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湘楚之地，人才荟萃，涌现出一批学风端方、学问精深的社科名家。他们如松之挺拔，如竹之坚韧，深耕学术沃土，勇攀思想高峰，为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湖南省社科联特设“名家故事”专栏，旨在记录和呈现社科名家的学术轨迹与人生故事，栏目迄今已推出三辑，均引发热烈反响，现持续推出第四辑。愿这些真实而闪耀的群星故事，能照亮后来者的道路，激励更多社科工作者承袭风骨、赓续血脉，为湖南乃至全国的社科繁荣和社会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名家简介】

王兴国，1937年出生，湖南株洲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船山学社名誉社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先后在农村工作队工作5年，在中共湖南省委写作小组工作8年，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14年，兼任船山学社社长24年，兼任《船山学报》（1991年后改为《船山学刊》）主编6年；曾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湖南省哲学学会副会长、湖南省孔子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谭嗣同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书院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湖湘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获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4项；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5项，3等奖1项，优秀奖3项。

父亲的身教：忠于职守，精益求精

我的老家在距长沙市70多华里的长沙县农村（今属株洲市），是一个耕读之家。

曾祖父中过秀才，当过“绍兴师爷”；祖父任过小城镇税务所职员。父亲有4兄弟，他是老大，高小毕业后，因家中缺乏劳动力，从1928年起就学种田，当农民。

到1938年初正好当了10年农民时，家乡有人酝酿让他当保长，他不愿意介入地方政事，于是跑到衡阳耒河父亲工作处闲住数月。1938年8月，到广西柳州兵工署四十厂机枪厂当学习看枪筒的学徒，从此由农民变成工人。

1940年6月随厂迁移到贵州桐梓，升为调直枪筒的技工，又兼习了圆车（车床）。枪筒是伤人武器，他受母亲不杀生的佛教思想影响，兼习圆车是为了随时可以转换工种。由于他既懂车工又懂钳工，所以表现为一位能工巧匠，会做甲鱼钓，也会修理钟表。

1942年11月，因其在重庆读书的大弟弟病重，他请假离开四十一厂赴重庆照顾，此后在重庆的一些工厂做工。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6月，才回老家长沙。

由于日本侵略，至此时他已经8年没有回家了，我也是9岁时才见到父亲。

我的母亲是一个文盲，在这8年间她带着我随祖父母住在长沙的乡下，照顾一个5、6口人的大家庭生活。

1947年2月父亲到长沙的工厂当工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在长沙汽车配件厂工作。

1951年3月，因工作成绩卓著，他被评为湖南省首届工业劳动模范。

《湖南省劳模代表事迹》第二辑记载了他的模范事迹：

“王容照，长沙汽车配件厂车工，男，长沙人，三十六岁，工龄十二年，厂龄四年，高小程度，立功二次，受奖二次。模范事迹提要：一、利用废料创制精车活塞弧形的自动模具，使车出的活塞符合标准，减少了已往一再校正修改的麻烦，提高了工作效率百分之三十二，并推动了全组超额完成任务百分之十二点六。二、仿照马恒昌小组‘流水作业法’，改进工作方法，节省工作时间，使他（所在）组超过标准定额百分之四点三五，他本人则超额百分之七十，打破全厂个人新纪录。”

▲王兴国父亲王容照的奖状

此后，他还多次获得先进生产者称号。1955年4月长沙汽车配件厂改为长沙工人技术学校。1957年6月长沙工人技术学校又改为长沙汽车电器厂。父亲先后转入这两个单位工作，并且由工人提升为技术员。1962年，父亲出任长沙汽车电器厂工艺科综合工艺组组长。

我在上世纪50年代初读初中时，正是父亲被评为省劳动模范的时候，我在学校里被同学戏称为“劳模”。

我为此感到高兴，但也从父亲的的模范事迹中，默默地感受到：要忠于自己的职守，在技术上精益求精。

大学的训示：深研基本理论，掌握基本技能

1956年秋天，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当时的系主任是何思敬教授，他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法律顾问，也是哲学组的成员。

