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浩辉（1934-），湖北武汉人，中共党员，湖南省社科联研究员。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副教育长，湖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执行主席，湖南省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第七届常务委员。现为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顾问、湖南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名誉会长。1955年荣获“湖南省先进工作者”，1993年被评为“湖南省优秀理论工作者”，1998年被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首届荣誉社会科学专家称号。

岁月如流，转眼间已过八十年。我如何将匆匆而过的时光挽留？我如何将波涛起伏的情感抒发？回首过去，几经沧桑变幻，几经风雨洗涤。当诸事已成过往，我只期盼能够“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我祈愿，可以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尽到一粒砂石应有的本分。

从学徒到教授

人无法决定出生，但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

1934年11月，我出生在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13岁那年，因家境困难，初中尚未读完就辍学了，到汉口汉正街德泰油行当学徒。名曰学徒，实则是勤杂工，日复一日地做着扫地、抹桌子、倒痰盂、倒茶、拿烟等诸种琐碎而脏累的工作，一旦老板不如意，轻则破口大骂，重则拳脚相加。挨到晚上10点，我才能拖着疲惫的身躯关上店门，搬来八个骨牌凳，在店堂里拼接成床，铺上行李，解决睡眠问题。早上天还没亮，我又得收起“床铺”，准备新一天的开门营业。没有工资，老板只给我们发一块钱作为洗澡、剃头之用。虽然不甘心这种奴役般的生活,但为了生存，我只得忍气吞声。然而，在内心深处我却时刻想着怎样摆脱这个地方。没有人教我“知识改变命运”，但从日常生活中，我意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因此，我一边应付工作，一边发狠学习，利用一切机会读书看报，获取知识，为改变命运创造条件。

1949年5月16日，那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打开油行大门时，我被满街席地而卧的军人惊呆了。解放军进军武汉后，为了不惊扰百姓，全部露宿街头。他们和善安详的面容让我毕生铭记。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军队，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为中国人民重启一片天的英雄。这是我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第一印象，也是我决定跟随党、忠于党、为党的事业奉献终生的第一缘由。武汉解放后，虽然还是学徒，但我的生活已悄然发生了变化。老板的态度完全不同了，我能够自由地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不久，我被发展为第一批工会会员，凭着自己的干劲和工作中自学的知识，还被选为行业工会的宣传委员。我积极宣传工会的作用和意义，创办店员工人夜校，既履行了作为一个宣传委员的职责，也为自己的学习创造了一个平台。我认真听课、做笔记、写作业，同时还挤时间自学毛主席的著作，反复阅读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书籍。我的思想开拓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革命的自觉性提高了，革命的信念增强了。

这时，我认识了一位年长的新同事，他以前当过小公务员，喜欢给各种报社写点“明日黄花”之类的小“豆腐块”。他常对我说起写作的技巧和看到铅字排出自己文章时的激动。我萌发了写作兴趣，不时练习写点小东西自我欣赏。有一次观看大型新闻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之后，感慨万千，联想到抗美援朝战士们拼死杀敌的情景，心潮澎湃，当晚乘兴写了《从中国人民的胜利看朝鲜人民的胜利》一篇短文，发表在《武汉店员》杂志的显著位置。拿到刊物的那一霎那，我热泪盈眶，欣喜若狂。这是我公开发表的处女作，它燃起了一个油行小学徒的思想火花，催发了写作梦想，成为我一辈子同笔杆子打交道、做理论研究的起点。

