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凡，男，1935年10月出生，湖南汉寿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现任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湖南省社科联合会主席团原执行主席，湖南省党的建设研究会原副会长，山西省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原顾问，湖南师范大学、海南省委党校等校教授。曾任长沙大学党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组织员。1998年被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评定为湖南省荣誉社会科学专家。

活到80岁，不能说一辈子没干过自认为满意的光鲜事，也不能说没有通过学习、反思得以顿悟的进步，本想借社联征文之机，回顾总结，给自己作个交代，但苦思数日，总觉得浮光掠影，片段支离，连缀不起来，勉强写出来也不像自己。究其原因，大概是一生中“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少，“走麦城”的事多。

回忆中，一些难忘的人和事，一一涌上心头，有的温馨、振奋；有的苦涩、尴尬。但都或深或浅在思想上打下了烙印，有的影响我一生，有的甚至使我发生了生命旅程中的根本性转折。把这些写出来并不如何光彩。但实话实说，才能心安；于关心我者才算负责。这些事本身交集并不多，其逻辑关联只体现于我的认识变化，影响的大小、时间、深度也不相同。为此，我只能以最早发生的时间为起点逐个叙述。

心心相印的启蒙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随在中山大学任教的父亲来到广州。当时家里来的学生川流不息，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种是与父亲探讨他的专业——“统计学”的人，他们大多为已毕业或将毕业的较年长者，行年十岁的我，对他们因崇敬而畏怯，不敢打扰。一种是想打着父亲的旗号，抱团谋利者，父亲对之礼貌性的接待后，就让他们自由接谈，而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功名利禄，吃喝玩乐，我不满于他们的世俗喧闹，很少搭理。只有一位比我年长一倍的一年级学生，是抱着“立雪程门”的态度来的，他与第一群体在学业上暂时还少共同语言，与第二群体感情上又格格不入，通常是找个较安静的角落默默读书。我对他由好奇到欣赏，有问题只愿向他请教，交谈多了，他向我敞开心扉，大谈抱负，使我形成了一种信念，不能在知识的长河中滴下点墨，就枉活了一生。他见我求知兴趣日浓，送给我一本《世界科学家小传》，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让我知道了阿基米德、高斯、牛顿、爱迪生、张衡、祖冲之、郭守敬、徐光启等伟大科学家的名字，决心以祖冲之、高斯为榜样，以跨入数学殿堂为追求，开始有目的、有计划的重点攻读数学。虽然因为信念不坚、智商不高，少年的志向化为了泡影。但是，他的启蒙，让我树立了一个与社会进步要求合拍的高尚理想，注入了力学、增智、敦品、促行的不竭动力。学生时代，鞭策我相当吝啬的利用时间、不敢虚度光阴，中学毕业时，即自修了大部分高等数学，其他学科也打下了较扎实的基础。被贬中学后，以高中的学历先后担负过高初中数理化语史政六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得到了学生的信任，保住了起码的尊严。1957年，我人生发生第二次大转折，由一个被信任、有前途的干部突变为“控制使用”（档案中的结论）的中学教员，1959—1968年的十年内，被批斗三次，由群众监督劳动改造四年。我没有怨恨组织，也没有自暴自弃，支持我不倒的灵魂是参加革命后注入了共产主义价值观的少年理想，我坚信总有一天人们会相信我不是反革命，而是一个力求有益于社会的人。当1968年上午宣布 “解放”（恢复党员、教员身份），下午就叫到县革委起草文件时，我既无怨也无喜。一时的得失，对于我已无关紧要了，不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能以平常心度之。

少年时的苦学培养了我的学习兴趣、习惯和能力。我先后做过机关干部、教员、饲养员、翻砂工、建筑施工员、会计，都算基本“称职”，靠的是通过突击自学，掌握了相关业务。离休后，挚友经常劝我多保养，少看书，我对他们的关心衷心感谢，但是如果脱离了学习，我的生命也就枯萎了。2013年，我在湘南学院给青年学子们设讲座，对孔子年十五而有志于学，加以铺陈，阐明立志与为学是对个人一生都起关键作用的两大密不可分的支撑点，确实是出自切身体验的肺腑之言。

