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者之日还如昨 去者之日一如今：

一段思想启蒙与学术成长的见证

陈 焱

陈焱，1984年生，复旦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明清哲学。主要著作有《几与时——论王船山对传统道学范式的反思与转化》，获2018年第14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另有近著《发现王夫之——晚清以来的船山升格运动》。主要论文有《玄思死亡：当代哲学分析视角下的〈形影神〉》《王阳明在“四句教”公案中的思想立场研究》《郭嵩焘洋务思想中的船山哲学影响》等。

2012年的那个春天，作为一个在中国哲学殿堂前徘徊的年轻学子，我正经历着学术生涯中第一次重要的方向抉择。当时，我还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一年级的研究生，正在《周易》的玄妙卦象与宋明道学的精深义理之间难以抉择，不知应该选哪个方向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迷茫期，我与《船山学刊》开始了一段深厚而珍贵的学术因缘。那时，为了厘清自己的研究方向，我决定从文献梳理入手，先后撰写了关于《周易》哲学与宋明道学两个领域的文献综述，其中《晚清以来百年王船山哲学与思想研究述评》一文便是后一方面的成果。

带着年轻人特有的热情与忐忑，我将这篇尚显稚嫩的文章投给了《船山学刊》。那时的学术发表环境其实与今天一样严峻，研究生独立发表论文很难。当时，我不过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点下了电邮的发送按钮。

《船山学刊》编辑部很快便给予了录用回复，并附有翔实的审稿修改意见。这份来自匿名评审专家的肯定，对于我而言，无异于一盏明灯与一份鼓励，让我深切感受到《船山学刊》对学术后进的提携。之后，作为学生，我又在《船山学刊》上连续刊发了两篇论文，并最终以三年三篇正规学术期刊的科研成果发表数量，获得了复旦大学优秀毕业生的荣誉。

同样，正是这份来自《船山学刊》的难得认可，最终促使我下定决心将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确定为船山哲学研究。为了深入船山学的堂奥，后来我自己花费了一个月的伙食费——1000多元“巨款”，购置了一套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这套书至今仍排列在我的书架上，只是封皮已微微泛黄。同时，在我读博士期间最初刊发我论文的那几期《船山学刊》也一并在侧。

2015年8月20日，时值《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之际，我有幸受邀参加在长沙枫林宾馆举行的“《船山学刊》创刊百年暨船山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由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衡阳师范学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衡阳县人民政府共同协办，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对我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学术盛宴，更是我博士毕业后正式参加的第一个全国性学术会议，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时光如白驹过隙，十多年过去了，而今我自己也开始指导博士研究生。在中国知网检索，发现这些年来《船山学刊》已陆续刊载了我关于船山哲学研究的论文9篇。这些文章横跨十多年的时光，记录着我在船山学研究领域的每一个思考脚印，也见证着我从一个中国哲学的博士研究生到独立研究者的成长轨迹。可以说，《船山学刊》是引领我进入中国哲学研究殿堂的重要向导。

回顾这些年来与《船山学刊》的学术交往，最令我感佩的是刊物所坚守的学术品格。在当今浮躁的学术环境中，许多期刊追逐名家大作，以作者头衔论文章价值，而《船山学刊》却始终秉持湖湘实学的精神传统，淡泊名利，唯学术是举。这种不以投稿人身份地位为转移的审稿标准，体现了真正的学术公正。关于这一点，我个人的经历便是明证——当年作为“无名小卒”的复旦研究生，文章得蒙录用；而今厚颜忝列博导之位，亦有稿件被《船山学刊》所拒的经验。

这种“在学术质量面前人人平等”的编辑方针，正是《船山学刊》最为珍贵的学术品格。同时，我自己也受邀作为匿名评审专家为《船山学刊》做过论文审查，就经历的整个审稿流程来说，杂志的操作是非常严谨、认真且公正的。所以，当前《船山学刊》虽未列入一些期刊目录，但其刊发论文的学术质量却有目共睹。这种定力，恰恰继承了刘人熙先生“愿广船山于天下，以新天下”的办刊宗旨，践行了王船山先生“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精神品格。在KPI量化考核横行学术圈的今天，《船山学刊》的这种坚守尤为难能可贵。

