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传薪火 助愚学业多

——记我与《船山学刊》的缘分

肖群忠

肖群忠，1960年生，陕西彬州人，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获得者，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获评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等称号。主要从事伦理学与中国传统伦理研究，已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代表作主要有《孝与中国文化》《传统道德与中华人文精神》等。在《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船山学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60余篇。

《船山学刊》即将迎来110岁生日，编辑部发起了纪念征文启事，作为受惠于该刊良多的学者、作者，自然也有很多话想说，将此写出来，借以表达对刊物和编辑同仁们的感谢和祝贺之意。

作为百年老刊和名刊，自然会培养多代学者，本人作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成长于改革开放这四十多年的学者，与《船山学刊》的缘分与交往始于十多年前。

最初与《船山学刊》的结缘源自仁兄王泽应教授的提携抬举。泽应教授是衡阳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者，更是一位船山研究专家，才气横溢，著述丰硕，演讲起来滔滔不绝，气势恢宏，令人折服和敬仰。我和泽应教授是因学问而结交的四十年的朋友，我们最初都是青年伦理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学术活动伊始，就开始交往，认识结交于1984年在成都举行的中国伦理学年会，在1985年的广州年会上又得以相见。198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华书局、《光明日报》、北京大学等八家单位联合发起组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届“全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这次会议收到应征论文2000余篇，从中选出180余篇，以文会友邀请作者参会，其中，伦理学界仅有六七篇论文入选，而我和泽应兄的论文则是入选论文中的两篇，这使我们又得以在会议上相聚。几十年来，我们俩是伦理学界为数不多的坚持长期从事中国伦理思想研究的学者。由中国伦理学会前任会长万俊人教授担任主编的《中国伦理学大百科全书》中的中国伦理分卷也是由泽应兄和我担任分卷主编，近年来我曾经两次受邀参加泽应兄领衔的全国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在几十年的学术交往中结成了深厚的兄弟情谊。这种友谊的几个具体体现：有微信以来，我们两人多年私信交流，每天早晨的问安最少也坚持了六七年了吧，从未间断！令人感动的是，他作为兄长，竟然能记住我的生日，好几年在生日当天都给我发来贺诗，在我六十岁生日时，还给我写了长赋，真是令我感动，在这里不吝笔墨，述及这些，自认为也是一段学界的美好佳话。

回到刊物正题来，在一段时间里，《船山学刊》为了提高办刊质量，礼聘泽应兄为主编，他不辞辛苦受命。最初与刊物结文字缘，也正是泽应兄找我约稿，我觉得自己对船山素无研究，但又碍于泽应兄的盛情难却，因此，硬着头皮写了《礼义廉耻的时代价值——船山伦理思想新悟》一文，发表在该刊2014年第3期以复命。这是我在该刊唯一一篇与船山思想有关的论文。发表的第二篇论文原是我在台湾出版的论文集《伦理与传统伦理论集》的自序，后修订成《铸民族文化伦理之魂》一文，刊发于《船山学刊》2015年第3期。实际上，这本论文集也是泽应兄应台湾花木兰图书出版公司之邀担任主编的一套中国思想研究丛书中的一本，由于是在台湾出版，在大陆的传播和影响有限，因此，我就想向学界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承蒙刊物的宽宥包容，也给了我发表的机会。

《船山学刊》虽然是以船山命名，自然首先要研究船山思想，但实际上不限于此，而是包含着诸多丰富内容的，这正如该刊的办刊宗旨所表达的那样：“研究船山思想，弘扬湖湘文化，传承创新国学，促进文明互鉴。”多好呀，由近及远，由小到大，《船山学刊》自然要研究船山思想，进而扩及到湖湘地方文化，更大范围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国学，小则可理解为儒释道、文史哲，大则可理解为整个传统文化，那么，“文明互鉴”，就不仅是只研究中国学问，而且还要进行中外比较。

