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至喜（1932-），湖南桃江县人。北京大学结业，研究馆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荣誉社会科学专家。多年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1993年被聘为全国一级文物鉴定确认专家组基本成员，现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曾任湖南省博物馆馆长，兼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湖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长沙楚墓》、《长沙汉墓》研究。编著有《楚文化的南渐》、《楚文物图典》、《长沙楚墓》等10余部；发表论文、考古报告和其他文章210余篇。论文《中国南方出土商周铜铙概论》获湖南省首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专著《楚文化的南渐》收入《楚学文库》，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无心插柳进入考古行

1954年6月，骄阳似火，正在益阳市文化馆工作的我，收到湖南省文化局的调令，要将我调到省剧团从事舞台美术工作。我立马收拾行李，赶到省城长沙。

到省文化局报到，工作人员告诉我：到北京去参加学习！当时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三家联合举办第三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在湖南报送的四个学员中有一名政审未能通过，省文化局领导可能是看我“根正苗红”，又年轻上进，于是临时将我补上了。

学考古？这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但领导的器重让年轻的我热血澎湃，我二话没说，不顾风尘仆仆，提起行李即走，随同郭雄、周世荣、龚道全赴北京参加考古训练班学习。

一个偶然的机会，无心插柳，就决定了我这一辈子从事文物考古工作。60年的风风雨雨，既有深夜挑灯读书的艰辛、各种环境下身心的磨炼，也有重大考古发现激动人心的时刻，还有科研成果获奖的成功喜悦。

 许多往事涌向心头，终生难以忘却。

发现炭河里遗址

1963年6月的一天，宁乡县黄材公社寨子大队的秘书会计姜伏宗将在炭河里塅溪河中拾到的一件商代“癸 ”兽面纹提梁铜卣（图一）及卣内贮藏的1100余颗玉珠、玉管（图二）送交至湖南省博物馆。看到这些文物，我十分高兴，觉得很有必要到当地做一次调查，以了解文物的具体出土地点及周围环境等。

6月30日，我和老技工漆孝忠来到宁乡黄材炭河里，很快找到了姜伏宗，在他的引导下到达提梁卣的出土地点，进行了初略勘察。凭着以往的经验，我和漆孝忠都觉得这个提梁卣的出土不是单一的，这地方可能还曾有过文物出土。

当晚，姜伏宗组织社员大会。我在会上宣传了国家保护文物的政策，宣布对姜伏宗给予表扬和奖励，并希望社员提供文物线索。这一招效果果然很好，大会上我们就了解到三条相关文物信息：栗山大队张家生产队出土有两件铜鼎；1951年一地主家藏有一件“九奶钟”；1962年莲花大队石松庵挖出有文物。

第二天，我们去栗山大队张家生产队张运香家征集到了一件商代“己 ”分裆铜鼎。此鼎为竖耳、折唇，分裆，柱足，以极规整的云雷纹为地纹，以三组饕餮纹为主纹，饕餮纹间饰夔龙纹，器内近口沿处有“己 ”二字铭文，通高18.2厘米。这是我省出土的唯一的一件商代晚期分裆铜鼎。在与张运香交流中，我们得知，此鼎是1962年4月张在水塘湾挖棉花地发现的，同时出土两件，大鼎套在小鼎之上，三足朝天。张运香当时以为是个“炸弹”，随手丢在沟中。同年9月捡棉花时，张运香的妻子邓清香当废铜捡了回家，大鼎卖给了当地供销社土产部已化炉，小鼎由我们以高于铜价数倍的币值作为奖励征集。

提梁卣和分裆铜鼎的发现地都在塅溪河道及其附近，这让我们意识到河道附近可能有文物集中的遗址存在。我们立即到炭河里附近实地调查勘探。果不其然，7月2日，在提梁卣出土地上游约20米处，发现了一处古文化遗址。遗址位于塅溪河南岸，上面是炭河里生产队社员的菜地。由于河岸被大水冲刷，文化层已经清楚地暴露出来。地面覆盖着30～60厘米厚的农耕土和卵石河沙，说明遗址上面曾是河床；文化层厚约20～50厘米，在文化层中我们采集到一些陶片，纹饰有方格纹、篮纹、人字形纹等，器形有带扉棱的锥形器足、敛口折唇器口沿、大口缸、豆柄等。我当即认定这是一处殷商至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并认为提梁卣的出土当与这一文化遗址有关。

