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精准扶贫已被确定为我国脱贫攻坚的基本方略。为助力落实好帮扶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帮扶措施、因村派人、脱贫成效这“六个精准”，学界应当开展系列研究，加强精准扶贫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从而为国家决策提供科学翔实的参考依据。近日，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的“社会分化视野中的精准扶贫与社会评估”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尝试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及方法，为精准扶贫建言献策。

　　“精细社会”提供理论支撑

　　当前学界关于精准扶贫的理论阐释，主要集中在精准扶贫的制度解析和实施困境方面，有一些理论层面的总结，但仍显细碎，亟待从相应的理论高度对精准扶贫的运行机制进行全方位透视。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学者李博从“精细社会”理论视角出发，对精准扶贫的制度设计、政策运行、思想理念、运作方式、行为基础等从多个方面进行了论证。据悉，“精细社会”理论是对农业领域的“集约化经营”以及管理学领域的“精细化管理”思想在社会学层面的抽象，“精、准、细、严”是核心要义。李博认为，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制度设计可从“大而全”转向“小而精”，政策运行要立足乡土逻辑，扶贫实践要体现“以人为本”，扶贫治理要追求协同化运作，不断提升基层扶贫工作人员职业素养。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职业化和劳动分工，“精细社会”理论还强调生产、管理、社会服务各部门、各领域的有效链接。因此，为确保上述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的良性运转，李博建议，推进多个部门和各项制度的有效衔接是很有必要的。

　　社会评估推进精准扶贫

　　除了夯实精准扶贫的理论基础之外，学者认为，不论是哪种扶贫模式，都需要深入开展社会学评估，才有可能找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精准扶贫亦是如此。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表示，精准扶贫不仅在于帮助每一个贫困户和每一位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达到相应标准，更为重要的是，确保他们脱贫之后所面临的新的社会关系，能够“嵌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的社会结构。譬如，如何设置贫困人口和周边人员的精准识别、精准考核、精准退出机制，就需要社会评估的介入。若不然，很可能致使社区内部出现新的不平等，继而引发其他社会问题。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施国庆对此表示认同，并且梳理了扶贫社会评价的定义、要素和内容。“所谓‘扶贫社会评价’即运用人类学、项目评价学、应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系统调查、收集与扶贫活动相关的人口、各种社会经济信息和社会经济数据，分析影响扶贫活动的社会因素和扶贫活动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提出尽量扩大正面社会效果、减少或避免负面社会影响的措施和方案，以确保扶贫活动的顺利实施和持续实现。”施国庆介绍道：“具体到精准扶贫来说，社会评价的介入，不仅可以对扶贫利益相关群体的致贫原因、扶贫需求等要素进行分析，还可以了解他们之间的相互适应性，藉此规避或缓解可能面临的社会风险，确保精准扶贫的可持续性。”

　　大数据平台“保驾护航”

　　据了解，目前国务院扶贫办正在开发建设一个涵盖全国的扶贫开发的大数据平台，以切实解决扶贫工作存在的“漫灌”问题。在黄承伟看来，这个平台是精准扶贫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只有扎扎实实组织好建档立卡“回头看”，提高数据质量，才能做到精准脱贫。

　　华中师范大学中部地区减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陆汉文告诉记者，我国扶贫开发实践之所以存在贫困人口漏出、扶贫项目针对性不强、扶贫效果不明显等“不精准”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于相关组织及个人工作能力不足、责任心缺乏等表层因素，贫困治理体系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短板”也是原因之一。

　　要弥补这个“短板”，陆汉文认为，建设参与式扶贫“大数据”平台，并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实现信息共享，是一条重要途径。

　　陆汉文进一步解释说，这个平台主要包括国务院扶贫办自上而下采集形成的贫困人口建档立卡信息、国家统计局等其他部门有关扶贫开发的信息以及各级政府组织实施的扶贫项目信息。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互联网技术，让这些扶贫信息实现共享。如此一来，不仅让扶贫开发实践中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够直接接收、了解、反馈贫困识别、项目实施、绩效评估等具体数据，还便于运用逻辑法、统计法等工具，及时发现此类数据中存在的问题，让虚构、操纵信息的行为在共享机制中无处遁形。

　　此次学术研讨会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湖北省社会学会和华中师范大学共同主办，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承办。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郝日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