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城淮（1931——），湖南桂阳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历任长沙市公安局副股长、长沙师专与教师进修学院助教、资兴矿务局子弟中学校长、湖南教育学院与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及云南社科院特聘研究员，资兴市第八、九届人大代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会员。出版专著《中国上古神话》（获湖南首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上古神话通论》（获云南优秀图书奖）、《探骊得珠——先秦寓言通论》（获中国寓言学会优秀著作奖）等；编著《先秦寓言大全》、《神话经典》、《世界神话集》等；主编或副主编《中华古典名著精解》、《神秘文化精品系列》等。荣获“湖南荣誉优秀社科专家”、“湖南高校优秀党员”、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求学路上五信条

自七岁起，迄至今日，我一直跋涉在学习与科研的道路上。                                 记得上世纪40年代初，我在桂阳大新乡鉴湖小学读书。十一、二岁就开始寄宿。当时生活较为艰苦，每餐两个小菜，缺盐少油且量少，八人一桌才两小碗，只有星期六晚餐才打牙祭，可吃到少许油荤。许多家长为了给孩子补充营养，让孩子星期日回家，再带些熟菜返校。我父亲笃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对我十分严格，规定每月回家一次，返校时不准带菜。我心中不满，但不敢违抗。母亲也无可奈何，只是在我回家时多做点荤菜，聊作慰藉。记得有一次在校就餐，只有豆芽和青菜，我多夹了一点豆芽，同桌的阳同学挺不高兴，将我告上“乡政府”（当时学生会仿照政府组织，故称）。尽管我成绩出众，又任“乡政府”的宣传干事，“乡长”还是责备了我。同学们觉得太过，给告状的同学取了一个绰号“阳豆芽”。但我得到了教训，知道为人要本分，不可攫取分外之物。从此，这成了我始终严格遵守的第一信条。

40年代中期，我来到桂阳县中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特别是语文成绩优秀，参加全县中学、师范作文比赛，还得了奖。可有天上午，因所居旅馆开饭稍晚，我到校迟到了，恰好遇见教务主任李先生——他是我父亲的朋友，视我如子侄，要求也特别严格。他严厉批评了我，还拉我到办公室跪了一节课。当时我异常恼火，暗暗咒骂他；后来感到他虽然过火了，但让我懂得了：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违反纪律和规章制度。这是我人生中严格遵守的第二信条。

三年后，我到了南岳南华中学学习，与一位同学成为知心朋友。他家境富裕，见我生活朴素，热天穿布草鞋，冷天穿布鞋，便用一块光洋买了双回力球鞋送给我。但父亲知道后，一字一句告诫我：为人要自尊自立，不要随意接受人家的钱物。这一点，成了我人生中严格遵守的第三信条。

1950年初，我考入长沙明德中学。一次期中考数学，同桌要我告诉他题目答案，乐于助人的我毫不犹豫把答案写在纸上，悄悄递给他。不料被发觉了，两人都挨了批评，他的试卷作废。我不仅没有帮上忙，反而害了他。这使我明白了：帮助别人，是好的品质，但必须符合原则，否则对两人都会造成损害。这是我人生中严格遵守的第四信条。

1956年我升入北京大学，当了“调干生”。看到考上来的同学年龄比我差一茬，已经25岁的我深感要加倍努力才行，因此上课认真听讲，心无旁骛，课后抓紧复习阅读课堂笔记及有关书籍。星期日也很少休息，一个学期都没有去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游玩，直到寒假才挤出时间转了一圈。讲授楚辞的萧雷南副教授听说我热衷于古典文学，讲《离骚》时让我站起来朗读开头四句。我按照通常的读音，将“惟庚寅吾以降”的“降”念成了jiàng；他立即纠正说“错了，应该按上古音念成hóng”；接着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学习要踏踏实实，一字一句不能错。我满脸通红，在萧先生要我坐下后许久，心仍然怦怦地跳个不停。由是，我始终严格遵守的信条又增加了第五条——踏实学习。

这五件事虽微不足道，但影响了我一生。它们让我领悟到：学习文化时，一定要修好品德，否则文化成绩再好，也无利于自身发展，反有害于社会；学习文化一定要踏实，才能学有所获。推而广之，工作亦然，为人处世亦然。我时刻牢记它们，身体力行。我也曾经帮助过一些人，但一不违反原则，二不收取钱物。我当校长多年，克己奉公，两袖清风，从不以权谋私。我也没有忘记李主任、萧先生等，是他们给了我一声棒喝，使我顿悟，净化了心灵，让我获益匪浅。

神话王国任徜徉

北京大学讲授主课的老师，都是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学者。我敬仰他们，羡慕他们，决心像他们一样醉心学术，潜心研究。

记得朱家玉老师讲授《民间文学概论》，其中的神话深深地吸引了我。似乎我的基因里具有一定的浪漫特质，与神话一拍即合，我便将其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了。俗话说，干一行爱一行；其实，只有爱上一行，才能干好一行。深爱从事的工作，是搞好工作的前提。我对神话也就一往情深地热爱起来。 

