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湘楚之地，人才荟萃，涌现出一批学风端方、学问精深的社科名家。他们如松之挺拔，如竹之坚韧，深耕学术沃土，勇攀思想高峰，为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湖南省社科联特设“名家故事”专栏，旨在记录和呈现社科名家的学术轨迹与人生故事，栏目迄今已推出三辑，均引发热烈反响，现持续推出第四辑。愿这些真实而闪耀的群星故事，能照亮后来者的道路，激励更多社科工作者承袭风骨、赓续血脉，为湖南乃至全国的社科繁荣和社会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名家简介】

李育民，1953生，湖南耒阳人，历史学硕士，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省优秀社科专家、省优秀教师、省优秀研究生导师，曾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省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委员等。

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近代中外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一般项目共6项，国家出版基金4项、省部级社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多项；以及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项目、教育部“国家级精品课程”和“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省级教学团队、省级研究生精品课程、省级教改重点项目等等；出版著作20余种，合作点校《清季外交史料》；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文章100多篇；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1项，获教育部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3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并获明德教师奖、省高校教学奉献奖等等。

回顾自己约40年的学术历程，能取得些微成绩，重要的体会之一便是专心致志，心无旁骛。1984年底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执教，我转向新的职业生涯，可以说踏上了学术之路。此后，我便开始真正将自己的人生与学术事业连结在一起了，而未作其他考虑和追求。从当兵、当工人，到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大约经历了15年，这一转变既有个人的努力，更有时代的造化和各种机缘巧合。

一、步入中国近代史领域的由来

1953年2月，我出生在耒阳县城的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家庭，没有家学背景，也没有什么可以借助的资源。那个年代，国家尚未摆脱贫困，大家的日子都过得艰难。我们家兄弟姊妹七人，这么多张吃饭的嘴，生活自然更为艰辛。1960年我开始读小学，恰逢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那些穷困窘迫的日子，至今仍留下记忆犹新的印痕。记得那年过春节，大年初一的早上，母亲拿出一个搪瓷杯子，里面放着在半杯已收藏一段时间，没有包装的糖粒子，给我们每人分了几颗。由于家里的收入不敷支出，我们很小的时候便要劳作，以补贴家用。家附件有一个养猪场，每天收购猪草喂养，我们于是经常去远处扯草卖钱。后来长大点了，又转向更重的体力活，如挖土方，打零工，作小工等等，有几次差点从高高的架子上摔下来。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母亲的言传身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成为家中的主心骨。母亲是在旧社会的苦水里泡大的，年幼失母，跟随父亲打渔为生，四处为家，尝尽人间艰辛。解放后，母亲成为百货商店的营业员，怀着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激之情，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三十余年如一日。从懂事时开始，母亲对己勤劳刻苦、克已苛严，待人朴实善良、宽容谦让的优秀品质，便深深地感染着我们。记得母亲为了增加营业额，常常是以瘦弱的身躯，肩荷一百来斤的重担，忍受脚上鸡眼带来的钻心般疼痛，往返二十余里去圩场摆摊。每次回来，总是衣衫被汗水湿透，脸色苍白，但她总是毫无怨言。又记得，在生活环境那么艰难的情况下，母亲看见无依无靠的流浪儿，看见被遗弃的婴儿，总是把他们领回来，给自己本来够沉重的担子再加上几多份量。有一次，母亲从路边领回来一个被遗弃的小女孩，身上那么脏，气味那么难闻，我们都捂着鼻子，可是母亲不厌其烦地给她洗澡，换上我们的衣服。一个女婴在路旁哇哇待哺，无人理会，母亲看见了，连忙抱回家，买了奶粉、白糖，将甜蜜和温暖给予这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小生命。后来这个小婴儿被人领养，母亲自是十分欣慰，却不接受一文报酬。为了撑起这个家，把我们拉扯成人，母亲节衣缩食，克薄自己，宁愿自己多吃苦，也不让我们失学。正是母亲的言行举止，给我们幼小的心灵贯注了不畏艰难、刻苦顽强，以及宽以待人、与人为善的品格元素，培育了做人的基本准则，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