促我激进的义愤

八、九岁时，因为逃避日寇，母亲携全家躲入深山老林的宜章莽山，寄住在一座小庙里。庙里的神在当地人口中极为“灵验”，我受父亲的熏陶，自幼不信神，悄悄把神的眼睛刮了，一时掀起轩然大波。方圆一、二十里的头面人物，齐聚小庙，讨论如何求神宽宥。我见祸闯大了，只得向他们承认，事情是我干的，愿意承担一切灾祸。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中国老百姓的宽厚，他们没有代替神处置我，而是把我交给了神处置。幸运的是此后几个月内，我居然无病无灾。于是舆论大变，我被认为是连神都不敢报复的人，我家受到了优待，我则受到了超乎成人的尊重。当地一位有点国学功底的老乡绅居然引我为忘年交，除了把家藏的《幼学》、《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国学基础读物和《三国》、《水浒》、《说岳》等古典小说敞开让我阅读外，还经常同我说古论今，指导我写古文评价历史人物，一篇颂岳贬关的《关岳论》受到了他的青许，联系当时对随时可能国破家亡的忧虑，学习岳飞的爱国精神，维护国家的尊严成为了我做人的底线。

抗战胜利后，国破家亡的威胁没有了，于是为了将来能更好的报效国家而一心读书，对正在进行的内战并不十分上心。1946年冬，美国兵皮尔逊在北京东单公然强奸北大女生沈崇，开始我只把它当作是个人犯罪，认为任何国家都难免有恶棍，仍不上心。后来蒋介石政府不敢处置罪犯，交给美军送回美国，让他逍遥法外。我认为事件的性质起了根本性变化：蒋介石政府不敢维护民族尊严，公然出卖国家主权，美国政府恣意践踏中国人的民族尊严，侵犯中国主权，美、蒋政府的行为比恶棍皮尔逊的行为恶劣千百倍，是我绝不能容忍的。于是我人生出现了第一次大转折，由一个平静的读书人变成了一个反蒋反美的激进分子。因这一注意力的分散严重影响了实现少年抱负，虽然这对于我来说算是失策，但我至今不悔，因为在事关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问题上，我做了一个有血性、有骨气的人。由于年龄小，不引人注意，常被安排做些传消息、送材料的危险事。湖南解放后，直接联系我的一位湖大学生参军，我做的事不再为人所知，我也就不再提及。但这一年多却是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时期之一。它让我由一个共产主义事业的旁观者、局外人，变成了不惜为之献出生命的积极参与者（虽然我不是地下进步组织的正式成员），而且对这一事业的真理性、正义性、必胜性从来没有怀疑过。1957年后，三次被当做反党分子批斗，我没有对党离心离德。退休之后，我常引以自豪的话是：“终于没有人怀疑我是反革命了”。

神秘而危险的工作，培养了我胆大、自信的性格。十五、六岁时，在农村土改，背着杆长枪，独自一人行走于解放前的土匪窝里，与老虎碰过面，风雨之夜穿过尚未收尸的杀人刑场，从不知害怕为何物。分配工作时，不管对新岗位的业务如何生疏，只要组织需要，从未推辞过。

对美国政府的憎恨，使我在分析世界大局时，敌友分明而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有助于我在评价党执政以来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保持基本公允的态度。我认为中共与苏共在战略上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时懂不懂、敢不敢、能不能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只有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才能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正是由于我们党高举两大旗帜，从不动摇；我对党的信赖和理想信念也从未动摇。我不否认美国人民、美国文化（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 具有特色鲜明的优点，学习这些优点是推进我国现代化所必需。但是，几十年来，不论哪个党执政、哪个人当总统，执掌美国政权的精英层，在上世纪40年代末处理恶棍皮尔逊时所表现的“美国人优于他国人，为了美国的利益和尊严，可以无耻粗暴的侵犯他国利益、践踏他国尊严，强权强奸公理”的态度一直未变，全球化只是使这种行径更横蛮，对世界的伤害更严重而已。美国政府以“莫须有”的理由，把阿富汗、伊拉克拖入深重的灾难，吃不消了又弃之如敝履。充分说明二十一世纪的帝国主义比二十世纪的帝国主义更恶毒。在事关国家战略的问题上，对于主张学习美国某项长处的人，不管同意不同意他的观点，我都是尊重的。但是对丧失民族气节、拜倒在美国脚下，认为中国人比美国人低一等，主张全盘“美国化”的人，不管来头、名声多大，我都是鄙视的，不愿也不会同这种人一道行走。在民族气节上我终生都是挺直脊梁的。这一历史选择，是自我反省时能不自责的少数事件之一。

