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船山学刊》相契相惜二十五年

梅珍生

梅珍生，1965年生，湖北蕲春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导师组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通信评委、全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中国周易学会第六届常务理事、第二届湖北省周易学会会长等。研究专长为中国哲学（包括周易哲学、道家哲学、儒家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等。主要著作有《晚周礼的文质论》《道家政治哲学研究》《中国精神的哲学阐释》等。发表学术与理论文章130余篇，多篇论文被各大文摘转载或摘编。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10余项。曾获“武汉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湖北省优秀博士后”荣誉称号等。

我对《船山学刊》的关注，似乎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

大约在2000年的秋季，我在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的资料室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就是在资料室的书库中随意翻阅查看藏书，从第一排向后面逐一地翻检，查看他们刊发论文的倾向，也查看有无自己感兴趣的主题。有一天下午，我突然翻看了书架上的《船山学刊》合订本，精神为之一振。在众多的期刊中，居然有一本以哲学家名字命名的刊物，这让当时的我觉得非常惊讶。明清之际，船山之学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我是多少知道的，至少在我的老师辈中，就有不少人对船山之学有很深的学术造诣。

那时候，杨庆中博士的《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已经出版，书中竟然将萧汉明先生的易学思想专列为一节，与尚秉和、高亨、金景芳等易学大家并举，使得萧汉明先生的形象如高山仰止一般耸立在我的心中。萧汉明先生的成名之作，正是20世纪80年代华夏出版社出版的《船山易学研究》。当代易学史中，业师学术成就载入史册式的书写，让船山研究悄然滑入了我的心底。

那时候，让我对船山之学抱有无限崇敬之情的，还有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许苏民老师。20世纪90年代初期，许苏民老师重回湖北省社科院工作，很长一段时间里，因“呆气”相吸，我和他常“混”在一起。每周六晚，我都会陪他散步，然后到他寂然而无生气的空室里，去谈天说地直到深夜。其间，我免不了要多次起身离开，而他，又每次以近乎恳求不舍的语气，迫使我坐将下来，倾听他的船山之思与学识，倾听他“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的无奈与抗争。

2000年前后，许苏民老师正在承担和萧萐父先生合著的《王夫之评传》的重任，该书是受匡亚明老嘱托、受蒋广学先生邀约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系列之一本。那时，许苏民老师时时和我谈起王夫之的话题。

令我惊诧的是，在正式出版的《王夫之评传》中，萧萐父先生和许苏民老师居然依据王夫之《尚书引义》中的“将贵其生，生非不可贵也；将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一节的旨意，概括出“珍生务义”的命题，并将其作为第五章道德思想第四节的标题予以凸显。王夫之对“生”与“义”关系的厘定，显然跳出了孟子将“生”与“义”对立起来的思维定式，思想更具深度。

我记得许苏民老师在撰写这一节时，还特意将“珍生务义”的文稿拿给我看。那时，我把那一节的内容，从头到尾看了两遍，也没有发现有关船山著作的引文中有“珍生务义”这一确凿无疑的用语。而他当时看着我的那种半是欣赏半是怜惜的神情，弄得我有点莫名其妙地受伤了。

后来，我曾设想，这大约是许苏民老师的书生气和我自己的“务义”而不计较得失的呆气“合谋”，促使他刻意要将“珍生务义”写入船山思想中的吧。这不正是哲学家们利用自己的哲学“特权”，对哲学思想所作出的特殊书写么？虽然这件事弄得我心里别扭了许久，但冥冥之中，我的灵魂与船山学说也似乎更加契合、更加贴近了。

2001年，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举办第三届海峡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为《论损益之道》，在该文中，我首次引用了王夫之《周易外传》中的11条内容，主要涉及王夫之强调“圣人德盛化神，自无不偕乎时”的随时损益的观念，以及对佛道“损情说”的批判，表达了王夫之对“清明之嗜欲”之于“强固”个体“气质”必要性的认同。对《周易外传》的阅读，我自己尽管是采取囫囵吞枣的方式，但就个人精神气质来说，我还是深深地被船山哲学所吸引，自信能够感受船山哲学跳动的脉搏。

2003年底，为参加在台湾师范大学举办的第四届海峡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我以王夫之的《周易外传》文本为中心，提交了《试论〈易〉与礼的关系——王夫之以礼释〈易〉的解释向度初探》的论文。该文发掘了王夫之人生哲学的内容，着重揭示了“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的礼与《易》之间的关系。这篇论文写完之后，自觉颇具新意，尽管懂《周易》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因为履卦而对礼的意蕴有所感知，但是，像王夫之这样，以九卦之德集中阐释礼与《易》的关系，认为礼“以待忧患”，《易》则“立于易简以知险阻”，并把它们上升到人生哲学的高度，这在过往的思想家中，还是颇为少见的。在台北会议之后，我便将文章加以精简，以《王夫之“因〈易〉以生礼”的源流论》为题，投给了《船山学刊》编辑部，并很快在《船山学刊》2004年第2期发表。在编辑过程中，为完善编辑细节，当时素未谋面的编辑老师殷勤致电，商量编辑中涉及的具体问题，让我如沐春风，感佩难忘。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文章发表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04年第4期也很快予以转载，这使得《船山学刊》编辑部与我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了。

