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责我开生面”

——我与《船山学刊》

陈赟

陈赟，1973年生，安徽怀远人，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和青年学者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上海市曙光学者计划等。兼任中华孔子学会船山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等。入选华人国学大典国学星斗计划名家组。出版专著《文明论的历史哲学》《天人不相胜：庄子内篇的文本、结构与思想》《〈庄子·应帝王〉与引导性的政治哲学》、《自由之思：〈庄子•逍遥游〉的阐释》《周礼与“家天下”的王制：以〈殷周制度论〉为中心》《中庸的思想》《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等十余部，另有学术论文二百余篇在海内外发表。1部专著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成果，多部成果获得教育部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998年9月，我从南京大学到华东师范大学读博，师从杨国荣先生。经过一年学习，我便拟以王船山哲学作为博士论文选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哲学学科奠基人冯契先生给予了船山哲学极高的评价，冯先生和杨国荣先生的作品里多处可以看到对船山学的肯定；另一方面则源自个人对船山的“一见钟情”，我一接触船山的文本，即被其深邃而富于厚度的思想吸引，欲罢而不能。得到导师同意之后，我便真正开始了与船山为友的学术生涯，而且这很可能就是贯穿一生的旅程。大概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我便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初稿——当然，那是一段夜以继日、饮食起居不节的时光，一个月是至少被当作一个半月来使用的。遵奉导师之意，学位论文定稿后寄给方克立先生、张立文先生、陈来先生、郭齐勇先生、蒙培元先生、潘富恩先生、周桂钿先生、李甦平先生、夏乃儒先生、刘文英先生、谢遐龄先生、李维武先生、陈少明先生、洪修平先生、李宗桂先生等十多位前辈学者评阅，收到前辈学者们的评阅意见、建议和鼓励，使我深受鼓舞。

论文写成之后至学位答辩的那一段时间，由于阅读过程中的一些疑惑被疏通，我还沉浸在激情和喜悦之中。当时的我还是一个血气方刚、无知无畏的青年，尚不懂得唯有沉潜方能至于高明的道理，对于船山的生存处境、生命人格和晚年心态等尚无真切体会。学位论文试图在气学唯物论之外另寻新路阐释船山的形上学，从有无到隐显的范式转换开始，展开船山对理气、体用、天人、性命、理欲等的思考，以呈现理学通过船山达成的自我完成与批判总结。但我对阳明以来直到刘宗周、黄宗羲一系的哲学进展还缺乏脉络化理解，还不能真正在整个宋明理学内部脉络中处理船山。当时只是隐约追求一种和顺积中、英华发外、气盛化神、情深文明的富有生命力的哲学意识。

学位论文后来入选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由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2007年再版，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推出新版。尽管有些曲折，但该书还是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后来得知，萧萐父先生将我的博士论文和邓辉兄博士论文《王船山历史哲学研究》视作世纪之交青年学者研究船山学的代表性作品。香港《二十一世纪》2003年10月号（第79期）刊登萧国锋撰写的书评，强调该书对二十世纪形成的以理学之心性论和精神境界说为中心的中国思想的正统图像的检讨。《船山学刊》所以特别吸引我的注意，则是由于同门刘梁剑撰写的《作为后形而上学建构者的王船山——读〈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发表在该刊2004年第2期。这无疑在我与《船山学刊》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而梁剑也以船山学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他的学位论文《天·人·际：对王船山形而上学的阐明》200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6年扩展为《王船山哲学研究》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语言哲学的崭新视角对船山的“天人之际”的“际性”作出了深刻而系统的思考。此后，仅仅我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前后就有不少同学都以船山学作为博士或硕士论文的选题。由此不难想象船山学内在的不可名状的精神魅力！

其实，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期间，我便留意到《船山学刊》。刊物里好多船山学研究的论文，对于研习船山著作的我而言，着实提供了不少帮助。自2001年7月毕业留校工作后，我的学术兴趣不断外扩，虽没有直接聚焦于船山的研究，但船山学一直作为学术背景在我思想深处支持着我前行。从《中庸》的诠释到《庄子》研究，从现代性问题的沉思到历史哲学的探索，无一不深受船山学的影响。可以说，船山学为我的学术之路确立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起点。船山的著作成了我学术人生的向导，常读常新。船山的著作也是我案头必备之物，我手里已有好几套《船山全书》，甚至还将《全书》赠送给个别学生，希望他们认真研读船山。我想这是出于对好东西的所好并乐意与人分享的缘故吧！我一直庆幸当初选择船山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这何止是选择并完成一个论文题目，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学术道路开端的抉择！

