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湘楚之地，人才荟萃，涌现出一批学风端方、学问精深的社科名家。他们如松之挺拔，如竹之坚韧，深耕学术沃土，勇攀思想高峰，为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湖南省社科联特设“名家故事”专栏，旨在记录和呈现社科名家的学术轨迹与人生故事，栏目迄今已推出三辑，均引发热烈反响，现持续推出第四辑。愿这些真实而闪耀的群星故事，能照亮后来者的道路，激励更多社科工作者承袭风骨、赓续血脉，为湖南乃至全国的社科繁荣和社会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名家简介】

郑大华（1956—），湖南永顺人，历史学博士，湖南省首批“芙蓉学者”，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优化调整后首批“长城学者”，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并任国内外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兼职教授、兼职研究员和国际学术顾问，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统战部建言献策专家组成员，湖南省人民政府原参事。

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和近代民族理论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课题、一般课题、特别委托课题、重点课题、重大招标课题、出版基金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招标课题和重大、重点课题，国家民委重大委托课题、重点课题及湖南省社科基金重大委托课题共24项，出版著作19种、译著5种（含合译），主编主撰著作5种，点校、整理、选编资料10种25册，发表期刊学术论文180多篇，报纸学术文章30多篇，获国家及部、省级优秀成果特别奖2项，一等奖4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4项，其著作先后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6）、《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2016、2018）、《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5）和“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

一、父母教育我做人要讲求诚信、心地善良、懂得感恩

我出生在湘西永顺芙蓉镇（原名王村镇），后来迁到了永顺高良坪，这是一个美丽的小集镇，我在那儿读书，在那里长大。

父亲母亲虽然出身贫寒，是一字不识的农民，但他们的思想在当时的环境下又显得难得的开明。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教育，二是男女平等。

我们家有七兄妹，我是老二，我有个哥哥，还有一个弟弟、四个妹妹。父母把我们都视若珍宝，平等对待，鼓励我们都要读书。

父母时常对我们说，只要你们愿意读书，我们就是砸锅卖铁都供你们读，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

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我们家培养出了两个博士生、两个大学生、两个中专生，只有哥哥早年参加了工作，恢复高考时，因为家里穷，他要帮家里，想让我们这些弟弟妹妹们更好地读书，便放弃了继续学习的机会。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我们家当时的家庭条件，供这么多孩子读书是一般人家难以做到的，而我父母始终坚持鼓励我们去接受教育，不论男女。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七兄妹与父母的合影

我父母的开明，还体现在从来不用专制的思想替我们做决定，永远只给建议，采不采纳在于我们自己，绝不勉强。

我5岁上小学，1971年底从永顺第二中学（现改为民族中学）高中毕业（那时的学制是小学5年、初中和高中各2年，春季入学，冬季毕业）。

毕业后我上山下乡，当了三年知青，因表现好，1974年被贫下中农推荐参加了工作，工作单位是信用社，也就是现在的农村银行。

工作的地方，离家很近，就隔条马路，对家里多有照顾。所以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决定试一试，当时我的父母不是很赞成，希望我留下来照顾家里。

确实，在那时看来，高考对我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未来的路也不明朗。

但是，我这人天生不安于现状，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所以最后我还是参加了高考，也如愿考上了湖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

当时我们全区（五个公社）1500多个考生，就考取我一个本科生，可以说千里挑一。

那时候我们家孩子多，父母很少管我们，但是在做人的根本原则上，他们却异常严格。

父母在对我们的教育中始终强调，做人一定要讲诚信，这是立人之本。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因一件小事撒了谎，父亲知道之后，把我痛揍了一顿。

那是不信奉棍棒教育的父亲，对我少有的几次动手。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撒谎，而那颗叫做“诚信”的种子也深深地埋在了我的心里，伴随着父母亲的言传身教，它一点点地长大，影响了我的一生。

随着年岁的成长，我逐渐明白，善良比聪明更难，聪明是天赋，而善良是选择。

我的父母并不聪明，但是心地十分善良，告诉我们做任何事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种种原因，很多老师被当成批判对象，还经常受到捣蛋学生的殴打。

我父母亲对我千叮万嘱：“第一你不能点名批判老师，第二你不能动手打老师，要是你打老师了，你就不是我们的儿子。”