永远愧对的父亲

因为日寇入侵，父亲随任教的中山大学迁徙，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到处“逃难”。自幼与父亲聚少离多，他对我们采取“放羊式”教育，批评、表扬都少，更不打骂。我对子女没有采用他的办法，而是遵循了“严父”传统。教孙子时却基本执行了他的方针，只提供建议，一切由孙子自己决定，其效果明显高于对子女的教育。以至子女们顶撞我时就说：“如果你对我们，也像对他们一样，我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老人家对子女的教育重在激发潜能，确实棋高一箸。我身受恩惠而不自觉，这是有愧的第一点。

父亲人脉很广，国共双方都有他的好友，都有人被他冒险救助过。他的学生要到国民党政府谋差，他推荐；要投向共产党，他也资助。1947年还当上了伪国大代表。当我开始追求进步，接触到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后，对他的行为极为反感，认为他骑墙投机，没有原则，最终投向了反动营垒，助纣为虐。把父子关系当成了敌我关系。一解放我就决心同他彻底划清界限，发表公开信对父亲进行批判。父亲对我变成一个无情无义的人难以理解、接受而悲哀。当时比较成熟的领导人也不支持我之所为。时任湖南大学总支书记、学校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余志宏同志责备我：“你并不了解你的父亲，凭什么批判他，为什么要同他划清界限。”我最尊敬的长沙市主管学生工作的团市委和文教党委负责人也语重心长的对我说：“你的任务是努力学习，争取成熟些，不要逞英雄。”可是媒体的鼓励、学生群体的支持使我头脑发热，尽管生活艰难，却硬着头皮拒收家里的生活费，自认为脱离了父子关系。1954年父亲中风后，不能言语。中南财经学院党委领导同志来家探视。问：把你女儿叫回来，点头。再问：把你儿子叫回来，摇头。表明他真伤心透了。但是学校党委还是通过湘南区党委把我叫到了武汉，走之前领导交代：听学校党委的，不能再任性。学校党委严肃批评我说：你以前的做法既不符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不符合你父亲的实际情况，你父亲是一个努力以自己的知识服务于人民的人，一个志愿跟党走的人。我这才知道自己把父亲当做敌人是何等荒谬，而这时父亲已离我而去，连向他忏悔的机会都没有了。对父亲的深重愧疚，使我悟到党性和人性不是对立的。人性要求爱护人的生命，关心人的权益，尊重人的尊严，这也是党性的起码要求。在分析处理人（特别是亲近的人）的关系时，要全面了解，具体分析，慎之又慎。毛主席说：“对人的处理要慎重。”正是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伦理有机结合的至理名言。践踏人的尊严就是偏离党性。“文革”时期我被人戴上各种不符实际侮辱人格的帽子，从生理上体味了“肺都气炸”的滋味，更进一步认识到自己因幼稚狂热给父亲乱贴标签的可笑、可悲、可恨。二十年的心灵煎熬逐渐感悟到对人慎重与否是检验一个人是否厚道的标尺。只有厚道的人，才能得到真诚支持，有了亲和力才有执行力。沉痛的教训，通过严肃的忏悔、反思，由反面走向了正面。年近半百时，结识了一位忘年交，几年的近身观察，看到他对父母讲孝道，对组织讲忠诚，对朋友讲情义，对一位去世受诟病的朋友，既不掩饰，也不离弃，细心周到地为之料理后事、抚慰遗孤。党性与人性的统一化为了他的个性，行之自然，毫无矫饰。由此我断言他必成大器，事后果然。

最近从国民党的解密材料中看到，父亲是国民党撤出大陆前全国通缉的56名、蒋介石亲自批准要暗杀的87名社会活动家之一。世兄们告诉我，父亲是使统计学在中国成为一门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是部聘教授。汉寿县地下党一位负责人的回忆录中说，策动父亲竞选伪国大代表是县工委为了阻止国民党汉寿县党部书记长当伪国大代表的策略。事实表明：父亲是个有较高学术造诣、愿意跟上社会进步潮流的知识分子。湖大与中南财院党组织对他的评价是客观的。余志宏同志当年对我的责备，本已指明了事情的本质，可是我却认为他出于师生感情，放弃了原则。对这位在湖南和平解放中立有大功的领导同志也等闲视之，一味自大固执，对父亲无礼冒犯，持续四年，经多位长者、智者教育，仍无悔悟，是我终身有愧于心的大憾事。