到7岁那年，我开始发蒙就学，在耒阳城北小学入读五年一贯制的试验班。小学五年期间，自识字后，逐渐养成了喜欢读书的习惯，由连环画到短篇小说，后来更迷上了大部头的长篇。回味过往，书中的情节，令人兴趣盎然，不忍释手，常常废寝忘食。这一读书的习惯爱好，可以说潜移默化，不仅对人生的志趣情操产生影响，还为后来所从事的学术事业搭了一座连接的桥梁。小学学业完成后，1965年顺利考上本县的第一中学。我们这一届是老三届的最后一届，严格算起来，只扎扎实实读了一年初中，但后来均领到了毕业文凭。

初中毕业后，1969年应征入伍，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此后成为一个历史学者萌发于这一段经历。文革期间，学校单位的图书馆均被毁坏，家中的藏书也被收缴，基本上无书可读。我所在部队驻地原是当地的一所党校，里面有一个图书馆，所藏各种书籍放在一间房子，无人管理。里面有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类图书，我们设法在里面找书看，找到一些哲学和历史类的书，如井上清的《日本现代史》第1卷（明治维新）。大约从这以后，逐渐对历史产生了兴趣，有意识地寻找这方面的书籍。遇节假日进城，我又到新华书店找寻，有一次看到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非常高兴，立即购买。读了之后，有了懵懵懂懂的感觉，对历史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因为该书是竖版繁体字，读的过程又训练了识认繁体字，在一定程度适应了古籍阅读。又因为喜欢读书，与一位文革前的老高中生战友经常来往，他勉励我以后有机会争取上大学，听后尽管感到遥不可及，但内心还是为之一动，种下了大学梦的根苗。

▲1969年李育民参军

当了四年兵，1973年退伍后招工到桂阳宝山铜矿，安排到汽车队的维修车间当了一名工人。工作之余，除了继续跑书店之外，还设法通过其他途径找书看，尤注意将范老的通史简编购齐，陆续又购了第1编、第3编（第1、2册），读大学后又继续购买了几册。除了中国史之外，又购买或借阅了世界史方面的书籍，如樊亢等人编著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等等。这个时期，报刊还时常刊载儒法两家的文论和评论文章，利用这一机会，我买了平时难以见到的一些书籍如《荀子简注》，又阅读了报刊上的不少文章，也由此增添了传统思想文化方面的知识。

▲1976年李育民在桂阳宝山铜矿

除了中国古代史和传统文化之外，当工人的这几年，我也开始阅读中国近代史，包括范文澜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读后感触颇深。与古代的辉煌不同，近代中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一个时代，书卷中呈现了清政府的一次次惨败，以及由此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沉重灾难和屈辱。国家地位一落千丈，中国的社会性质、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以及思想文化等等，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感受最深的，是中国开始蒙受外国的欺凌，心中极为愤慨，希望努力使自己国家强大，这大概是所有作为中国人的同感。

工作和自学之余，由那位老兵战友勉励而勾起的大学梦不时地涌上心头。在当工人的第三个年头，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所在单位的一位领导是矿党委委员，他兴冲冲地对我说，我们推荐你上大学。我听了非常高兴，但等到推荐工作结束，也未见有下文。一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几年前的大学梦才有了实现的可能，获悉这一消息后，我请了十二天的探亲假回家复习。高考结束后没有把握，原打算第二年继续参考，未料在1978年春节后收到了湖南师范学院政史系历史专业的录取通知书。

通知书意味着人生的一大转折，从此我的职业生涯由工人转向了学人之路。我们这一届学生长期处于知识贫乏的状态，进了大学，犹如进入知识海洋，大家都非常珍惜，如饥似渴般地吸吮着这里的养分，没有什么节假日的概念。正是在这一氛围中，我也努力地充实自己，除了完整系统的中外历史之外，还学习了哲学相关的政治理论，以及师范类专业的必修课程，为新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基础。历史专业的课程设置重视马列主义理论，开设了经典著作选读的课程，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等。这些课程的学习，更从专业的角度对哲学课所学的基本原理，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为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