这些话我深深地记在心里，并在行动上践行，从没有批斗和打骂过老师。

前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专家休养，结束后要出照片集，每人要有个题词，我的题词是：“学术求真，做人崇善，生活唯美”。

这也是我的座右铭。

其中“做人崇善”，就来自我的父母的言传身教和对我从小的要求。

▲我们七兄妹及下一代与父母的合影

在我父母的心中一直有个记账的本子，当然，不是用来记金钱往来，而是记别人对我们家的恩情，是本名副其实的“人情簿”。

只要是帮助过我们家的人，父母总是会想方设法去报答。

他们经常对我们说，“以前是谁谁谁帮我们家’‘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又是谁出手帮忙的’，你们要懂得感恩，以后也要记得报答他们。”等到我们工作了，他们经常会为别人的事情叫我们帮忙。我们也一直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们，除了那些超出能力范围和违反道德法律的事情。

我从我父母那里懂得，“感恩”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到目前为止，我共出版了19部学术专著，每本书后我都要写一“书成后记”，感谢我的父母，我的老师，我的领导，我的同事，我的家人，我的亲朋好友，以及一切帮助过我、关心过我、提携过我的人。

我从父母那里懂得，“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

二、老师教育我做学问要持之以恒，厚积薄发，守正创新

1977年的恢复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如愿考上了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那时叫“政史系”）。

但当时湘西的教育十分落后，基础差，考分在全年级72名同学中垫底，我没有学过英语，26个字母不认识，古文摸底考试，只得23分，全年级倒数第一名。

但我这个人从不认输，有湖湘文化的“吃得苦，霸得蛮”精神，我没学过26个字母，跟不上老师的上课，便请一位曾教过英语的老乡同学教我英语，后来有了很大提高，毕业考试的成绩进入前几名，参加工作后，我还先后翻译或主持翻译过好几本英文名著，尤其是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是美国中国学的代表性著作之一，获得过美国第一届“东方学奖”，影响非常大，翻译难度也非常大。

古文基础差，我便买了一本《古文观止》，天天读，最后倒背如流，这不仅丰富了我的传统文化知识，也提高了我的古文阅读和写作能力，最后考了90多分，也是名列前茅。

1981年底毕业时，以我的成绩是可以留校的，但因我是湘西的少数民族（土家族）考生，根据当时的政策，必须回家乡工作，于是我被分配到吉首大学当老师。

在吉首大学工作两年半后，1984年我又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跟随著名中国近代史学家林增平先生攻读中国近代政治史。

三年后研究生毕业时，本来我是可以留校的，林先生（当时他是校长）还把我留校后准备分给我的房子的钥匙给了我，但我又再次向命运发起挑战，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生，跟随著名近代史学家龚书铎先生攻读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所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有次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我说三次考试改变了我的命运。

▲读研究生期间同级的五位研究生与林增平先生和另一位研究生导师王永康先生合影

我是幸运的，我的两位老师都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大家，为人为学，堪称一代师表。

在跟两位老师攻读硕士、博士的六年时间内，两位老师的言传身教教育了我，做学问一定要持之以恒，厚积薄发，守正创新。

所谓“持之以恒”，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要耐得住寂寞，不受外面花花世界的影响，安心做自己的学问。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也正是我跟随两位老师攻读硕士、博士时，不少年轻学子，耐不住寂寞，或从政或经商去了。

我实际上也有从政或经商的机会，为此我征求过两位老师的意见，两位老师的意见是一致的，即根据我的品性，建议我老老实实地做学问，认为只要我坚持下去，一定会做出成绩来。

我听取了两位老师的建议，坚持了下来，如果从我跟随林先生攻读研究生算起，我一心一意做学问已有四十年之久。

二是在研究方向和选题上，不要打一枪换一炮，选好了方向和选题，就要坚持做下去。

正是在两位老师的言传身教下，我从来不会专为参加会议而写会议论文，也从来不申请与自己研究方向无关的课题，即使经费再多，也不做。

上世纪90年代，做方志成为时尚，有地方找我，帮他们做方志，经费不少，尽管那时我很穷，穷得连23元公租房费有时也交不起，也没有答应。

所谓“厚积薄发”，也就是要夯实基础，一步一个脚印，不要想入非非，一口吃成个胖子。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提出，一个好的史学家要具备“史德、史识和史才”。

