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居易深受《周易》哲学思想影响。白居易深刻理解《周易》“阴阳”法则，将动静、盈虚、祸福、穷达、进退等辩证思想，运用于治国理政和生活实践之中。深入领会《周易》“感而遂通”哲学思想，认为为政者若秉承天道，以仁德治国抚民，可达成感化天地消减灾殃的愿望，是其一以贯之的遵循儒道、关注现实的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白居易研磨天道命理，识阴阳循环往复为常道，知人生穷达祸福为自然，是其处变不惊、随缘顺境、简易行止、乐天安命的理论依据。

[关 键 词] 白居易  周易  阴阳  感而遂通  动静  祸福

[作者简介] 胡遂，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082；谭立，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哲学博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2。

白居易（772年-846年）于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进士登第，[1]（20）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朝，是中晚唐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其文章多为诏制、书表，策论、铭诔、信函等，不为当代所熟知。《旧唐书·白居易传》论曰：“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2]（4360）对白居易文章高度赞誉。当时白居易文章作为科考范文被朝野推重，比诗歌更加显示出深刻的思想内涵，尤其是阐释治国理念和处世原则等方面，具有诗歌无法比拟的系统性和思维深度。白居易任翰林、拾遗多年，文章多处运用《周易》原理以阐释治国方略和人生哲理，为唐宪宗所嘉许和倚重。白居易的易简顺时、乐天安命的生命意识和生命观深受《周易》影响。白居易对《周易》“一阴一阳谓之道”所引申的动静、盈虚、祸福、穷达、进退等辨证思想进行了充分的理论发挥和实际运用，是唐代遵从《易》理治国行政的重要材料。

一  白居易对《周易》“阴阳”观的接受

永贞元年（805年），白居易34岁，在长安任校书郎，作《永崇里观居》曰：“寡欲虽少病，乐天心不忧。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头。”[3]（456）经历了进士及第、召为翰林、授左拾遗、贬为江州司马、出任杭州刺史等宦途波折，太和三年（829年），白居易58岁，在长安为太子宾客分司，作《想东游五十韵》曰：“未死痴王湛，无儿老邓攸。蜀琴安膝上，周易在床头。”[3]（2119）可见白居易对《周易》的重视。白居易祖父白鐄、外祖父陈润、父亲白季庚均为明经出身，白居易与胞弟白行简、从弟白敏中均进士登第，在当时是名满寰区的儒学世家。白居易《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陈述祖父白鐄事迹曰：“公讳鐄······年十七、明经及第。”[4]（396）清代徐松《登科考记》曰：“明经科：陈润。《永乐大典》引《苏州府志》：‘陈润是年举明经，又中奇才异能科。’《唐诗记事》：‘陈润，大历间人，终坊州鄜城县令。乐天之外祖也。’”[5]（376）白居易《襄州别驾府君事状》述父亲白季庚事迹曰：“公讳季庚······天宝末，明经出身。”[4]（402）白居易字“乐天”。胞弟白行简（776年－826年）字“知退”，元和二年（807年）进士登第。[1]（38）从弟白敏中（792年－861年）字“用晦”，长庆二年(822年)进士登第。[1]（129）白居易兄弟名、字“居易”行简”“乐天”“知退”“用晦”均源自《周易》，这是白居易宗族与同时代诸多儒学世家相比较的独特之处，可以见出白居易及其宗族与《周易》的密切联系。“居易”“行简”出自《周易·系辞上》“乾以易知，坤以简能。”[6]（356，357）“乐天”出自《周易·系辞上》“乐天知命，故不忧。”[6]（360）“知退”出自《周易·文言传》“‘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6]（350）“用晦”出自《周易·明夷·象》“用晦而明。”[6]（190）如此集中地从《周易》中选取名、字的现象，在同时代人物中实为罕有，可以见出白氏宗族对《周易》的高度重视。