历史学科犹如一部百科全书，就历史本身而言，涵盖中外古今广袤无垠的时间和空间，涉猎时往往陷入流连忘返的境地。我决定考研继续深造，将历史学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业，在对具体学科专业作出取舍时，林增平先生对我产生了直接影响。先生学术造诣深厚，撰写了建国后第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说是新中国这一学科的开创者之一。先生给我们作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问题的系列讲座，对其孕育、产生、形成，以及不同阶层的地位、作用等，作了精当全面的分析，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看法的见解，令我们耳目一新。印象最深的，是先生通过与西方比较，对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和中国资产阶级前身来源所作的剖析。先生的讲授，不仅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深入的认识，而且使我感受到中国近代史的丰富内涵，领悟了学术领域的深奥精微。以前也有主攻世界近代史的想法，但在先生的影响下，感到更应关注中国自己的历史，于是决定报考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专攻中国近代史。

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参加了硕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并如愿以偿，成为先生第三届学生中的的一员。这是人生路程中又一个重要阶梯，自1982年春季入学后，我便在先生和另一位导师王永康先生的指导下，开始真正步入了中国近代史的学术领域。

▲林增平与王永康两位导师

二、从湖湘人物的研究到关注中国传统文化

硕士生的学习方法和目标，与本科生不同，主要通过研讨性学习培养自己的独立研究能力。从硕士生阶段开始，可以说真正进入了学术研究领域，在课程学习中，我摸索着自己选择研究课题，从湖湘人物到政治史，再一步步走向了条约研究。对湖湘人物的研究，将我引向对传统文化的关注，随后又融入到条约和中外关系的研究之中。

攻读硕士第一个学期，王永康老师给我们上课，讲到曾国藩率领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感到有些疑惑和奇怪。因为曾国藩是一个文人、一个文臣，居然能够领军打仗，于是产生了研究他的治军思想的想法，并完成了一篇习作。研究中发现，曾国藩治军思想的精髓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如“礼”“诚”理念、中庸之道、儒家伦理哲学等等，时人也认为他的成功本于学问。此前也接触了传统文化，而现通过治军思想的探讨，对这一领域更有了一些具体的认识和了解，进一步感受到它的博大精深，由此产生了研究曾国藩传统文化思想的想法。但由于后来研究方向未在这一领域，该想法直至过了20年后才付诸实施，2006年完成并出版了《曾国藩传统文化思想研究》一书。曾国藩研究是我从事学术事业的第一个选项，除学术思考的引导之外，还有一个特殊因素，我的岳母是曾氏第五代后裔，这在某种程度上推促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如果说，对曾国藩的关注引起了对传统文化本身的研究兴趣，那么，后来随着中外条约研究的深入，我又进而将它与中外关系结合起来，纳入这一范畴作了相应的探讨。我觉得，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应该大力阐扬和挖掘它的重要价值。正是出于这一想法，将传统文化与自己的研究方向中外关系联系起来，便成了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

在中外关系中，传统文化有消极的一面。在探讨中外不平等条约形成的原因时，我发现某些传统观念所起的负作用，例如所谓“羁縻勿绝”的观念成了清政府议抚求和的直接理由，并融入到条约关系之中；“怀柔远人”和“一视同仁”观念，将与他国交往视为单向赐予，便利了列强向中国进行勒索，且得以均沾他国所攫取的各种特权；“因俗而治”和“不治治之”的观念和方针，对清政府让弃主权产生了深刻影响，且在涉及朝贡关系的交涉中也处于被动；“要盟无质”或“要盟不信”观念，一方面自然而然地转为对列强本能的抵拒，并留下了具有某种价值的思想资源，但另一方面又加剧了中外冲突和矛盾，导致条约关系发生新的变化。