据我的理解，所谓“史德”，就是要有良好的学风，要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

所谓“史识”，就是要有见识，也就是要有较强的理论思辨能力；

所谓“史才”，就是要有很好的驾驭史料和文字表达能力。

从我跟两位老师攻读硕士、博士的那天起，我就在两位老师的言传身教下，阅读了大量的历史学知识、史料和理论的书籍，这为我后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现在对自己的学生也是这样要求的，要求他们多看书，尤其是理论方面的书，研究生一入学，我就会给他们开一长串书单，要他们认真学习，其中包括大量的理论著作，告诉他们，大凡有成绩的史学家，在理论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我的博士生导师龚书铎先生的照片

所谓“守正创新”，“守正”，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创新”，就是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学术观点。

可以说，两位老师都是“守正创新”的典范，这也是他们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的重要原因。

我在跟随两位老师攻读硕士、博士期间，得到了两位老师“守正创新”的言传身教。

比如，在跟林先生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期间，我发表了《重评〈钦定宪法大纲〉》等系列文章，在学术界较早提出清末的立宪之争不是传统所说的“真假立宪”之争，而是立宪的性质之争。这些观点提出后在当时产生过较大影响，系列文章都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

后来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老师他们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1980——1989年论文选）》一书时，收入了我的《关于清末预备立宪几个问题的商榷》一文，章先生为该书写的“代前言”《最近十年辛亥革命研究述评》，还介绍了我的有关观点。这些观点现在已为学术界普遍接受。

此后，“守正创新”始终贯穿于我的研究之中。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党委书记、研究员周溯源先生为我新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1840—1949）》写《系体大思精之作，有精雕细琢之功》的书评，从四个方面肯定了该书，其中第三个方面便是“守唯物史观之正，创学术范示之新”。

三、三十余年磨一剑，出版国内外第一部个人著多卷多册《中国近代思想通史（1840—1949）》

▲《中国近代思想通史（1840—1949）》（共三卷6册），315.6万字，由岳麓书社、人民出版社于2023年12月出版

我是1987年9月正式入门成为龚先生的弟子的。

刚入学不久，有一天同系师兄薛军力给了我一份中国文化书院的通知，说要该院在京学员出席在“二七”剧场举行的“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

薛师兄问我对此有没有兴趣。我之前对梁漱溟了解不多，只知道他1953年为农民请命而顶撞过毛泽东，为此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我想，这个人敢在大庭广众之下顶撞伟大领袖，一定非同一般。

于是我怀着好奇的心情出席了那次会议。

大概是上午10点我到了“二七”剧场，刚坐定，忽然一群人簇拥着一位头戴瓜皮帽、身穿旧式学者长袍的老人走上了主席台。

这时人们纷纷小声议论说，这位老者就是梁漱溟。

他的个子不高，两眼炯炯有神，根本不像一位94岁的老人。

会议开始后，其他人都是坐着发言，唯独梁漱溟是站着讲的。

他的话音不高，也没有发言稿，但是条理清楚，清晰有力。

他说他不是哲学家，不是学者，学问是误打误撞得来的。

我在他短短十多分钟的发言当中明白了什么是精神力量，什么是儒者的人格魅力，什么是伟人与凡夫俗子的区别……

听完梁漱溟先生的演讲，我就想到他的生平及思想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博士论文选题吗？但是我又不知道能不能写。

当晚在跟龚先生聊天时便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我开始还担心龚先生不会同意，因为梁漱溟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

但是龚先生不仅支持我以梁漱溟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而且还把他自己收藏的梁漱溟先生的著作都借给了我，要我好好读。

龚先生还跟我说，这年的12月初，全国第二次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研讨会将在湖南长沙召开，希望我写一篇梁漱溟的文章参加。

于是我以龚先生借给我的梁漱溟的著作为基础，再加上搜集的其他资料，写了一篇《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探索》，参加了此次会议。火车票还是龚先生用他的项目经费给我买的。

开完会，龚先生又指导我对论文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并推荐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

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有关梁漱溟的文章，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文章。