儒、道经典均认为“天”“地”是道德观念和处世原则的本源，人是参照天地的特性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和提升道德水准的，“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最高境界。《周易·系辞上》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与天地相似，故不违。”[6]（359，360）《易经》的体系，以“象”为本，取法于天地、四时，《周易·系辞上》曰：“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6]（372）“天地”、“四时”是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根本，也是位势、时序变化的极致，《易经》取象天地、四时是为当时人类智慧所能达到高度。其下之“数”、“理”皆由“象”推衍变易而来。《周易》因其模拟取法天地诸象，最为接近传统理论之本源的天地的本来面目，故称之为“大道之源”。《周易·系辞上》曰：“一阴一阳谓之道。”[6]（360）“阴”“阳”是为《周易》所阐述的自然界之本质规律，为宇宙万物运动、发展、变化的本源，人类观察、认识、理解事物所遵循基本法则。“阴阳”作为哲学思想的根本，由此衍生出一切哲学理论与思想观念。白居易对“阴阳”此一宇宙本体和思想本源多有阐述和发挥。《策林·议祥瑞辨妖灾》曰：“阴阳和，风雨时，寒暑节，百谷熟，万人安。”[4]（1396）白居易认为帝王臣僚，景仰天地、和合阴阳、心存畏惧、行止合度是理政安邦的前提。天清地宁、寒暑交互、风调雨顺则自然万物欣欣向荣，由此芸芸众生安居乐业、国泰民安。白居易作《为宰相贺雨表》曰：“臣伏以阴阳气数，盈缩相随。去秋多霖，今春少雨。宿麦犹茂，农功未妨······臣等位忝钧衡，职乖燮理。仰阴阳而增惧，顾霖雨而怀惭。无任兢惕欢欣之至。”[4]（1326）白居易为宰相作贺雨表，表达了位居宰辅对治国理政秉从天道则阴阳调和，虽偶有灾变，若帝王圣明忧勤，则感天通神，天灾自然消除，甘霖普降。同时祝贺于上，自责于下，认为身为宰辅必仰承天恩，朝乾夕惕，以符职守。白居易拟《答宗正卿李词等贺德音表》曰：“朕统承鸿绪，子育苍生。累岁有秋，今春不雨。在阴阳之数，虽有盈虚；为父子之心，敢忘恻隐？俾除人弊，以荡岁灾。”[4]（1172）白居易为帝王拟诏制，同样从天德常道的最高哲学原理出发，宏观阐述君主秉承天道，子育苍生所承担的责任，认为即使就天道常轨而言，有盈虚祸福之往返交替，但作为统领万邦的君主，怀恻隐之心，推行仁义之政，兴利除弊，可感动天地，消减天灾。白居易拟《答宰相杜佑等贺德音表》曰：“启沃之间，已申霖雨之用；燮理之际，伫见阴阳之和。”[4]（1170）白居易依据《周易》阴阳调和、盈缩交互之常道，阐述治国安邦道理；明达祸福相倚，对于个人进退处之泰然。《周易·损·彖》曰：“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王弼注云：“自然之质，各定其分，短者不为不足，长者不为有余，损益将何加焉？非道之常，故必与时偕行也。”[7]（151，152）刚柔相济，阴阳互补，转换随时，是为常道。天道如此，人道亦如此。理解这一基本原理，在治国安民和人生历程问题上，可以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又可以处变不惊、从容不迫。白居易《礼部试策五道·第五道》曰：“夫天地之数无常，故岁一丰必一俭也。衣食之生有限，故物有盈则有缩也······权生物之盈缩，修而行之，实百代不易之道也。”[4]（439）为黎民百姓生计筹策，充分认识天地生物有限的自然规律，为政宏观把握大局，丰俭相济，是国泰民安的基本要求。白居易谓阴阳调和是为国泰民安的首要条件，侧面要求为政者恭谨行政，秉承天命，顺应民心，苟有所违，则难免遭受天谴。《捕蝗》曰：“捕蝗捕蝗谁家子？天热日长饥欲死。兴元兵久伤阴阳，和气蛊蠹化为蝗。始自两河及三辅，荐食如蚕飞似雨。雨飞蚕食千里间，不见青苗空赤土。”[3]（321）出于利益争夺的战争，人祸扩大了灾殃，其直接后果就是黎民百姓颠沛流离，田园荒芜、民不聊生；更有甚者，民心离乱之间，偶有自然灾害，将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白居易根据《周易》“阴阳”原理阐述为君为臣之道，所拟诏制及奏议之中无不对“阴阳”调和再三强调和发挥，认为“阴阳”调和则天地和气，天地和气则万物繁茂，由此可至国泰民安。由此推衍出治国安邦必须遵循的根本大道，即帝王及其臣僚顺应天命，对天地怀有敬畏之心，对众生怀有恻隐之心。