我就上述商代青铜器和炭河里遗址的考古新发现，撰写了《湖南宁乡黄材发现商代铜器和遗址》一文，发表在《考古》1963年第12期上。在文中，我联系到此前在黄材附近的人面方鼎、兽面纹瓿、四羊方尊、象纹大铙、虎纹大铙等商代重器的发现，大胆提出：“宁乡黄材这一带地方，在殷周时代，很可能曾一度为南方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我认为炭河里这一遗址对考古十分重要，在还未引起考古界高度重视的情况下，又于1973年由何介钧、周世荣、熊传薪三人对遗址作了一次小规模的试掘（20平方米），并写有简报，寄给了《文物》编辑部。可惜的是，由于北京地震，简报稿件遗失，故一直未能看到这一试掘的成果。1994年，省、市、县文物考古部门对炭河里遗址进行了重新调查，向桃初等于2001～2005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发掘，取得了巨大的收获，发现了规模较大的城址，城内外有壕沟，城内有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并推测有铸铜作坊，“认为炭河里城址应该是一个区域青铜文化的中心聚落或都邑所在地”（《文物》2006年第6期）。我在1963年的推断得到了实证，心头实在高兴。

 炭河里城址现已被批准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找到四羊方尊的准确出土地

 1963年发现炭河里遗址的同时，还有一项“月山访古”的任务。据蔡季襄先生告知，宁乡月山铺有一个老婆婆收藏有一批商周青铜器。我决定趁机去探访个究竟。

7月2日上午，我和漆孝忠从黄材出发，向西北方向沿塅溪河而行。由于大水冲洗，沿河的许多河岸、道路、农田均被冲毁，我们步行甚为艰难。当日中午，终于走完了20余华里的路程，到达了目的地——月山铺。这里青山绿水，空气特别清新，山中田畴间的农舍炊烟袅袅，一派优美的田园风光，令人陶醉。

我们在公社招待所住下后，即去附近老百姓家打听古铜器的事，走了许多人家，都说“不知道”。半天的寻访，一无所获。但我们仍不肯放弃，第二天继续逐家探访。当我们走进姜锦书（原写为姜景舒）家里，得知了一个意外的文物讯息：1938年4月，在转耳仑挖红薯土时，他挖获了一件有四个“水牛”的“宝物”，并说家中尚存一块铜片。他取出给我观看，铜片颜色黑亮，长约10厘米，宽约8厘米，厚不到1厘米，上面有云雷纹。联系到他所说的器上有四个“水牛”，我分析很可能这是四羊方尊口沿处的残片。我们当即邀他一同到器物出土地实地查看。

我们步行约2华里，到达月山公社龙泉大队转耳仑，即黎家冲背后山腰。国宝发现地的地面已露出石灰岩，土层甚浅。姜锦书详细向我们介绍了这件宝物的发现经过——1937年4月，他在挖红薯土时铁锄已碰到此器，以为是“石头”没有理睬；第二年4月又碰到这块“石头”，认为“碍事”决心把它挖出；这样，国宝四羊方尊在地下埋藏三千多年之后重见天日。后来，姜锦书兄弟俩将其用轿子抬至黄材，卖给了一位古董商人；此宝后归长沙商人杨克昌，由于内部分利不匀引起诉讼，被当时的省政府没收。日寇侵华，省政府迁避沅陵，四羊方尊陈放于厅堂的香几上；一天日寇飞机轰炸沅陵，四羊方尊落地震碎。新中国成立后，中南文化部要湖南省文管会追查四羊方尊下落，派蔡季襄在湖南省人民银行仓库找到了四羊方尊的残片，后修复（图三），1958年上调给中国历史博物馆。

四羊方尊已成为我国殷商时代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中艺术水平最高的代表性作品。蔡季襄一直认为四羊方尊出土于宁乡沩山观音庵，原来“沩山”系“月山”之误，从此四羊方尊的准确出土地点在无意中找到了，它出土于宁乡月山铺转耳仑。

发掘马王堆二、三号汉墓

1972年夏，长沙市东郊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一具完整女尸和一千多件极其珍贵的文物。消息一经公布，即引起世界的震惊。同年初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一行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在招待他们观看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和研究的纪录片《考古新发现》过程中，对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提问：“另外两个墓是不是也要发掘？”王冶秋根据总理的指示，迅速通知湖南方面做好发掘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的准备工作。