从此我便走上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道路。

思想是人的思想。

所以我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从研究近代人物的思想入手的，先后研究过的人物有包世臣、龚自珍、魏源、徐继畬、冯桂芬、何启、胡礼垣、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章太炎、梁漱溟、胡适、陈独秀、张君劢、马一浮、冯友兰、贺麟、钱穆等，出版有国内外第一本系统研究张君劢生平和思想的著作《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年）、第一本系统研究包世臣生平与思想的著作《包世臣》（台北商务印书馆1999年）以及《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康有为》（香港中华书局2000年）、《民国思想家论》（中华书局2006年版）和《孙中山》（团结出版社2011年）等著作，发表研究思想人物的论文80多篇，并整理和出版有《晚清思想史资料选编》等资料10种25册，近千万字。

在研究思想人物的同时，我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近代思潮。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思潮的风起云涌。

我研究过的思潮有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西化思潮、启蒙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潮、激进主义思潮、乡村建设思潮与运动、民族复兴思潮等，90年代初提出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形态，是在认同传统的基础上反思传统，在批评西方的前提下学习西方，主张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为主体的中西文化融合或调和。

1994年出版国内外第一本以梁漱溟和胡适为中心、系统比较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著作《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国内外第一本系统研究民国乡村建设思潮和运动的著作《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自2005年以来，先后主持召开多次国际或全国学术研讨会，就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想与实践进行研讨，主编和出版有《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发表相关论文70多篇。

如果说人物研究是微观研究，思潮史研究是中观研究，那么，通史研究则是综合性的宏观研究。

2005年以来，我在长期进行微观研究和中观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出版《晚清思想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民国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等，并就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历史开端与分期、演化动力等重大理论问题展开研究，先后在《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等系列文章，提出自己的创新观点。

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023年12月，岳麓书社、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三十余年成果之结晶、目前国内外第一部个人著多卷多册《中国近代思想通史（1840—1949）》，共3卷6册，315万多字。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先生作序，从五个方面予以了充分肯定，称该书“拓展和深化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精品力作”。

除了《中国近代思想通史（1840—1949）》外，2023年6月，岳麓书社还出版了我和俞祖华主编的共12册、520多万字《晚清思想史资料选编》。

我自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那天起，便立下志愿，要写作一部能体现自己思想和能力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整理和编辑一部比较大型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资料，撰写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大事编年。

现在三项任务完成了两项，另一项已经有几十万字的初稿，需进一步扩充、整理和修改，任务还很艰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四、研究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和中华民族观念，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积极建言献策

进入新世纪后，我在研究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同时，开始研究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和中华民族观念。

2005年8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昌平举行，我提交的参会论文是《“九·一八”后的民族复兴思潮》。

该文于第二年（2006年）发表在《学术月刊》第4期上。

这是我发表的以民族复兴为标题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是国内学术界最早发表的较少几篇研究中国近代民族复兴的学术论文之一。

接着我又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想的文章。

▲2018年在台北参加“民族复兴与文明对话”学术研讨会

2015年11月，国家社科基金一般课题结项课题700余项，优秀等级14项，这14项中，历史学只有1项，便是我的“抗战时期民族复兴思潮研究”。

2016年由学习出版社出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写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报告》对本课题作了如下介绍：“郑大华教授主持完成的‘抗战时期民族复兴思潮研究（1931—1945）’，是目前国内第一项关于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九一八’后的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成果，开启了中国近代民族复兴研究之先河，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最可贵的是成果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更加丰富的材料，更加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显示出作者思想史研究的深厚功底和扎实的学风。”

▲《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研究——以抗战时期知识界为中心》（上、下册，99.6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我出版了国内外第一部研究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想的著作《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研究——以抗战时期知识界为中心》（上、下册，99.6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同年，该书参加了十九大前“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

2021年被评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18年，我又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研究（多卷本）”，获得通过，目前正在进行有关研究，争取早日结项。

我开始研究中华民族观念是在2011年。

那年我承担了国家民委的一个重大委托课题“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此前，我研究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主要侧重于它的理论建构，其研究成果之一《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过程》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上。

后来国家民委的有关同志看到这篇文章后才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这一重大课题委托给我，并希望我把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与中华民族的研究结合起来。

自梁启超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后，不同时期的不同人们都使用过“中华民族”观念，但由于人们的政治立场、学术背景、民族理论等方面的不同，所使用的“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涵义是不同的。