我们是人大哲学系的第一届学生，他老先生（他出生于1896年，此时已经60岁），经常给我们讲的是，哲学系要培养的是哲学家。

要当哲学家，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哲学基本理论，只有熟练掌握了基本理论，才能为以后的应用研究奠定牢固基础。

另一方面，则是要掌握从事科研工作的基本技能，这包括文字技能（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外语）、写作技能、资料工作技能等。

▲1982年纪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在湘西草堂前合影后排左一：王兴国

哲学系当时没有分专业，大家都是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原理教学开始时没有教科书，老师在课堂上讲授，学生认真地记笔记，这样学了一遍。

后来有了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又从头学习一遍。1959年后，学校自己编了原理教科书，又再学习一遍。这使我们比较熟练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学校还把学习马列经典原著作为提高学生基本理论水平的重要手段。

除了开设经典著作解读的课程之外，十分强调学生自学。

所以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哲学笔记》、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我们是要反复读和天天读的。

为了提高学生的研究写作水平，学校开设了古汉语课、外语课。我还参加了系里组织的《哲学笔记》注释小组，在这里初步学习了如何做科研。

持之以恒，逐步提高对杨昌济的认识

1961年夏天，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前身）哲学组工作。

我在学术上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备将于1962年召开的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

领导指示哲学组的王忠林、杨际平和我合作写一篇论文参加这次讨论会。

于是我们便埋头阅读太平洋本《船山遗书》，并做资料卡片。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写了一篇《试探王夫之的发展观》的论文。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做科研工作。

▲2021年1月摄于衡阳船山家乡船山铜像前

这次讨论会是1962年10月份召开的，会前我和哲学组组长曹忠锟到山东去接专家，会议期间我当小组讨论记录员，会后又负责记录整理专家讲课录音，这样一直忙忙碌碌到1963年年中。

而到了这年下半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我当了一名社教工作队员，整整在农村干了三年才回到单位。

1969年10月，我被调到中共湖南省委写作小组工作。这个小组的主要任务是为中央报刊写文章，特别是为《红旗》杂志写。在这个组工作的8年中，我最大收获是学会了写文章。

1977年，我又调回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组工作。

1978年大陆改革开放开始，我们也解放思想，研究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并且合作写了一本《毛泽东早期哲学研究》。

在研究毛泽东早期思想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觉到，青年毛泽东受杨昌济的影响太深了。

于是从1979年起，我就开始搜集杨昌济的资料。

当时杨氏的儿子杨开智先生还健在，他为我提供了关于杨昌济的一些情况和资料。

1981年，我写作出版了《杨昌济的生平和思想》。这本书初步疏理了杨氏的生平事迹，分析了他的哲学、伦理、教育思想，并且着重分析了他对新民学会一些“基本会员”的深刻影响，明确指出他是“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

这一论断现在已经为学术界共识。

1983年，我编辑的《杨昌济文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29万字，将我当时收集的杨昌济本人著作全部结集出版。

我的杨昌济研究至此虽然暂告一段落，但以后在工作中仍继续注意收集有关杨昌济的著作和资料。

进入21世纪之后，湖南省委和省政府组织出版“湖湘文库”，约我编辑《杨昌济集》，于是我将当时收集到有关杨昌济本人著作，加上日记，编成第一集，而将其翻译的论文和著作，以及有关他的生平传记资料编成第二集，两书合计95万7千字，由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

2014年，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朱有志博士在长沙县开慧村任第一书记时，为了提高杨开慧纪念馆的开放水平，主编了一套“板仓杨”丛书，他要我写《板仓杨·杨昌济》。这本书篇幅不大，且要求通俗易懂。

▲2021年杨昌济诞辰150周年，与朱有志摄于板仓

但我在写作过程中却将《杨昌济的生平和思想》一书出版30多年后所获得的一些新资料、新观点和新认识，都简要地写进去了。

2016年，湖南省文史研究馆“湘学研究丛书”编委会又约我编《杨昌济辑》，我便以《杨昌济集》第一册为基础，加上一二篇新发现的杨氏文章，将其论著按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诗文五类编排，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2021年是杨昌济诞辰150周年，我先后参加了三次纪念活动，很受启发，促使我重新思考关于杨昌济的评价问题。