1950年的春夏之际，中央贸易干部学校在全国招生，我报考了这个学校的油脂专业，幸运地被录取。但遗憾的是，学校招收人员太多，北京总校容纳不下，决定在武汉筹办中南分校。分校正在筹办中，还需半年时间才能开学，中南贸易部给录取人员二选一：等待或分配工作。我选择了后者。1950年11月，年仅16岁的我，只身一人乘火车离开武汉，踏上了三湘大地，走进了中国油脂公司长沙分公司（后改名湖南省公司）。正是这片神奇的热土，让我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这里，我完全从雇佣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来到一个革命大家庭。我感到十分温暖，特别激动。那时机关节奏紧张，学习氛围很浓，每天早上七到八点，一个小时的政治学习雷打不动，学毛主席著作、学时事、学政策，这对于我这个新参加工作的青年来说非常重要。通过学习，我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业务水平有所提高，学习自觉性进一步加强。我早起晚睡、看书学习的习惯，就是从这时开始逐渐养成的。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利用一切机会，抓住所有时间，孜孜不倦地自学，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第一需要。我利用当机要员的便利，认真学习党和政府以及上级机关的机要文电，包括政策、指示、规章、条例以及国情省情的通报。我从这个丰富的知识宝库中，增强了对党的政策和国内外形势的了解，拓宽了知识面。学而知不足，我强烈地感觉到学习理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于是聚精会神地阅读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以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初步懂得了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判断形势，认识问题，处理工作。我还阅读了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不断提高语法修辞水平；博览了包括鲁迅的小说、杂文和唐诗三百首在内的大量文学作品，不仅丰富了文学知识，而且给予我精神动力。特别是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给我印象最深，保尔•柯察金身残志坚的精神、顽强的毅力，一直鼓励我、鞭策我朝着梦想的目标前进！

我在担任省油脂公司秘书科副科长期间，创办了《湘油简报》，负责文字主编，对提高自我理论水平和文字能力，推动公司业务发展，提高职工素质，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61年12月，我担任省供销社办公室副主任后，主持重要文稿和总结报告的起草以及文书处理等工作。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各项水平，我报名参加湖北大学贸易经济专业学习，遗憾的是因为工作太忙，工学矛盾无法调和，只学了一年半就终止了。这是我这一辈子唯一没有善始善终、坚持到底的事。但让我欣慰的是，这时候我比较自觉地把日常工作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写了一些研究经济理论的文章，还组织秘书班子写了一本《基层供销社工作问答》的小册子，于1963年8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第一次主持编纂的公开出版物，也是我大批著作出版的起点，为我后来成为专业理论工作者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和业务技术基础。从此，坚定了我追求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梦想。

这场追梦活动一追就是二十年，直到1970年才梦想成真。这一年，湖南省县以上领导干部学习班成立，这是恢复党校的前奏，我调任该班政工组长，搞教学管理，也讲点课。这标志着我已经由业余理论爱好者转为专业理论工作者了。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恢复后，我先后担任教育处副处长、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副教育长，被评聘为副教授，成为一位双肩挑的学者。我决心在新的舞台上敢为人先、大展宏图。但我学历不够，理论功底先天不足，就笨鸟先飞，比别人早起点、晚睡点、勤学点、多问点、深钻点，从浩瀚的书刊海洋获取知识，夯实理论功底，努力以宽阔的视野、创新的思维，寻觅学科建设新亮点，开创学科建设新局面。科学社会主义是党校新开的一门课程，一切需从零开始。从这个实际出发，我致力于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从1978年开始主编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教材，经过内部试用，反复修改，定名《科学社会主义读本》，于1984年2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转为专业理论工作者后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著作。随后，我主持编写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六本原著解说，形成了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学的系统教材。1987年受省委宣传部的委托，我主编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全省干部读本。同时还先后主编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简明读本》、《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公开出版，作为党校教材。1979年发起成立了湖南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我被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随后任会长，现在是名誉会长。学会诞生34个春秋，对团结全省科学社会主义学者开展科学研究，交流学术思想，促进学科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83年，我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的成立，在这次会议上我当选为第一届学会理事会理事，后来成为常务理事，晚年被聘为学会顾问。在三十年的历程中，我积极参加全国学术交流活动，与全国各地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专家在学术上相互助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90年我调任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任党组书记、执行主席，评聘为研究员，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开创社科联工作新局面，同时继续致力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开创理论研究之先河，取得了许多首创性的成果。比如主编全国第一本《决策科学辞典》，填补了决策辞书的一个空白；主持研究《中共领导人决策思想研究丛书》，实现了我国决策科学研究的新突破；主编出版了《毛泽东与中国农民》、《湖南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研究》等10余部著作，撰写出版了专著《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这些著作，有的在学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对党和政府的决策具有参考价值。