高中毕业时，长沙市团委希望我参加工作，但也不反对我继续求学，在事关我终身前途的关头，父亲不再计较我的不孝，以65岁的高龄，步行十余里到学校。劝我说，如果组织上一定要你参加工作，理应服从；如果允许你选择，以你的条件和性格搞学术比搞政治工作将来的贡献会更大一点，还是选择升学好。在同我一起被动员参加工作的同学中，有的选择了升学，组织上并未责怪。而我却偏要与父亲较劲，放弃了最感兴趣的数学，去干自己陌生的事，换来的是二十年的坎坷。抚今追昔，我对“知子莫若父”“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俗语感受弥深。当年轻同志有所垂询时，我就会想起父亲在教育我失败时那种无奈和绝望，实话实说地谈自己的尴尬与教训，希望他们在人生选择时，把照顾兴趣、发挥特长与服从需要更好的结合起来。对父亲的谆谆教诲，置若罔闻，亵渎了神圣的父爱，是有愧于心的第三点。

春风化雨的老师

进入高中时，很受老师看重。教数学的袁力殊老师特许我可以不听讲，不交作业，在课堂上自学高等数学，不明白的地方还主动点拨。教化学的陈家友老师把实验室的钥匙给我，让我自主做实验。他们的信任和因材施教，坚定了我攻克学习难关的信心，提高了我研究问题的兴趣。我对两位老师不仅尊敬，而且有引为知己的亲近感，对他们所教的课程也有了不学得最好就对不起老师的责任感。

校长旷壁城老师对我更寄予了极大期望。随时能感受到的关注，对我既是压力也是动力，使我决心成为一个他心目中的好学生。对我批判父亲，他虽未置一词，但我还是感受到了他的失望。我故意断绝经济来源，他默默支持我完成了高中学业。离校那天，才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最大的毛病是什么都不懂，却认为自己什么都懂，感情代替理智，不听劝告，固执己见，今后遇事要弄清前因后果，三思而行，否则要吃大亏。”当时，我的思维是直线的、教条的，在感情上对他崇敬而感激，思想上却把他视为带有封建意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他语重心长的教诲，没有反驳，也没有听进去。以至七年之后，正是因校长指出的大毛病，摔了大跟头。1980年我调回长沙后去看他，见面第一句是：“罗小凡，三十年了你还是这么油渣（不讲究）”。随后就为我整理衣领，拉伸衣服。四十多岁的我一下子被拉到了少年学生时。接下来的谈话中，他是那么的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谈“文革”中个人所受的委屈轻轻带过；对粉碎“四人帮”后形势的分析公允中肯。一席教导如醍醐灌顶，受益匪浅。这才体会到了这位长者的大忠诚、大智慧和对我的真诚爱护。从学长们口中得知，解放前夕他冒着极大风险，拒绝向国民党特务机关交出学校中反蒋活动分子的名单，更深切地感到这位被我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对党的认识远比我客观冷静。只有建立在这种认识上的立场才是不可动摇的。对自己看问题时常因情绪化而带片面性的毛病，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评价人物、推介人才也就逐渐审慎了。

教历史的易仁亥老师对我的包容，使我在尴尬的反思中逐步悟得了什么叫“大智若愚”、什么叫“有涵养”。我刚读了两三本唯物史观方面的书籍，就对他的授课说三道四，狂妄地想“纠正”他的“唯心史观”。他对我的胡说，一律心平气和的听，有时也从正面点拨几句，无奈我盲目自大，听不懂他言简意赅的教诲。估计他对一个史学尚未入门的毛孩子妄谈史学，肯定感到难以理喻，而姑妄置之，一直对我宽厚容忍。毕业后，接触史籍多了点，才感觉到当年因无知而无畏，实在对不起老师。“文革” 中对于一些歪曲事实、强词夺理的批判，气愤难平时，想起自己对易老师的态度，也就不去争辩了。恢复工作后对这些同志能胸无成见、一如既往，也来自易老师的身教。回长沙后，我怀着愧疚的心情去看老师，看起来他从未把我学生时的不敬当回事，敞开胸怀地与我谈起了史学，用丰富的史料，有理有据地订正了教材上好些错误的说辞，对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更是鞭辟入里，独具新意。一天下来，他讲我听，真是如浴春风，如沐化雨。从此，经常登门求教，四十五岁后重新拜师学史，虽然不能说已经入门，但至少不像过去那样无知了。

