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辉||“芳情不悔说船山” ——萧萐父船山研究的历史贡献
文章来源:湖南社科网 作者:邓辉 时间:2026-11-16 09:30:35“芳情不悔说船山”——萧萐父船山研究的历史贡献
邓辉

作者简介
邓辉,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
摘要:萧萐父在王船山研究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是现代船山学的真正开创者与新范式的确立者。他的船山研究并非单纯的学术考据,而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这“两化”之上的中和创新。萧萐父创造性地继承发展并超越嵇文甫、侯外庐等前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同时吸收熊十力、唐君毅等现代新儒家学派和海外汉学家的思想成果,通过跨文化的多元比较研究,以王船山为突出代表,确立了中国17世纪以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最终形成了以“明清启蒙说”为核心的独特理论体系,而他也因这一颇具特色的学术史观蜚声海内外。萧萐父不仅在学术上确立了“以《易》为宗,以史为归”的船山学阐释框架,更以其厚重的家国情怀和历史责任感,引领两代学人,为确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及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树立了精神典范。
关键词:船山学;萧萐父;早期启蒙说;“两化”;历史接合点
毋庸讳言,萧萐父(本文以下尊称为萧公或先生)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船山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学界多篇论及“萧萐父先生对船山学的贡献”的论文已基本形成一致结论(比如王兴国、郭齐勇、高瑞泉、许苏民、柴文华、杨国荣、陈赟、刘梁剑、朱迪光等人论著)。他的船山研究,是在前贤基础上的深化与超越,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建构了船山研究的新范式,奠定了船山学在现代中国学术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他还深刻影响和培养了两代船山学学人,形成团队、传承学术,“引领船山学研究”[1]122。但这些成就的取得绝不只是纯学究式和纯知识意义上的,而是既忠实秉承中华文明优良传统,又勇于拥抱西方现代先进文明,在“两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2]35的基础上所作的中和创新。萧公是一位有着赤子之心、可爱又可敬的“深沉的历史乐观主义者”[3]自序3,对找寻“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现代化的生长点”[3]自序2充满坚定的信念,具有真挚而浓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根基矢志不渝。正是这种真诚崇高的人生理想追求,驱使萧公在国家和民族遭遇危机的时候迸发出强烈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感,在近现代中国文化面临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展现出舍我其谁的历史责任感和担当精神。这也正是他毕生致力于船山研究,提出“历史接合点”和“明清启蒙说”的根由所在。先生是诗哲,常常以诗言志,以诗证史,以诗寓理。1982年纪念船山逝世290周年学术思想讨论会在衡阳举行,先生拜谒船山故居,作《湘西草堂题咏》三首,第一首第一句——“芳情不悔说船山”[4]475,可谓先生一生钟情于船山学的真实写照。

一、现代船山学的发生谱系与萧公的历史地位
现代船山学的发生,实际经历了两个阶段:其一,民国初年刘人熙提出“船山之学”[5]874,嵇文甫建构,侯外庐完成,船山学作为事实而存在;其二,1982年方克立提出船山学[6]312,学界开始高度自觉意识到船山学作为现代学科的一门独立研究学问而存在。萧公的船山研究是第一阶段的继承与发扬光大者,是第二阶段的真正开创者和新范式的确立者。
17 世纪王船山宏富著述的完成成为船山思想研究与诠释的源头宝藏,成熟的船山思想体系虽已存在,但一直难以为人所知。尽管曾有一些智识称道船山,也有部分船山著述刻本和抄本流传民间,但受历史上种种因素的影响,船山思想长期以来鲜为人知,其著作始终未能得以广泛传播。自清中叶道光朝一代重臣、经世派主要代表陶澍发现船山,尊为儒门圣人,极力宣扬,船山思想方始真正影响世人;而1865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第一次大规模且较为系统地刊刻《船山遗书》,为船山学的形成奠定了文献和思想基础。曾国藩作为湘军的领袖和中国近代历史的关键人物之一,对船山思想的推崇和传播,有着巨大的历史贡献和意义。此后,郭嵩焘于城南书院立船山祠,又以崇祀船山为主建思贤讲舍,开始全面介绍船山思想;彭玉麟捐资兴建船山书院并聘请大儒王闿运担任山长,对船山思想的研究、传播和弘扬,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湘军集团曾氏兄弟、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罗泽南、刘蓉、江忠源、刘坤一等诸多重要将领,以及郭嵩焘、谭嗣同、章太炎、黄兴、蔡锷、梁启超、毛泽东等人,推崇阐发船山思想并躬身实践,对船山思想地位和价值的彰显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船山思想的阐释与传播由此成为近代中国持续产生影响的社会历史现象。
