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服务业培育成为推动我省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柱

 作者:长沙理工大学课题调研组 时间:2015-02-26 09:28:19 
把服务业培育成为推动我省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柱


        内容提要:湖南服务业发展迅速,但仍滞后于城镇化的需要,市域中心城区服务业辐射带动效应小,县域城镇服务业发展落后。我省城镇化率正快速逼近50%,按国际经验,即将进入一个服务业大发展的时期。应区别不同城镇群,明确服务业重点产业;科学制定方案,建设一批服务经济型城镇;改革体制机制,释放服务业全部生产力;创新管理模式,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及范围;加大政策扶持,优化服务业企业发展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考察湖南时指出“服务业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是节能减排的重要载体,是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是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要把发展服务业作为战略重点,把服务业培育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我们认为,应实现城镇化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把服务业培育成为推动我省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柱。
        一、服务业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柱
        (一)服务业是城镇人口有效就业的扩容器。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城镇化。服务业中的消费性服务部门比如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休闲娱乐等,就业容纳能力强,对从业人员的知识门槛偏低,能满足大量进城农民的就业需求,有助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二)服务业是城镇产业生产效率的加速器。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是产城融合发展。在城镇产业体系,如果没有金融、保险、物流、商务、信息等服务业的支撑,先进制造业企业的非核心业务无法切割外包,家庭农场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很难获得现代生产要素,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效率会停滞不前,城镇产业体系只能停留在低级水平。
        (三)服务业是提升城镇整体功能的催化器。提升城镇功能必须依托于科学的城镇建设及其必要的要素供给。获取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等现代要素,均有赖于服务业作为渠道。发展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保险、证券、期货等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有助于满足城镇化建设的资金需求,提高资金配置及使用效率。发展劳务中介、劳务派遣、人才猎头等人力资源服务业,有助于满足城镇化建设中各类人才的需求。发展价值评估、产权交易、抵押担保、法律会计等商务服务业,有利于实现土地流转与集约化利用,满足城镇化建设的土地需求。发展规划设计、研发创新、技术培训等技术服务业,有利于满足城镇化建设的技术需求,并实现供求有效对接。
        (四)服务业是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器。城镇可持续发展有赖于较强的社会治理能力。目前,我国的城镇治理能力远不能适应城镇化推进速度,重要原因是治理结构中忽视了服务业的作用。从城镇建设来看,工程服务业有利于提高城镇规划与建设水平;环保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等行业是建设绿色城市、智慧城市、创新城市的基础。从事务管理来看,发展教育、医疗、社保、文化等公共服务业,将部分民生事务进行市场化运作,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分类治理,有助于降低城市治理成本,提高城市治理效率。
        二、我省服务业和城镇化融合发展不够
湖南城镇化和服务业发展呈现“双滞后”现象。2013年,我省城镇化水平为47.96%,低于全国水平5.77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3%,低于全国水平5.79个百分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服务业短板效应凸显,与城镇化融合发展不够。
        (一)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于城镇化的需要。2013年,湖南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相比城镇化水平低了7.66个百分点。从增速来看,2010-2013年湖南城镇化率的年均增长1.17个百分点,但是同期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年均增长仅为0.15个百分点,相比落后了1.02个百分点。