我认为，“新民学会精神导师”这个定位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将杨昌济仅仅当作一个普通老师，则是不够的。

要认识到，杨昌济不是一般的教书匠，而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一位能够与时俱进的思想家。

对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认真研究一下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前，湖南的思想舆论环境和杨昌济的主要思想观点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1914年初，湖南第一师范的教员黎锦熙、杨昌济、徐特立等人在长沙创办宏文图书社，主要任务是编辑“共和国中小学各科教科书”和“翻译东西著述”。

同年10月该社又创办《公言》杂志（早于《新青年》创刊将近一年），声言将“选译东西洋报章杂志”，包括“欧美日本最近之种种思潮”，以求实现“刷新社会”这一“救亡至计”。

杨昌济是宏文图书社的核心人物。

他写的《劝学篇》发表在《公言》杂志第一卷第一期，而且是第一篇。

只要我们认真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这篇文章实际是《公言》杂志的创刊宣言，是新文化运动中一篇罕见的文章，它集中论述了杨昌济的新文化观，不仅预见了新文化运动的必然出现，而且系统地、科学地指出了新文化运动应该遵循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方法。

他提出的有关新文化运动的原则和方法，是全面的、深刻的和系统的。

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杨昌济不愧为新文化运动的理论家。

可惜他的这篇文章是发表在长沙，当时没有在全国发生影响，但他却用这些思想培养出了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新民学会的一大批英才，并且以他们为中介，对后世的中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觉得再写一本《杨昌济评传》，进一步揭示杨昌济先进学术思想形成的原因和过程，揭示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揭示他对近代中国学术的重要贡献，是完全必要的。

▲王兴国在书房

我确定这一写作任务时，已经85岁，但为了达成这一心愿，还是打起精神努力工作。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写出一本33万多字的评传。此书的前言为《重新认识杨昌济》，这里讲的“重新”的主体是我自己，是说过去我对“杨昌济是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认识还不够，他实际上是一位卓越的学者，一位思想家。

在前言中，我从九个方面论证了杨昌济是新文化运动的理论家，论证他培养出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大批新民学会英才决不是偶然的。

把握节点，认真探讨船山学的新进展

从1980年开始，为了筹备1982年召开的纪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学术讨论会，湖南省学术界酝酿重建船山学社。

由于我当时在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要完成这些任务，便是首当其冲。

船山学社是1982年5月8日恢复成立的，开始时是吴立民当社长，我和陈远宁等人当副社长。

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所以学社的许多重大学术活动，都是我负责具体的组织工作。

▲1995年10月17日《船山学刊》召开创刊80周年座谈会

1984年《船山学报》复刊后，我又出任主编，以后虽然改名《船山学刊》，但我多年继续担任副主编、执行编委等，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负责对刊物稿件的筛选或审定。

正是由于我所处的这种岗位，对船山学的宏观发展情况比较了解。所以便利用这个优势，在船山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时间节点，写过一些关于船山学发展的论文，纪录了船山学发展进程的星星点点。

2002年，在纪念王船山逝世310周年学术讨论会之前，我写了一篇《船山学研究四十年之回顾》。

这里讲的40年，是指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到310周年。

文章首先回顾了在这40年间，大陆先后召开的三次大型的王船山学术研讨会，台湾在辅仁大学召开的王船山学术讨论会。

其次指出，40年来，船山研究最主要的成就，就是“船山学”已经初步形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这具体表现重建了船山学社，恢复了《船山学报》，编辑和整理出版了《船山全书》，还出版了一大批研究船山生平和思想的专著，对有关船山思想的一些学术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

第三部分指出:四十年来之船山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再到宏观研究的圆圈式发展过程。

当年参加1962年讨论会的，除了一些老专家对船山学术接触较早之外，大部分中青年学者都是刚开始入门，好像是站在高山之上看人民城廓，只能对船山思想作一些鸟瞰式的观察，从宏观上作一些定性的分析。所以当时的一些论文都以“初探”“试探”作为标题。