1914 年船山学社成立,翌年《船山学报》问世,以刘人熙为代表的一批学人研究、传承、宣扬、转化船山思想并正式提出“船山之学”这一概念,由此迈出了历史性的关键一步。从此,船山学作为专门术语被明确提出,并由梁启超在1920年撰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进行了现代学术史的确认,船山便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和现代思想研究对象,此后经久不息,以至于今。1936年嵇文甫的《船山哲学》和1944年侯外庐《船山学案》的出现,正式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船山研究的现代经典范式的形成。其中侯外庐的《船山学案》作于1942年,1944年由重庆三友书店出版,该书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系统地剖析了船山的哲学思想体系;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船山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嵇文甫,之后才有侯外庐等众多学者推进这一研究领域。大略与此同时,熊十力的船山研究也在开展,早年(20世纪10年代)以笔札式为主,后于20世纪40年代将船山思想转化融汇进“新唯识思想”的哲学创构中,呈现为迥然有别的另一种现代船山研究。虽然熊十力的船山研究没有以系统专论体现出来,现代新儒家的研究范式尚未明确形成,但奠定了这一范式的基础。而这一范式的真正完成则是唐君毅于20世纪60至70年代的研究工作,由此形成了“熊十力—唐君毅”的现代新儒学的船山研究范式。1982年为纪念船山逝世290周年而在湖南衡阳召开的“王船山学术思想讨论会”,汇聚了当时国内众多顶尖的哲学与历史学者,如张岱年、冯契、张立文、方克立、萧萐父、冯天瑜等等,方克立于此次会议上正式提出“船山学”概念,受到与会者和学术界的热烈响应,船山学作为独立性和系统性的现代学科概念正式出场。由上可见,刘人熙是船山学的奠基人和推动者,方克立则是船山学作为现代学科概念的正式命名者和促使船山学走向当代学科化建设的重要人物。总体而言,恰如萧公指出的,20世纪30至40年代“正当我国历史和文化发展都处于‘贞下起元’的氤氲时期,船山学研究领域曾涌现过一批各具特色的专著”[7]181-182,大体形成了船山学诠释的两种经典范式,此后逐渐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船山学与现代新儒家的船山学两大派别及其内部发展分支,比如马克思主义船山学有启蒙派(侯外庐)和非启蒙派(嵇文甫、蔡尚思),现代新儒家船山学有大陆派、港台及海外派等等。
萧公的船山研究成果很丰富。1962年在湖南长沙召开的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两篇哲学论文,即《王夫之哲学思想初探》《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引起了学界高度重视和强烈反响,被称为萧公船山研究的“哲学二论”。此“哲学二论”与嵇文甫同年出版的论辑《王船山学术论丛》一起,成为马克思主义船山研究范式进一步发展的经典作品,这也奠定了萧公在学术界船山研究专家的地位。1982年萧公为纪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而撰写的《船山辩证法论纲》与写于1979年的《王夫之矛盾观中的“分一为二”与“合二而一”》,合称“辩证法二论”,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船山研究深入发展的新代表作。这两篇大论文深入剖析了船山思想的内在逻辑体系,可谓马克思主义船山学最具思想深度之作。1992年为纪念王船山逝世300周年所作的《船山人格美颂》,是先生自认所写船山之文最满意的作品。1993年底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船山哲学引论》汇编了先生1990年之前的船山研究成果。1995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提出“明清启蒙说”得到了学界众多学者的高度认可,其中有关船山的部分,则是在此前研究基础上的统合修订;2002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夫之评传》,是先生毕生船山研究的总结性作品。此二书尽管皆是与许苏民教授合著,但正如许教授所说“皆是先生毕生研究的心血结晶”[1]115。其中,《王夫之评传》被学界一致认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读船山哲学的总结性成果。总之,萧公的船山研究,前后历经半个世纪,创获丰硕,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色与完整的理论体系;他是20世纪船山研究的代表、现代船山学学科体系的奠基人,在船山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他所取得的成就,与他在不同历史阶段开展的研究以及跨文化比较中的多维互动密切相关。
二、研究分期与多元融通
郭齐勇教授将萧公的船山学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1]110-115,即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到2008年先生去世。我大体认同,但具体的划分,则略有异议。窃以为,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到2008年先生去世之前。之所以这样区分,理由有二。
