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船山学的因缘

——贺《船山学刊》创刊110周年

谭明冉

谭明冉，1970年生，河南开封人，北京大学、多伦多大学博士。曾任教于山东大学，现为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先秦诸子、明清哲学。出版《王夫之庄学研究》《儒道同源》、Wang Fuzhi’s Reconstruction of Confucianism等专著。在《哲学研究》《文史哲》《哲学与文化》《船山学刊》、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等杂志发表论文多篇。目前从事庄子、王阳明和王夫之的比较研究。

我与“船山学”结缘，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最早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硕士研究生时（1993—1996），蒙培元先生曾指导我读船山的《读四书大全说》，当时选了前几卷，读后也做了笔记，只觉得比读《朱子语类》《传习录》要难些，并没有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1998年，我去新加坡访学，遇到萧驰，他与我讨论船山的问题，我当时也没有太大的兴趣。2000年回北京大学读博士，当时想研究先秦诸子方面的一个课题，导师李中华教授却建议我研究王船山，当时我还有点不乐意。后来，汤一介先生建议我研究王船山的《庄子解》，我觉得与庄子有关，就欣然接受了。为此，李中华老师还把他保存的中华书局版《庄子解》给了我，也自此，我正式与船山、船山学结了缘。当时没想到的是，这会是一个欲罢不能的“陷阱”。

当我翻开船山《庄子解》一书时，一时茫然不知船山所云。他的解庄既不像郭象、成玄英的逐字逐句地解释，也不像吕惠卿的逐段评述，而是将《庄子》一书的各篇混在一起，加以评判。比如，《逍遥游》一开始，在解释完“逍”“遥”的含义后，就说: “故物论可齐，生主可养，形可忘而德充，世可入而害远，帝王可应而天下治，皆吻合于大宗以忘生死，无不可游也，无非游也。”王夫之显然是用逍遥作为修身的最高境界，来统贯以后各篇的事为。但是，对一个不太熟悉庄子篇章的人，确实会一下子就晕头转向了。在初步读完《庄子解》之后，我仍然觉得收获不大。李老师就建议我逐句对《庄子解》作一个注。没想到这样做下来，确实理解得深多了，以此为基础也顺利地完成了我的第一篇博士论文《王夫之〈庄子解〉哲学思想研究》，并在答辩会上获得了余敦康先生的好评和王博教授的欣赏。

方克立先生看了论文之后，建议我当时就出版。我一是觉得自己对王船山批判庄子的资料还没有完全了解，特别是散落在其儒学著作中的一些内容，就想再修改一下。二是当时要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虽然是再读一个博士学位，但是不了解西方的学术，总觉得终身遗憾，于是就暂时将修改出版的事搁置了。

到了多伦多大学之后，导师沈清松教授建议我研究方以智。我当时更是惶恐，与其另起炉灶研究方以智，不如接着研究王船山。我可以研究王船山的儒学方面的思想，这样做，既可以修改北大的博士论文，也可以进一步熟悉王船山其他方面的思想。

经过几年的周折，我在2007年终于拟定了博士论文的大纲，并将《船山全书》中的重要篇章识别成word文本，以作博士论文写作时的参考文献之用。一切都似乎已经准备就绪，却没想很快就遭遇了“灵魂之问”。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碰到麦克马斯特大学宗教系的Kurt Richardson教授，他直接问我研究什么题目。我说研究王船山。他问：“你为什么研究他？你与别人有什么不同？” 当时我紧张得一下子就冒汗了。他的质问使我反复思考，我要与嵇文甫、曾昭旭、陈来等学者的研究有什么不同？否则，仍然顺着气一元论、性日生日成、天理寓于人欲中以见，那么与前人的研究又有什么区别？于是，我发现了《四书训义》中的一段话：

故君子之教人也，言性则必原于天命，言学则必极乎圣功，言治则必循乎王道。（王夫之：《四书训义》：下,《船山全书》第8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750页）

这样，我一下就有了思路，决定从政治、道德和养和相天三个层面来揭示王夫之的思想体系，并辅以他对其他学派和学者的批判。

多伦多大学要求论文必须是英文，这样，我要直接从文言文跳到英文写作，确实很训练人，但同时也是巨大的挑战。人们或问，用中文写作，再翻译成英文，不就可以了吗？不行。因为英语的语言结构和思维习惯与中文大相径庭。在中文里习以为常的句子，在英文里就会让人觉得很怪。我们中国人常常习惯于跳跃性思维，正谈着甲，直接穿插进乙的事，大家不以为怪。英文语序则要求前后有主语或宾语相连，否则，英文读者就会不知所云，更何况研究对象是本就古奥难解的船山著作。为此，沈老师反反复复教我如何进行英文写作，又让母语即英语的本土同学帮助我修改。总之，在2010年4月，我的第二篇博士论文终于顺利通过答辩，论文题目是：Wang Fuzhi’s Re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at a Radical Transition from the Ming to the Qing Dynasty.这也就是2021年出版的Wang Fuzhi’s Reconstruction of Confucianism的雏形。