▲1992年在衡阳召开纪念王船山逝世300周年期间学者合影，左起燕国祯、萧萐父、王兴国

1982年和1992年的讨论会，学者们则开始深入到船山思想的各个具体领域或各种具体范畴进行比较细致的探讨，因此产生了一批微观分析的论著。

而从2002年纪念王船山逝世31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学术准备工作来看，则又出现了向宏观研究发展的趋势。

这主要表现在对于船山思想的一些主要方面进行总结性的研究，注意从宏观上把握船山各个方面思想的内在联系，从历史的宏观发展视角探讨王夫之的某一学术领域的独特贡献，从更加宏观的视野探讨过去船山研究中的一些有争论的问题，将船山研究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中进行宏观探讨等。此文曾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2014年是船山学社创立100周年，我写了一篇《船山学社百岁生日颂》。

文章第一部分指出，船山学社的前身，是郭嵩焘于1881年创办的思贤讲舍。

这时船山学的发展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为王夫之争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在同时代思想家中的地位、在宋明理学中的地位、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

第二部分指出，从1914年学社成立至1951年6月停止活动的37年间，学社的活动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政治色彩十分浓厚：学社创始人的政治担当意识特别鲜明，学社的主要领导人曾积极支持毛泽东等人办湖南自修大学，在30年代的湖南读经运动中学社发挥了骨干作用。

第三部分指出，1982年船山学社正式恢复后，学社工作的突出特点，就是学术性大大增强，把对船山思想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面、科学、系统的阶段。所谓“全面”，指对船山开展全方位的研究；所谓“科学”，指在船山研究中更加注重方法论问题，特别是实事求是；所谓“系统”，指把船山研究当作一个系统工程，具体来讲，就是构建一个新的学科“船山学”。

2015年是《船山学刊》创刊100周年，我写了一篇《船山学刊百岁生日颂》。

文章指出，民国时期《船山学报》的特点是：具体而生动地介绍船山生平及与船山有关的史迹文物，以通俗的方式传播船山著作，专论船山某一方面思想的论文很少。

改革开放后复刊的《船山学报》特点：全面搜集船山佚文和船山著作的各种版本，配合编好《船山全书》；多学科协同攻关，全面研究船山思想；对船山研究中的一些不同意见组织争鸣；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国内外船山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船山学刊》则以“深入拓展船山研究”为特点：对船山思想学说本身的研究上有深入拓展，对船山思想的研究领域方面有深入拓展，对船山在中国文化史和湖湘文化上的历史地位、以及与宋明理学关系的研究上有深入拓展，对船山受西学影响及与西方学者思想比较的研究有深入拓展。

2019年王船山诞辰400周年时，我写了一篇《改革开放以来船山学的进展》。

由于作者对船山学社的恢复、《船山学刊》的复刊和《船山全书》的出版早有专文进行分析，所以此文只讲了四个问题：一、船山著作注释初具规模；二、船山学的研究全面深入；三、船山伟大爱国者地位牢固确立——中国近现代的精神领袖；四、对船山在中国思想史地位的认识逐步趋同。

2020年是郭嵩焘开创公祭王船山150周年，我写了一篇《共识、超越与不及——郭嵩焘开创公祭船山150周年回顾》。文章将郭氏对船山的评价和当代船山学的进展进行比较，得出三点结论：一个共识，一个超越，一个不及。一个共识，即郭氏在《船山先生祠安位告文》说周敦颐和王船山“揽道学之始终”，一个是道学的开山祖，一个是是其终结者，这一认识与现代学术界完全一致。

一个超越，即郭氏只从道德意义上表彰船山的“立身大节”，而1983年7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将船山列为中国历史上13位爱国主义者之一。这是一大超越。

一个不及，即郭嵩焘是以研治儒家原始经典为依据衡量船山学术成就，比较客观。而自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往往从意识形态出发，把王船山对待宋明理学的态度作为衡量其学术成就或地位的标准之一，因此争论始终不休。

在《改革开放以来船山学的进展》一文中，我虽然指出“对船山在中国思想史地位的认识逐步趋同”，但是对这种趋同的具体情况把握不准。

2022年，我通对大量资料的分析，写了一篇《走着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关于船山学术身份定性研究的历史回顾》的文章，对这个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所谓船山学术身份的定性，就是把船山认定为一个什么样的学者，具体来说，是“理学家”还是“早期启蒙思想家”。在船山学研究的历史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即理学家（正）——早期启蒙思想家（反）——两种观点趋同（合，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自从王船山逝世之后，认为船山是一个理学家的观点，始终未绝。