        (二)市域中心城区服务业辐射带动效应小。中心城区是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空间单元,发挥市域内金融、贸易、科技、信息中心的作用。一般来说,中心城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都在60-70%以上。我省大部分中心城区的服务业体量小,发展缓慢,结构偏重于传统服务业。比如益阳市赫山区、株洲市荷塘区、衡阳市蒸湘区、郴州市苏仙区、常德市鼎城区、湘潭市雨花区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分别只有36.2%、36.85%、35.1%、28.9%、42%、37%。这些城区服务业发展水平与中心城区的经济定位完全不对称,对周边地区没有产生经济带动力和辐射力。
        (三)县域城镇服务业发展相当落后。据测算,2013年全省县域地区的三次产业结构为:16.2 : 51.1 : 32.8,三产比重比全国水平低13.3个百分点,相比2008水平下降了0.6个百分点。选择2012年我省县域经济五强县进行考察,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醴陵市、资兴市这五个县(市)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21.6%、22.2%、19.9%、24.4%、22.8%,比全省县域水平要低10个百分点左右。与全国县域经济五强县进行比较,江苏省江阴市、昆山市、张家港市、常熟市、吴江市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42.0%、41.2%、41.3%、45.02%、42.6%,比我省县域经济五强县的水平高了近20个百分点。而且,我省县域服务业多以餐饮娱乐业、批发零售业等传统服务业为主,业态落后,没有形成规模效应,不足以拉动县域全域的经济发展。
        三、城镇服务业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与工业不同,服务业在不同层级、不同规模、不同区位的城镇,其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趋同性,行业门类大多一样,只是各类的规模体量有所差别。同样,对于不同的城镇而言,服务业发展所存在的问题也是共性的。
       (一)体制机制落后导致服务业发展活力不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政府利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服务业微观经济活动的现象还比较突出。一是电信、电力、铁路、民航、信息媒体等行业基本处于垄断经营、管制经营或限制经营的状态,服务业市场准入门槛高、竞争不充分,民营企业面临“玻璃门”和“弹簧门”。二是许多盈利性事业单位还挂靠在行政机关或依靠政府拨款维持运转,不仅自身发展能力弱,还限制了服务业发展市场空间。这种现象在应用开发性科研机构、职业培训机构、社会中介机构、艺术表演团体、新闻出版机构表现尤为突出。三是“大政府”的传统治理模式依然存在,公共服务购买制度尚未建立,一些本该由市场和社会承担的服务还没有与“政务”完全脱离,大量的公共服务资源和发展活力未能得到有效释放。
        (二)对外开放度低导致服务业发展压力较小。目前,湖南在运输业中的速递业务、分销业中的零售业、金融业已有一定的开放程度。但相对于其他省份来说,这些领域的开放度仍然偏低。比如,目前入驻湖南的外资银行分支机构仅有汇丰、花旗、新韩、东亚、渣打5家,而湖北省有8家,江苏省达37家以上。另外,湖南在会计服务业、咨询服务业、电信业、道路运输业等行业的开放度极低。比如,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安永,以及世界知名咨询机构如麦肯锡、波士顿、贝恩等,均没有在湖南设立分支机构。
        (三)经济环境欠优导致企业发展动力不足。一方面,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大,服务业人力资本供不应求,导致企业劳动力成本高涨;由于服务业抵押担保物不足等固有问题,大量中小型企业融资困难,融资成本过高;受歧视性产业政策的限制,服务业企业在用地、用水、用电、供热等方面的要素成本偏高,且呈日益增长之势。另一方面,税费负担过重。在“营改增”试点之前,服务业领域重复征税严重,服务产品出口不退税;在试点之后,物流快递业、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广告业、金融业等行业出现了税负不降反增的现象。
        (四)社会认识偏差导致服务业发展环境不利。一些政府官员尤其是县(市、区)官员,一味地强调新型工业化的主导作用,忽视了服务业对工业化的短板效应,没有看到服务业对经济增长与优化升级的引擎和动力作用。社会公众对餐饮、娱乐、休闲等低端服务业从业人员存在歧视偏见,对金融、信息、科研等高端服务业从业人员存在仇富心理。这些认识偏差使服务业发展处于极为不利的环境之中。
        四、把服务业培育成为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柱
按照国际经验,当城镇化率达到50%以上时,会进入一个服务业大发展的时期。目前,湖南城镇化率正快速逼近50%,在这个阶段必须在各级各类城镇中加速发展服务业,使之成为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柱。
        (一)区别不同城镇群,明确服务业重点产业。在长株潭城镇群、环长株潭城镇群,重点发展高端及新兴服务业,包括现代金融、高端商务、现代物流、信息服务、服务外包、文化创意、现代商贸、家政养老等行业及其总部经济。在岳阳长江城镇群,重点发展滨江临湖服务产业,包括港口物流、服务贸易、游艇经济、商务服务等行业。在郴州大十字城镇群、娄底娄涟双城镇群、衡阳西南云大城镇群、永州冷零祁城镇群,重点发展以煤炭、有色金属为主的现货及期货交易、物流配送、工业设计、商务会展、信息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在邵阳东部城镇群、怀化鹤中洪芷城镇群、湘西吉凤花城镇带,重点发展文化旅游业。