1973年5月，我被选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随展工作组副组长，赴日本东京工作。6月6日，以王冶秋为团长的展览代表团抵达日本。冶秋同志找我谈话，要我提前回国准备发掘马王堆二、三号汉墓。7月初，我即提前回到长沙。不久，国家文物局派任际奉来长沙，协助我代省革委会起草发掘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向国务院的请示。请示报告很快得到了中央领导批示同意，最后由周总理亲自批准：“省委李振军同志任组长，王冶秋同志、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医学科学院、上海科研单位各出一人连同省委宣传部张兰明同志为副组长，成立小组，订出切实可行而又不遭损失破坏的计划，经省委批准后再开始发掘。”“共二十多万元，可以满足其需要，要预制一些设备和化学药品等。”

1973年11月，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这应是我国考古史上专为一项考古发掘工作而成立的领导小组，也是规格最高、业务最强的机构。既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即由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李振军为组长、王冶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图四）、北京最著名的医学科学家黄家驷、上海最著名的科学家王应睐和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兰明为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省文化局的两位局长兼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下设业务组、科研组、后勤组、接待组等。我被指派为业务组组长，由考古研究所专家王 和我省考古经验丰富的周世荣为副组长。业务组负责现场发掘清理等工作，我们进行了具体分工：周世荣、李正光负责绘图，何介钧、熊传薪负责纪录，我和单先进、陈美如负责照相，傅举有、邵名荣、陈国安、李孔璧、李利人、丁送来等负责文物保管等。

11月19日，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始。三号墓位于一号墓南边，相距仅460厘米，与一号墓共用一个封土堆，所以历代的盗墓者都未曾想到这里还有一座墓，未遭盗扰，所以能够完整保存。而由于马王堆所在的部队医院在挖防空洞时正好经过其墓旁，白膏泥封闭层被打穿，领导小组决定先发掘三号墓。考虑到三号墓规模很大，土方任务很重，又决定采用机械化施工和人工清理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发掘工作。发掘人员有来自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83名师生，有解放军工程兵某部的约20名官兵，还有50名民工分三班昼夜不停地运转。其间，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湖南电影制片厂及新华社、新闻图片社、湖南日报等新闻单位的一大批记者和许多科研单位的专家云集发掘工地，十分热闹。墓葬中任何一点新的发现都进行了纪录，如填土中出土的青绿色竹片，及时采集了标本进行鉴定；几枚汉文帝时的五铢铜钱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当时建筑墓室用的竹箕、木柄铁锸，也得到了很好的的保护。

 三号墓的发掘工作进展顺利。12月上旬，木椁上面的白膏泥和木炭清理完毕。跟一号墓一样，其木椁盖板上覆盖有一幅完整的竹席，杉木盖板，木质如新。12月10日晚，我们打开木椁的三层盖板，只见棺室周围的四个边箱琳琅满目，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随葬物品，估计又有一千余件珍贵文物，又是我国考古史上的一个奇迹（图五）。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丰富多彩的出土文物，心情十分激动。

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杨大易对马王堆三号墓的发掘极为重视，他怕在清理文物时围观的群众过多发生事故，特地调派了一个连的武装战士来到工地值班保卫。同样的原因，墓室内文物清理工作改在晚上进行。我们先清理东边箱。边箱深达一米多，有一大半塞满了文物，无法插足，怎样绘图及如何才能把每一件文物安全地提取上来，成为了第一个难题。技工师傅想出了一个既原始而又绝妙的办法——发掘清理文物技术最好的任全生在腰间系上一根长长的罗布毛巾，老技工苏舂兴扯住他的腰带，任则下垂将墓室内上层的大量漆器、陶器、竹笥等安全地提取了上来（图六）。上层的文物可以这样取上来，下层的器物则无法拿到，只得另想办法。经过研究，我们决定制作两个软梯，固定在木椁壁板上，两梯之间置一木板，可上可下，这样就可以下到边箱内去绘图和提取文物，而边箱中清理出一块空地后，工作人员可下到边箱底部工作了。

清理提取文物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工作。清理西边箱时，上面有一捆竹简，部分已经散乱。为了按现状将竹简整体提取上来以利于今后研究，我特请考古研究所修复组组长王振江帮忙，他欣然应允。人称“智多星”的他，果然名不虚传。他将自己特制的几十件小工具拿出来，小心地把竹简交叉处用线系起来，约一小时工夫，300余支竹简全部按原样提了起来。这令我大开眼界，钦佩不己。

各类文物不断从墓室中提取出来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和一些省委领导及领导小组成员都坐在墓室南边台阶上观看，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则坐在西边墓坑上，东边墓坑边也站满了人，杨大易司令员还下到北边的墓道底端蹲着近距离看我们清理。大家的兴致甚高，特别是当南边箱的七个大小不一的漆盘取出，一个比一个大，一时引起轰动。经过三天通宵达旦的工作，三号墓的四个边箱中的一千余件文物都已清理完毕。