白居易从《周易》原理和社会实践之中，体会出阴阳相对、循环往复而必得中正的中道思想，对沉浮起伏的社会人生领会深刻。《庄子·秋水》曰：“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8]（246，247）唯“易”不易，“无常”即常。阴阳、动静、祸福之循环往复是《周易》哲学思想的精髓，故此庄子有得而不喜，失而不忧之智慧。《周易·系辞下》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6]（381）自然之理，天道周行，人生犹如自然世界，阴阳交替、寒来暑往体现为祸福相倚、穷达相随。白居易内心深刻领会天道盈虚之理，知天命之本源来路，认为名利和安逸不可兼得，故淡泊身心、宠辱不惊；从容处世、随遇而安，实践了“居易”“乐天”名、字所赋予的深刻内涵。

二  白居易对《周易》“感而遂通”思想的接受

《周易·系辞上》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6]（370）天地宇宙自然规律永恒存在，不以它物而有所改变，故此“无思”、“无为”，岑寂安详，岿然不动，是为“常道”。《易》理简明而难测，“常道”长存而神妙。“常道”乃是天地宇宙之间之至理，非达到“极高明”神通境界而未可估测。然天道即人道，天人交感的表现在于，感应天道则通于人事，其作用于人事亦尊其常。老子谓之“天道无私”，即常道无所偏私，顺者昌之，逆者抑之。贞元十六年，白居易二十九岁，参加科考撰有《礼部试策五道》，阐述了“常道”与“感而遂通”的关系。《礼部试策五道·第四道》曰：“原夫元气运而至精分，三才立而万物作。惟天地日月暨水火草木，度数情性，各有其常。其随事应物而迁变者，斯人之所感也。何哉？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盖天地无常心，以人心为心。苟能以最灵之心感善应之天地，至诚之诚感无私之日月，则必如影随形、响随声矣，而况于水火草木乎？” [4]（436）天理之恒在，常道之固有，不为人的意志为转移，行于宇宙万物间，默然寂然运行不息。白居易从《周易》“三才”哲学原理，即“天道”“人道”“地道”此一根源出发，阐述“常道”与“感而遂通”的关系，认为二者并不相悖，正是因为“常道”之存焉，天理之可循，方有顺天应人的理由。白居易认为“天心”即“人心”，精诚所致，金石为开，天地有感，万物并作，天道才可充分体现“云行雨施”之德，达成“品物流形”的嘉美世界。《易·系辞下》曰：“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6]（393）白居易对“感而遂通”，祸福休咎形成的缘由和应对方略所作阐释，与前人一脉相承又有所发挥，认为若君臣同德，百姓同心，即便偶有灾异，天道昭彰，人心所向，亦不至于酝酿成不可收拾的祸殃。因循此理，白居易《策林·议祥瑞辨妖灾》曰：“故王者不惧妖之不灭，而惧过之不悛。不惧瑞之不臻，而惧诚之不至。足明休征在德，吉凶由人矣。”[4]（1396）白居易认为吉凶、休咎主因在人，荒淫为凶咎之根，惕惧为吉祥之本。天人交感则和气生而万物理，此为对“感而遂通”思想的论述和认同。