授我以渔的匠心

虽然当学生时也写过几篇得到老师首肯的作文，但是写文章既非我所长，也非我所爱，从来没想过一生会以写文章为主业。把我引上这条路的人，首先是1950年任共青团长沙市委宣传部长的陆方同志。是她推荐我当了中南区团委机关报的特约通讯员，一旦有了写作任务就把我叫到团市委，亲自定主题、拟提纲、提供观点材料，让我连缀成篇。我对组织交代的任务虽不讲价钱，但对这项任务却深以为苦。每当写不下去了，就想甩手不干。她就说：“你不好好干，我报告刘晴波同志”。刘晴波是主持团市委工作的副书记，虽然那时心目中对官大官小并不在意，但刘晴波同志严肃沉着、不怒而威，令我敬畏，就只好老老实实的完成任务。随着见报的文章增多，虽然尚不能以写作为乐，也不再以之为苦了。她的谆谆善诱，引导我掌握了一门技能，后来我几度变换工作，都能适应要求，受到领导信任，对她实在感激。“文革”中，她被逼自杀，听到消息，很是难过了一阵子。

帮我把写作技巧提高一步的是1952-1953年担任团郴县地委秘书的庄仁杰同志。我作为省团校的学员参加省土改工作团到宜章土改，被团郴县地委书记何大群同志留下来当干事，派到郴县高雅岺乡蹲点，直属庄仁杰同志领导。他对我要求极严，每项中心工作都要求就团支部如何发挥作用写出总结。对我写的材料，常用剪刀来改，很伤我的面子。但经过他剪辑编排去掉繁杂后，文章马上显得精练明白了，让人不得不服。文章虽经他再创作，发表时他却从不署名，让我以个人名义发。团省委主办的《湖南青年》，几乎期期都有我的文章，于是乎我就成了个“能写”的人。在他手把手的指导下，我的写作水平确有提高，他也不再用剪刀改了。于是帮我总结经验：“靠读作文指导和语法常识，很难学会写文章，有效的办法是‘改’：要体味名家修改的文章原件，体味别人对自己文章的修改，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的文章反复修改。”一个“改”字令我受益终身。后来帮助其他同志为文时，照样强调“改”字，效果屡试不爽。遗憾的是，在肃反运动中他被逼自杀了，我开始不敢打听；紧接着因政区调整，我被分到团湘南区委，更无从打听了。但是，我从未想过同他划清界限。在我心目中，他始终是用严格要求关爱后进的好同志。

情理并重的信任

上世纪50-70年代，一直在政治上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当属郴州地委秘书长曾抱平同志。他是抗战中奔向延安的中学生，在地级领导干部中算是“文化人”，比较了解青年知识分子的特点。我当年比较肯干敢干，也比较骄傲自满。他对我一方面压重担，抽调我独立执行比较重要的任务，安排我给地委高级学习组当辅导员；一方面严管教，没有表扬，只有批评。有一次我用团地委的名义发了份号召书，他立刻在地委通报上作为文牍主义、形式主义的典型点名批评。我去向他解释，他批评得更厉害，要求我深挖自以为是的思想根源。由于他不断打压我的傲气，为我随后不久遭遇大挫折打了预防针。一个大跟头摔下来，居然没有自暴自弃。“反右”运动中他被打成“右派”，我也因不适合在地委工作而调到中学。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正式批判我。第一顶帽子就是“曾抱平死党”。批判者说：“提拔你时，呈报表上写的是团地委办公室副主任，曾抱平在地委会议上建议改为主任。不是死党，他为什么那样关心你？”这件事曾抱平同志从未向我透露过（充分证明当年领导干部组织纪律观念强，出以公心，不结私党），我毫不知情。但毕竟比那些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批判有据有“理”，我只好认了。“死党”的帽子从此一戴二十年。1978年调回郴州地委，组织部干部科长正式向我宣布：你戴的那些帽子并未记入档案，档案中只有“控制使用”的结论，已经取消了，你现在的职务已相当反右前的职务，可以算是完全平反了。我对这一结论，既无反感，说实话也不十分感激，一副平常心态。曾抱平同志也已平反，但尚未安排工作。我带着平常心去看他，对他说，当年组织上要我同你划清界限，我表示，一定划清界限，是真心话。要我检举揭发你，我也没有想过隐瞒包庇，只是苦于没有材料，揭发不了，所以最终界限还是没划清。我虽二十多年被定为“曾抱平死党”，但是比起50年代地委大院的几支笔，与他的关系毕竟疏远一些。一席真话，我们的距离更拉近了。1989年他被自行车撞伤，不幸逝世，我在省委组织部工作，奉命去参加他的追悼会（作为老部下，没有命令我也会去的）。家属对人说：老人临终交代，撞我的人并非故意，不要为难他。我再一次被他的宽阔胸襟感动，为“曾抱平死党”感到自豪。