纯朴幸福的家庭

我在事业取得了一些成绩，除了自身努力，还得益于有一个纯朴幸福的家庭作坚强后盾。

妻子是我的同事，我们1952年相识，相互爱慕，经过三年的互相了解，走到了一起。结婚时，我们一无所有，在单位借了一间房子，花三十块钱买了一张床，搬着各自的被子拼在一起，就算是新房了。结婚那天，妻子没有穿新衣裳，当时还闹了个笑话。来祝贺的朋友，问我新娘子去哪里了。我指着穿着旧衣服的妻子说：“就是她呀！”当时妻子也没介意，还博得大家的赞赏。那个年代结婚，不需要优厚的物质条件，也不用父母之命，更不用媒妁之言。形式也朴素简单，亲朋好友来到我们的新房，在一条毛巾大的红绸上签个名，讲几句祝福的话，吃几粒喜糖，就算是举行婚礼仪式了。人情也简单，同事们凑点钱买个脸盆、热水瓶、茶壶茶杯之类的日用品送来，就算是礼品了。当然，也有一份特殊礼物，那就是我当时的科长送的一本精装版的《论列宁主义的问题》，这个礼物很珍贵，我爱不释手。

婚后的我们相处融洽。家务事以她为主，共同分担。有矛盾和分歧，两人就互相让一让，矛盾就化解了。我们婚后工资收入还算可以，但是我们各自弟妹多，家境困难，我和她都是家里的老大，不仅要负担自己小家的生活，还要支援两个大家庭的弟妹们读书，我们只能省吃俭用，从工资中拿出很大一部分给他们。我们互相谅解、互相支持，几十年如一日。1955年底我的大儿子出生之际，当时我一心投在工作上，妻子产期接近，我被派出差外地，没有跟领导请假。生大儿子那天，她一个人走到医院。可是医生说还没到生的时辰，让她先回去，她只好忍着剧痛回家。眼看就要生了，她又孤零零地走到医院生下了孩子。半个世纪过去，她都没有抱怨过。她是一个宽容无私的同志，一直都支持着我的事业，这也是我敬重她的原因之一。

几十年来，我们没有耽于当年的物质匮乏，也没有困于此后的生活艰辛，更没有惑于往后的繁华诱惑，只想着如何扶持到老。我们相濡以沫，坦诚相待，共度靓丽人生，能够一生一世携手白头，就是我们最幸福的事。 

我的大儿子出生后，又有两个小的来到人间。我们面临如何抚养教育孩子，使他们茁壮成长的问题。教育孩子，既要言传，更要身教，用自己的言行影响他们；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大胆放手，让他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1966年发生的这么一件事情记忆犹新。当时全国开始掀起“串联”之风。我们也试图用这种方式锻炼孩子独立生活与处世应变的能力。那一年，我的大儿子11岁，二儿子9岁，小女儿6岁，我们决定由大儿子带领其弟妹坐火车去武汉探视祖父母。当时我们有担心，也放心。担心是处于为人父母的本能，放心是出于对孩子的信任。我和妻子去火车站送他们上车，看到人山人海，好多带着袖章的红卫兵，我们的担心立刻升级了，生怕他们走失。但是既然决定了，就不能改变初衷。那时上火车的门被挤得水泄不通，我大儿子钻进了车箱，两个小的进不去，里面的人帮忙打开窗户，我们把两个小的塞进了车箱。转眼间大儿子又不见踪影。我和妻子赶紧请乘务员帮忙找，他很热情地应允了。幸好大儿子很快又出现了，并跟我们招手，我们嘱咐他务必找到弟妹，照顾好他们。火车开动后，我们立即去邮电局打长途电话，告诉在武汉的父母，三个小家伙已经出发了，请孩子叔叔去火车站接人。他叔叔在人潮汹涌中费力地接到了三个小家伙，但是坐公共汽车去住地时又出了问题。因为汽车站也是人挤人，他叔叔光顾着两个小的，把大的丢掉了，只好在到达站等候。幸喜大儿子知道要去的地方是“辛加地”，他就上了下一班车，听到“辛加地到了”的报站声，他就迅速下车，顺利地跟叔叔会合了。现在想想孩子们的这次历险，我还心有余悸，但他们确实得到了锻炼，证明他们是好样的。

我们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影响也很明显。大儿子继承了爱好学习的传统。他下放当知青的时候，不抽烟不打牌，而是刻苦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做了十来本学习笔记，后来他就是靠那些厚厚的笔记本，进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的科研殿堂的。二儿子正直、善良、勤劳的性格，也有着父母的遗传基因。