进入20世纪20年代，船山学术身份定性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新观点，即“早期启蒙思想家”说，此说作为对立面（反），与“理学家”说（正）对立了将近一百年。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早期启蒙说”与“宋明理学说”出现了一种合流的趋势，即从“正”与“反”的对立开始走向“合”（否定之否定）。

首先，必须指出，趋同的出现是与海内外学术发展的大势分不开。

田云刚在《早期启蒙说的当代使命》一文中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早期启蒙说阵营内的式微论、逝去论、错误论, 阵营外的启蒙外来说、文化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都对早期启蒙说形成冲击。”

“式微说”的提出者是萧萐父的学生李维武。他认为，早期启蒙说过分地强调了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内在源头的意义，强调必须以早期启蒙思潮为结合点来接引西方近现代文化，而没有看到除了早期启蒙思潮之外，在中国传统文化及思想中还有其他内容也会对中国现代化起接引、促进作用，也能成为接纳西方近现代文化的结合点。例如，儒家民本思想，就成为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接合点之一。

田云刚指出，李维武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的消解与冲击，应当包括由杜维明与黄万盛等发起的“启蒙的反思”。“启蒙的反思”是杜维明在20世纪90年代的主要论域之一。

杜维明在充分肯认并高度评价启蒙精神所开辟的人类利益领域和价值观念的同时, 指出这种精神所固有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必然导致的弊害以及这种弊害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加速扩大的趋势。

杜维明的《超越启蒙心态》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对治或超越“启蒙心态”的各种资源及其方法。

2005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以《启蒙的反思》为标题的图书，其中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即为《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对话的中心思想就是认为，从“五四”运动以来，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方向也被启蒙心态笼罩着。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启蒙的缺失和它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2007年，黄万盛在《开放时代》发表《启蒙的反思和儒学的复兴——二十世纪中国反传统运动的再认识》。文章认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与其说是“全盘西化”，还不如说是“全盘日本化的西化”。中国虽曾有“全盘西化”的愿望，但事实上却没有被真正地“西化”过，传统还在，儒家文化也依然存在，当代的文化转型中儒学的复兴才因此具有真实的基础而成其为问题。

文章明确呼吁化解启蒙——儒家的二元论：“儒学的复兴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把启蒙思潮转化成儒学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启蒙的未来则在于通过儒学的复兴而实现文化和社会的转型。化解启蒙——儒家的二元论或许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最大的文化工程。”

黄万盛的这一呼吁，在学术界很快得到呼应。

一方面，是“早期启蒙”派的学者的肯定回应。萧萐父先生的高足郭齐勇在《哲学动态》2009年第1期发表《萧萐父启蒙论说的双重涵义》指出：有的同志认为，今天思想界有关“启蒙反思”的论说与萧先生的“明清启蒙思潮”的论说是针锋相对的。

我的理解恰恰相反，我认为两者恰好具有一致性。

在一定意义上，萧先生的启蒙观或启蒙论说包涵了“启蒙反思”的意蕴。

萧先生并未照抄照搬西方启蒙时代的理论，也没有照抄照搬“启蒙反思”的理论，萧先生强调的“启蒙”内涵十分丰富，不是近代西方的“启蒙”所能包括的。

而张志强、白坤在《梁启超、侯外庐、萧萐父“启蒙”论说异同比较》一文中，更是直接将萧氏的启蒙论说表述为“启蒙与启蒙反思：萧萐父‘启蒙’论说的‘变奏’”。这些说法应该说是在化解启蒙——儒家的二元论的一种努力。

另一方面，是“儒家”派的回应。

清华大学教授陈来2020年8月21日在北大博雅讲坛发表《我所理解的宋明理学》讲演。

他在谈到“宋明理学在历史上如何定位？”时说，以前我们是把宋明理学看做是封建社会走下坡路，封建后期没落的意识形态；但实际上，宋明理学恰恰是摆脱了中世纪精神的亚近代的文化表现，是配合、适应了中国社会变迁的近世化所产生的文化转向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应该在新的概念范畴下，对宋明理学有一种更积极的、肯定的理解和评价。