同时，传统文化又有着积极因素。例如它所具有的王道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博大为怀，将天下视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观念。这种精神和观念对于当今世界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作为历史学工作者，应该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服务于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方面的论述，对我启发很大，继2013年提出以传统文化中的“亲、诚、惠、容”作为周边外交理念之后，2015年他又阐述了“共同价值”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段话全面界定了共同价值的范畴，揭示它对当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作用，并将其提升到“打造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后来我在《近代中外条约研究的话语体系构建》（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一文中，运用这一新的理论，论述了挖掘传统精华与阐扬共同价值的关系。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贯注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他以《礼记·礼运》中的“天下为公”为点睛之笔，揭橥了共同价值的中心所在，虽然是着眼于当代人类社会和国家关系，但给我们分析近代中外条约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在文章中，我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重要内涵，如注重情感，诚信为本，互利互惠，和谐包容等等，无疑是人类世界的共同价值，或是在国际关系中值得推崇的价值观念。由此提出，阐发人类世界的共同价值，挖掘传统观念中的积极因素，是建立中外条约关系研究体系必不可少的基本原则。

在其他有关文章和著作中，我也与传统文化联系起来，阐发其在治国邦交中的积极意义。显然，传统文化虽然不是自己的主体方向，但却对这一主体方向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更深切地感到传统文化的价值，不仅对当今建设和谐的国际社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提供了历史借鉴，而且有助于构建近代中外条约研究的话语体系。

三、从政治史研究到开启中外条约研究领域

对传统文化的探讨深化了中外条约和中外关系的认识，不过，我关注中外条约问题不是起因于此，而是源于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政治史研究始于硕士研究生阶段，不过，严格地说，从撰写本科毕业论文开始，我便在林先生的直接指导下步入这一研究领域。非常幸运，大学最后一个学期，教研室安排林先生做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这是我第一次写史学论文，不知道如何下手，先生告诉我如何选题、查阅文献资料，以及如何撰写等等。在具体写作过程中，我对于如何组织材料、哪些该写、哪些可不写，仍感心中无底，于是写了两篇不同模式的论文请先生指导。先生认真阅读后，肯定了其中的一种模式，告诉我，一篇论文要切中主题，与主题无关者可以不写或少写。先生的指教使我初步摸到了写作史学论文的路径，且终生受益。毕业后我又顺利地考上了先生的研究生，从此便一直在先生门下治学中国近现代史。

▲林先生指导我们学习

在研究生阶段，先生耳提面命，言传身教，使我们对学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对先生的人师风范有了相当的了解。关于治学，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驱者”之一，他根据亲身经历和体会，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为他自己自己的成就就“得力于此”；关于治学的目的，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同探寻历史发展规律，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心的重大使命结合起来，要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作出贡献。在人格修养上，先生对己自强不息，刻苦自励；对人不争名利，待人以诚，谦让包容、以德报怨，保持了一个教书先生的初心。学如其人，先生的治学态度和人格精神浑然一体，构致了道德文章的崇高境界，在学术界是有口皆碑，我们治学作人，也努力以先生为榜样。

那时林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辛亥革命，属于政治史，我们的硕士论文也都在这一领域选题。但我的兴趣不在武装斗争本身，其时民初政治研究还有较大的空间，我确定以该时期的进步党作为选题。进步党是旧立宪派人组建的政党，学术界已作了一定的探讨，但均认为它是袁世凯的御用党。为了弄清该党的性质，我赴北京查阅各种文献资料，待了两个多月。当时国家图书馆的条件很差，我要查阅的报刊只能阅读胶卷，藏于西四报刊库，而只有一台阅读器可以使用。为了能够使用这台阅读器，我特地住到附近的浴室旅店，每天凌晨五点多钟便去排队，以确保排在第一名，其他来查资料的人往往知难而退。多少年后，我们这里有学生去西四报刊库查阅资料，还听到工作人员说起当年湖南小伙排队的事。