写完博士论文后，说句心里话，我几年都不愿意再看王船山的著作，包括自己的论文。直到2014年，为完成科研任务，才开始在一些刊物上发表关于王船山的论文。当然，北大的博士论文出版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刚开始我想申请国家后期资助，申请了两次，都没有成功。2017年春，一次在山东大学校园内散步，与杜泽逊教授聊天。杜老师建议我，既然修改好了，就尽快出版吧，可以用院里的出版经费。这样，在2017年9月，《王夫之庄学研究》一书终于付梓。

多伦多大学的博士论文出版也经历了许多周折。为了达到英文出版的水平，我不断地修改，前后仅给人家的润色费用就有5000美元。到了2019年，我的书稿终于被Palgrave Macmillan接受，编辑却给我反馈了几页修改意见，并暗示我知难而退。我说，给我一年的修改时间吧。其间，我又重新修改了一些篇章，并按照出版社的要求限制在90000字。成稿后，黄勇教授推荐台湾大学外语系的唐格理（Kirill Thompson）教授给我的论文润色。唐教授极其认真，同样的句子，经过他调整，就特别地道，真是让我感佩万分。2020年5月，Palgrave Macmillan与我正式签订了出版合同，并将字数放宽到15万字。2021年9月，书稿正式出版。此书还受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金鹏程(Paul R. Goldin)、多伦多大学林理彰(Richard J. Lynn)、台湾大学唐格理和香港中文大学黄勇诸教授的肯定和欣赏，书的封面也印上了他们的推荐评语。英文书出版了，中文版本却一拖再拖。希望最近两年能用中文重新组织资料，加上王夫之与王阳明、王廷相等人的思想的比较研究，写出自己对船山思想的新的理解。

回首来时路，从北大读博时研究船山的《庄子解》开始，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可以说与船山结下了深刻的不解之缘。个人认为船山思想博大精深，涵盖了四书五经、诸子和佛教。在《思问录》中还花费大量笔墨批评利玛窦的天主教。船山试图融张载、朱熹和王阳明的学说于一体，留给后人一个健康、纯粹的儒学体系。这就是他“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抱负。船山试图吸收异端思想以为己用，但是在吸收过程中，显然也受到他们的影响，特别是他吸收庄子的“相天”说，以建立自己的养和相天的学说。因此，要研究船山，最好能够耐心地将《船山全书》通读一遍，习惯船山的话语和论证方式，这样才能整体把握船山的思想体系。当然，如果能够溯源到四书五经、先秦诸子、《资治通鉴》《宋史》，以及朱熹、王阳明、王廷相等人，再反观船山的著作，将会更全面地理解船山的思想，因为他的思想很多都来自对古人思想的继承和改造创新。比如，他的《尚书引义》中论证“习与性成”的思想，就源自《左传·昭公七年》子产论伯有为鬼之语:“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冯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他的道心、人心说基本上沿袭朱熹的观点；他的“性之得”和“学之得”之辨，基本上是阳明良知说的再现；他的“正心先于诚意”观点，是对王畿的“在先天心体上立根”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王船山的过程中，我也与湖南人结下了不解之缘。最先是湖南城市学院的林清明老师为我半价购得一套《船山全书》，这对2000年时尚处学生阶段的我真可谓雪中送炭。再就是阅读《船山学刊》中关于船山的各种文章，包括吴立民、徐荪铭、汪学群、章启辉、陈远宁、萧萐父、方克立等前辈的作品。特别是《船山学报》（后改名《船山学刊》）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信息和因之而激发的湖南人的豪迈之气令我大为震动，那些语句如“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至今都仍然萦绕于耳。至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由湖南人写就”了。为此，我曾两次拜访船山故居，三次游览南岳衡山，在游历中体会湖南人的这种精神。

回忆至此，我还想起一件往事，那是在2003年我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读博之前，曾经给《船山学刊》投了一篇稿《王夫之〈庄子解〉中的天人关系》。之后，我就去加拿大了，没想到2004年《船山学刊》竟然刊发了。虽然没有见到样刊，但是内心很受鼓舞。自从2018年之后，没有了评职称的担忧，我与《船山学刊》的合作日渐密切，先后发表《王夫之对佛教的批判及其局限性》《认可、批判与误解:王夫之的老子观》和《王夫之正心先于诚意论》等文章。最近，应编辑部所约，又探讨王夫之对王阳明的批判和继承。可以说，正是《船山学刊》激励和促进了我的船山学研究，在此，我由衷地表示感谢。愿我们一起努力，将《船山学刊》越办越好，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船山学研究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