梁启超认为中国是由汉族建立的，汉族是中国的“国族”，但“汉”是朝代名，不是中国的国名，中国的国名是“中华”，所以中国的“国族”应该称之为“中华民族”而不是“汉族”，这是他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的原因。

民国初年光昇、李大钊等人的“大中华民族”“新中华民族”是在“合满、汉、蒙、回、藏”五族“之名为一名”的理由上提出来的，亦即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不要再像清末时一样，把中国民族分称为“满、汉、蒙、回、藏五族”，而应统称为“大中华民族”或“新中华民族”。

“五四运动”后孙中山所讲的“大中华民族”是建立在“汉化”之基础上的，亦就是通过汉族对其他民族的同化来形成一个“大中华民族”。

到了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蒋介石提出中华民族是“国族”。

但无论是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蒋介石的中华民族是“国族”，其共同点都是认为中国只有一个“中华民族”，除中华民族外，不存在其他民族，蒋介石所以称汉、满、蒙、回、藏、苗等民族为“宗族”。

否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是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和蒋介石的中华民族是“国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承认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则有悖于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不利于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和团结，因而遭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知识分子的批判。

在中国共产党方面，从建党初期到长征结束，中国共产党所使用的“中华民族”都既可作“中国民族”解，有时又可作“汉族”解，而且在同一份文献中，“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交替使用的现象非常普遍。

这说明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对中华民族及其观念进行过认真研究，没有形成自己的“中华民族”观念，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时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杨松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对“中华民族”及其有关理论进行了研究，在《论民族》一文中称“汉族和汉化民族”为“中华民族”。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中华各族”。

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其中第一小节是“中华民族”，提出“中华民族”这一观念具有三个基本涵义，即：

一、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还有几十个少数民族；

二、“中华民族”是汉族和几十个少数民族组成的民族共同体的称谓，或者说“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

三、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

这是迄今为止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最全面和最权威的论述，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中华民族”最全面和最权威的论述。

从此，毛泽东所确立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基本内涵，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认识。

我们现在就是在毛泽东所确立的“中华民族”这三个基本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

▲在延安瞻仰毛泽东同志的故居

由此可见，自1902年梁启超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观念以来，不少人都使用过“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但各自的“中华民族”及其涵义是不同的。

我们不能只要看到“中华民族”就以为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中华民族”及其涵义。

目前学术界流行这样一种观点，说梁启超是现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最早提出者。

说梁启超是“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提出者这没有错，但他提出的“中华民族”是“国族”意义上的“汉族”，而非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中华民族”这一观念。

实际上，不仅是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等政治人物，傅斯年、顾颉刚等学者在当时所使用的“中华民族”也不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中华民族”观念，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中华民族”及其涵义是毛泽东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来的。

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对1902年后人们是在什么样的涵义上使用的“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缺少必要的深入辨析，尤其是有关成果都不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重点进行的考察或研究，中国共产党是现在我们所使用的“中华民族”这一观念及其涵义的提出者，但在不少已有研究的成果中却处于从属甚至边缘化的地位。

因此，有必要以中国共产党为重点，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从提出、发展到形成的过程作一全面而系统的考察，看中华民族是如何完成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的。

这便是我研究中华民族观念的缘起和初衷。

所以，与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不同，我的研究视角不在于“中华民族”这一观念是怎样被人们接受和使用的，而在于人们在接受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时，是在什么样的内涵上接受和使用的。

也正因为研究视角的不同，带来了一系列研究观点和内容的创新。

▲2023年1月17上午上台领全国政协委员优秀履职奖

我在从事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和中华民族观念的同时，结合自己的研究，积极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建言献策，我提出的有关建议和提案，多次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

2020年后，全国政协开展委员线上读书活动，我在多个读书群里担任主持和导读，谈得最多的便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在一次次互动交流中，在一个个问题解决中，郑大华对于‘中华民族’的观念研究越来越成熟，并取得了丰硕的建言成果。

他谈起几个让他印象深刻的问题。

有领导问，怎样认识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现代化是否等同于汉化的问题？

郑大华通过阐述系列例证回复道，现代化不等于汉化，因为现代化不是哪一个民族的专利，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汉族在现代化，少数民族也在现代化，只是汉族可能比少数民族先一步现代化而已。

