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魁宏:走出书斋的哲学之路

 文章来源:湖南社科网 作者:陆魁宏 时间:2015-04-27 17:30:28 
陆魁宏:走出书斋的哲学之路

陆魁宏(1937—),湖南蓝山人。1956年6月入党,1963年7月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即调中共湖南省委写作班子、办公厅、宣传部、《新湘评论》工作21年,任湖南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兼副院长10年,后担任省社科联执行主席兼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为省社科研究系列首届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特邀研究员,省哲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是全国最早(1978年)从理论上宣传袁隆平杂交水稻的编辑记者。1987年3月被选为湖南省党代表出席第四次党代会。1998年被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首届优秀社会科学专家称号。



聆听周恩来总理作报告

1963年7月21日,那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作为一名首都高校应届毕业生,我有幸得到了北京市委办公厅发给的报告入场券,聆听了总理的报告。

总理从晚上8点开始,一直讲到次日凌晨一点。五个小时的时间,没有停歇,站着讲,没有讲稿,从宏观的国际国内形势,谈到微观的德智体等方面,对我们青年人提出了要求。报告内容生动有趣,哲理深刻,尤其是哲学部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出于专业学习的需要和兴趣,我特别关注了总理谈论哲学时提到的两篇文章,即当年7月16日《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的肖前的《把哲学变成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和若水的《桌子的哲学》。总理对两篇文章评价非常之高,他认为用通俗语言谈论哲学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标杆。

周总理的这一观点,同毛主席在1963年初提倡研究走出书斋的哲学思路是完全一致的,这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对我的研究方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半个世纪以来,我都遵循这一思路。

对建设和改革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我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走出从概念到概念的圈子,虚实结合,力求把道理讲得朴实一些、管用一些,让广大群众感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工作、学习、生活息息相关。

1982年,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谈规律》,被《光明日报》誉为“深入而不深奥,浅出而不浅薄,生动活泼而不失理论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该书曾用英、俄两种文字介绍到莫斯科参加国际书展。

1995年,知识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走出书斋的哲学》,征得导师肖前教授同意,我将他当年写的那篇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表扬的文章作为代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15家报刊发表了专家评介和记者专访文章,都赞扬我讲哲学道理采取的方法贴近地气、符合国情。

201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我一部150万字的《务实论虚五十年》。此书总体上讲也是一部“走出书斋的哲学”,坚持了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对理论问题的求实探索。该书被省委宣传部领导誉为“一本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好书”;被《光明日报》誉为“架起理论与实践、认知与行动之间的桥梁”;被原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夏赞忠同志誉为“鸿篇巨著,精品力作,文品人品,学子皆学。”


捡张垫坐的报纸做出一篇反响强烈的大文章

1963年11月,农村四清工作队员在大队部开会,省里一位处长来作报告,大家席地而坐。散会后,看见处长垫屁股坐的一张《人民日报》留在地上,我立即捡起来,如获至宝——那时乡下看不到报纸,更看不到《人民日报》。

这张1963年11月15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报道了辽宁省一位化工厂长的先进事迹——他深入盐田三次种试验田,经过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的反复过程,使一项海盐生产的先进经验不断充实完善起来,使之符合本厂的海盐生产规律,并在全厂各盐场推广开来,结果该厂在10月上旬就提前超额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这位厂长在总结海盐增产经验的基础上,对卤水深浅作出三次规定:第一次作出“深卤结晶”的初步规定;第二次作出“旺季深卤结晶,淡季卤水适当减浅”的修正规定;第三次作出“以深为主,深浅结合,随天应变”的再次修正的规定。这位化工厂长找到增产海盐的完整经验,决非一日之功,而是经过三种“试验田”反复实践才逐步充实起来。

从这个事例,我们可以明了什么是“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动”(《实践论》),只有反复实践,一切通过试验,才能使认识逐渐深化。

经过深入思考,我当晚在生产队住户家煤油灯下苦战通宵,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文章,题目是《从认识论谈一切通过试验——论膝传珍三种试验田》。基于实践和认识发展的无限性,我在文章末尾进了一言:我们相信,这套完整的经验,在推广和新试验的实践中,又会得到新的检验和发展。第二天我寄给省里的报纸,时过半年,杳无音讯。当时我还是比较自信的,到1964年5月初,重新抄了一份稿子,寄到《光明日报》理论部。一周时间后,一字未改,照发了。而且时过50年后,到2014年6月28日,《光明日报》纪念创刊65周年回顾办刊经验之际,又在该报重新全文发表该文影印件,并向作者颁发奖状和奖金,这是对作者走出书斋的哲学研究路径和学术水准的充分肯定。