▲李育民查阅资料

通过掌握大量一手资料，并运用列宁关于阶级划分“总是决定着政治派别的划分”的分析理论，我对进步党作了新的探讨，否定了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传统观点。文章剖析了进步党的政治路线和联袁策略及其实践，以及最后与袁世凯决裂的过程，认为，该党并非袁世凯的御用党，而是实行温和路线的资产阶级政党，它的失败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观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分析依据，又以大量原始史料为实证，得到了林先生和学术界的肯定，硕士毕业第二年便在先生的关心下发表在《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可以说，以硕士论文《进步党述论》为起点，1985年1月毕业留校后，我开始以清末民初的政治作为研究方向。后来耿云志先生主持“西方民主与近代中国”项目，约我写一部分民初方面的内容，所以我又着重作了这方面的探讨，涉及该时期民初的政党、政体、宪政实验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孙中山的研究，因为在这个成果汗牛充栋，很难突破的领域，我获得了意外的新发现。1986年是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学术界要举行隆重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面向全国征文。我对政治体制问题有较大兴趣，打算写一篇有关孙中山政体思想方面的文章，但具体题目颇费思考。通读孙中山全集后，发现权能区分在孙中山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而学术界较为关注五权宪法之类，对此仅稍有提及，于是确定了这一选题。文章在探讨其产生背景、思想源流、结构内容探讨的基础上，对权能区分理论作了新的评析，认为，这一独特理论是孙中山民权主义发展历程上的最后一块里程碑。中心思想是调和人民与资产阶级统治之间的矛盾，且以此为原则，设计一个在人民基础之上的强有力的资产阶级政权形式，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政体理论的一个发展。这一研究，不仅深化了对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的认识，而且对当今的民主建设也提供了历史借鉴，文章经评审被选中并邀请参会，发表后也产生了较好的反应。其后，随着转向对外关系的研究，政治史又与这一领域结合起来，有关孙中山的选题也多朝这一方向转移。

▲李育民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言

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便打算以政治史作为研究方向，开设了政治学和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两门选修课，而后者则直接引出了中外条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在准备这门课的时候，看到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有一章谈条约制度的形成，从中受到启发，于是将条约作为中国近代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其后又有两件事，促使我着手进行该领域的学术研究。一是有幸参加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召开庆祝建所40年的学术研讨会。当时林先生将他收到的邀请函贴在了研究室，希望大家撰文参加，看到会议主题是“近代中国与世界”，我觉得条约制度与之相符，于是就写了《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论略》一文。我将文章请林先生看了，他充分肯定了这一研究，并予以指导。文章寄给近代史所后被选上，并获邀请，于是与林先生一起赴京参会。条约研究方向的选择，除了林先生的肯定和指导之外，还得到了近代史所张海鹏先生的支持。张先生当时是副所长，负责筹备会议，参会时听他说，我的文章是他看中的，给我发了邀请函。会上，文章得到前辈学者的认可，发表后也产生了较好反响。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自己的信心，对条约研究有了更多的、更深入的思考。

二是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第二年，恰巧国家社会基金项目指南里面，有一个选题是“不平等条约的研究”，于是我以“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为题，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很幸运获得通过。课题于1994年完成，1995年出版与项目同名的《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一书。该著是一个新的起点，这是我做中外条约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也是从事这一方向领域研究的第一个标志性成果。作为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条约特权制度的著作，该书从国际法和制度的角度，将其与中国半殖民地社会形态紧密联系起来，对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作了新的研究，认为条约制度是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我正式转向了中外条约的研究，将这一领域作为主要方向。就条约研究而言，这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开端，尚未形成为一个完整的、具有独立地位的研究领域，还须作出更大的努力。该书又简要剖析和阐述了条约制度与国际法的关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以及被废弃的历史过程，这些正是我随后继续探讨的问题。

四、构建中外条约研究的完整体系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外条约的认识存在极大的局限，往往将它与不平等条约等同起来。说实在的，《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课题和专著的产生，也是出于这一认识，研究的中心主题正是不平等条约。通过条约制度的研究，我对中外条约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注重从法理上进行探讨，而且感到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问题之一，是一个重而且大的研究领域。新的认识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更广更深的领域，此后，我开始考虑构建中外条约研究的完整体系。