就这些年来我断断续续所做的船山学研究来看，应该承认，治船山学入门是艰难的，没有其他一些宋明道学传统中的思想学派对于初学者那样友好且充满着精神感染力——使普通人一听之下便热血沸腾、自觉赤手可缚龙蛇，未过多久便认为自家已有所悟、能窥天道。

但反过来说，所谓入门艰难也意味着船山学持守甚正、不会形成很大的流弊。而这种精神特质，本身也与船山先生本人以其行迹、言语与德行在身后所留下的学术品格相一致——坚守正学、别开生面。除此之外，船山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价值，就是为当代中国哲学学科提供了一个面向未来的思想蓝本。相对于道学传统中的其他主流学派，船山相关思考中的一些内容实际已脱出古典哲学传统的窠臼。因此，对于现代研究者来说，尽管船山学的体系性不足、许多文本内容晦涩难懂，但在船山著作中却到处有着在我们今天仍可以继承发扬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与哲学灵光。

我以为，治船山学，是要有一些恒心毅力与思虑飞扬相结合的精神气质的。既要韦编三绝又要不求甚解，很多时候其实又不必纠结船山的一些说法为什么与正统之说不同，而应该去考虑，这个问题可以这么说之后，所增加出来的新东西使得儒家乃至中国哲学传统有了怎样的新变化与新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船山并非一个典型的宋明儒家而是一个杂家，其学融经史子集于一炉而造新说。这就要求我们治船山学的时候也不能简单地盯着一点，而应该有通贯全局的思想视野，并且意识到船山的思想方法中所具有的极强的动态性与时间性特质。

就此言之，治船山学其实可以作为一种思想训练，为当代的中国哲学学者在今天构建具有原创性的中国哲学体系进行预演与准备。船山学给了我们一个独特的范例，它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在中国古典哲学的话语体系之下进行现代意义上的原创性哲学思考与思想批判，这一点在近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学科发展中是尤为重要的。

我以为，在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中，我们既不能过度依赖西方哲学的概念来进行“反向格义”式的中国哲学沉思，但同时又不能毫无新见地回去做那种皓首穷经的复古式学问，在思想上开儒释道三家原教旨主义的倒车。而船山学恰好就给我们划出了在这两条极端学术路线之间的时中之道，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原创性范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船山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是超越于宋明道学传统上的“内圣外王”理想的，其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是独一无二的。

近年来，我在船山学研究中提出了“船山升格运动”的新概念与新说法，认为船山学作为一个学术传统，实际是晚清以来才逐步形成的。这种对船山思想的重新发现与价值重估，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定位应该类似于唐宋之际的“孟子升格运动”，具有思想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这些想法最终汇聚成《发现王夫之——晚清以来的船山升格运动》一书，并浓缩成《晚清以来船山升格考论》一文，刊发于《船山学刊》2023年第1期。

其实，当时对这篇论文刊发在什么刊物上，我是存在过犹豫的，因为作为国家社科基金的结项成果以及相关著作的综述性论文，这篇文章本可以投到一些有许多目录头衔的刊物上去。但思虑再三，我觉得这篇论文还是刊载在《船山学刊》上最为合适，因为《船山学刊》的发展历程，正是晚清以来船山升格运动的一个缩影，见证着中国哲学在宋明道学之后正在开创的新的伟大传统并且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古典哲学传统中的原创性体现。而回顾《船山学刊》110年来的发展历程，从创刊初期的筚路蓝缕，到改革开放后的蓬勃发展，再到新世纪的学术坚守，这本刊物不仅见证着百多年来的船山升格运动，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哲学发展与研究的历史画卷。有《船山学刊》这样的良师益友相伴，是每一位船山学与湖湘文化研究者的幸事，也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幸事。展望未来，期待能与这本百年老刊继续携手同行，为当代中国哲学学科对于古典哲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正如船山先生所言：“新故相推，日生不滞。”虽然《船山学刊》已经110岁了，但在船山学研究的道路上，《船山学刊》应该是一个永远青春的领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