这些话体现了黄万盛所说的“把启蒙思潮转化成儒学的内在组成部分”的一种努力。上述情况表明，“早期启蒙说”与“理学家说”的趋同是客观存在的。

尊重异议，不断深化

对湖湘文化特征的认识

湖湘文化研究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但当时只有一些零零散散的文章，缺乏对湖湘文化整体的研究。

有感于此，1990年10月我在岳阳参加湖南省孔子学术讨论会期间，向时任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理论部主任钟镇藩先生建议，组织一个关于湖湘文化的系列讲座，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拓展领域，全面系统通俗地介绍湖湘文化，以帮助人们比较全面的了解湖湘文化。

这个建议得到了钟镇藩先生的充分肯定，也得到与会诸多先生的支持。于是，在会议期间，我就初步拟定了几十个题目，并得到陈谷嘉、游唤民、吕锡琛等人的补充。

会后，我起草了关于这个选题的各子题的写作要点及写作要求，定名为《湖湘文化纵横谈》。这个讲座的作者有20余人，1991年他们陆续写出了文稿，我对全部文稿进行了修改补充。

钟镇藩信守诺言，于当年年底开始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理论节目中陆续播出，听众反映很好。为了使这一成果得到到更深广的影响，许多同志建议编辑成书，以广流传。1996年由于湖南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得以出版。

这本书是最早的一本全面系统介绍湖湘文化的书。全书共51讲，分湖湘文化总论、湖湘文化主要特征、佛道与湖湘文化、书院与湖湘文化、人才与湖湘文化、文学与湖湘文化、丰富多采的湖湘文化、尾声等8个部分。

此书出版后颇受好评，曾被评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

此书在论述湖湘文化的特征时，讲了三条：优秀的爱国主义传统，经世致用的学风，兼收并蓄的博大精神。

出版之后，学界对于这些特征就有不同看法，郑大华教授在《光明日报》2004年3月9日发表《如何深化近代湖湘文化研究》说：“已有的研究成果几乎无一例外地把经世致用和爱国主义作为近代湖湘文化的主要特征，这就值得商榷。因为所谓特征，是唯我独有、别人所无的东西。人人都有，又怎能称为特征呢？”

我在《湖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上发表《略论近代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特点》，明确表示对郑教授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此后，我发表了多篇论述近代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文章，从多方面深化对这个特征的认识。

▲在省文史馆举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我觉得，市场竞争中一个口诀可以用于对湖湘文化特征的讨论：“人无我有，人有我多，人多我好。”

“人无我有”固然是特征，“人有我多”和“人多我好”又何尝不是特征？

爱国主义和经世致用就是属于“我多”、“我好”的范畴，它们具有丰富的内涵，只要善于发掘和表述，同样可以说明湖湘文化的特征。

2024 年1月30日“红网”以《王兴国：为什么说湖湘文化是“人有我多”“人多我好”》为标题肯定和赞赏我这个观点。

现在，我一般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近代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特征的“多”和“好”的：

一、《皇朝经世文编》在近代中国的巨大影响。

《皇朝经世文编》是由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策划并出资刊印，由魏源选辑编纂并代叙。

此叙不仅论述了经世致用的重要性，而且指出了如何经世致用。

“文编”自道光七年（1827）印行之后，立即受到广泛欢迎，重刻重印者不断。据统计，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71年里先后刊行了13种。

值得注意的是，“文编”还有日本出版的选辑本《经世文编抄》。其选抄原则，就是要“切我邦”，即要符合日本的国情。所以“文编”不仅影响了近代中国，而且影响到近代日本。

在中国近代，不仅《皇朝经世文编》有多种刊本反复出现，而且踵其体例，各种续编本也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自咸丰元年（1851）至民国三年（1914）的63年里，达22多种。其篇幅都很大，少的有21卷，多的达128卷。