其一,郭教授的划分扣住了主要成果出现前后的关键年份,但似乎忽略了某一阶段研究思想及其逻辑一旦确立后的持续性、稳定性和不断突破性。如1962年的“哲学二论”是萧公船山研究在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经典之作。1949年后到80年代初,船山研究受侯外庐范式与日丹诺夫原则影响趋于同质化与单一化,以往马克思主义船山研究范式存在过度凸显现代哲学性而有以论代史之嫌,而“哲学二论”打破了这一局限,真正深入到船山博大精深的思想文本和思想体系中进行剖析。萧公向来擅长深入挖掘船山思想产生的历史情境,对船山思想进行客观公允的价值评判。这也使得“哲学二论”虽不免有时代的痕迹,但只要真正阅读过就能立刻明白,此“哲学二论”之根本性质属于严谨精当的现代学术论文,是具有典范意义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两化”的经典之作,其中跨越时代的创新精妙之论层出不穷。自196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王船山学术讨论会以来,船山学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显学”之一,而“哲学二论”至今仍有意义,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船山研究绕不开的基石。此研究所形成的范式逻辑,尽管此后因为历史原因,似乎有所中断,但在收录于《船山哲学引论》的《王夫之年表》之跋语中,可以见到先生的船山研究并未停止,而是一直在延续。仅据此跋语可知,该年表早在1972年就形成了二十余万言的初稿,且在1975年精练成一个近万字的简表,本拟附录于某一选注之后,却因故印前被删。[8]248后于1982年3月为纪念船山逝世290周年重新集成,此表方得以面世。而先生似曾跟我提及,20世纪60至70年代所作船山研究草稿二十万言遗失,也或许我记忆有误,此姑且存疑,以待师友补正。不仅如此,20世纪80年代的“辩证法二论”,显然就是以上研究范式发展高度自主意识化后的结果,体现为在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层面思辨逻辑化的理论自觉。
1979 年写成的《王夫之矛盾观中的“分一为二”与“合二而一”》,深入船山的哲学思维核心,以船山矛盾观的形式对船山辩证法思想作了全面精密的评析。该文将船山思想核心归于“两端生于一致”的辩证逻辑思维,认为其代表了中国古典思维的最高峰,但同时指出,船山思想也受制于历史时代,带有“死的拖住了活的”的局限,“标志着朴素辩证法的终结”。此文无疑是以船山为“两化”范例的又一典范论文。1982年提交船山学术思想讨论会的大论文《船山辩证法论纲》则以为,“王船山的絪缊生化的自然史观,理势相成的人类史观和以理御心、入德凝道的认识理论,闪耀着积极辩证法的光辉,表现出早期启蒙者的人文主义思想,而最后落脚到‘贞生死以尽人道’”[9]89。这显然接续了侯外庐《船山学案》所概括的思想结构与范畴体系,即自然史哲学的“絪缊生化论”、人性论的“理欲合性说”、认识论的“继善成性论”[7]180三个基本逻辑环节,由此对船山哲学以范畴为核心的逻辑体系进行了梳理、发展与完善。而这一逻辑体系将船山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总结者和终结者,具有极其特别而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当代中国哲学理解传统哲学的理想逻辑架构之模板,具有中国传统诠释学之精神与方法论意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化的船山学范式进行深化和发展的典范。它实现了船山思想的现代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化的精深完善,成为萧公20世纪90年代中期明确提出“两化”思想的源头。以上这些无不充分体现了萧公作为哲学史家和哲学家高度自觉的逻辑意识、超前的历史视野和极高的理性思维水平,同时也说明先生之学呈现出一个持续稳定、不断突破的发展过程。
其二,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学术逐渐开放,先生拥有了面向全球船山研究成果博采众长的机会与条件,这使得先生的船山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化范式有了新的变化。就文本文献言,有诸多证据可明。如1979年5月所作的《与许冠三先生论船山史学书》;1982年8月,先生作为组织策划者召集诸多学友与弟子整理翻译海外船山研究文献,具体参与者有冯达文、李申、许苏民、郭齐勇、李维武、蒋国保、李汉武、何志明、吕有祥等,后由船山学社编印《王船山研究参考资料》,涉及当时海外学者的重要作品;1986年5月为即将出版的陆复初编著《王船山学案》写序文《“寒梅春在野塘边”》,文中纵论李石岑、王孝鱼、嵇文甫、张西堂、吕振羽、熊十力、唐君毅、侯外庐、许冠三等诸家所述船山学术体系;1988年10月写成《评唐君毅的哲学史观及其对船山哲学之阐释》;向岳麓书社强烈建议《船山全书》第16册的船山研究资料汇编要收录海外代表性作品,惜未获允;等等。其中,《“寒梅春在野塘边”》一文较为典型,此文写于1986年5月,文中所论可谓先生整合大半生船山研究所得,是对船山研究史的高度概述,十分重要,而且语言典雅,概括精准,气象博大,切中肯綮。如叙述19世纪中叶以来船山思想之命运:“或挹其精华,或取其糟粕,谭嗣同、杨昌济等剥石以取玉,曾国藩及何键之流买椟而还珠,同声褒扬,而用心各异。”[7]179又如论及诸家把握船山重心:李石岑主“体用一源论”,王孝鱼为“天下惟器论”,嵇文甫概举为“天人合一、理势合一、常变合一”之学,张西堂称其为“道器相须、理气一元、心物一元”之论,吕振羽就社会政治思想直命之为“经济欲望论”,熊十力纲举为“明有、尊生、主动、率性”四原则,唐君毅归宗于“人文成化论”,侯外庐肯认其“具有近代新世界观萌芽”并以自然史哲学、人性论、认识论来展示其思想结构和范畴体系,许冠三以“两端而一致”的逻辑和“历史人”学说来括举其“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思想精华。“凡此种种,皆持论有据,言之成理,见仁见智,各有会心”。[7]180所论周全精审,令人惊叹。再如回顾半个世纪以来的船山研究,萧公肯定其“大有进展”,认为“关于船山思想的基本性质和总体评价上的歧解和争鸣”“有可能形成对峙的学派”,并以为“这是极为可喜的事”,“形成船山学研究中殊途百虑的不同学派。这是船山学研究领域的新气象、新进展,值得额手称庆”。[7]181-182因为“学术真理往往是在各种‘独得之见’‘相反之论’的多元化发展和互相辩难争鸣中而得以展现的。因而,志在求真的学术研究,一定要勇于坚持‘独得之见’,乐于听取‘相反之论’,尊重真理发展的辩证法,并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7]182。这些正是萧公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的“夫子自道”。所谓曾国藩“买椟而还珠”,或许还带有时代的局限性,而上述关于船山学发展与学术真理的论断,则可谓至当不易之论了。