因此，我之后在该刊所发论文，论题范围是比较广泛的，比如《行善去恶论：〈太上感应篇〉的传统道德智慧》（2018年第1期），就是属于道教通俗文本的研究，又比如《蔡元培社会核心价值与主体责任观述论》（2017年第3期），实际上又是属于现代人物的思想研究了。

近年来或者说后期的几篇论文都是在章敏老师任主编之后发表的。我和她认识大概是在2015年，当时泽应兄带着时任编辑部主任的章敏老师到北京来约访专家，我们自然也认识了。章主编善于和学者打交道，在任主编后，积极策划专题，主动组稿约稿，比如我的《传统孝道的百年境遇与当代价值》一文就是围绕“传统孝道”这一重大论题，她委托我组约的一组三篇稿件之一，除了我这篇外，还有两位比我年轻的学者的论文，分别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陈壁生教授的《从家国结构论孝的公共性》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华经典研究中心郭清香副教授的《近代非孝论争再审视》，形成了一组主题专论刊发于《船山学刊》2021年第2期。《以文化自信为精神动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23年第5期）则是我解读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专文。还有2025年第2期的《论儒家文化与伦理传承发展的根据、意义、方法和实践价值——照着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接着讲》一文，在一定意义上都体现了传统思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能在某些学者看来，从纯粹儒学的角度看，似乎不是那么学术（当然我自己不那么看，还认为这类稿件也是刊物所需要的），刊物都给予了我以包容，真是令人感动。

写此文不只是为了记叙情谊，对当代学术范式和风气我也有一点个人浅见想要表达。用中国特有的“通”的思维与治学方法检视反省当代中国学术界，我们发现似乎受西方影响较深，专而细碎的风气日盛，问题越做越小越窄，即使是同行也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似乎让别人都不懂，才是有学问。林语堂先生在《谈钱穆先生之经学》一文中转述章太炎先生的话说：“太炎有言：‘百年以前，学者唯患琐碎。今则不然，正患曼衍，不患微言大义之不明也’。”这段话对当代学术界仍有很强的针砭和警示作用。这种通透与专别的区别也可借用传统中国学术的方法论中的考据和义理的关系来加以讨论。钱穆先生在《学龠》书中曾有《学术与心术》一文，专论考据与义理之不可偏废，从而有许多痛抵学人关起门来埋头考证的话，时至今日仍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

大学讲堂以及研究院，作高深学术探讨者，皆不能有领导思想之力量，并亦无此抱负；转若隐退事外，腾身云雾。一国之众，群在回惶迷惘中，惊扰震荡之际，而学术界游心膜外，不仅无所主张建白，抑若此等无足厝意。遂使学者如坚瓠之不可食，此岂社会之所望？

而且见树不见林，竟钻牛角尖，能入而不能出。所谓窄而深之研究，既乏一种高瞻远瞩总揽并包之识度与气魄，为之发踪指示；其窄深所得，往往与世事渺不相关……所谓为学术而学术，以专家绝业自负，以窄而深之研究自期，以考据明确自诩，壁垒清严，门墙峻峭，自成风气，若不食人间烟火。纵谓其心可安，而对世情之期望与责难，要亦无以自解。（钱穆：《学龠》，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143页）

学者自创新解，自标新得，必凭考据资人共信，考据诚所当重。然不当即以考据代学问。（钱穆：《学龠》，第145页）

虽然专别不完全等同于考据，通透也不完全等同于义理，但有相似之处，中国学问讲究通，多似义理之学，然而还是强调考据、义理、辞章之统一。我们强调通之方法，也不是完全否定专门精深研究之价值，只是在强调不能失之有偏。钱穆先生上述分析论断，对专做考据专别之学的批评仍然是有启发意义的，这种专别研究，自说自话，门户林立，不问世事，缺乏对社会的思想关怀，确实有失社会和人民所望。

学术与思想的价值不仅在于追求知识，而且也要服务社会。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创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包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必须首先恢复、传承、发展“通”这种中国独有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人生智慧和人格境界，文化的价值趋向和鲜明特质，以学术和思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最后衷心祝愿《船山学刊》越办越好，为中华学术发展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