《周易》哲学思想认为，天地宇宙常道不易，无思、无为，不以万物而少有改变。但天道如何作用于人事，则有圣人代天牧民，谨遵天德以养其民。具有此种极高明境界之人是为“圣人”，贵为天子以其“大宝”，即“天子”之位，理当“奉天承运”，代行天德，未可有稍许违背。《周易·观·彖》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6]（107）帝王在此种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上，秉承天德、顺应天道，代天子育苍生具有毋庸置疑的法理依据。《尚书·洪范》曰：“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舒，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髳，恒风若。”[9]（138，139）谓君主的行为举止、喜怒哀乐均会感应上天，引发上天对施以相应的征兆，“休征”“咎征”即“天人感应”理论思想的基础。《汉书·五行志》曰：“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法《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10]（1316）进一步明确了天人之道的关系。君主具有美德懿行，则上天普降吉祥；若君主失德恶行，则上天施以灾殃。君主统御万邦，根本在于代天抚育百姓，名曰“天子”，必然具有天德。君主之心犹如“天心”，故君主遵从天道治国则为顺应天则，必然天降吉庆；君主失德忤逆天道，则天降灾殃。白居易在《策林·辨水旱之灾明存救之术》进一步明确阐述道：“由运者，由阴阳之定数，其灾不可得而迁也······夫天之道无常，故岁有丰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缩。圣王知其必然，于是作钱刀布帛之货，以时交易之，以时敛散之。所以持丰济凶，用盈补缩。”[4]（1407，1408）天灾固不可免，若为政仁和，民心可用，则天灾的损害可以降低到最低程度。《策林·议祥瑞辨妖灾》曰：“臣闻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者，非孽生而后邦丧，非祥出而后国兴。盖瑞不虚呈，必应圣哲；妖不自作，必候淫昏。则昏圣为祥孽之根，妖瑞为兴亡之兆矣。《文子》曰：‘阴阳陶冶，万物皆乘人气而生。’然则道之休明，德动乾坤而感者谓之瑞；政之昏乱，腥闻上下而应者谓之妖。瑞为福先，妖为祸始。将兴将废，实先启焉。然有人君德未及于休明，政不至于昏乱，而天文有异，地物不常，则为瑞为妖未可知也。或者天示儆戒之意，以寤君心。俾乎君修改悔之诚，以答天鉴。如此则转乱为治，变灾为祥。自古有之，可得而考也。”[4]（1395）白居易认为，固然天地有“常道”，此为不易之理，但天道之适于人道，则又有极大的人为成分。顺因天道则天必厚福于民，忤逆天道则天必降祸于人。天灾多始于人祸，人祸加重天灾。若施美政、善治理，则天灾不重伤黎民、不动摇国本；若行苛政、失法度，则天灾与人祸相交织，黎民百姓无有依托，转而弃荒野、填沟壑，则邦国分崩离析无可挽回，“民惟邦本”之意即由于此。故此白居易认为“昏圣为祥孽之根，妖瑞为兴亡之兆”，君王的德行与作为，是国家兴亡的根本所在，任何一个朝代，天灾难以避免，但如何应对此一历朝历代所无法彻底避免的自然现象，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统治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就此也产生出天壤之别的最终结果。白居易直截了当地指出“祥瑞”“妖灾”现象的出现，其内在根本在人，即“瑞为福先，妖为祸始，将兴将废，实先启焉。”老子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11]（196）天地之本，在于自然，并无所偏私。《周易·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6]（403）《周易》哲学思想认为，人道之根本即“仁”与“义”，执此根本，是通达天道与地道的径路，即是天人交感“感而遂通”以至吉庆的奥区。君王有德、邦国安宁则妖灾无以横行持久；君主失德、邦国混乱则妖灾得以肆虐无止。然则天地宇宙囊括万事万物，自然包括就万类至精至灵的人类，上天谓之“常道”的法则，事实上在人类社会以“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和“仁德”“美政”的行政形式展现。因此说来，“天道”即“人道”，上天有好生之德，芸芸众生，最大愿望无非是风调雨顺、安居乐业，“好生之德”契合于民心。“天道”在此充分体现为“人道”的表述就是《周易》所云“天地之大德曰生。”但凡顺应天理，利于万类生存之道，即是“天道”，亦为“常道”。故此“天”“人”之间，其理归一。现实社会之中，也唯有贤德之人方能充分理解人之所求和天之所予。

