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亭斯日 鼎鼎百年

——贺《船山学刊》创刊110周年

谷继明

谷继明，1986年生，山东济南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哲学系主任。研究方向为易学哲学、经学史、宋明理学。著有《周易导读》《参赞化育》等书，注释整理古籍若干部，发表论文若干篇。博士论文为《船山解易研究》。

一

我了解《船山学刊》，大概从将船山哲学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开始。记得2008年参加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复试，老师们的问题比较具体，我回答得也还行。直到最后张学智老师提问时，让我谈谈对王船山“《易》为君子谋”的看法。我当时没怎么看过船山的易学，只好拿着张载的观点应付一通。

复试结束后我开始认真读船山。研一结束选导师，我跟张学智老师读，他的兴趣那时也渐渐转到船山学上。我的兴趣本在易学，开始想选唐代易学作为硕士论文题目，但北大研二开始有硕转博的项目，要提交博士计划申请，于是就跟张老师商议要不要选王船山易学。老师表示，船山哲学的根基在其易学，值得好好研究。还记得当时为了备考，把朱伯崑先生《易学哲学史》认真读了一遍。

题目既定，接下来就涉及文献问题。当时《船山全书》的再版和对《船山学刊》的阅读就成了我的莫大助力。选题的时候，《船山全书》还没再版，初版的《全书》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被炒到了极高的价格，舍不得买，于是只能复印一部分来看。当时我有午饭后去物美超市地下逛书店的习惯，有一天忽然看到汉学书店赫然摆出了《船山全书》的修订版，欣喜若狂，立马买下。然后就是对《船山学刊》的阅读。读博期间，每日九点从畅春新园到图书馆，占个座位，到晚上九点多回去，一日日这样度过。读书、写作之余，就要去期刊区转一转，研究船山学，当然要去浏览《船山学刊》每一期的文章，掌握学界的最新信息。

北大对博士生学术成果发表的要求比较低，不像很多高校那么“卷”，有一篇普通刊物即可毕业。但对自己学术的训练，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来说，学术发表还是非常重要的。我在期刊阅览室也搜了一些期刊的征稿启事、稿约等，投出去后，绝大多数都石沉大海。当时我发表过的期刊有《周易研究》，但还写了一些非易学的文章，与船山有关，自然就想到了投给《船山学刊》。

2012年，我将文章寄给《船山学刊》，但并没有抱太大希望——毕竟以往拒稿信收过几封，更多的期刊是杳无音信。不过到了下半年，也就是即将毕业的那一学年，忽然收到了《船山学刊》编辑部打给我的电话，大意是《船山学刊》录用了稿件，但需要进一步修改。电话那边还特意提醒说学刊已经刚刚从CSSCI收录中出来了，确认我还要不要发表，充满了坦诚与关心。我当时也不是很在意这些收录，因为《船山学刊》是代表船山学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作为一个船山学研究者当然要发过《船山学刊》才算进门。

文章在《船山学刊》2013年第2期发表，题目是《裕情与舒气——论王夫之对〈诗经〉的诠释》。这是我首次发表关于船山研究的文章，对文章的质量较为满意。因为以往研究船山诗学，多从文学史、文艺美学去立论。但船山作为一个“后理学时代”和“前汉学复兴时代”的思想家，他的《诗经》诠释是通过工夫论贯通个体生命与政教的脉络。此后渐渐有越来越多的文章讨论船山诗学的这一路径。

令我欣喜的是，2015年出版的《〈船山学刊〉百年文选》之《船山卷（文学）》还收录了我关于船山诗学的此篇文章。当时我刚刚工作，湖南学界的很多师友都不认识我，但竟然能入选其中，一方面觉得湖南社科界、《船山学刊》编辑部公平正大；另一方面自己作为“青椒”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学术道路上更加有了动力。

二

毕业后，我来到上海工作。上海虽然更加具有“现代性”，但也不缺船山学研究的前辈和同俦，譬如陈赟教授、刘梁剑教授、陈焱兄等，皆以船山学为博士论文。同济大学如柯小刚教授等对船山也很有研究，林安梧教授也曾在同济执教过一段时间。尤其是2014年前后，邓辉教授入职上海师范大学。他对船山著作之熟悉，对船山人格之热爱，对船山思想之激赏，可谓“尽心焉而矣”。

渐渐地，上海船山学研究界与湖南的船山学研究界熟悉起来。我也是在陈赟教授主办的船山学术会议上见到了曾为《船山学刊》执行主编的王泽应老师，他特别讲到看过我的文章以及对《周易外传》的笺疏。

