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彻义海 学思为筏

——贺《船山学刊》创刊110周年

孙钦香

孙钦香，1980年生，山东莒南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中华孔子学会船山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顾炎武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江苏省儒学学会副会长。撰有《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马相伯》《〈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王夫之》等，在《哲学动态》《中国哲学史》《江苏社会科学》等发文十余篇。

船山曾言《春秋》，义海也，不夸张地说，船山之学，亦义海也。

最近在修订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王船山政治哲学研究》的书稿，一边感叹完善之路似乎永无止境，一边仍为船山对众多问题的新解、新说激动不已。同样是讨论理气、天人、阴阳五行、明德新民、体用等宋明以来理学家所关注的问题，但船山总能给出新颖的见解和衍说，带领读者体会儒家义理世界的丰厚和开阔，这或许就是研究船山的乐趣所在。罗曼·罗兰曾说过：“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纯洁的大气可以洗涤心灵的秽浊；而当云翳破散的时候，他威临着人类了。”船山便拥有如此伟大的心灵，卓然为明清易代之际之巨儒。

正如嵇文甫、陈来、杨立华等学者所言，船山为学宗师周张，注解《正蒙》，推演《太极图说》，讲论《四书大全》，作《船山经义》，修正程朱，反对陆王。而且正如陈来所言，船山“学术既具有鲜明的批判性格（critical），又有其孤发独诣的创造诠释（creative）”。在此意义上，无论是张立文“开新”说，还是陈来“重建”说以及程志华“重构”说等均是刻画船山学之宗旨不可或缺的维度。这意味着虽是研究船山一人的学问思想，但必须将其置于与横渠、濂溪、程朱、陆王等宋明理学家的对话以及与同时代的儒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等的思想对话中来进行。如此，船山学研究便须放在广义的宋明理学脉络中展开。但作为“独立运思的哲学家”，其思想的独创性以及对程朱陆王之学的反思亦不容忽视，正如陈来所说，“研究船山应当把两方面的意义（按，“承前”与“启后”）都照顾到”。确如唐君毅所言，“船山之学，原较能兼重此二面”，既“详于天理、性理、义理之当然之理，以成其尽人性成人格之内圣之学”，又“详于事理、势理、物理，以成‘人文化成于天下’之外王之事功之学”。在他看来，船山之学是“合于内圣外王之学之全”。可见，船山思想可一言以概之曰：“明新合一之至善。”因此，劳思光说船山“根本旨趣仍在‘内圣外王’之传统儒学目标上”。

百余年来的船山学研究蔚为大观，船山学的研究论著层出不穷，众多学者对船山的形上学、易学、诗学、礼学、尚书学、春秋学、史学等领域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一个涵盖面极为广阔的船山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我已经记不太清当年博士论文选择研究王船山的“大事因缘”，只依稀记得当时深受研究大人物、大思想家说法的鼓动，现在想来当时的自己可谓无知者无畏。当然，如今似乎也并未后悔这一选择，尽管自己素性愚钝，后又常被家事琐碎牵绊，直至近年，方才算是迈入了船山学研究的门槛。在复旦读书7年，结婚生娃，事事皆不误，唯独误了读书习文，想来至今惭愧，博士论文潦草而成，更生愧疚。后来到南京工作，至今已逾十载，俩娃逐渐长大，妈妈的身份和责任逐渐退居二线，终于有机会和心境，逐步弥补过去在读书作文和参会交友这两件大事上的亏欠。

船山著作之难读，诚为船山学研究者共同的深刻体会之一，惜乎其在当时缺乏思想上的对话者。每当阅读文本感到困难或遇到文本之间难以贯通时，总会设想如果船山不是身处易代之际，应亦会如朱子、阳明等一样，师友弟子环绕、频繁讲论，那么其思想文本的呈现方式也许会更加多元、更为亲切。但书籍自有它们自身的命运，即便船山著作有些艰涩且刊刻面世较晚，但正如陈卫平先生所言，船山思想“并不因为‘船山升格运动’的消退而失去生命力”，它们曾经并且正在被人们认真地研究，一些接触船山思想的学者更是从中获益匪浅。相信船山的学术思想生命之活力与光辉，定会日生日新。

1865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于江南书局，主持刊刻《船山遗书》56种288卷（后补刻至62种298卷），史称“金陵本”或“曾刻本”。今年恰好是《船山遗书》刊刻160周年。1915年，《船山学刊》的前身《船山学报》创办。《船山学刊》是百年名刊，今年恰好也是《船山学刊》创刊110周年。此诚为船山学界的两大喜事。

我第一次在《船山学刊》发文是在2012年。那时我刚从复旦大学到南京大学做博士后，孩子尚幼，读书作文的债就这么一直拖欠着。虽然阅读船山著作颇令人喜悦，那时最喜欢《读四书大全说》《读通鉴论》这两本书，可能因为年轻，特别赞赏船山对各类问题所提出的尖锐批评。言论自由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之一，但船山在《读通鉴论》中却对处士横议、流俗之是非、私智私意等展开了严厉的批评。于是便写了一篇题为《船山对言论问题的思考》投给《船山学刊》，这是我在南京大学做博士后期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对一个初出茅庐的无名之辈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时至今日，对此仍然心存感激。

2024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宣读了一篇题为《马克思抑或黑格尔——张岱年、唐君毅关于船山气学阐释之异同》的文章，《船山学刊》主编便热情邀约，后来我便将这篇文章修订后投给了《船山学刊》。这篇文章经过匿名外审专家审稿和《船山学刊》集体终审会讨论，还被评为2024年《船山学刊》“船山学研究”专栏征文活动一等奖，并刊发于《船山学刊》2025年第1期。气学是否在宋明道学中构成与理学、心学相并列的独立学派？张岱年先生无疑主张理学、心学、气学三系说，而且他还认为相对于理学、心学，张载、船山一系的气学具有重大的思想史意义，认为气学或事学的特点“在启导一种活泼充实的生活”，其中“实以事学的人生理想最合乎人类生活之本质”。而唐君毅虽不认同以唯物视角解读船山之气，但也认为须“高看此气”，而且指出“由船山重养气，而身体由气成，故不轻视此身”，这一观点与张岱年“存人道”“践形”说颇为一致。可以说，两位现代船山学阐释者均注意到船山学相较于理学、心学的“启后”面向。

近日《船山学刊》邀我写一篇随笔讲讲与《船山学刊》结缘的故事以及治船山学的心路历程、心得体会等，顿感荣幸与责任重大。男女有别，这是传统儒家一贯的立场之一，但随着平等社会的到来，女性学者、女性哲学家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现实终究是复杂的，照顾家庭、心系子女，是母亲这一角色理所当然的职责。如果有机会让我重新选择，我依然倾向于先成家育子，这或许源于深植于我们数千年文化底蕴中的基因影响，同时，在我看来，陪伴孩子成长，是一份无比珍贵的人生体验。当然，如果能兼顾家庭和学术，自然是最好的安排。但时间、精力有限，而且我等普通人居多，或许给自己一些“出走”的时间，之后再回头刻苦精进，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最后，期待越来越多的师友、后学一同阅读和研究船山，期待《船山学刊》越办越好，更期待船山学早日成为一门更深广意义上的“世界性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