真正开始与《船山学刊》直接建立交往是在2014年。我在当年第2期发表了《从“无体之体”到“与化为体”：船山庄子学中的本体与主体》，这是我在《船山学刊》发表的首篇论文。这篇文章通过“无体之体”的概念来进一步阐发我在博士学位论文《回归真实的存在》中后形而上学的主题，并以“与化为体”展开一种与之相应的生存方式的讨论。该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被《哲学文摘》转摘，后收入《船山学刊百年文选·船山哲学卷》。撰写这篇文章时，我业已处在个人的“庄子时代”，尽管那时，《周礼与“家天下”的王制》已大体完成初稿，年底时还以“靶子论文批斗会”的形式与同道一起讨论其中的宗法部分。庄子学则是那一时段我最重要的学术关切。自2008年与朋友们读《庄子》以来，我深感有必要对其进行文本细读。我研读《庄子》最重要的参考书，一是钟泰的《庄子发微》，再就是船山的《庄子解》《庄子通》。可以说，通过《庄子》，我与船山再次结缘。船山对《庄子》文本的把握不仅细致精微，而且思想深刻，有一种出入中国文化的全局性的鸟瞰视野。我后来不再以通行的儒道之分、以道定庄的思路来理解庄子，而是从超出学派分别、不囿于道家视野来把握庄子，说到底也与船山、钟泰的启发相关。

在投入庄子的研读之前，大约在2005—2007年，我集中阅读的文本是《中庸》，那时的我是通过船山《读四书大全说·中庸》《四书笺解·中庸》等进入《中庸》的，撰写了《中庸的思想》。这部书稿字面上带着青春的诗性色彩，但对《中庸》主导结构的理解则是来自船山，如以命、性、道、教的相互通达理解“中庸”，以“诚”作为命-性-道-教四者贯通的枢纽，以智、仁、勇作为人的“诚之”的条件等等。这些都得于船山。《中庸的思想》2005年完成初稿，是那时候我对“何以中国”的初步思考，将“何以中国”的回答交给中庸之道。该书2007年在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2017年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再版。

2015年8月20日，《船山学刊》创刊百年暨船山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在长沙召开，我有幸被安排为五位大会主旨发言者之一，我的发言是《王船山对〈礼运〉大同与小康的理解》，后发表于《船山学刊》2015年第4期，并被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哲学文摘》转摘。《光明日报》的梁枢先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后来他曾跟我谈及此篇论文，给我以很大鼓励。写作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我本人对《礼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后来申报了2018年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礼运学’的综合研究”，并获得立项，结项时也获得了优秀。在对《礼运》的历代文献的研读中，真正让我心有戚戚然的还是船山《礼记章句》对《礼运》的解释。船山的解释给了我重新理解《礼运》的思想框架和基本线索，这使得我在郑玄—孔颖达的五帝三王架构下的《礼运》诠释和宋代回向三代的《礼运》解释架构之外，找到新的诠释进路。不得不再次感谢船山，他几乎在我学术道路的每一阶段都给予我帮助，其著作构成指引我前行的路标。

2018年第2期的《船山学刊》刊发了我的《“三代王制”与中国思想的开端问题》一文，系《周礼与“家天下”的王制：以〈殷周制度论〉为中心》一书的导论，后被《新华文摘》数字版转载。通过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我展开了关于三代秩序的研究，尝试构建中华文明奠基叙事的总体框架。船山对三代之法与三代之道的区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正是船山使我坚信三代之法随时而易，不可能重新回归；三代的遗产只能是三代之道，但三代之道的显现主体不再是三代王者，而是作为圣者的孔子。这一点促使我思考《六经》中的隐显主体，即圣王关系问题，从而对周孔问题也有了真正的思考。当然，这篇导论是写完以后放了好几年才去修订发表的。我在阅读先贤作品的过程中，往往是写完一篇读书报告的初稿，就转而去面向新的问题，旧稿一放有时就是几年，无暇顾及修订，因为总是被新的话题所吸引。待到重新阅读旧文之时，难免有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之感，便不得不进行修订改写，这似乎已经成了积重难返的习惯。有时候感觉自己是偷懒，为什么不争取一气呵成完成最终稿并发表或出版呢？有时候甚至给自己的偷懒找到“手稿时代”的借口。