1972年大学恢复招生，先由各公社推荐应试生，再由县教育部门组织统一考试，在地区择优录取。我在汝城县革委教育组工作，把全县的应试生集中起来，复习了半月，汝城的平均成绩大大超过郴州地区的平均成绩，多录取了几名学生。开始时皆大欢喜，张铁生交白卷后，全国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我被列为回潮的急先锋，需要再次被批判。请示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说：“这件事也不能全怪他一人，我们也是知道的。”把我“保”了下来。县革委政治部一位负责人对我说，不是书记“保”你，又得挨批。我对政治运动中逼着熟人之间相互检举揭发，十分反感，特别害怕逼我揭发友人和领导。因此，与过去的朋友完全切断了私人联系。新来的书记与我同在团的系统工作过，为了不给他添麻烦，我一直回避他。既然他冒着风险，出面“保”我，理所当然应去感谢。谈话中，我感到他对我的情况有所了解，是关心我的，从而打破上下级的拘束，讲了真话。他问我对今后有何想法，我说，我在教育系统太臭，干下去思想压力太大。他未置可否，但不久后我就由教育组调到了县五七干校。干校办培训班时回校，平时则在县委办协助工作，实际上当了县委的幕僚。1957年以来不断增强的思想压力，初步得到了缓解。邓小平同志复出后，县里的工作得心应手，月月有起色，他高兴，我也高兴，觉得虽没有个人前途，但能实打实的为党工作，比前几年逼着说违心话、干违心事已不可同日而语。他不能改变我的处境，却改变了我的心情，我对他十分感激。虽然工作任务奇重，都不以为苦。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求转弯子。我对他说，要转这个弯子，实在跟不上，继续干下去，不但自己挨批斗，还会给县委添麻烦，希望请病假。他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出主意说，这两年多，你五七干校、县委办两头跑，实在太累，以后就专管五七干校，先到那些先进的五七干校去参观学习再说。再一次把我“保”了起来。正是他提供的这次机会，我得以见到原任吉林省委常委，时任吉林五七干校副校长的宋振庭同志，他没有因我官卑职小而轻视，同我进行了一场推心置腹的谈话，其中极富哲理，重新激起我生活勇气，让我终生受用的两句是：“什么时候刮风下雨我们不知道，但是自己有几斤几两能够知道，也应该知道。”思想上得到宋振庭同志的启迪，组织上受到县委书记的保护，使我平静的度过了1976年前十个月那段凶险的岁月。1983年我在省委党校工作，他从郴州地委副书记任上到省委党校补习文化课，才告诉我他原来打算让我当县委办副主任，但因为档案上有“控制使用”的结论担不起担子，请示了地委书记石新山同志，石书记算是开明人，听了我的表现后，表示可以用，但不要大用。这才把我放到了县五七干校。同舟共济三年多，我们已心灵相通，但他却始终没有向我透露这一信息，操守真是严谨。 