《光明日报》这篇文章,人民教育出版社本拟作为议论文写作的范文,入选语文教材,后因“文革”爆发,遂无音讯。

《红旗》杂志哲学组长吴江和邵铁真、郑惠等编辑当天看了这篇文章,商议后决定在《红旗》杂志转载,于是打电话询问我是否同意转载。我高兴还来不及,当然同意。

但过了两天,《红旗》杂志又来电话说,文章不转载了,要我在原文的基础上扩充成一篇长文,给我安排一万字的篇幅。关于文章的主题,他们在电话中嘱托:围绕实践标准和真理问题。当时理论界正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些人没有走出从概念到概念的圈子,而我的文章优势在于就实论虚,走出书斋,用“三次种试验田”这张王牌来回答了关于实践标准和真理问题的一些不同观点。

任务明确以后,我苦战了七天七夜,查阅了那段时期有关实践标准和真理问题的一些文章,梳理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中国科学院一位学部委员有篇论文,题目是《再谈自然科学中的实践标准问题》,此文虽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直截了当地认为真理可以被推翻,然而他主张在实践不断检验真理的过程中,对那些“不全面、不完善的相对真理”必须“不断修改”,并认为只有绝对真理才“不会被后来的科学和实践的发展所否定”。尽管对方是权威人士,而我只是个27岁、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对他这种“真理可以否定、推翻、修改”的观点,我不敢苟同。

于是,《红旗》杂志1964年第12期,发表了我这篇指名道姓与那位学部委员商榷的文章,题目是《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从一个化工厂三种试验田的故事谈起》,发了7个页码。文章发表后,《新华月报》学术论文栏目有所记载,当时被认为是“小将向老将挑战”,引起全国理论界的关注。

对于此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哲学组长肖前教授评论指出:“该文对不同观点的商榷,有理有据,十分中肯,令人信服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同志看了这篇文章后,十分高兴,把我叫到他家里,汇报此文的构想和写作经过。后来,该文入选“全国哲学创新成果”。


到耀邦同志家做客

说起我和耀邦同志的相识,还得缘于平化与耀邦的交情。

早在井冈山时代,他们就跟着毛委员作战。在湘赣革命根据地肃反扩大化时,耀邦和平化都被打成“AB团分子”,差点杀头。因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谭余保出面辩解证明,耀邦才幸免于难;而平化幸而遇到了是非分明的王震同志。因而,耀邦和平化都是“左”倾路线刀下的幸存者。后来,他们都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62年10月至1965年1月,耀邦下放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这期间平化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所以,他们彼此间有着同生死、共患难的革命友谊。

1977年4月,我和郭叙编(47军大尉参谋)出差北京,去《红旗》杂志社修改一篇约稿。时任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第一书记由华国锋兼任)知道我要去北京,把我叫到他家里,要我去看望胡耀邦同志,送去新复刊的《新湘评论》,听听他的意见,并当即写了一封亲笔信交我带去。耀邦1977年12月任中组部长,当时还是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校长华国锋,第一副校长汪东兴)。

4月23日修改完《红旗》杂志的约稿后,我打电话给中央党校总机转耀邦同志。开始是秘书接电话,说首长很忙,我就通报情况,大概耀邦就在电话机旁,听到湖南省委张平化写了信来,抢过话筒就对话:“我是胡耀邦,你是哪位?”我简要作了介绍。耀邦二话没说,便同意接见我们并邀请共进晚餐。

24日下午4时半,耀邦的秘书梁金泉步行过来,将我俩带至其住宅。那是一座古老的四合院,室内摆设很简洁、古朴,与如今的普通职工家相比也颇有差距。耀邦和老伴李昭笑容满面地同我们一一握手,让我俩坐在宽敞的红木椅子上,热情和霭,平易近人。

在交谈中,他充分肯定了湖南省委在加强理论工作、办好理论刊物方面,主动迅速地将《新湘评论》复刊的举措。谈到写文章,他说:十多年来,文风被“四人帮”破坏得很不成样子,一定要改变过来;写文章,题目可以小一点,但内容一定要充实,如果华而不实,只讲一些表面的东西,群众会反感。他举例说,鲁迅写的《章太炎先生二三事》,题目很小,但内容写出了章太炎一生的主要东西;《纪念刘和珍君》,题目很小,但内容很丰富,思想很深刻。

谈话中,我联想到了一个问题。我说:“小平同志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时搞了三个文件,一个是《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个是《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一个是《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被‘四人帮’诬蔑为‘三株大毒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您当科学院党组书记时搞的,也被说成是一株大毒草,拿到下面去批,批不起来。”

耀邦问:“为什么批不起来?”