已知船山作品近百种，千万余字，生前除青年时期自刻诗集《漧涛园初集》外，其余全未刊行。可以说，船山一生都生活在“手稿时代”。不仅王船山等中国圣贤，西方巨哲如莱布尼茨、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其人虽殁，著作犹能不断被后人整理出版，有的迄今尚未完成。而我辈则身处以发表计绩效、以刊物定质量的知识生产时代，吾人之所遗者不大于所发者，以至吾人殁后，再无遗蕴。观圣贤巨子之今日，无以测其明日，其行年五十而五十化，所造之境可谓苟日新又日新。一般人不会想到，正是那个写了《读四书大全说》的船山也写了《庄子解》；你能想象他写《老子衍》，但难以料想《相宗络索》也会是他的作品……船山总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在更新自己。船山在既亡其国又亡天下的艰难时世，以一己之身保存精神性天下，何其悲壮，让人不能不为之动容！究竟是何等心境、何种精神在支持船山前行？我想，这里就内蕴着船山思想及其人格中感人至深的力量！

我从三代研究很自然地转向历史哲学的研究，这其中也有船山学的催动。深受船山影响的唐君毅先生，曾有这样一个洞见，“凡为哲学而不归于历史文化之哲学者，其哲学必不究竟”，我深以为然。我撰写的《“原史”：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原初符号形式》一文，刊登在《船山学刊》2022年第6期，试图将原史与西方的神话视为等价性的原初符号形式，后世所谓的“经史子”都是来自“原史”的分殊化过程。该文发表后，先后被《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摘，还被《新华文摘》数字版全文转载。后来《船山学刊》的章敏老师还告诉我该文荣获湖南省高校学报2022年度优秀论文奖。这篇文章其实是《文明论的历史哲学》一书中的一个片段，该书试图给出历史意义的中国式系统看法。古今中西之争，实为我们前后几代人不得不面对的共同的大问题，也是以今世为中心，向前数百年、向后数百年的大疑大惑。以文明论的范式来叩问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实为回应此一大哉问，这也是受到船山哲学的启迪。这本书于2023年10月出版，刚一上市即告售罄，2024年重印版推出，2025年增订版面世。该书入选202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和2024年度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成果。学界的鼓励，在我看来，是对船山所代表的中华文明精神谱系的敬重，而我本人所致力的只是在当代语境中，试图说船山之所当说，即为船山开生面；而船山之生面，实为数千载中华文明之生面。学术思想有因时而显的一面，时未至，则虽显而犹隐，更无法借助时代势能和地气而深入人心。船山在我们这个时代之所当说，船山学如何以新的生面参与并构建我们的时代，这并不是船山自己的工作，而是作为船山学后继者的我们的责任。

但对于博大精深的船山学，我们所能参透、所能理解、所能言说者，不过冰山之一角。船山学对我来说依然是“而时出之”的“溥博渊泉”！“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这句话似乎表达了当年子思对孔子其人其道的感受。或许颜渊的“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业已先行预示了这一感受。一个长期从船山问学、与其结心的后学，对于船山其人其学，又何尝没有如此感受呢？“石头重举，隐峰无言。若更不会，三千大千。”即便南宋禅门的释印肃在石头希迁与隐峰禅师那里，也感受到了子贡、子思之所感。李唐一代，中华文明的最高心智无不在山林寺庙之中；赵宋之世，最高智识几乎无不受禅宗影响。然而，禅宗作为中国化的佛教，其所以可能，同样得益于深度消化孔子。逃禅而归儒、出入佛老而后返诸六经的理学巨子，也无不在重新思考作为中华文明之精神符号的孔子中自我归正，船山亦是如此，他在重思孔子中更新了并完成了理学，同时又给中国思想开新生面。“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船山学犹如一口汲之不尽的深井，这口深井直通中华数千年的文明及其历史性精神本身，“难道我们不应该谓之深不见底吗？”

那些从船山的思想和精神这口深井中不断汲取养料以滋养自己的先辈哲人，已经将自身安顿于时代和历史的高处。冯契先生是这样，萧萐父先生也是如此。在2024年第6期的《船山学刊》，我发表了《历史理性与文化意识：萧萐父的早期启蒙说及其对船山哲学的定位》，这是当年5月在武汉大学参加纪念萧萐父先生诞辰百年会议的发言。萧萐父先生是船山学研究的老一代代表人物，也是我敬仰的学术前辈，作为船山学研究的后来者，我谨以此文向萧萐父先生表达敬意。记得当年我曾将博士学位论文快递给萧萐父先生，但先生没有收到。后来杨国荣老师告诉我，萧先生那里希望能够有一本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那时候博士学位论文还没有出版，我便再寄了一本打印稿。萧先生收到后给我寄来了一份诗、画、书法合璧的贺年卡，这让我近距离感受到了萧萐父先生的诗哲风采。尽管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不再生活在与反理学、消解道统相关联的“古今断裂”的智识语境，但萧萐父先生的船山学研究的伟大意义便在于，紧扣现代性的启蒙语境，以巨大的历史感和恢宏的文化意识，敞开船山学的当代意义和未来意义。能够借助《船山学刊》这一自1915年就已创刊、多代船山学者参与的公共平台，向萧萐父先生表达敬意，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份莫大的荣幸！