三  白居易对《周易》“动静”“祸福”观的接受

阴阳调和动静得宜是白居易哲学思想的显著特征。白居易遵从“一阴一阳谓之道”推衍出的阴阳调和观点，对于动静盈缩、祸福休咎的规律深刻理解，由此指导人生道路和社会实践。《易·系辞上》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6]（356）由阴阳相对，循环转换的根本理论生发而来，《周易》对形而下之具体现象，在动静、休咎等演绎最深，推衍最广。白居易对于动、静之于万事万物的深邃意蕴具有独特理解，对于动、静于生命之始终，躯体之蒙养论述精当，其《动静交相养赋序》曰：“居易常见今之立身从事者，有失于动，有失于静。斯由动静俱不得其时与理也。”[4]（1）天地万物阴阳相对，动静交流，循环往复，以得其中道。白居易自天道推衍至于人道，认为动静得宜是修身养性、立身处世、定国安邦必须遵循的根本大道，于《动静交相养赋》中阐释动静与时势的关系，曰：“今之人，知动之可以成功，不知非其时，动必为凶。知静之可以立德，不知非其理，静亦为贼。大矣哉！动静之际，圣人其难之。先之则过时，后之则不及时。交养之间，不容毫厘。” [4]（2）白居易深谙动静以时的原理，透彻分析其成败厉害，认为为政者必全方位把握诸方因素，方可决策实施，若非其时而动，是为妄作，主其凶；当动不动，是为怠政，无所作为亦生其凶。“静”亦类此。切合孔子所谓“过犹不及”的观点。《策林·兴五福销六极》曰：“若人君内非中勿思，外非中勿动，动静进退，皆得其中。故君得其中，则人得其所；人得其所，则和乐生焉。·····若人君内非中是思，外非中是动，动静进退，不得其中。故君不得其中，则人不得其所，人不得其所，则怨叹兴焉。是以君人之心不和，则天地之气不和；天地之气不和，则万物之生不和。”[4]（1402）白居易由动静进退阐释为君御宇之道，以天心喻君心，以天行喻君行，以天道喻君道，认为中和之道不偏不倚、动静有常，乃自然万物平常之道，唯得此自然平常之道，方能万物和谐共存，不违天地生生、存存之大德，理切《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根本宗旨。[12]（46）人生、宗族、国家、天下凡此种种，若动静失其常规，违其法度，极端与强力所求，均谓之违乎常道，必然导致怨叹不和，招徕祸殃。白居易《动静交相养赋》阐释道：“天地有常道，万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终静，济之以动；性不可以终动，济之以静。养之则两全而交利，不养之则两伤而交病。故圣人取诸《震》以发身，受诸《复》而知命。所以《庄子》曰‘智养恬。’《易》曰‘蒙养正。’”[谢思炜 撰.《白居易文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页][4]（1）《周易·序卦》曰：“震者动也。”[6]（418）白居易引《震卦》论证天道周流、万物欣欣向荣，必以刚健运动为其本源。然动静之有常，依时序、位势而变幻无穷，故变动不居时节，又得继之以静。《周易·序卦》曰：“复则不妄矣。”[6]（415）白居易以《复卦》论证凡事不可至其极端，知动静相随是为事物存在的根本，复归天道的本质，不妄动、不亢奋，此谓明常道，得天命。《老子》曰：“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11]（39）动无止息，未少得其静，必然导致身形疲怠，心绪紊乱。若非得其静，则不能安、不能虑，不能得。白居易《黑龙饮渭赋》曰：“行藏不忒，动静有仪······于是稽大易，按前史，符圣人之昌运，飞而在天；表王者之休征，下而饮水。”[4]（55）龙为“四灵之长”，动静得宜、行止有度是其常德。《大易》即《周易》，白居易追本溯源，飞龙在天乃九五至尊，故龙德亦为帝王嘉行懿德所由自。白居易诗《玩止水》曰：“动者乐流水，静者乐止水。利物不如流，鉴形不如止。”[3]（1774）动静相间，以动利物，得万物之生机；以静凝神，察宇宙之玄妙，是为既利于身形舒泰，又利于心源明澈的修身养性奥秘。由自然之物联想类比社会现象，得人生感悟，是为中国哲学之特色。同时也是顺应自然、取法自然哲学思想的天然秉性。《周易》强调“自强不息”的刚健运动，同时也强调“厚德载物”的柔顺宁静，唯有如此则存亡有序、得失有道、进退有义。