我说:“文件说科研必须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要不断改善科研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几年加一次工资,两地分居问题要逐步解决。许多科研人员说:这不是很好吗?怎么是‘大毒草’呢?把‘汇报提纲’一批,您在全国的名气反而更加大了,群众更加了解您、喜欢您了。”

他听着听着,若有所思,站起身在厅里来回踱步,穿的一套灰布解放服,裤脚可能长了点,被踩在脚后跟底下。

停下来后,他说:“我这个人,三分实,七分虚。‘三分实’是:第一,对林彪、‘四人帮’,从来不尿他们;第二,他们称霸,我从来不向他们低头;第三,‘文革’那么乱,我从来没有胡说八道。这几点是实在的。但七分是虚的,不能把群众的鼓励和赞扬看成自己的优点,应当有自知之明,不然就会忘乎所以。”他接着说:“对待群众运动,‘四人帮’压群众,骗群众,打击老干部;总而言之,就一条,他们是最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的,他们同群众有根本利益冲突。”

在耀邦家里的3个多小时,我发觉他的住处没有警卫人员,来人随时可进屋,均能受到热情的接待。期间,他接待了六、七起客人,有的叫胡伯伯,有的叫胡叔叔,也有叫官衔的,各种辈份、各种身份的人都有。

我提及:“保卫工作恐怕要加强一下才行吧?”

耀邦说:“没什么关系,不能同群众隔离开,我们同群众应该是鱼水关系,鱼不能离开水。群众经常来,我可以多了解许多情况。领导爱护群众,是党的传统。”

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他的儿媳找来,说他的小孙子发高烧,想用他的专车送去医院看病。耀邦不答应,说:“这是我的工作用车,接送我上下班和开会用的,家里私事不能动用。”儿媳沮丧地低头离去。过了一会儿,老伴又来说情,耀邦也一点面子都不给。他说:“外面有公交车,不然可以出钱坐出租车去。”

我对耀邦同志如此公私分明,肃然起敬,但又觉得他对家人过于严苛。我插了句话:“耀邦同志,您这就做得太过分了,小孩子发高烧,莫说是您的小孙子,就是街坊邻居的孩子,派车帮个忙也是应该的啊!”但耀邦依然没有答应。

后来,梁秘书告诉我们,耀邦同志从来就这样廉洁奉公,有次他的儿媳流产,上班又顺路要搭他一段便车,他都不肯。梁秘书说,耀邦同志对自己要求一向很严格,生活方面的问题无可挑剔,“文革”中这方面的大字报一张也没有。


我与袁隆平院士的哲学情缘

第一次同袁隆平打交道,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1978年,袁隆平作为黔阳农校教师写了篇题为《学习唯物辩证法,攻克杂交水稻关》的文章送到省里来。当时我作为湖南省委《新湘评论》第一处处长(分管文史哲和科技)热情接待了他,担任了该文的责任编辑,参与了研究,并帮助修改定稿发表。

初见其人,无论是从衣着、黝黑的面孔,还是言谈举止,其质朴的形象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通过阅读和处理他的文稿,才得知他当时的身份虽然只是一名中专老师,但早在1964年就在国内首次提出了利用水稻杂种优势增加粮食产量即进行水稻杂交的设想,并已着手进行研究。

袁隆平对哲学很感兴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功能高度重视,认为学习哲学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很有指导意义。他写的这篇文章,就是讲在攻克杂交水稻关的过程中,唯物辩证法对他思路的启发。传统遗传学书上说,“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没有杂交优势”。因而,研究杂交水稻的设想,当时被认为是对遗传学的无知。《矛盾论》中有一个原理,让他反复咀嚼:“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于是,他便依此想到:稻田里偶见的个别优质水稻天然杂种,以及试验田中那株“鹤立鸡群”的水稻,并非毫无缘由,而是水稻内部的矛盾性所使然。他认为,杂种优势应该是生物界的普遍规律,自花传粉和异花传粉只不过是蘖殖方式上的差别,有无杂种优势,决定性的因素应在于双亲的遗传性有无差异。于是,他又联系到玉米这个异花传粉植物。经过多代自交提纯的玉米自交系列,可以产生更强的杂种优势,那么,经过长期自交提纯的水稻品种(天然自交系)为什么不能产生优势呢?因此,他决定大胆试验,毫不动摇。