以上情况充分说明，《皇朝经世文编》的编辑和刊刻，在近代中国的确是产生了极为巨大和深远影响的。

二、道光年间在朝廷形成了以唐鉴为首的一个理学经世派。

唐鉴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他早年在北京供职，以后一直在外地做官，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又入都供职。

二十三年（1843）开始著《国朝学案小识》，全力扶持程朱理学。

曾国藩说“唐镜海先生德望为京城第一”。

在他身边聚集着一批热心理学的士大夫：倭仁、曾国藩、吴廷栋、窦垿、何桂珍、吕贤基、邵懿辰、陈源兖等，他们皆从唐鉴考问学业。

通过与唐鉴的问学切磋，倭仁成为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和权臣，清王朝的最高理论权威。

曾国藩在唐鉴指导下，不仅大大提高了他在全国理学思想界的地位，而且有效地提高了湖南在全国的学术地位。

还必须看到，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其骨干成员实际上也是一群理学家。

朱东安统计，湘军集团骨干成员约475人，有生员以上功名者208人。“他们在思想上尊崇程朱理学、注重经世致用”，后人把这派人物称为“理学经世派。”可以说湘军战胜太平天国实际上是理学经世派的胜利。

▲在纪念刘人熙诞辰180周年座谈会上发言

三、“殊途同归，经世致用”

这是我主编和执笔的《湖湘文化通史》第四册（近代卷上，2015年出版）第一章关于经世致用特征的标题。

近代湖南许多学派的学者都重视经世致用。

首先，是汉学经世派。

本来汉学家是不注重经世致用的，例如近代著名汉学家章太炎在《訄书重订本》中质问魏源的经世致用是“为何主用”？

但湖南一些钻研汉学的学者却能继承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

岳麓书院的山长李文炤说：“学问思辨，必以力行为归”；王文清要求生徒“通晓时务物理”。

其次，是理学经世派。

其代表人物曾国藩不仅是陶澍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的积极践行者，而且还在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加上“经济”，从而使之明确地成为理学经世派的学术纲领。

第三、今文经学经世派

魏源明确提出要“以经术为治术”；皮锡瑞主张“本汉人治经之法，求汉人致用之方”；王闿运尝言“治经致用，莫切《春秋》。”

第四、霸王经世之略

霸王经世之略也就是浙东学派陈亮的事功之学，谭嗣同和唐才常十分推崇。正是由于上述各派的治学趋向的相同或相似，所以汇合成了近代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洪流。

四、“湖南学风”

“湖南学风”的提出是对近代湘人经世学风的高度赞誉。江苏籍著名学者钱基博在20世纪40年代避兵湖南期间作《近百年湖南学风》。钱氏所谓的“学风”，就是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

钱氏在此书的“余论”中说明了其写作宗旨：“余著《近百年湖南学风》，而表以十七人。……时限以百年，而上下五千年之演变，缩映于此百年之内；人限于湖南，而纵横九万里之纷纭，导演于若而人之手。

其人为天下士，为事亦天下事。傥读吾书而通其意，斯为政不厉民以自养，而论事不生心以害政。张皇湖南，而不为湖南，为天下；诵说先贤，而不为先贤，为今人。”

▲2022年在衡阳参加石头记读书会发言

我对近代湖湘爱国主义的特征，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论其“好”的：

一、“推崇屈贾，忧国忧民”——这是我主编和执笔的《湖湘文化通史》第四册（近代卷上）的第一章关于爱国主义的标题。

屈原和贾谊虽然不是湖南人，但是他们都是由于在朝廷受排挤而被贬斥到湖南的。

到了近代，随着内忧外患的不断加深，人们对屈原和贾谊遭遇更加同情，并且以能继承和发扬其忧国忧民高尚品德而自豪。

曾国藩说过湖南是“屈原、贾谊伤心之地”。

而郭嵩焘在创立思贤讲舍时确定，每年在屈原、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生日之时，举行祭祀和讲学。这样，就确立了湖湘文化的纵向历史座标。

近代湘人不仅自觉地从思想上继承屈原和贾谊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还有一些革命志士，为了唤起国人的觉醒，象屈原一样，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投水自尽。