课题结项之后，我首先把研究重心放在废约问题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却长期被学术界所忽略的论题。1996年，我以“中国废约史”为题申报了教育部的社科项目，但未获通过。1997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指南有“近代中国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史研究”的选题，看到后毫不犹豫以此为题再次申报，并获得通过。由于涉及范围广，问题多，资料杂，难度大，最终成果于200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时，篇幅大大超过预期。

该著共22章，77万字，作为《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的继续，论述了自清政府至新中国各个时期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该著在内容论述、理论探讨、以及史料收集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更加全面完整、系统深入地揭示了中国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就废约斗争的主体来看，作了全面的论述，认为，包括清政府和北京政府在内，历届中国政府都作了努力。废约主体还包括各种进步势力和社会力量，其中中国共产党（包括新中国）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及所作贡献，长期为学界所忽略，我对此作了系统深入的考察，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缺。此外，该书更深入地探讨了废约本身和废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对废约中其他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解析和客观的评价，弥补了此前研究中的薄弱之处，从而更清楚地揭示了废约斗争的发展历程及其规律。

▲2010-2011年出版的《中外条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

该著在此领域取得重要进展，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和学术影响。令人感动的是，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文海先生患病刚刚出院，便阅读了80余万字的书稿，欣然为之作序，作了充分肯定。他认为：较之既有研究，该著“建立了一个更为完整的体系，全面系统而又详实细致地论述了中国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历程”；作者“关于不平等条约的研究，从《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到《中国废约史》，就是在尽着一个历史学家提醒社会不要忘记历史的学术责任”，全书“很好地发挥了‘述往事，思来者’‘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作用”。

▲2005年出版的《中国废约史》

《中国废约史》完成后，我又转向中外条约关系的研究，先以“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研究”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未获通过。随后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遇到李文海先生，我就这一课题向他请教，他认为条约研究还可继续深入进行，条约关系的选题很有必要。鉴于探讨整个近代的条约关系显得过大，有必要缩小范围，于是2007年以“晚清中外条约关系研究”为题再次申报，获得顺利通过。

▲2018年出版的《晚晴中外条约关系研究》

将条约关系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或范畴，是一个新的提法，尽管此前以中英条约关系作为选题指导博士，但现在涉及的问题更多，难度更大。课题立项之后，历时七年，直到2014年初才完成结项。其后又不断修改，2017年申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得通过，翌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自课题2007年立项开展研究，至2018年正式出版，前后历经十一个年头。

与以往的条约研究不同，该著没有局限在不平等条约的范围，而是从法津关系这一新的视角，对包括平等条约在内的中外条约作了全面探讨。同时，又从五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以及对条约研究的指导意义。在此基础上，纵向探讨了条约关系酝酿产生、形成发展和巩固强化的过程，又从横向探讨它的形式和实质，清政府的态度、应对及其变化，民众“排外”运动与近代化趋向，六个主要列强国家“豪夺”与“巧取”所呈现的本质属性等等。最后剖析了不平等条约关系开始动摇，并最终走向崩溃的历史必然。

该著弥补了既有研究的局限和缺失，从新的角度拓展和深化了中外关系研究，获得学术界的广泛好评。中国史学会前会长张海鹏先生认为，该著“拓展、深化了在此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作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对相关概念作了科学的阐释”等等。复旦大学历史系前主任吴景平先生认为，“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兼具开拓创新和实证研究传统”等等。

在所作系列研究的基础上，我打算组织编写一部完整的通史，就在该课题完成结项的2014年，申报了重大项目“近代中外条约关系通史”，获得立项。2020年底，课题组按预定计划全部完成，提交鉴定，翌年初正式结项。同时，早已约定出版该通史的中华书局，申请国家出版基金也获通过，经再作修改后，全书于2022年出版。

作为第一部条约通史，《近代中外条约关系通史》以1689—1949年间的中外条约关系为研究对象，对研究理论、发展演变、历史影响等作了系统研究。全书共7卷，第1卷为总论卷，第2-7卷分阶段阐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发展演变及其影响。第1卷《近代中外条约关系概论》系总论卷，由我执笔，第2—7卷依序由曹英、李传斌、尹新华、李斌、刘利民、侯中军承担完成。