如英国最早开始工业化，但后来的国家进行工业化，并不叫英国化，因为工业化不是英国的专利，而是人类社会的进步要求。

有委员提出，能否用带有原始社会解决矛盾的传统方式，如喝酒数豆来解决现代社会的矛盾问题？

郑大华表示，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并不等同于民族文化的落后性，我们要包容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而不是保护民族文化的落后性，一些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落后、但有其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下来，但不能推广和提倡。

……就是这样深入浅出的问答思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委员开始关注以往觉得高深难懂的民族问题，也让郑大华对于民族问题的见解越来越系统化。”

以上是2023年1月28日《人民政协报》对我采访的报道。

▲汪洋主席给我颁奖照

正因为我对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得到全国政协领导的充分肯定，并获得2022年度全国政协委员优秀履职奖，是获此殊荣的20位委员之一。

2023年初，被国家民委领导提名为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2023年底，我又被推荐为湖南师范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的首席专家。

五、关注近代湖湘文化研究，推动湖湘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我对湖湘文化研究的关注较早，但发表的第一篇关于湖湘文化的文章是在2004年。

那年的3月9日，我应《光明日报 ·理论版》之约在“史学专栏”上发表了一篇《如何深化近代湖湘文化研究》的文章，针对当时湖湘文化研究的状况，我提出要进一步深化近代湖湘文化的研究，首先，就必须把它放在近代中国文化这一大背景中加以考察，以厘清它与近代中国文化的互动关系。

检视已有研究成果，大多是就近代湖湘文化论近代湖湘文化，很少涉及近代湖湘文化与近代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因而，在评价近代湖湘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往往很难实事求是。

其次，在加强对近代湖湘文化与近代中国文化互动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还要加强与诸如岭南文化、江浙文化、三秦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巴蜀文化等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只有通过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我们才能对近代湖湘文化在近代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更清楚的认识，也才能更准确地把握近代湖湘文化的特征。

再次，应加强对近代湖湘文化形成和发展之社会原因的研究。

近代湖湘文化从沉寂到兴盛的转折点是曾国藩湘军的兴起，所以加强对湘军兴起前后湖南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政权结构、知识结构、土地占有关系、乡风民俗、士人意识等方面的变化研究，从中找出近代湖湘文化兴起和发展的原因，是进一步推进湖湘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在该文中还明确提出，已有的研究成果几乎无一例外地把经世致用和爱国主义作为近代湖湘文化的主要特征或精神，这就值得商榷。

以经世致用而论，它是中国儒家文化的精华，是历代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价值取向。

不仅近代湖南的知识分子如此，近代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比如嘉（庆）道（光）年间，湖南的陶澍、贺长龄、魏源等人主张经世致用，并形成了一个被人们称之为“嘉道经世派”的人才群体，同样浙江的龚自珍、安徽的包世臣、姚莹、福建的林则徐、山西的徐继畬、江西的黄爵滋等人也都主张经世致用。

既然经世致用不是近代湖湘文化所独有的东西，它也就不能成为近代湖湘文化的特征。

至于把爱国主义说成是近代湖湘文化的特征，那就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了。

因为爱国主义是近代中国文化的时代旋律，近代湖南人爱国，其他地方的人也一样爱国。

中国近代史上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爱国人士，湖南人只占其中的一部分。

如果说爱国主义是近代湖湘文化的特征，那么它也应该是岭南文化、江浙文化或其他区域文化的特征。

我提出真正能称之为近代湖湘文化特征或精神的，是从古代湖湘文化继承下来并加以发扬光大的那种敢为天下先、“无所依傍，浩然独往”，勇于奋斗，不怕牺牲的“特别独立之根性”，也就是民间通俗所说的“吃得苦，霸得蛮，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该文发表后，曾产生过较大反响。

▲参加湖南省文史研究馆举行“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论研讨会

在此后的一些采访和文章中，我又提出如果把近代湘文化放在近代中国文化的大视野中进行研究和评价，那么，近代湖湘文化的历史地位，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开风气之先”，二是“担中流砥柱”。

我尤其强调我们要一分为二地评价湘军，既要看到湘军在发扬光大湖湘文化、推进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和它的历史地位，也要承认湘军的兴起给湖南以后历史的发展也产生过非常不好的影响。