杂交水稻试验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当初没有从本质上弄清楚“三系”的内在联系,盲目地搜集大批品种与不育系测交,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保持系。后来又机械搬用国外人工制造保持系的方法,也未成功。

就在这困难的时候,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得到了当时在湖南主持工作的华国锋同志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他请袁隆平在湖南省农业科学实验经验交流大会上发言,并亲自了解杂交水稻试验情况,给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组颁发了奖状,还将杂交水稻作为全省重点研究项目给以大力支持。

华国锋1971年初调到中央工作后,仍然关心杂交水稻研究。受李先念同志委托,华国锋考察了13个省、市、自治区农业生产情况,后来专门写了考察报告报送李先念同志。考察报告没有交打字员打印,华国锋同志要我用毛笔抄正一份报送,报告的抬头写的是“先念同志”,落款写的是“华国锋”。因为对杂交水稻研究情况比较熟悉,华国锋要袁隆平将已发现的“野败”和其它不育材料分送给13个省、市、自治区的二十多个兄弟单位共同研究。通过全国通力协作,在两年时间内,就育成了一批“野败”型不育系。

实事求是地说,华国锋同志实实在在的关心和支持,对促进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实现我国水稻生产重大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袁隆平院士告诉我,他非常感谢华国锋同志对杂交水稻研究的关心支持,后来还去北京看望过他

三十年后,我作为最早从理论上宣传袁隆平杂交水稻的记者、编辑,专门拜访了袁隆平。我们一起讨论了列宁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提出的自然科学家与哲学家结成联盟的问题。袁隆平说:科学研究离不开哲学的指导,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的那样,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总还是处在哲学的支配下,因而自然科学家取得成功的科学实践,必然是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在科学研究中,运用哲学与不运用不一样,自觉运用与不自觉运用也不一样。

袁隆平讲的这些切身体验,使我很受教益,我也谈了我的想法。我说:研究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维也是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首先,自然科学实践是哲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源泉,研究自然科学家在科技创新中提出的哲学问题,可以丰富充实哲学的内容;其次,科技创新中体现出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有助于广大自然科学工作者提高学习和运用哲学的自觉性;第三,研究科学家人生方面的哲学思维,研究他们勇攀高峰、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信服地表明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于科学家实现科技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毛邓统一

1991年7月,我有幸作为湖南的代表去北京参加了由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主办的400多人规模的全国纪念建党70周年学术讨论会。湖南参会者六、七个人,有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党史委主任、省委党校副校长、省委讲师团主任、湖南师大博导等,被编入了一个约40人的小组,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和我是这个组的召集人。

讨论中争论很激烈,有扬邓抑毛的,也有扬毛抑邓的。扬邓抑毛的一位女博士说:“如果毛泽东是1956年死的,他是列宁,十分伟大;如果是1966年死的,他是斯大林,可以三七开;可惜他是1976年死的……”而一位资深军人学者作为扬毛抑邓的代表,则说:“现在邓小平搞的要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这一套,与毛泽东吹的是另一把号,好多东西经典著作中找不到根据。”

显然,他们是将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立起来了。看到这种情况,我非常生气,不能不发声。那天,我整晚无法入眠,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我想,正确看待和处理毛和邓的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如果不能正确看待和处理好这个问题,指导思想上就会走偏方向,就会造成很大的混乱。

衡量再三,我酝酿着第二天的发言稿,想到一个题目《论毛邓统一》。究竟该怎样正确理解毛邓统一呢?我从四个方面作了论证:一是从“邓小平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看毛邓统一。邓小平坚决维护毛泽东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其对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发表的意见就足以证明。二是从党的基本路线看毛邓统一。邓小平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毛泽东也曾多次提出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命题,毛泽东一生的全部著作和全部实践活动都贯穿和体现着这些原则。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阐明了改革的必然性(“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和进行改革的科学途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为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把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同毛泽东一贯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三是从几个人们心存疑虑的问题看毛邓统一。邓小平讲市场是手段,它本身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毛泽东讲不要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本身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它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出社会主义。邓小平讲对资本主义要“吸收和借鉴”,还要允许资本主义(包括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毛泽东讲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要搞资本主义,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四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新理论取代旧理论”的现象看毛邓统一。所谓“统一”,不是没有发展,不是重复“早已有之”的东西。在发展中坚持,在坚持中发展,都是统一。毛泽东就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对此,人们并不说毛泽东和列宁有矛盾,而是认为这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同样的发展逻辑,同样的道理,邓小平同志根据新情况提出的新结论,取代毛泽东同志原来提出的某些结论,应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长河中来理解,是很正常的,不能得出毛和邓有矛盾的结论。反而,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都是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按照这个思路,我在小组会发了言,又被推荐到大会发言。