《周易》“一阴一阳谓之道”思想概括了天下万事万物运行的基本原理，衍生出“庆殃”“祸福”相倚的具体现象。白居易所拟诏制多有“命屈（曲）当代，庆留后昆”的论述，表达了《周易·文言》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易理，[6]（351）蕴含的核心依然是一个“阴”与“阳”终归相谐的问题。推衍至于人事，则是“才”“位”相偕，复归“庆”“殃”相对、“祸”“福”相倚的天德，得其中正即“致中和”的问题。施其才而不得其“位”，顷其能而未竟其功，鞠躬尽瘁而谋国，屈曲其身以事君，均属时位不得中正的状态。白居易《刘总外祖故瀛州刺史卢龙军兵马使张懿赠工部尚书制》曰：“有将相之长才，不得其位。命屈当代，庆流后昆。”[4]（725）张懿善德忠孝，胸怀韬略，但生不逢时，屈曲下位。其子孙继承遗志，为国尽忠，故追授尊荣，推恩后辈。《户部尚书杨于陵祖故奉先县主簿杨冠俗可赠吏部郎中制于陵奏请回赠》曰：“以冠俗之栖迟下位，道屈于时，以于陵之光大其门，庆钟于后。”[4]（786）就才干事业而言，杨冠俗生前未得应有荣贵，而皇天后土至中至明，殁后追授荣誉，光耀门楣，并遗泽后代户部尚书杨于陵。《张惟素亡祖纮赠户部郎中制》也是同类事实，追赠张惟素亡祖纮曰：“德合上元，才终下位。命屈于当代，庆流于后昆。故其孝孙，实登贵仕。”[4]（839）所谓“屈”的表述，核心即为“位”的偏颇，屈才之意，于人于国均属不得其道。屈于当代即为“时”的舛误，所谓生不逢时。然则日月周行，无有偏私；天道昭彰，必得中正，福祸庆殃天理自在。帝王奉天承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拨乱反正理所当然。白居易所拟诏制，正是反映出天命之不可违，也是天心、君心、臣心、民心之所向。

白居易深谙易理，了然天地盈缩规律，明达人世间得失之道，洞悉祸福相倚之理，故坦然面对自身穷达进退，其《与元九书》分析个人困顺根由曰：“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4]（325）扬名立万，与之偕行的是开罪豪门；名震寰区，与之相伴的是毁亦随之。总之祸福对等，是为阴阳相交一般的如影相随。白居易对此颇多会意，条分缕析表里俱陈：“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使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迍穷，理固然也。况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迍剥至死。”[4]（325，326）白居易深入领悟人生境遇的错综复杂，看似世事无常的偶然之中所蕴含的必然规律，深得造物损益盈虚之道，畅晓天道中正法则，以执两用中为宝。由于理有所本，白居易于是乎心下坦然。《老子》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11]（194）白居易于名利之间洞明豁达，由此生发出源自内心的知足常乐、随遇而安、乐观平易的生活态度。《草堂记》曰：“一旦蹇剥，来佐江郡，郡守以优容而抚我，庐山以灵胜待我，是天与我时，地与我所，卒获所好，又何以求焉？”[4]（255）白居易对人生的起伏波折的研磨透彻，面对诸多艰难困苦自然从容优雅、游刃有余。因其明达乎天地象数，晓畅阴阳互换，天道周流的根本大道，颇为穷达随缘宠辱不惊。自身面临《蹇》《屯》《剥》局面，不以一己之得失进退为念，合乎孔子无可无不可之深邃精微内涵。其格局实在是切合“遁世无闷”的高标，也正是为世人称道和模拟的难能可贵之处。顺境当仁不让、慷慨激越、除旧布新、激浊扬清；逆境随缘就势、隐忍待时、胎息龟缩、调养身心。《与元九书》曰：“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4]（326）白居易即使面临从庙朝落向丘樊间的天壤之别，亦气定神闲安之若素，沉稳清雅不为所动，此一境界，实为白居易参透易理之阴阳否泰交流不居所致。