作为王船山哲学的学习者，我本人与《船山学刊》的相遇和交往，乃是与船山的跨世代“结心”（王符在其《潜夫论·赞学》中曾使用这一表达）。《船山学刊》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更多的船山爱好者在这里相会。每收到《船山学刊》，我都要浏览阅读，看看同行们都在思考船山学的哪些问题，也看看有哪些新的面孔加入船山学研究的行列。对感兴趣的问题，我则认真细读。这些已经成为我日常习惯的一个部分。我深知“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通过船山学的共同体，只有更多的人贡献自己的殊途百虑之思，船山学才能走向新的高度，成为我们时代的意识的构成部分。而《船山学刊》正是展示船山学研究殊途百虑之思的公共平台，我在这里寻找别开生面的“新船山”。

这些年来，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从明清之际特别是从船山出发的学者，与从唐宋之际如从朱子出发的学者，其思想规模和义理进境，看似同处宋明理学一脉，实则差别很大。综罗百代、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朱子学，其思想规模之恢宏、义理之深微精细、影响之巨大深远，如同形成了一张无形的思想巨网，使得后来者一旦深入其中，几乎无人能出乎其外。两宋理学诸子，一旦被纳入该巨网所编织的思想脉络，便很难被以新的方式加以理解，尤其是当这张巨网被正统化之后。阳明之卓越，正在于他基于自身时代的问题意识，从这张巨网中撕开了一道缝隙，给出了新的可能性，但阳明给出的是每个人本具的内在良知。同样入乎该巨网之中而又出乎其外的船山先生，给出的不仅仅是自由出入的主体能力，更是重新结构该网的道路和方式。在其思想更加纯熟的晚年，船山在朱子正统之外，更进一境，希张横渠之正学，这是其为中华文明开出的新生面。我本人也常将这个新生面与孔子的精神传统联系起来。

回顾这些年来的学术探索，我对船山始终怀有感恩之情，即便是2025年新版的《文明论的历史哲学（增订版）》，也还是可以看出船山学对我的深刻影响。我持久地受惠船山，船山那“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学术气魄和思想格局，一直让我震撼。近年来，我自己也深深感受到来自“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压力感、紧迫感和使命感。就个人意愿和兴趣而言，我本人注定无法成为那种以漂浮无定、无念无住的解放品格为追求的自由游牧者，在我看来，那样最终无法逃离虚无主义的罔罟；而船山所开启的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宇宙，才是我个人更向往的栖神之地。我也相信，船山学所敞开的历史文化宇宙，如果没有其哺育出来的真实生动活泼的人格加以充实，那这历史文化宇宙本身也会变成飘忽不定的。文的宇宙与人之人格是相互塑造、相互支持的。单凭内在的信念或主观信仰等等，还无法成就这样的人格。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或许并不足够清晰；但不能做什么，却很清楚。个体所能力为者，实在极其有限，但时不我待，当下即开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推诿。既不期待“毕其功于一役”的任何形式的“一旦”，也不受魔法化的过去和未来的蛊惑；既不期待地上的终极美好，也不至于绝望或无望。一步一个脚印前行，充实当下，这是我与船山相交的学术经历和从中获得的自我启迪。我越来越意识到，一个人的学术人生的最佳开启方式，便是将自己毫无保留地交付给在人格、精神和思想上足以卓然自立而又有无尽蕴藏的巨人。托身于他，在与他结心的过程中不断深化自身，与之偕行。这样的人最好能有两位：一位是当代的，另一位是历史中的。通过连接他们，也就入乎其中而出乎其外，将自身安顿在时代与历史的居间。我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自豪于成为杨国荣先生的学生，杨国荣先生身上活跃着中国现代哲学的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百年哲学传统。而船山呢，对我来说，则是这样一位值得“托付终身”的历史中的巨人。感恩船山，伴随着我走过从未立之年到五十而知天命的人生旅程！在现代中国的上述百年哲学之统与船山学承载的千年之统之间加以会通连接，乃是一项别开生面的使命。

《船山学刊》的重要意义在于，她于无声之中构建了一个船山学的精神共同体。她是一个园地，一群又一群的学人们，围绕着船山，聚集在这里：或者从这里出发，开始其学术人生；或者从这里获得这样或那样的教益。这本身就是一桩了不起的事业。在《船山学刊》创刊110周年之际，我本人作为一位受惠于《船山学刊》的船山学研习者，谨向这位百岁有余的“老人”致以诚挚的感谢和深情的祝福！祝愿《船山学刊》的明天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