我们必须承认，湘军是镇压农民起义的产物，双手沾满了农民起义军的鲜血。

太平天国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是农民起义军这不能否定，农民之所以起义，是要反抗封建的压迫和剥削，所以有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这是大是大非，不能含糊，湘军是历史的产物，我们对“湘军”一词的使用要慎重，把什么都称为湘军，这恐怕不妥。对湘军人物也应有不同评价。

比如，对曾国藩和左宗棠，评价就应该不同。

曾国藩和左宗棠，他们都镇压过太平天国，也都对推动中国现代化做出过重要贡献，在这两个方面，他们没有不同，他们的不同主要是对待西方列强的侵略上，概括地说，曾国藩主张妥协退让，而左宗棠则主张坚决抵抗，为收复新疆，左宗棠以六十九岁的高龄，带病的身躯，冒着盛夏的酷热抬着棺材出关，最终迫使沙俄重新与中国订立伊犁条约，中国收复了被沙俄乘新疆动乱而占领的伊犁及其附近的大部分领土。

但现状是，湖南研究曾国藩的成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而研究左宗棠的成果则不可多见。

这一不正常的现象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我还提出，和任何文化一样，湖湘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扎硬寨，打死战”的奋斗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近代湖南人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解放而上下求索，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遗产，这是湖湘文化的精华，我们不仅要继承，而且还要把它发扬光大起来。

但湖湘文化的糟粕也不少。比如，湖湘文化重政治、重军事，而轻经济、轻实业；“吃得苦，霸得蛮”是湖南人的优点，但有时又容易失去理性，不讲道理的蛮干；近代湖南人既以“敢为人先”著称，但同时也以保守落后闻名。

这些都是湖湘文化的糟粕，我们必须抛弃，以实现湖湘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也许我的上述观点是发前人所未发，因而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

2023年7月9日，我应邀参加了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同志主持的“‘湖湘文化’茶叙会”，当时参加“茶叙会”的专家共四位，除我外，还有王跃文、唐浩明和朱汉民。我在“茶叙会”上向沈书记汇报了我的上述观点。

2023年10月10日，我又应邀为第十二届湖南省委中心学习组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作辅导报告，其题目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湖湘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回顾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心路历程，可以用郑板桥的那句诗“咬定青山不放松”来概括。

这40年来，我一心一意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没有干过别的事情，就像愚公一样，每天挖山不止，年长日久，成果自然也就多了。

我认为做学问没有别的窍门，关键是要持之以恒，要下苦功，千万不能见异思迁，站在这山望那山高。

别人说我成果多，我不否认，但我必须指出，我学习、研究的时间，也要比一般人的时间多得多，我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晚上很少有12点钟之前休息的，一般也不过节假日，除新闻联播外，从不看电视。

花的时间多，成果当然也就多。要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哪来成果！另外，就是方法，其中也包括研究领域和选题。

这是我20年前接受《历史教学》的“著名中青年学者访谈专栏”采访时说的话，也是我今天最后要说的话，我做学问的经验，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

名家故事

“学术求真，做人崇善，生活唯美”

主要学术成就附录

著作

《中国近代思想通史(1840—1949)》.岳麓书社、人民出版社,2023

《中国近代思想脉络中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研究——以抗战时期知识界为中心(1931—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中国近代思想脉络中的文化保守主义》.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

课题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近代以来民族复兴思想研究(多卷本)》,2018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念及内涵演变之研究》,2016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课题:《中国梦与中华民族复兴历程研究》,201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课题:《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2009

论文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认识》.近代史研究,2023.12

《论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理论上的分歧与争论》.民族研究,2022.06

《论晚年孙中山"民族建国"思想中的"民族"问题》.民族研究,2020.08

《处理好"多元"与"一体"的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民日报,2019.02

《历史教育与民族复兴:抗战时期学术界对历史教育于民族复兴之意义的认识》.史学理论研究,2017.06

《抗战时期国人对"中华民族复兴"的认识及其意义》.民族研究,2016.06

《论杨松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民族理论的历史贡献》.民族研究,2015.06

《论晚年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演变及其影响》.民族研究,2014.04

《"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近代史研究,2014.08

《论邓小平对毛泽东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06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研究,2013.06

《论毛泽东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