对于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先生是十分认同的。《船山辩证法论纲》“絪缊生化的自然史观”“理势相成的人类史观和“以理御心、入德凝道的认识辩证法”的结论,[9]58-78正是对侯外老《船山学案》所述船山思想自然史、人性论和认识论的三重逻辑结构的发展和超越1,既克服了早期以马克思主义视角研究船山学时生硬比附的现代性偏向,也弥补了以往对船山思想现代转化作粗犷诠释的疏阔不足。萧公毫不讳言,作为一个真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诠释船山思想,以实现建构马克思主义化的船山学之理想。因为在萧公及其前辈那里,历史早已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才能救中国,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转化且接续传统中国走向现代的真理。但“真理是一个过程”[7]182,任何真理都有一个从具体到抽象再到理性具体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亦不例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萧公于1988年10月所写《活水源头何处寻》的最后,特别提到了鲁迅1907年所作《文化偏至论》中的一段话:“夫安弱守雌,笃于旧学,固无以争存于天下。第所以匡救之者,缪而失正,则虽日易故常,哭泣号叫之不已,于忧患又何补矣?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他说,鲁迅先生的这段话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想‘人国’,具有值得三思的深蕴含义”。[10]76这段话集中体现了青年鲁迅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命题的深刻思考,回答了如何选择的问题:既反对顽固守旧,又批判盲从西化,要走去偏颇、得神明的明哲之士的救国道路,即“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既要睁眼看世界,吸收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精神,又要保留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根基和精神特质,将两者“翕合无间”,中和创新,使“沙聚之邦”转为理想“人国”,通过人的现代化真正实现国家民族的现代化。这就是萧公指出这段话“深蕴含义”要三思的原因。要寻找活水源头,要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历史接合点。因为一方面,从17世纪开始,事实上中国历史已出现具有现代性启蒙性质的历史转轨,17至18世纪中国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已在潜滋暗长,比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就对专制天下的制度作出正面攻击,彰显出民权思想的萌芽;另一方面,历史的教训表明,离开内在历史根芽,新文化无法生根,仅靠外来文化的引进,只能是表面肤浅之现代化,不可能实现文化真正的自我更新,就像近代中国先后引入西方器物技术、进化论思想、民主共和理念,虽推动了社会的局部变革,但始终未能实现文化的真正自我更新。[10]71故承继侯外老的思想大业,伸张早期启蒙说,成为萧公必定的历史使命,必然的文化担当。
而对于同为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嵇文甫,尽管他不赞同船山思想的启蒙说,萧公对前辈成果仍持肯定和吸收的态度,在借鉴中继承创新。1985年春萧公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王夫之”词条撰稿,参考书目还专门标注了嵇文甫的《王船山学术论丛》,可见一斑。[11]152至于同时代的蔡尚思《王船山思想体系》的非启蒙质疑,先生是尊重和认可的,恰如《“寒梅春在野塘边”》所述,对于歧解和争鸣,“有可能形成对峙的学派”,是“极为可喜的事”,“值得额手称庆”,因为学术真理在多元化发展和相互辩难争鸣中才能得以实现。正因如此,萧公提倡多元研究传统,自觉地继承和融合了两种重要的学术传统:一方面,继承了嵇文甫、侯外庐等学者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来阐释船山的思想,如“太虚一实”的本体论、“能必副其所”“行可兼知”的认识论、“理势相成”的历史观等,他与许苏民合著的《王夫之评传》更是被誉为“用马克思主义解读王船山的集大成者”[12]22,代表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又吸收了熊十力、唐君毅等现代新儒家学者对船山诠释的思想资源,关注其心性论和人文精神。20世纪以来,大陆船山学研究主要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港台及海外则主要是现代新儒家学派,萧公的研究有融合这两大研究传统的倾向。比如1962至1982年期间的研究,萧公将船山哲学的落脚点归为“贞生死以尽人道”[9]89,这一论述与香港历史学家许冠三“历史人”说的“人文主义色彩”观念颇为契合;以及1979年5月与许冠三先生的两通书函可见,彼此相契合处甚多,尤其是船山“两端而一致”与“常变合一”思想的各自辨析。[13]190-193另外,早在1982年船山学社编写的《王船山研究参考资料》一书中就有萧公弟子李维武教授编写的《香港学者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有关王夫之章节简介》一文。此后,萧公于1988年10月写成《评唐君毅的哲学史观及其对船山哲学之阐释》(收录于《船山哲学引论》,后收于诞辰百周年版《吹沙集》第1卷,更名为《论唐君毅之哲学史观及其对船山哲学之阐释——读〈中国哲学原论〉》),高度赞扬唐君毅的船山研究:“对船山哲学体系的理论重心和最后归趋的把握,可谓独具卓识。他明确判定:‘船山之学,归在论史。’”[14]219而其在1992年写作的代表作之一《船山人格美浅绎》(又名《船山人格美颂》)论定“船山之学,以史为归”[15]6。由此可见,先生的船山研究,可以说是在这两种传统之间进行“互证”并“涵化”与融通的结果。