白居易用《谦》卦讽劝帝王，在诏制中多次对“谦”进行演绎和运用，其根源还是阴阳相生的理论，所表达的终极意义依然是“致中和”思想。《周易·谦·彖》曰：“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6]（83）阴阳交流，盈亏相随，欲得圆满其表，必得空虚其里。在治理国家层面，帝王九五至尊，一人之利，万人谋之，欲求世间昌盛，先自内心谦卑，更当朝乾夕惕，如履薄冰。帝王先戒其盈满，方有进德之空间；德配天地，万方乃得平安。阴阳天道，推及人事，在明达的统治者看来，就是一个谦虚谨慎与倨傲轻慢的关系，随之而来的是治世与乱世的分野。白居易对于谦逊恭敬有着清醒的认识，既为儒家经典学说的熏陶，更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经验。白居易《策林·美谦让》曰：“大化参乎阴阳，犹惭之以寡德；重光并乎日月，犹让之以不明。斯乃陛下劳谦之心，合天运之不息也；勤卹之德，合地道之无疆也。”[4]（1361）白居易阐明天地日月大道，赞誉劝勉相加，其根本还是充分肯定“谦”的深刻内涵和意义。帝王欲得人之众，得称己之寡。欲得众人鼎力相助，先谓孤家寡人。《老子》曰：“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11]（120）自谓孤德、寡德，是为进德之先虚位以待；自谓不善，是为向善且铺就行善之空间。大凡成就了巨大功业，易于使人心气高昂，情绪亢奋，以为天下无敌，往往不知休止，不知谦逊，终于亢龙有悔以终。故此每每行止急疾、政令紊乱、朝令夕改，当此方寸未稳之时，最要知常守拙，知雄守雌。《贞观政要·谦让第十九》曰：“太宗谓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又《易》曰：‘人道恶盈而好谦。’凡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谦恭者，在身倘有不是之事，谁肯犯颜谏奏？”[13]（411）唐太宗一代明主，固有开创事业号称“天可汗”的英武神勇，更多的是谦虚谨慎从善如流的人君风度。贞观年间，久乱之后天下承平，四境晏如百姓富足时节，君臣有充裕的时间研读著述，以追前贤、明得失，理当代、遗后世。太宗携一班经天纬地之贤良臣僚，深思熟虑，录有《贞观政要》存世，又亲撰《帝范》以规矩储君，足为后世诸帝王辅臣法。白居易《策林·策项》曰：“此用陛下劳谦之德太过，故不自见其益也；求理之心太速，故不自见其功也。”[4]（1356）白居易在唐宪宗左右多年，常以《谦》卦经典论述、权威理论讽喻激励君王、阐释国策、表达思想、指导实践。《画大罗天尊赞（并序）》曰：“电绕枢而夜明，雷出震而时泰。皇帝孝敬寅畏，忧勤劳谦。”[4]（1151，1152）白居易盛誉帝王恭敬戒惧、忧勤谦逊，因而政治清明、国泰民安，事实上是借此讽劝帝王遵循“一谦而四益”的哲理，时刻保持恭谦戒慎的状态，有始有终，以成就一代明君的美誉。就白居易自身而言，虽广有文名，却颇有自知之明，懂得谦虚谨慎、唯德动天、易简知退的道理。无论是治国理政还是涵养修身，在《谦》卦的理解和应用上，白居易与唐太宗及前贤的权威观点颇为契合，可见有唐一代遵循《周易》治国，传承有序。

综上所述，白居易在辅国理政和生活实践等多方面接受了《周易》哲学思想影响并有所发挥。首先，白居易的易简顺时、乐天安命思想源于《周易》，一生充分实践了“居易”“乐天”“行简”“知退”“用晦”的深刻内涵。白居易根据“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易》理，认为天道周行、阴阳交互得其中和，和气生而化育万物、和合万邦，可至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其次，白居易深入领会《周易》“感而遂通”的哲学思想，认为为政者若秉承天道，以仁德治国抚民，可达成感化天地消减灾殃的愿望。援引《易》理进行论证，具备无可辩驳的理论依据。白居易借助天德以讽喻帝王、规范官吏，是其一以贯之的遵循儒道、关注现实的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第三，白居易由“阴阳”辩证观，推衍出“动静”“祸福”等循环往复、终归复其中道的思想，认为动静得宜、张弛有度、不偏不倚是修身、处世、安邦的根本所在。白居易深刻领会“庆留后昆”“一谦四益”等哲学思想，既能居安思危，又能处变不惊。白居易遵循《周易》理论，依此阐发治国理念、诠释人生际遇、舒缓内心困惑，形成简易平常、从容淡定的个人风格和生活态度，是其为后世高度赞誉和竞相模拟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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