2019年是船山诞辰400周年，我想上海船山学研究界应该做些活动，作为年轻教师，通过与邓辉老师商议，联合上海师范大学《东方哲学》编辑部，主办了“沪上纪念王船山诞辰四百周年学术座谈会”。当然，在此之前，湖南有一个更大规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也被邀请前往参会。在湖南师范大学的分会场，能与导师张学智老师同台发表主题演讲，十分荣幸。会后主办方安排了船山遗迹的参访，我跟导师、蔡家和教授，以及《船山学刊》的同仁老师们一起参观了船山故居。湘西草堂旁边有古柏，据说是船山手植，那么就经历了明、清、民国、新中国四时风雨。当时我颇为激动，口占了一首：“一望草堂洗旧尘，四朝古柏接天真。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后两句自然是船山在湘西草堂题的对联。船山的哲学主张日生日成，健动活泼。新中国的新的发展，都可以视为这种正大昂扬之精神的体现。

在研读船山著作的过程中，我特别关注从阅读史的角度来看船山在当时读到的是哪些书，他的知识来源是什么，这样才能澄清他要批评的问题。譬如《周易外传》里很多看似无来由引述的观点，多数可以在《周易传义大全》中找到。明清之际的研究特别注重西学东渐的影响，船山也对此有反应。但我好奇的是他从哪里看到的这些西方天文学和科技、神学的说法。同时我感觉，强调传教士介绍的西方天文学对明清之际的影响固然不错，但不全面。或者说，我们往往会陷入一种有前见的论证逻辑：西方科技是先进的，船山也是先进的，所以船山必然受到西方科技影响从而带来了启蒙。回到船山著作中，我们去仔细阅读原文，就会发现事实会有出入。方以智认为西洋的质测之学可以借鉴，但船山认为他们的质测之学水平也很一般。不管我们是否赞成船山这样的观点，但船山确实是这么说的。我将一些考证和想法写成了《重思王夫之对天主教的理解与评价》，发表在《船山学刊》2021年第6期。此前我曾将这篇文字投给另外一个杂志，审稿人写了长达两千字的意见驳斥我，其反驳的很多观点当然是宗教哲学立场的。但我想文本的证据是黑白皎然的，也感谢《船山学刊》第二次给我表达学术观点的机会。

三

朱伯崑先生《易学哲学史》皇皇四大册，其第四册400页，而船山的部分就占了258页。可见其于整个易学哲学史，对船山最情有独钟。朱先生指出：“王夫之是我国17世纪杰出的哲学家，也是明末清初的经学大师，其经学标志着宋学的终结，其哲学又意味着宋明道学的终结。”又说：“从北宋形成的宋明道学，经过近五百年的争论和发展，到王夫之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标志着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高峰。”这个论断对我的影响最大，因其在船山的总体文本中有坚强的支撑。其从经学和哲学研究《周易》的双重进路，也是我当时撰写博士论文所反复学习揣摩的。不可否认的是，船山处在世界将进入真正的“世界史”的前夜，其思想必然有新的因素在萌动。所以船山的话语和讨论的问题在延续宋明理学的同时，也展现出了一些新的有别于宋明理学的动向，这是我在修订博士论文时需要加以处理的问题。

我2010年确定的论文选题，由于船山易学的研究已有朱伯崑、萧汉明、汪学群等学者垂范在前，我便选择了从解《易》方法的角度对船山易学进行研究。船山的学问在思想上的转折，与其在诠释体裁上的转折是一致的。亦即我们可以将其著作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就诠释体裁而言，《周易外传》和《周易内传》恰恰成为两个代表。我将之总结为：前期是“依体起用”，后期是“摄用归体”。前期可称为“外传”期，与之相关联的一组著述是《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诗广传》《春秋家说》《读四书大全说》。“外”“引”“广”“说”这些名字清晰地表现出一类风格。在体裁上看似为哲学论述，其实往往拈经典中的一句话进行“创造性”地阐发，但未必会讨论哲学问题，而是偏于历史、政治、教化等问题更多。所谓“极酬酢之大用”，偏重于经世致用。《周易内传》则紧紧跟随经文申说注释，看似其哲学的独立表达被经文所割裂，其实更在乎道器、理气、心性等哲学问题的体会和阐发，所谓“体天人之理”。前期为了致用汪洋恣肆，时见愤激之辞，也有随顺语境而论理不周洽的地方；后期则思考精详，更加符合其所追求的“君子辞”或蕴藉之辞。与《周易内传》同时段的《张子正蒙注》，虽非注经，却也是谨守注释者的法度。虽发展或修改了张载思想，但在注释方法上不逾越注释者的界限。《张子正蒙注》自然是船山此种转变的关键，其对《周易》诠释学史的理解，与其道统意识紧密相连，而其关键即在《张子正蒙注·序论》中有所透露。与之相关的是船山心性论的阐述、生死观的阐发，也分为两个阶段，此点前辈学者多有涉及，兹不赘述。

我从研究易学史进入船山，而从事船山易学哲学的研究为我后面对惠栋（接着清初往下做）和六朝易学进行研究和判断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欣闻今年是《船山学刊》创刊110周年，我还是借船山先生一句话来表达对学刊的祝福之情：亭亭斯日，鼎鼎百年。愿学刊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