萧公对来自国内学者的不同意见以及海外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进行借鉴与有机吸收。美国汉学家白莉荷《王夫之哲学思想中的人与自然》,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物之理:论王夫之(1619—1692)哲学》,严寿澂的印第安纳大学博士论文《王夫之世界观中的一致性与矛盾性》等英文资料,以及港台学者许冠三、曾昭旭、林安梧等船山研究著述,还有船山学社1982年所编包含海外研究资料的《王船山研究参考资料》,等等,这些文献都为萧公所收藏。显然,先生的船山研究胸襟宽广、气象博大,具有全球视野,不仅继承了多元研究传统,还具备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维度。正是在放眼世界,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跨文化多元比较研究中,萧公广泛吸收诸家研究精义,融会贯通,中和创新,将以侯外庐为代表的早期启蒙说进一步发展为自成体系的明清早期启蒙学说,也就此于其晚年形成集大成之作《王夫之评传》。与许苏民合著的《王夫之评传》是先生一生研究船山思想的总结性代表作。该书不仅系统梳理了船山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伦理、美学、宗教等领域的思想,更以船山为中国17世纪明清早期启蒙思潮的哲学代表,着重揭示其超越前人的理论创新:船山批判理学宣扬的“天命论”和“生知论”,建立了唯物主义体系;在前人基础上提出“虚空者,气之量”等气论新见解,把前人许多唯物论观点组织在一个新的体系中;还将“气”上升为物质一般水平,提出更具抽象性的“实有”范畴,批判程朱的理本论;船山唯物辩证法思想启示了近代人们的思维方法,对中国近现代思想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此,该著作最终超越前人,自成系统,论定船山学术思想体系是“以《易》为宗,以史为归”[16]606。换言之,船山以《周易》的哲学智慧为理论武器和思想根基(宗),以反思和总结中国文化历史为最终的现实关怀与思想落脚点(归)。窃以为,这是迄今为止,关于船山思想定性最精当恰切之论。
三、历史接合点与早期启蒙说
萧公的船山研究是与明清早期启蒙说和历史接合点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萧公毕生治学的一大根本在于寻求“历史接合点”,就是以王船山为典型代表进而以明清之际启蒙思想为连接,将中国传统和现代相“接合”。他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和历史鉴别,论证了船山思想不仅是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总结,更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枢纽。这一接合点,一方面是传统的现代转化,即从古典智慧中探寻接续现代性精神的内在根芽;另一方面则是现代性的中国化,即让外来思想扎根于中国土壤,避免全盘西化的误区。实质上,萧公是在高度自觉地进行中国文化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探索。他主张必须确立文化主体性原则,“以‘我’为主”,“以提高民族自信心、树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为前提”,立足于“民族文化绵延发展中形成的独立自主意识”和“涵化外来文化、更新传统文化的能动的创造精神”,[17]315-316激活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吸收现代西方先进文化,通过“两化”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根基,由此才有可能迎来中华文明的真正复兴。
从1987年10月成稿的《文化反思答客问》明确提出“应当从我国17世纪以来曲折发展的启蒙思潮中去探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18]43,到1988年10月《活水源头何处寻》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历史接合点问题的思考,再到1990年《吹沙集·自序》,1995年答广东《学术研究》编辑问,1998年《吹沙二集·自序》,最后到2006年《吹沙三集·自序》,萧公始终坚持早期启蒙说,“是为了从16世纪以来我国曲折发展的历史中去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寻找我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的起点”[19]自序1-2。恰如高瑞泉教授化用萧公诗句“芳情不悔说船山”所作的概括总结,真可谓“芳情不悔说启蒙”[20]584。对于启蒙说,起初学界虽赞同者、同情者众,但也有不少反对者、驳斥者,并且随着时代发展,这种声音越来越强大,甚至成为压倒性的力量。萧公的这一学说遇到了双重挑战与诘难,不得不作出回应。一则为杜维明所谓“范畴错置”的谬误,另一则为包遵信所谓“缘木求鱼”之驳议。萧公十分赞赏杜维明到民族文化传统中找寻现代化源头活水的提法,但二人对于中国现代化源头活水的所在,看法并不相同。杜维明将所提倡的“儒家传统”抽象化、理想化,又刻意与“儒教中国”区分开来。在萧公看来,这一做法既于史实不符,又于学理有碍,这种来自柏拉图主义的两分法,恰与中国之传统观念和历史事实相悖。他理解包遵信对于儒家腐朽传统的尖锐批判,大体“同意他关于儒家传统不可能成为科学与民主的价值生长点的论断”,但对于其全盘否定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思想启蒙和中国文化有自我更新以实现现代化的可能,则完全不认同。[10]70-71