接着是清理棺室。为了要取得比一号墓更多的棺内信息和资料，领导小组决定在开棺之前就提取棺内的气体和棺液，特请湖南省化工研究所的专家研制了一个仪器，在开内棺之前在棺东南角钻一洞，直接从棺内抽取样品，并及时进行化验分析。把内棺运回省博物馆后，大家都殷切期待又一具完整古尸的出土，几十架照相机、摄像机摆好架势，对准了内棺。可是非常令人失望，打开内棺盖板一看，只见在满棺棕色棺液的上面漂浮着大小不一的丝织品残块，这是包裹尸体的衣衾袍服腐烂后形成的。湖南医学院王鹏程教授戴上长长的橡皮手套，从棺底摸出了一根腿骨。这时大家都泄了气，纷纷散去。

三号墓的尸体已经腐烂，只剩骨架，令人失望，但在出土文物中却有无与伦比的惊人发现。在东边箱的57号长方形黑漆奁盒内，出土了一大叠帛书，另有一卷帛书和医简。后来经过整理，帛书有艺文、诸子、术数、兵书、方技、其他共六大类五十种，约计十一万五千余字。如有《周易》、《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老子》甲乙本、《经法》、《十六经》、《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阴阳五行》甲乙本、《刑德》、《五十二病方》及《地形图》、《驻军图》等。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早已失传的古籍，有的虽有版本传世，但内容也多有不同。这些帛书的出土，是一次空前的考古大发现，其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无论给予怎样高度的评价都不为过。

三号墓的田野考古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北京、上海等地的领导和专家学者陆续离开长沙。由单先进负责现场工作的马王堆二号墓的发掘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令人奇怪的是该墓墓室上半部为椭圆形，下半部为长方形，奇特罕见；墓室中的填土甚为疏松，原来是此墓密封差，所用白膏泥、木炭数量虽多但胡乱堆放，并未形成密封的环境，加上唐代及以后的两次盗掘，故棺椁早已腐朽，基本上仅存其底板——其为两层椁、两层棺，由于棺椁已经腐朽，所出漆器也已成残片，出土最多的是500枚泥金饼、2000枚“半两”泥钱。比较重要的出土物有：一件镶玉铜卮、铜扣玳瑁卮和一件“三十三年”错金铜弩机等。其中也有特别重要的发现，那就是出土了三枚印章。

1974年元月13日，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领导小组组长、省委书记李振军亲临工地指挥。此日长沙地区北风呼啸，大雪纷飞，考古人员正在二号墓内清理器物——其实是在木椁底板上的污泥中摸寻。何介钧在清理墓室北端，首先摸到了一枚玉印，上有“利苍”二字；接着又摸出一颗龟钮铜印，上有“轪侯之印”四字。按照历史文献记载，应该还有一枚“长沙丞相”的官印，可是反复寻找，均无收获。何介钧说，椁底板有缝隙，有可能漏下去了。于是我们决定将墓底淤泥全部运回省博物馆冲洗。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当一担淤泥用塑料纱布清洗过后，一颗“长沙丞相”官印显露了出来。

三枚印章，说明马王堆二号墓是西汉早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的墓，他死于吕后二年，即公元前186年。马王堆一号墓则是利苍妻子的墓，她死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以后数年。这三枚印章的出土，使关于马王堆一号墓的年代和墓主是谁的分歧和争论，从此尘埃落定。

研究南方商周铜铙改变历史

1982年5月12日，我收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夏鼐的来信。夏鼐是著名的考古学家，这是我第二次收到他的亲笔来信。他来信说：“前接美国方面邀请我中国社会科学院派遣一代表团于九月间赴美国檀香山参加国际性的商文化讨论会。代表团成员不限于中社院，双方议定一名单，请阁下参加。”他又补充道：“此事已得湖南省方的同意，并答应由省方承担往返旅费的外汇（在美的一切费用由美方负担），闻之甚为欣喜。信中还提到出席会议的论文审查，论文初步决定于5月20日前寄来，但是如果来不及，于月底以前寄来亦可。”