那时，由于我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肩负着日常管理工作，自己当年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后流动站，以道家政治哲学为研究重点，各种压力随之倍增。进博士后流动站时，我原本想就王夫之的道家哲学做一点专题性的研究，但在与胡孚琛先生商量选题的过程中，胡先生力主我跳出从文本出发的研究方法，希望我从新道学理论建构的层面，总结民族思维发展过程中道家的贡献。于是，我便将船山道家思想的相关问题搁置一边。随后的好几年里，虽然编辑部的老师们多次电话联系我，要我就船山的相关思想写点文章，但我始终无暇顾及，这让我始终感觉有负《船山学刊》编辑部诸位老师的盛情。

有一年在武汉参加一场学术会议，我不经意间与《船山学刊》的一位编辑老师坐在一起。她热情地向我介绍了《船山学刊》的情况，我也告诉她，自己多年前曾在《船山学刊》发过文章，且被转载过。自此之后，《船山学刊》编辑部每年都会与我保持联系并约稿。我因能力有限，做事和写文章又都比较认真，傻乎乎地不知该如何平衡工作与学术的关系。一方面，听任自己深陷在日常的杂务中，另一方面，却也对《船山学刊》诸位老师的美意，深抱愧疚之感。

大约是2015年，有一天，我突然收到《船山学刊》编辑部寄来的六大册按学科、专题主编的《船山学刊百年文选》精装本。当时，周围的同事大为羡慕。我自己心中知道，这份来自编辑部的厚爱，正是编辑部委婉约稿的表达。于是我心中骤然焦急起来，告诫自己：再忙，也该给《船山学刊》杂志写点文章了。于是，我静下心来，写就一篇《论庄子的自由与逍遥——以王夫之的〈庄子解〉为中心》的文章并寄给编辑部。而这一选题，恰好弥补了我在《道家政治哲学研究》中，对于道家自由观念探讨的缺失。虽然文章个别地方的论述尚有不自洽之处，但总算对王夫之的《庄子解》作了一次较为深入的研读，也初步偿还了一下对《船山学刊》编辑部欠下的文债，我的内心也隐然轻松了不少。

这些年来，几乎每一年都接到《船山学刊》编辑部各位老师对我的各类邀约，如约稿、审稿等。我却总是抽不开身来。我深感辜负了编辑部各位老师，也自愧虽对船山思想具有浓厚兴趣，却较少地将相关思考进行学理性的转化。这固然与当代学人需要突围考核困境的共性相关，但更多还是自己写得不够多，下手不够快，敬畏文字，敬畏同行。这种畏手畏脚的“畏”，或多或少把自己的手脚牢牢地束缚住了。这些年来，自己虽间或也写了几篇有关船山的文章，却选择性地投给了一些“核心”期刊。这类“负情”行为，也总让自己对《船山学刊》的愧疚油然而生，久久难以平复。

2024年，是著名哲学家、当代船山研究大家萧萐父先生100周年诞辰。早在2022年底，武汉大学的郭齐勇先生就邀约我写一篇有关萧先生思想的文字，以便编入纪念萧萐父先生的文集中。作为萧先生的再传弟子，我以为有义务且应该可以准时完成这个邀约吧！但是，在俗务的揉搓与拉扯中，我终究还是爽约了。直到2024年初，会期将近，窘迫之中，我只好拿出萧先生的《火凤凰吟》诗集研读起来。在各种忙乱的间隙，在萧先生的各类吟咏旁，随手写下点点滴滴的感悟。在“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及其在当代的新展开——纪念萧萐父先生诞辰百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征文截稿前，我将一篇概述萧萐父诗化哲学的文章投给了会务组。同时，也将其投给了《船山学刊》。然后，就默默地等待审稿的结果。

2024年4月的会议之后，郭齐勇老师曾微信赐教，褒奖了我的小文，且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让我闯入萧萐父先生诗情世界的心，一时间竟怦然、飘然起来。于是，我也觉得该文在众多纪念萧萐父先生的文章中，尚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对萧先生思想中诗与思的内容，尽管吴根友教授、邓晓芒教授、高华平教授等都先后有不同程度的涉猎，但我这篇小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充分地揭橥了萧先生思想兼具慧境与诗情的维度，勾勒了萧先生作为当代中国诗化哲学家代表的形象，也算为彰显萧先生思想的多面性提供了新知吧。这篇文章最终通过《船山学刊》的审稿程序，以《慧境托诗心：论萧萐父的诗化哲学》为题刊发于《船山学刊》2024年第6期。在该文的具体编辑过程中，从文字表述到引文的核查，从题目的精准表述到排版格式的美观，《船山学刊》的编辑老师都以一丝不苟的态度与我交流，反复沟通，让我深受感动。

这些年来，《船山学刊》编辑部里多位老师都在不同时期多次热情地联系过我。而我往往不是在开会，就是在上课，或者是在特别工作的封闭阶段。我也特别珍惜来自湖南的电话，总是把它们随手存入电话簿中。多年来与我联系过的老师，我大多至今都未曾谋过面。他们既不知道我与萧萐父、萧汉明、许苏民这些船山思想研究大家之间存在的学术传承关系，又不知道我的学术致思倾向，仅仅因为我是写过几篇船山研究文章的作者，且能够入他们的法眼，便尽力地接引我加入《船山学刊》的作者群中。编辑部的老师们一心以船山学术发展为念，以建构刊物可靠的作者群为念，以提升办刊质量为念，不以亲疏远近划线，不以身份取人，这一切都让人感佩！

想想过往这些年，我为《船山学刊》贡献太少，所得益于《船山学刊》却甚多。我个人的实际付出与自己能够做的工作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好在来日方长，所幸的是自己的学术能力犹在，对船山研究的学术兴趣犹在，以后力争不负自己的学术潜能，争取在船山研究中多做出一点贡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