后来,我将这个发言稿整理成一篇论文《论毛邓统一》在《湖南社会科学》发表,入选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1卷。以后,又缩编为《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一文,在《湖南日报》发表,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全文转载,被中宣部评为全国报纸理论文章二等奖。此文亦入选“全国哲学创新成果”。

在社会上存在扬毛抑邓和扬邓抑毛两种错误倾向的气候下,受中国社科院外事局和省外事办的委托,我接待了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一秘和二秘,后又接待了英国《独立报》记者。他们都提出问题:毛泽东和邓小平到底是什么关系?二位是不是有矛盾?我都按《论毛邓统一》的思路,向他们宣传了毛和邓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二位都姓马,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省外办的同志以及陪同我一起接待外宾的省社科院史南飞研究员告诉我,英国报纸已经作了报道:“中国湖南陆魁宏教授论毛邓统一”。为此,史南飞还写了一首《西江月》词,赞扬“毛邓统一”的观点越洋得到传播:“人民大学优生,陆名越洋传盛,魁首社联湘哲会,宏志鸿儒功深。走出书斋亲民,至善时代精魂,发展马哲攀高峰,明得毛邓新论。”

当然,这是过誉了。


拉近两个极点之间的距离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华国锋副总理给湖南省委下达批示:帮助景林同志(时任省军区副政委、中共长沙市委第一书记)纠正错误。于是,在第二招待所(大华宾馆前身)召开会议,持续了50多天,专门解决景林同志的问题。自始至终参加会议的有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张立宪,省委书记、47军副政委李振军(后任全国武警总部政委),省委常委刘夫生、罗秋月等领导。我作为省委办公厅秘书工作人员,自始至终参会作记录。

记得有一次会议,为景林错误定性,争论得不可开交。“高司派”的一位代表说:“应该这样定性:景林同志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然而,“工联派”的一位代表则说:“应该这样定性:景林破坏文化大革命。”两派意见相距甚远,互相指责,互不相让。一直僵持着,从晚上七点开始,快到天亮依旧未能达成共识。

这时,主持会议的李振军同志很着急,于是侧过身子问坐在他身旁的我,有没有什么好意见,可以在会上说说。我理了一下思路,讲了一点看法。我说:“我作为秘书工作人员,本来是只动手、不动口,只记录、不讲话的,李政委要我讲点看法,那就冒昧讲几句,供你们参考吧。”我先对“高司派”的那位代表说:“小刘,你说景林同志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太轻了,文化大革命这么复杂,谁敢说自己没有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啰,这样定性,不利于帮助景林同志纠正错误。”说到这里,我注意到“工联派”几位代表咧开了嘴巴,面有悦色。

我又掉过头对“工联派”的代表说:“老唐、老胡,你们说景林破坏文化大革命,太重了,‘破坏’二字用得不恰当,同志犯错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做了不利于文化大革命的事,不能说是破坏文化大革命。”

我接着说:“我建议这样定性:景林同志说过一些不利于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错话,做过一些不利于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错事。这样才符合华国锋副总理关于帮助景林同志纠正错误的批示精神,我们应该把认识统一到华国锋副总理批示的精神上来。”

我的话音一落,全场鼓掌,争论双方都表示赞同。

一位同志站起来,伸出大拇指,抬高嗓门喊:“他是省委的基辛格博士!”到会的几位领导都当即对我进行了赞许。张立宪对李振军说:“我们省委机关是应该有自己的智囊人物。”李振军对我说:“感谢你出了个好主意,景林定性问题解决了,我们可以睡一觉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现在,仍然可以查阅到当时省委的红头文件,对景林同志所犯错误的定性就是我建议的这两句话,一字不差。当然,这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事。

我是在矛盾聚焦点搞了点中庸之道,拉近了两个极点之间的距离。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认为“过”和“不及”都不合中庸之道。亚里士多德也主张处于两个极端的中间,把过度和不及当作恶行的特征,只有适中才是美德。

平日所学的哲学,派上了一点用场。这件事,使我得到一个绰号:“陆博士”。省委大院许多老熟人都这么叫我。至今几十年,老领导刘夫生见面时还亲切地叫我“陆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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