        (二)科学制定方案,建设一批服务经济型城镇。服务经济型城镇是指服务业在城镇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城镇。按国际标准,在服务经济体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服务业从业人员数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数比重均在50%以上。要科学制定方案,重点打造如下三类城镇。第一类城镇,是指地级市中心城区。中心城区以服务业为主导,这是中心城区的功能定位使然。第二类城镇,是指区位条件相当好的城镇,通过实施重大全局性的服务业项目,可以建成服务经济城镇。比如,株洲云田乡和龙头铺镇通过建设“方特欢乐世界”这个项目,建成了一个以旅游娱乐业为主导的云龙示范区。第三类城镇,是指服务业资源禀赋相当好的城镇。比如韶山市、凤凰县、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等。
        (三)改革体制机制,释放服务业全部生产力。一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从对服务业微观管理转移到调控服务业总量与结构、搭建产业发展平台、维护市场秩序以及提供公共产品上来,坚持“应减必减、能放全放”的原则,取消和下放审批事项,同时加快发展行业协会组织。二是放宽市场准入。针对少数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服务行业,制定明确禁止非国有资本进入的行业目录,同时对其他行业全部开放。在准入环节,除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文件规定外,任何地方和部门一律不得设置服务业企业登记前置许可项目,另外要降低企业出资限额。二是制定“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办法”和“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目录”,推动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等公共机构购买服务,扩大政府采购范围。四是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将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与市场竞争业务进行拆分,对能够实行市场经营的服务要动员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增加市场供给,对公益性服务、保障社会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务应转变为政府与社会多元化提供相结合的方式。
        (四)创新管理模式,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及范围。参照上海自贸区的管理模式,制定服务业开放的负面清单,凡是清单外的行业均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扩大开放范围,加大开放力度。鼓励引进国内外知名生产性服务企业、跨国公司来湖南设立地区总部、服务中心、分支机构、研发中心、采购培训基地等,鼓励分公司升级为地区总部或中心,鼓励外资代表处升级为经营性公司,实行审批、办证全程代办绿色通道制度。积极争取国家有关扶持出口型企业研发资金、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资金支持,推动省内有条件的服务企业承接信息管理、数据处理、财会核算、技术研发、工业设计等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形成有竞争力的外包产业基地。建立支持服务企业“走出去”的服务平台,扶持出口导向型服务企业发展,扩大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贸易规模。鼓励服务企业参加境外展览、展销活动,商务主管部门按照有关外经贸政策规定对参展费用给予适当支持。
     (五)加大政策扶持,优化服务业企业发展环境。一是降低服务业税收负担。加快推进“营改增”财税体制改革,针对试点中出现的部分行业税负上升、地方财税流失等现象提出具体的政策措施。二是加大投融资政策支持。扩大省市服务业引导资金规模,设立服务业创业投资基金,研究解决知识产权抵押贷款存在的问题,形成较为成熟的知识产权抵押贷款模式。三是加强要素扶持。对服务业企业用水、用电、供热等,比照工业企业同标准执行。鼓励利用存量土地发展服务业,在实施城镇规划和旧城改造中收购储备的存量土地,优先用于发展服务业;鼓励利用工业厂房、仓储用房、传统商业街等存量房产,兴办工业设计和研发设计、文化创意等服务业,其土地用途可暂不变更;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的企业或单位利用原有工业厂房、仓储用房兴办服务业,土地用途和土地使用权人可暂不变更。四是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综合协调,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加大宣传发动,改变社会认识偏差,形成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社会氛围。
(课题主持人:王耀中,主要研究人员:陈银娥、欧阳彪、易继红、杜中华、彭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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