研究神话，首先要取得丰富的资料，而我国的神话著作很少，保存在古籍中的神话零零碎碎。怎么办？我就博览群书，从书海中一点一滴地搜集资料。庆幸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非常丰富，我一种一种地借阅，从卜辞到清代各方面的著作，发现一点即摘抄在卡片上。当时还得到了游国恩教授的指点——他拟编纂一部《楚辞长编》，召集我们几位古典文学爱好者，在助教褚斌杰先生的指挥下，将八百多种有关楚辞著作中的种种说法，分别摘抄在一起，一字不落。他得知我在收集神话资料，叮嘱我仿之。

神话与其他文学作品有所不同，是古人的百科全书，包罗万象，涉足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地理学、海洋学、地震学、历史学、民俗学、伦理学、宗教学、思维学、心理学、逻辑学、系统学、美学、哲学等53门学科。这需要研究者博学广闻，促使我尽可能地朝这方面努力。

1959年大学里兴起了大搞科研与大批判的热潮。同学们纷纷组织起来著书立说，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我班便批判过朱光潜、王瑶先生。朱先生拿了一些德文、法文著作给批判他的同学看，他们没有学过德文、法文，都傻了眼，但还是硬着头皮撰写文章，只好乱批一气。在学生当中，也出现了拔“只专不红”的“白旗”的现象。有同学见我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多，参加政治活动较少，就批评我。但我认为专很必要，红必须体现在专上，不为所动，依然故我。不过我已积累了不少神话资料，有了若干想法，便用笔名“干将”写了篇《批判〈中国古代神话〉》，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上，指出袁珂先生的《中国古代神话》的缺陷。这是我的首篇“论文”，也是中文系同学发表在中央报纸上的首篇“论文”，我当时挺骄傲。袁先生认为我的一些观点值得商榷，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神话批判〉答干将先生》。这使我反省到自己的一些观点的确不妥。以后，我时不时地向袁先生写信请教，作了他的门外桃李，但一直不敢告诉他的是：干将就是我！1981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召开代表会，我与袁先生初次见面，才向他说明我就是干将，请他原谅。他听后，惊讶了一下，随即笑道：“不要紧！你那时是年轻的娃子（四川话），过点火、片面一点是难免的，没有关系。”他的阔大胸怀令我不胜感佩，从此我们成了忘年交，经常探讨问题，互赠著作。他还在养病期间撰写了长篇评论《科学的探讨  系统的研究——评刘城淮的〈中国上古神话通论〉》，发表在《民间文学论坛》上，肯定它“是至今所见用科学态度全面研究中国神话的仅有之作”，“一部具有开拓性的巨著”，“突破了旧时论述神话的框框”，其奖掖后学之情，溢于言表。

1960年开始写毕业论文。系领导要求同学们根据自己的长处，写出具有自己的特点与新颖观点的论文来。我以《汉族神话通论》为题，在导师吴组湘先生指导下构建了一个神话体系，字数达30万，是当时历届北大毕业生最长的论文。我不免飘飘然，吴先生见之，谆谆教导：不要自满，论文还很幼稚，以后要进一步加工。我幡然醒悟，谨记之。

毕业后，在长沙师专与教师进修学院教学之余，我继续广读各方面著作，博采资料。1961—1963年，由于“七分人祸，三分天灾”，全国过着“苦日子”，我尽管处于吃不饱的状态，仍然天天工作到午夜。1964年全国恢复发展，生活好转，更有精力工作了。到1965年，我摘抄在卡片上的资料多达五百万字。在此基础上，我将《汉族神话通论》扩展为四十万字的《中国神话通论》，所构建的体系更庞大，力求更完善。我将它寄给天津百花出版社，该社准备出版。

1966年突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我的美梦。知识分子被贬成资产阶级的“臭老九”。许多人挨了批判、斗争，有的还被打死或者自杀。研究人员无法科研，不少人看不到光明前景，灰心丧气，学习林黛玉“焚稿断痴情”，毁掉已写好的文稿，卖光用节衣缩食的钱购买的书籍。我呢，由于学校解散，先下放农村，后调到资兴矿务局，也丧失了科研的条件；不过，我认定将来还是会需要科研的，因而冒着背上“隐藏四旧”、“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以致遭批判的危险，一本书也不卖，一张卡片也不丢，书稿更视为珍宝，坚定地将它们收在两口旧木箱里，随身带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识分子与亿万人民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科研工作的春天来临了。不过，我所在单位是中学，我则担负着培养教师与学生的双重任务，没有多少时间重入神话领域。但人逢喜事精神爽，我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尽，愉快地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与其他同志一道，帮助六十多名教师获得了专科证书，将普通中学办成了重点中学，向高等学校输送了一批又一批新生。1986年，我调到湖南教育学院，又有了机会研究神话了。当时我年届五十，深感时间不足，在开两门课之余，全身心投入研究当中，每天工作到深夜，节假日很少休息。但不幸降临了，从1985年起，我的胃溃疡愈来愈严重，经常痛得我寝食难安，有时上课也痛，我便按着腹部继续讲。同学们劝我休息，我不忍耽误他们的学习，硬撑着。课余，我将《中国神话通论》修改成60万字的《中国上古神话》，侧重于整理、探究每个神话的前世今生，198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向海内外发行。