粉碎“四人帮”后，接任县委书记的曾春桃同志，重新让我在五七干校和县委办两头跑。除了像前任书记那样政治上信任，生活上关心外，还给了超乎寻常的礼遇。春节亲自来家访问，加晚班时亲手送来夜宵，还谬赞说“如果干部都像罗小凡夫妇一样工作，共产主义都会来得更早些”，以至“文革”前的县委书记见到我时说“还是你们知识分子有办法，这么快又起来了”。因反右受负面影响的人中，我算幸运者之一。1978年正式平反前，汝城的两位书记已经在人格上、精神上为我平反了。

雪中送炭的同情

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批斗，以不戴帽子，免予处分、恢复原来的工作终结。从此我更加谨言慎行，夹着尾巴做人。1966年“文革”刚在县一级展开，县委常委开始“清五界，查黑帮”。书记问：“罗小凡怎么样？”主持县委宣传部工作的副部长郭怀灼同志答：“过去的情况不了解，这几年倒没有什么。”书记立即生气说：“我当团县委副书记时，他就是团地委办公室主任了，没有什么会来汝城？”（应该说书记按当时的政治逻辑推断并没有错，如果不是1977年他说了那段伤人的话，我对他决不会心存芥蒂）。于是，我当做“黑帮分子”被揪了出来，郭怀灼同志则因对我有包庇之嫌，被取消了主持宣传部工作的资格（这些信息是书记、部长和我都成了“群众专政”的对象后，一起被监管劳动时面对面讲的，其真实性毋庸置疑）。尽管几年来如履薄冰的做人，仍然在劫难逃，一时实在想不通。批斗中的精神侮辱、肉体折磨也忍受不了，几次想到死。但女儿才两岁多，深恐因我“畏罪自杀”（以我的切身体会，政治运动中自杀者，99%以上应是想不通，受不了，“畏罪自杀”对他们来说是个极不公正的词语），成为“反革命子女”一世不得翻身。爱人也想尽办法闯到监管地对我说：“你最坏的结果是双开，我可以靠劳动养活你父女，你一定不要死。”相濡以沫的真情，支持我忍辱茹苦的挨了下来。

双抢时节，被学生带到农村边劳改边批斗，更是苦不堪言。但是只要离开监管人的视线，就有群众来劝我，想开些，多吃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次割禾收工时，监管学生又划出一片田来，要求割完了才准收工。按我的体力，一天也难割完。我正担心会累死，突然一大群孩子踊进田里，一下子就把禾割了，齐声催我收工。有次监管者罚我不许洗澡，一位生产队长亲自提了水来，带我去洗澡。公然同情“黑帮”，即使是农民也可能被追究。他们无私无畏的同情，使我感到人间自有真情在，在极度无助绝望中注入了挣扎下去的力量。靠残酷折磨人表现自己的狂热学生毕竟是少数，相当多的学生以各种形式向我表达了抚慰之情，有些学生还自发组成小组轮流暗中保护我。有次游街被人踢倒在街上，我颈上挂着近20斤重的黑牌，无法自行爬起，混乱中可能被踩死。跟踪保护的几名学生立即把我拖了起来，推进支左部队营房，让我度过了最凶险的一劫。“文革”中期，汝城的造反派分为严重对立、武斗不断的两派。我与县委书记、常务副县长等十几个“三反”分子被革联派关在县邮电局。他们被红农联派打败后，要绑着我们一起逃跑。如果我们被捆着跟他们跑，难免被拖死。这时邮电局一位老工人主动来捆我们，故意拖延时间，大概是革联的头头们等不及，先跑了。他就把我们放了出来，恰逢一位学生的兄弟听说县城大乱，专程进城找我，把我接到他家，才转危为安。文革中我得到好人（其中相当多的人并不认识）关照的事不胜枚举。列举的仅是从死亡线上把我拉回来的几件吉光片羽。生死存亡让我感到，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工人、农民）几乎都是与人为善的，我对他们永远怀着尊敬和感激之情。相比之下，亲近的知识分子倒最易翻脸无情。毛主席要求知识分子向工农学习，与工农结合，真是一语中的。可惜现在有的人对这一教导渐渐忘了，以致某些著名的“文化人”成了人格扭曲的怪物。