▲2022年出版的《近代中外条约关系通史》

该通史的正式出版，可以说是中外条约研究取向和趋势的势在必然和水到渠成，标志着近代中外条约研究形成了完整的体系，研究过程中和正式出版后有着良好的学术反响。对我来说，通史的出版完成了最为重要的学术愿望，加上此前出版的著作，以及由我主编的《中外条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可以说初步构建了条约研究的体系。

五、将学术精神融入到教学之中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教书育人是责无旁贷的职业使命。我在执教过程中，对本科、硕士、博士各个层次的学生，在加强思想品德教育的同时，尤注重将学术精神贯注其中，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

我在研究生学习三年，系统地接受了专业训练。林先生授课，不是简单地讲述史事过程，而是从问题入手，介绍各种观点，逐一分析，并提出问题讨论，鼓励我们思考新的问题，阐发自己的见解。讨论之后，先生总是耐心地解析，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不足，更深入地认识这些问题。毕业后留校任教，不论是本课教学还是指导研究生，我都力图按照先生的方法，将学术精神融入教学之中，从加强学生的问题意识着手，培养他们的专业创新能力。在本科生教学中，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外辅导，指导毕业论文、学年论文、科研实习，以及指导学生的“大学生创新项目”和学生社团等等，不仅培养了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还激发了他们专业学习的热情，提高了学习和研究能力。毕业后，不少学生通过各种方式，向我表达他们的体会和谢意。

1997年之后，我先后担任历史系主任和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对于我来说，这只是一个学术职务，意味着更大的学术责任。历史文化学院成立时，作为第一任院长，我向全院提出“崇尚学术，笃实求真，自强不息，宽厚兼容”，正是为了倡导以学术为内涵的科学态度和人格精神。我始终将大学视为一个学场，而不是官场，在学院的第一次大会上，要求大家不要称我为院长，年轻教师可以称老师，年长者和同辈人可以直呼其名。为了培植学院师生的学术精神，尤其是激励他们的专业意识，我在院务会上提出，在学院挂上湖南近代以来历史学家画像，得到赞同，并付诸实施。

自担任系主任后，随着学校强化教学管理，强调教学改革，我也开始在系院范围内全面推进，并注重将学术融入其中。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我于1999年底组织全系老师举行了教改经验交流会，总结教改的经验和特点，校报以“历史系教学改革成效斐然”为题作了报道。随后又伴随着国家教学改革的推进，陆续获得各种国家级和省级项目，如主持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项目、“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省级项目“历史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综合研究——以中国近代史课程群为例”。同时，围绕学生研究性和创新性学习能力的培养，以及教学改革中的其他种种具体问题，我们又申报了相关的省级重点、一般教改课题，均得以获准立项。

▲李育民作学术讲座

在这一过程中，又作了一系列的思考和探讨，撰写了《关于历史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思考》《历史学基地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历史专业研究性学习能力培养初探》《历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的理论思考》，主编《大学生专业学习指南》等等。这些探讨的目的，旨在加强思想品德教育的同时，在教学中贯注学术精神，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为此不仅进行教改实践中，而且还作了一定的理论探讨，获得新的认识。如研究性学习，从培养目标、专业现状、时代需要、教改要求、心理特点等角度探讨其必要性；从内涵要素、课程体系、教学框架、搭建平台、培养能力等等方面探讨其基本目标和主要内容；同时又将其视为一个系统工程，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各个环节制订具体实施方案。在实践中，以“创新实验区”项目为中心，将其他各个项目聚合为一体，大力推行本科生各个方面的教学改革。2014年，为总结创新实验区教学改革的实践，又与学院一道组织全院老师召开教改经验交流会，对这一改革作了总结，其后又主持编辑了《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与实践——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教学改革论文汇编》，正式出版。