从1959年开始的神话研究梦，终于实现。近三十年的研究心血终于没有白费，这其中的苦乐酸甜，还真只有自己能够体会！

学研有法需精神

学习与研究，都是需要方法的。没有方法，学不能成，研究也不会有突破。这是我多年总结的经验。

我在研究神话当中，注意采取正确的方法。云南出版社编审阳关在《构筑一座宏伟的神话学殿堂》一文对我的著述评价道：“以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原理作基本指导，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照神话宝库，博采众家之长，揉和古今精粹，紧密结合我国神话起源、发展、演化的具体实际、提出了自己的神话理论体系”（《湖南教育学院报》1992年8月）。我认为，方法是著作具有科学性的保证。

同时，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创新是学术的生命与价值所在。而这，需要气魄，要勇于独出机杼，敢于向前辈“叫板”。我力求如此。如“《中国上古神话》新建了一个巨大、严密的中国上古神话系统”，“《中国上古神话通论》则进一步新创了一个中国神话学理论体系”（《人民日报》1993.12.14《刘城淮研究上古神话出新论》）。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我却指出：“某些自然力已被支配，也可能有关于它们的神话产生，——很多原始神话，就是初民在实际上支配了某些自然力之后，才结下的果实”（《中国上古神话通论》）。郭沫若断定凤凰的模特是孔雀；我则根据大量资料，否定了他的观点，而认定凤凰的主要模特儿是雉类与鸷鸟类。闻一多考证龙的模特只是蛇类，我则进一步考证马类、蜥蜴类也是龙的主要模特。由于证据充足，许多学者均表示赞同。

学术研究还需要开放，汲取他人之长，弥补自己之短。如神话学有多个学派，主要的有隐寓学派、历史主义学派、传播学派、浪漫主义学派、象征型古典型艺术学派、宗教仪典学派、自然学派、人类学派、历史民族学派、心理分析学派、社会学派、功能学派、结构主义学派等。它们各有其正确性，也各有其缺陷；而其主张者，往往固执己见，否定别人。我则不然，不管什么学派，只要有精华，便吸收之，消化之，以完善自己的理论。概括我的科研之道，便是十六字“真言”——情深、志大、气雄、意坚、学博、思多、心广、法正。

学术研究也与人的精神气质紧密相关。甚至，有时就是靠着一股精气神扭转乾坤。我的格言是：“人生价值在贡献，健康一日做一天。待到不能工作时，再当快活逍遥仙。”正是靠着这么一股蛮劲与倔强，我在教学和神话研究上才有所作为，实现了“两不误”。上世纪80年代，我长期带病工作，胃部出血日趋严重，却茫然不知。1987年5月的一个深夜，我终于扛不住了，伏案研究时昏倒在地。庆幸家人及时发现，立即送我到医院，接连输了600CC血才得救。我那时的血色素只有正常人的一半，医生深表惊讶。治疗了几个月，病情稳定了，医生建议开刀，但我放心不了下学期的两门课，直到把两门课讲授完毕，方住进医院。医生检查，已不止是溃疡，而是胃癌了。幸好还没有扩散，将胃切除了五分之四。医生和家人没告诉我真相，但不久，我终于察觉到了，一时有些颓丧。好在我历来性格开朗，加上家人的鼓励，很快扭转了情绪——我心想，颓丧不仅无助于治病，反而会加重病况；而乐观是治病的良方，大大有助于健康。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坚决跟病魔斗争。当即写下“置死亡于度外，存事业于胸中”，作为座右铭。

多次住院化疗，我坚持用看书来忘怀痛苦。医护人员嘱咐我多休息，我笑笑说：“看书乐在其中，是治病的良方。”平日，领导要我上一门课，我坚持讲两门，常说：“与学生在一起，其乐无穷，对身体大有好处。”在家里，爱人劝我少看书写稿，我说：“写写看看，身体健壮。”我按“一花五叶”生活：乐观愉快，适当工作、注意营养（每天吃六顿）、加强锻炼、医疗与休息。为此，我还被省抗癌协会评为“一级抗癌明星”。

退休后，我坚持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现已完成的专著有《世界神话三论》、《中华古代寓言发展史》，编著《中华神话文化大辞典》、《世界寓言集》、《古诗文名句辞典》（三人合作），正在撰写的有《中华古代小说发展史》。希望天假以年，让我见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