学界对于启蒙概念各有界定,理解不一,其中学术史上公认的经典定义,也是影响最大、引用最多的,无疑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康德在1784年发表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将“启蒙”定义为“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21]23。总体来说,启蒙概念来自现代西方,它的产生根植于西方文化与历史,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荷兰,近代发端于17世纪的英国,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文明开始的标志。萧公则有自己的理解:“所谓‘启蒙’的确定意义,应当区别于中世纪异端,也区别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成熟理论,而仅仅是指特定条件下封建制度及其统治思想的自我批判,它与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相适应,只是表示旧思想必将崩解的征兆,新思想必将出现的先声。”[18]51先生的意思是,中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既有共性也有殊性。“人类总是要走出中世纪”,这是共性;“各个民族走出中世纪的途径则各不相同”,这是殊性。[18]51西方走出黑暗神本的中世纪,迎来了所谓人本主义的启蒙与现代,发展出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这是西式的启蒙和现代化道路。中国则由于历史的原因,遭到了多次挫折,还没来得及“走出中世纪”,就被各种因素打断,近代又遭受西方侵略,而面临被西方文化涵化,走上全然丧失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西式现代化道路的危险。故而那种以现代西方的所谓“普世主义”为历史唯一真理、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腐朽不堪、看不到自身文化发展中内生的现代化根性的做法,是荒唐的;把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当作走向现代的唯一途径,强求中国去适应和走西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做法,是可笑的——这两者才是真正的“缘木求鱼”。
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传统当然不可能发展出西式的民主和科学;但中国文化能够从自身传统“走出中世纪”,获得自身启蒙,走向自身的现代化,并且已经在实践中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出了中国式的现代性精神和文明之花。中国式现代化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天人合一等思想观念与价值理念,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文化支撑和强大精神动力;它以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为特征,植根于“生生不息”“天下同利”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萧公关于明清早期启蒙的历史探索表明,事实上中国自身的现代性“内在根芽”是客观存在的。“中国的现代化不应当是被动的现代化,而应当积极地从自己的民族传统里寻找固有的历史生长点”,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具有全球意味的普遍的现代化运动”对接,“展开既具有世界意义,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运动”。[22]204-205至于那种区分“儒教中国”和“儒家传统”的做法,表面上在肯定本民族优秀传统,能够从中找到现代化的“源头活水”,实则是以西方文化二分的基本观念强解中国文化,无视中国传统文化“一体两立”或“一物两体”的文化逻辑,那才是真正的“范畴错置”。因此,萧公说“中国的现代化及其文化更新,本是中国历史文化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16世纪末以来的西学东渐,确乎在中国现代化的文化代谢中起过引发作用,但从根本上说,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仅是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回应,更不可能仅是被西方文化所涵化,而只能是对于多元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作一番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选择、文化组合和文化重构。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到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已具有必要而且可能现代化的历史根据或内在根芽”。[10]71-72理解了以上逻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先生的早期启蒙说的真实意旨。