▲李育民课堂教学

除了本科生教学，在研究生教学中更加注意专业能力，尤其是研究能力的培养。从学历层次而言，较之本科生，研究生更应具备独立研究能力，这是在培养过程中需要重视的。自1995年开始招收硕士生之后，我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形成了培养和指导研究生的基本思路。在教学中，注意启发和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诸如思维能力、表达能力、问题意识、逻辑能力等等。“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是我开设的专业方向课，该课程获准列为省级研究生精品课程，主要采取讨论课的方式，旨在训练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学术品质和专业能力。

▲李育民与研究生在林先生铜像前合影

除了在教学中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之外，在指导毕业论文撰写过程中，重视在各个环节中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例如，我觉得，研究生应具备选择研究论题的能力，一般要求他们自己在研究方向的范围内自己独立思考选题，然后再与他们进行讨论，予以指导。正是由于这一要求，研究生必须阅读大量论文，查阅各种文献资料，在充分积累和思考的基础上完成这一环节。而通过这一过程，不仅确定了具有可行性的论文选题，更重要的是，研究生本人的专业知识素养和能力得到了提升。

由于在加强思想品德教育的同时，注重能力培养，研究生的专业素质获得显著提高，其中十余人获得省级优秀博士论文和优秀硕士论文、十余人次获国家奖学金，此外还获得其他各种奖项和荣誉。

正是通过教学培养了一批研究生，并注重能力素质的训练，从而为本方向研究团队的形成奠立了基础。2004年，参加省里一个出版项目的评审时，我认识了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室许久文主任，聊天时，谈了“中外条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的设想，他非常赞成，当时就接受了这个计划。湖南人民出版社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申报了国家“十一五”出版规划，又报了湖南省的文化工程项目。他们又把选题拿到北京鉴审，专家们对我们这个选题非常看好。随后在200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申报了国家出版基金，获得批准。到2010、2011年两年，丛书出版，一共十二册。

这一套丛书是我们条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成果，反映这一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除了研究内容有新的发展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视开展团队研究，并与人才培养结合进来。因为通过这一套书，我们将条约研究的团队力量聚集起来了，成员包括校内外。除了在职人员，还将博士生的论文吸收进来，校内有李传斌、刘利民、尹新华、曹英，校外有李斌、胡门祥、王瑛等。因此，这套丛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条约研究本身取得新进展，而且还凝聚形成了该领域的一个研究团队，每个成员在这一领域中又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现在我们这个团队已经成长起来，并充实了新的成员，大家承担获得了国家和省部级的社科基金，以及其他项目，也取得了相应的成果。随后我们这个团队又完成了其他重要项目，如《清季外交史料》（共10册）的点校、《复兴文库》第一编第3卷（共7册）的编辑、《外国人亲历的辛亥革命丛书》（6册）的翻译，以及《近代中外条约关系通史》（7卷）的撰写。2019年，我们又以“中外关系史研究生教学团队”申报“湖南省研究生优秀教学团队”，获得通过。团队又在不断扩大，相信通过团队的力量，在这一方向领域将取得更大成绩。

名家故事

崇尚学术，笃实求真，

自强不息，宽厚兼容。

主要学术成就附录

著作

《近代中外条约关系通史》(7卷).中华书局,2022

《晚清中外条约关系研究》.法律出版社,2018

《中国废约史》.中华书局,2005

《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曾国藩传统文化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中外条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12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2011

课题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外条约关系通史(多卷本)》,2014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晚清条约关系观念的形成及演变研究》,2014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晚清中外条约关系研究》,2007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近代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史研究》,1997

论文

《近代中外条约研究的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晚清时期条约关系观念的演变》.历史研究,2013年第5期

《中外条约关系与晚清法律的变化》.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

《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与朝贡关系的主要区别》.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

《晚清对外关系中利益观念的演变》.历史研究,2021年第4期

《进步党述论》.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

《论清政府的信守条约方针及其变化》.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

《中国共产党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5期

《甲午战争暨<马关条约>与中外条约关系的变化》.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2期

《论孙中山的"权能区分"》.学术月刊,1987年第11期

《血写的条约与近代中国》.光明日报,2011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