弘扬船山思想，光大船山学术，是复兴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应有举措。船山魂与中国梦息息相通。让我们……着眼新的时代和文化建设的大势，立足中国而又放眼世界，立足传统而又面向未来，革故鼎新，以开创别开生面的文化局面，去拥抱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