既然中国本有自身的启蒙思潮,为何却在历史上遭受多次挫折?萧公分析主要原因有:一则是强固的农业自然经济基础的阻碍作用;另一则是清初统治者适应本身封建化要求的文化政策,强化了封建专制和传统惰力,延缓了中国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入侵不断加深,我们为救亡图存而奋起直追,也曾大量吸收西方的近代科学文化。但当时中国政治上专制体制仍然根深蒂固,皇权高度集中,民权却不断弱化,思想上长期的八股取士让知识分子思想狭隘,民主意识淡薄,再加上早期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探索仅停留在学习西方器物层面,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专制制度,这种“饥不择食,食而不化”的状态,使中国的近代化及其哲学革命长期处于“难产”之中。[18]52这种历史的教训就是“外来文化,再好的东西,如果不和我们民族的特点相结合,不经过民族文化的涵化,都是不能起作用的。只有充分重视中国民族文化,才能实现西方文化的中国化”。[2]35-36历史无法假设,明清之际启蒙思潮流产,清中叶以后西方列强的入侵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这些已然是事实。如何才能解决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呢?先生的回答是:“如实地把早期启蒙思潮看作我国自己文化走向现代文明的源头活水,看作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必经历程,这样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才有它自己的历史根芽,才是内发原生性的而不是外铄他生的。如果不是这样如实地看待和尊重这段文化自我更新的历史事实,而把中国文化看作一个僵化的固定不变的‘体’,我们势必又会陷入‘被现代化’‘被西化’的体、用割裂的处境。正视并自觉到明清之际崛起的早期启蒙思想是传统文化中现代化价值的生长点,正在成为我们中国文化自我更新之体。”[19]自序1-2
实际上,萧公在此已经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关乎现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即如何实现现代中国传统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并非对传统的简单复归或机械拼接,而是通过一种动态的、双向互动的“两化”过程来实现的。具体就船山学而言,“两化”指的是“船山学的马克思主义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船山学阐释”这两个相辅相成的维度。前者意味着以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先进文化成果为镜鉴与工具,对以船山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批判性吸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促使其挣脱桎梏,焕发现代性的生机,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更新。后者则强调,在引入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必须使其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像船山思想这样的丰厚土壤之中,通过本土化的阐释与融合,让外来的理论获得中国的表现形式与生命活力,完成其中国化的历程。这两个过程并非割裂,而是交织共进、彼此塑造的。只有通过这种“两化”的有机结合与持续互动,才能真正触及并解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接合点问题。因此,具有“破块启蒙”特质的船山学及其所代表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因其本身蕴含着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内生性基因与可能性,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萧公构建其早期启蒙说时坚实的历史依据与必然的理论选择。将船山思想定性为明清早期启蒙的代表,正是在这种强调中国文化具备自我更新、自我发展之内在动力与机制的深刻意义上而言的,它超越了单纯的思想史定位,指向了一种文化主体性重建的宏伟愿景。
对于一般学者而言,这似乎是出自应然的要求和期许,抑或对于实然的体悟与实证;对于萧公而言,这不仅是应然层面高度自觉探索的结果,更是实然层面历史进程与亲身参与的证成。他亲身经历了20世纪中国的动荡与变革,从战乱到建设,将个人命运与学术追求融为一体,使得他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深度,更富含现实温度和时代关怀。萧公常在课堂上、会议上和论述中引用船山诗句或自创诗句,以诗证史,以史明理,让枯燥的哲学变得生动可感。或许这就是一代诗哲,在温良、敏锐、博大、冷静、睿智的心灵中将理想与现实融为一体的体现。其中,倾注了萧公所代表的那一代中国人对祖国、民族、人民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腔的激情、深沉的热爱和忠贞的信仰。这寂静的浓烈,这冷冽的奔放,这似坎而实盈溢的张扬,却凝聚统合于自律严谨之理性,是那么和谐自然地融于一体。
综上,萧公始终坚持不渝的信念是:以船山研究为接续古今中西、传统与现代的桥头堡,通过伸张启蒙,探寻现代中国文化与哲学的主体性,为现代中国学术思想文化、新历史传统的构建找到源头活水——回到船山,回到早期启蒙的明清。正是在早期启蒙说的自我证成,以及对来自两极诘难的反驳中,萧公确证了中华魂。他所承继的,正是自船山而来,并由此上溯伏羲、炎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老孔庄孟的,“杂以成纯”“异以贞同”之中华魂,即一以贯之,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的中和文化精神。他以之涵化古今中西,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许苏民教授曾回忆,萧公谈及中国哲学和思想史研究时说:“要有庄严而崇高的民族历史感、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是研究中国哲学和思想史所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23]21萧公将这一主张贯彻于毕生的学术研究之中。首先,他具有中国现代化内生性发展的坚定信仰,表现为崇高的民族历史感、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是萧公之船山研究的根本精神。其次,他有着博大包容的胸怀和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以跨文化多元比较研究为基础,多维互动,积杂成纯,自主中和创新。最后,他强调历史感的核心地位,要求紧扣历史脉络与时代问题,承继并光大了传统中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使学问不坠空谈。记得萧公指导我学习对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研究哲学一定要有“历史感”,这恰与德国大哲伽达默尔特别重视历史意识有异曲同工之妙,诚可谓东西哲人心理攸同、性命相契。在先生看来,船山的思想正是在历史流变和历史意识之生成中出现的,抓住了“历史感”就抓住了船山思想的真实根性。