刚接到此信，我既惊喜，又着急。我当时正在省委党校学习，上午听课必须参加，只有下午的自习和晚上的文娱活动时间可用来撰写论文。但是，论文必须按时高质量完成，否则与会没有大的意义。我连忙利用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回家，取来有关商周铜铙的杂志、书籍和文物卡片，千方百计挤时间思考，开始撰写论文。此前，我对中国南方的商周铜铙的资料收集了不少，也有过一些零星的断想记录于日记当中。在紧急需要时，能量得以爆发，我文思泉涌。虽患有感冒，但我仅用一周时间，终于在5月20日完成了《中国南方出土商周铜铙概论》一文，有12000余字。文中，我将当时已收集到的南方铜铙23件，分为兽面纹大铙、云纹铙、乳钉铙、有枚铙四型，详细论述了大铙的名称、用途、年代、演变和产地，经过分析后提出了“北方西周甬钟的出现应是受了南方大铙或甬钟的影响”的判定。

全文复写后，当即寄给夏鼐先生审查。5月27日，夏先生复信，对我的论文给予了“甚佳”的评价，并指出文中个别体例不一、描述欠妥、有的铜铙缺重量和个别错字等8个问题，说明他对论文的审阅十分细致，要求甚严。

 那次檀香山商文化国际讨论会由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周鸿翔和伯克莱分校吉德炜三位教授联合发起召开，有中、美、日、澳、西德、加拿大、韩国及香港、台湾地区等地五十余名学者参加。我受到美方提名邀请出席，应与张光直教授的一次交谈有关。1981年秋，美国一个代表团到长沙参观访问，省外办同志通知我，说有美国的张光直教授要找我交流（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到岳麓山游览去了）。当时我与张从未见过面，对他并不了解，他就自我介绍，说是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当时华裔学者的唯一院士）。我们不但交流考古发现、学术研究，而且说起了人生、家庭、收入，十分坦诚。最后，我将发表在《求索》1981年第2期上的《商文化不过长江辨——从考古发现看湖南的商代文化》一文送请他指正。我想，应是这篇文章引起了他的兴趣。

1982年9月7日，商文化讨论会在美国檀香山开幕。会议收到论文34篇，有29位学者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的要点，讨论的学术问题相当广泛，涉及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的考古发现，殷代玉器、北方青铜器、南方铜铙，商代的自然现象和气象等，以讨论殷墟“妇好”墓的年代和对甲骨文的研究最为热烈。我则用幻灯片介绍了我国南方出土的铜铙，特别是宁乡、岳阳等地出土的大铜铙——其形体高大厚重，纹饰精美，特点鲜明，引起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香港著名学者铙宗颐教授评价说：“湖南出土了很多殷代铜器，应该承认殷代的政治势力伸展的地方已经很远，过去认为只在殷墟附近的看法应该改变。”许倬云认为，宁乡等地的大铙的用途与铜鼓相似，击铙山顶可以集合部众。在学者们的热烈支持下，我的研究结论得到了认可，远古历史得到了改写。

还值得一提的有两件小事。一是出席这次商文化学术讨论会的中国学者共15人（图七），其中有台湾学者5人。两岸考古方面的学者已隔绝三十多年，首次相逢，大家都很高兴和激动，不但在会上的交流十分热烈，在会后的交谈更为亲切愉快。我们深感过去几十年彼此隔绝，许多新资料、新的研究成果不能及时交流，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盼望今后加强两岸交流，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商文化学术讨论会结束后，台湾学者直接回台湾，而大陆学者还要在美国参观访问，比台湾学者先离开酒店，此时，台湾学者不约而同地到酒店门口欢送，互相握手道别，不少人流下了依依不舍的泪水。二是此次讨论会后， 我们代表团全体成员应美方邀请不仅参观了夏威夷的珍珠港，还去了旧金山、华盛顿、波士顿、纽约、洛杉矶等地参观访问，重点是看各地的博物馆，主要是看中国的商周文物。所到的亚洲艺术博物馆、华盛顿弗利尔美术博物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哈佛大学佛格尔美术馆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收藏的中国文物都很丰富。如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就有四千件之多，且精品不少；又如纽约有一位医生私人收藏的中国文物竟达五千件，其中青铜器有四百余件，珍品多寄存在大都会博物馆里，长沙出土的著名楚帛书也寄存在这里。我是第一次在这里看到了这件无价之宝。这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长沙子弹库一座楚墓里出土的，一块黄褐色绢上书写有九百多个楚文字，四周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图形，是研究楚文化极为重要的资料。看到祖国大量的珍宝流失海外，我心中很不是滋味，激起了对盗墓者、不法古董商人对祖国文物严重破坏的愤恨，同时也坚定了我努力从事商周青铜器和楚文化研究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