终身追随的领导

1985年，刚由市委书记提任湖南省委常委的一位同志，通过秘书送给我一篇自己撰写的文章，我把它按逻辑顺序编在了一本论文集的中部。这本书中只有一位省级领导的文章，我却没编在显眼位置，于是向他的秘书说明，为了不打乱论文集的逻辑体系不得不这样编。这位领导，随即打来电话说：“我就是一作者，如果要改观点需要商量，取舍编排就请你们自定”。我感到这是位通情达理、平等待人的领导，可以放心对他实话实说。

不久，我就解决干部工作中“滥扩编、滥升格、滥提级、滥升官”问题，向他写了个书面建议。他立即批示，发在《湖南组工通讯》上。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主编看到后，请他把批示的内容扩充为一封回信，加上我的原信，以《关于干部问题的通讯》为题在《理论动态》上发表。此文一出，反响强烈，先是数十家报刊转发摘编，随后，中办的刊物也编发了。在中办上报的材料上，中央书记处主管党建的书记和中组部部长都作了批示，我的研究在他的重视和支持下，进入了中央领导的视野。反右以来，我第一次感到活得还有点价值。

1988年他从中央党校学习归来，不到一月，就到我的工作单位——“长沙大学”视察。恰逢我不在校，学校的几位负责人当作喜讯告诉我。一时间，“士为知己者死”的念头油然而生（我承认这是封建意识流毒，比我年轻的多数人都会觉得可笑，但我确实是这样想的，也就只能这样写了）。1988年他的孩子参加高考，离长大的录取线只差一分，有人同我商量，能否由长大录取。我说，君子爱人以德，办这类事不是帮他是害他。在随后的交往中，我感到他似乎根本不知道这件事，至少没有把它当件事，更增强了我对他的信任和尊敬。从此，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学习、研究上，以备这位领导咨询。

1989年，我正式调入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除了完成部领导分配的任务外，我把自己定位为这位领导的编外“秘书”。向他提出了三项保证：不打牌子、不泄机密、不谋私利。两项要求：允许讲真话，让我言无不尽；允许独立思考，不能接收的观点，哪怕见诸中央、省委文件，我也可以不写。为他服务的三种形式：读书、想事、交朋友。他都表示赞同。三十年来，对三项保证我敢说不折不扣的履行了，不经他同意我从未用他的名义说过一句话，办过一件事；为他服务时所接触的机密未向任何人（包括家人）透露过半个字；也曾有人想送钱给我，我说，如果我想要，80、90年代我就已经或者发财、或者坐牢了，不至于至今还是个穷教员。对于后两点，他做得比我更好，每周都辟专门时间一起学习：或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文史基础知识；或研究中央重大政策。1989年夏秋之交，全省清查与“动乱”有关的人和事，湖南理论界有几位同志受到相当大的压力，我向他汇报说，他们可能说过错话，但决不会反党，都是有用之才。他把这几位同志一一请来，倾听他们的意见，解除了他们的思想负担。后来他们都对理论建设做出了较大贡献。有一次他问我对于一位正厅级领导干部的看法，我对这位同志没有好感，冲口而出，给了恶评，他不动声色的按下了话题。直到他奉调离开湖南时，亲自去登门辞行，我才知道他们之间友谊很深，也才知道他真能听逆耳之言，不将自己的好恶强加于人。

正由于相知越来越深，我对他提建议也就不再顾忌语言分寸。我送过他一幅对联：“谘诹善道，当断则断，察纳雅言，应行必行。”直白的表明了规谏之意，他不以为忤，高兴的接受了。实际上他在担任“一把手”时，下面的同志都说他有魄力，我所提的决断不足，只是他适应副手角色，为了顾全大局所展现的不同作风而已。我虽痴长几岁，却一直被他包容而不自知。他也送过我一幅对联：“若有若无官职小，愚不可及形象凡”，寓褒于贬，给予谬赞。我虽未能达到他所说的境界，他却清楚地概括了我做人的心迹和追求的目标。“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他既是对我充分信任，使我能有所作为，体现价值，度过一个充实晚年的领导，又是一个虚怀若谷，启迪我相互切磋，不断升华精神境界的挚友。现在他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不需要我服务了，虽然相隔千里，我却常想去看他。只有在他那里，才能议时势、评人物，畅所欲言；揭矛盾、吐忧虑，一消块垒。（本文中提到的人，已经作古者均具真姓名，仍然健在者不具名，先父虽已作古，按“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的传统，亦不具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