这样的事例，从1905年至1924年就先后有六位。

第一位是陈天华，1905年冬为了抗议日本文部省《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于12月8日愤而投东京大森湾自杀。

第二位是姚洪业，参与抗议日本文部省《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愤而归国，于3月27日投黄浦江而死。

第三位是杨毓麟，在英国爱伯汀大学留学，1911年闻黄花岗起义失败，忧党人之牺牲，投利物浦大西洋海湾殉国。

第四位是彭超，1915年愤日本“二十一条”，5月24日傍晚抱石自沉于湘江。

第五位是易白沙，1921年北京行刺北洋军阀头目未果，于阴历五月初五在广东江门蹈海自杀。

第六位是夏思痛，1924年对时局痛愤不已，于6月在汉阳鹦鹉洲蹈长江自尽。

这六位烈士的蹈水自尽，集中地体现了湖南人以屈原为榜样的爱国精神和刚烈气质。

二、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对近代湖湘爱国主义的深刻影响

首先，将夷夏之辨提高到古今之通义高度。

船山有一个“三义”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所谓“一人之正义”，即对某个地方军阀割据势力效忠；所谓“一时之大义”，指对一朝一代的君主效忠；所谓“古今之通义”指对整个汉民族效忠。

夷夏的概念是相对的，其内涵和外延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在一段时间内，一个国家内部的夷夏矛盾是主要的，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随着国内民族矛盾的缓和或解决，国际上的夷夏矛盾又可能转化为主要矛盾。

船山的民族主义中反清内容，在辛亥革命过程中曾发挥巨大的作用。

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国内各民族团结一家，但国外的“夷狄”，即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仍然存在。

所以杨昌济指出：“今者五族一家，船山所谓狭义之民族主义，不复如前日之重要，然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压迫之甚，非仅如汉族前日之所经验，故吾辈不得以五族一家，遂无须乎民族主义也。”

这样，杨昌济便将船山的传统民族主义转变成现代爱国主义。

只要人类社会还是按照地域划分为国家，人们在进行各种社会活动时，总会遇到“三义”的问题。

因此，船山的“三义”说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价值。

其次，《黄书》奠定了中华民族尊黄思想的理论基础。

《黄书》是王船山的一本重要的政治著作，它名字的由来，既包含有称颂黄帝轩辕氏事功的意思，又包括称颂其具有“黄中”美德的意思。

由于《黄书》突出地强调黄帝“树屏中区，闲摈殊类”，所以在清代末年民族主义思想兴起之后，辛亥志士便将《黄书》视为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并掀起了一股尊黄的高潮。

这个思潮的特点是：

（一）尊黄帝为始祖；

（二）以黄帝为国魂；

（三）使用黄帝纪年；

（四）鲜明的汉民族主义和排满的倾向。

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人们清除了尊黄思潮中汉民族主义和排满倾向，而将黄帝与炎帝推崇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始祖，将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都视为炎黄子孙。

直至今日，“炎黄子孙”仍是联系海峡两岸人民和广大海外侨胞民族感情的强有力精神纽带。

▲应邀在省社科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德雅学术论坛”作学术报告

1997年我退休时，曾给自己往后的行动提出一个方针：“要甘于寂寞。”为此要做到“三不”：不申报任何科研基金课题，不计较刊物等级发文章，不参加任何科研成果评奖。退休后2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一方针使我避免了世俗的许多名利缠绕，能够安安心心地做文章，将科研作为自己的生活习惯和义务，也是自得其乐的一种方式。

名家故事

甘于寂寞作文章

主要学术成就附录

独著

《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贾谊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毛泽东与佛教》,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

《实事求是论——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命题与中国传统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郭嵩焘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台湾佛教著名居士传》,台中太平慈光寺2007

《郭嵩焘研究著作述要》,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

《板仓杨·杨昌济》,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

《王船山与近现代中国》,岳麓书社,2019

《近现代湖南佛教著名居士传》,宗教文化出版社,2023

《杨昌济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2024

合著

《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王船山认识论范畴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轨迹》,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

《湖湘文化纵横谈》,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

《湖湘文化大观》,岳麓书社,2003

《湖湘文化通史·近代篇》(上),岳麓书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