在方法论上,萧公始终倡导全球视野,注重跨文化多元比较研究,以打破学科与地域的壁垒,在对话中激发新思;他强调历史感的核心地位,要求紧扣历史脉络与时代问题;进而通过“会通”融合不同思想体系,以“汇通”整合多元学术资源,最终臻于“慧通”之境——既为传统文化注入源头活水,使其生生不息,又在现代语境中接引他山之石,促成创造性转化。这种治学路径,不仅深植于中华智慧,也呼应了世界哲学的演进潮流——在全球化和文化交流加深的背景下,东西方哲学思想正在相互渗透、融合,呈现出多元化和交叉性的发展趋势,跨学科、跨文明的知识整合也已成为世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如何叙述中国古典的传统,现当代中国的传统和文化,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需要一套话语,需要一套观念体系,需要一套逻辑系统。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家,萧萐父先生在船山学研究方面卓有建树,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船山学研究中,构建了船山哲学体系和思想体系,代表了20世纪船山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萧公正是以这样深厚的船山学研究为基础,尝试确立一个现代性如何中国化的典范,即一个传统与现代相接续而创新转化的学术、思想、精神、文化和社会历史的中国式典范。他主张从明清启蒙思潮中寻找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芽,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提供思想史层面的支撑。这是萧公为现当代中国人、现当代中国文化作出的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一个可以“漫汗通观儒、释、道,从容涵化印中西”[24]571的活的中华魂的真实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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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序∥萧萐父.吹沙集:第1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4.
[4]湘西草堂题咏∥萧萐父.吹沙集:第1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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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与许冠三先生论船山史学书∥萧萐父.船山哲学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14]评唐君毅的哲学史观及其对船山哲学之阐释∥萧萐父.船山哲学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15]萧萐父.船山人格美浅绎.船山学刊,1993(2).
[16]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7]伟大的政治战略与文化战略:《新民主主义论》发表50周年∥萧萐父.吹沙集:第2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4.
[18]文化反思答客问∥萧萐父.吹沙集:第1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4.
[19]自序∥萧萐父.吹沙集:第3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4.
[20]高瑞泉.芳情不悔说启蒙:读萧萐父《吹沙三集》《萧氏文心》等著作的体会.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5).
[21]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2]吴根友.萧萐父:中国哲学主体性的探路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4.
[23]许苏民.萧萐父先生船山学方法论述要.船山学刊,2005(4).
[24]湖海微吟∥萧萐父.吹沙集:第2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4.
注释
(1)从侯外庐到萧萐父的船山研究有何进展?目前学界有一定代表性的观点来自张志强。他从引入马克思主义叙述术语诠释船山哲学之不同、对船山学所作的贡献不同和对船山思想启蒙定性不同等三个方面论及萧公超越了侯外老。参见张志强:《萧萐父学术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年,第29—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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