家庭生活最让我感到幸福的是四世同堂。我的大儿子是湖南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二级教授。二儿子在一个企业供职。大孙子和孙媳妇在北京工作。小孙子在新西兰读研究生。小女和外孙都在省委党校工作。2012年，我的重孙女在北京诞生了，我们实现了传统家庭幸福中的极致——四世同堂。这让我既感恩，又无比快乐。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在她出世四个月的时候，孙子孙媳带她回长沙探亲，我们非常高兴，当时将她的照片选了一组，发到我的博客上，并根据照片内容写了一首小诗，表达四世同堂的欢乐：

喜笑颜开盼回长，首次梦游在机场；

宴会席上两眼忙，一家两代亲情享。

祖孙三代好舒畅，四世同堂乐洋洋；

太爷太奶重孙望，合家欢乐心情爽。

后来我去北京参加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年会，在京逗留期间，孙子带我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然而最快乐、最开心的事情，还是和重孙女球球再次相会，看着小重孙健康成长，我无比兴奋。回长之后，我将同她的合影发到博客，又配了一首小诗表达我的心情，诗曰：

八十老翁赴京城，满怀激情看重孙。

进门就把曾孙抱，依偎太爷情意深。

膝上献舞英姿呈，太爷曾孙信步行。

老小并坐同欢笑，幸福绵绵乐倍增。

待人以诚多挚友

处理好同事、同行以及各方面的关系是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与人为善、以诚待人是我处世的宗旨，它贯穿于我待人、用人和人际交往的各个方面。

严格要求。这是以诚待人的一种形式。对同事，我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我批评人是比较严厉的，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我都会当面指出。有一位同志开会经常迟到，经过多次批评帮助，他改正了。后来他也当了领导，有一次相会时，他说：“非常感谢当年你对我的批评帮助，现在我也按照你的办法严格要求工作人员。” 

用人唯贤。这是以诚待人的一个方面。我在用人的问题上，始终坚持德才兼备原则，主张能者上、庸者让。我及时地将一些品德好、年轻有为的优秀人才提拔到领导岗位。经过一段时期的观察，觉得其中有些同志很不错，我建议加以重用，放在担子更重的岗位。在讨论中有不同声音：“他们还年轻”，“提得太快了”。我认为：“提拔任用干部，绝不能搞论资排辈，只要有德有才，能脚踏实地的干事，能办成事，就是有用之才，就要及时地把他们提到重要的岗位上，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最后大家认同了。现在他们都成了单位的顶梁柱。有的人工作不怎么好，还伸手要官，没有达到目的，又请有关领导帮他说情。我回复领导说：“他能否提拔，问题在于他自己，不在于我们。”领导当场表示：“明白你们的意思，按你们的意见办。”以诚待人，任人为贤，有人欣赏，也有人不满，但必须坚持原则，弘扬正气。

君子之交。这是以诚待人的交往行为。我在全国和省内的学术交流活动中，结识了一些挚友。比如我与孙瑕教授的君子之交。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共同参加筹建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一道与全国学会同行三十年，无论是在理论观念还是在人生志趣上我们都志同道合。他种了很多君子兰，知道我也喜欢种花，多次就参加全国学会会议之便，从长春给我带来君子兰。我养了多年，2012年君子兰盛开了，观花思友，我拍下了怒放的鲜花，并赋诗一首：

植株端庄君子风，剑叶苍翠挺拔形；

花容艳丽妙绝伦，花中钻石压群芳。

吸碳吐氧益健康，除尘降噪净环境；

赏心悦目精神爽，观花不忘送花人。

还有一位老友是著名消费经济学家尹世杰先生，他是消费经济学的开创者，我们在长期的学术交流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我不是消费经济学研究者，但每一次消费经济学研讨会，他不仅给我发会议邀请函，还亲自打电话，希望我能参加会议并发表意见。所以我每次参加会议，都要事先做点研究，写篇发言稿，发言后刊登在《消费经济》杂志上。他出版的新书都要送一本给我，我都认真阅读，写一篇书评。这样一来二去，我也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二十多篇关于消费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可以编辑成一本研究消费经济学的小册子了。惜乎，老友已逝，同堂论道的机会不再有了。

我认为真正的友谊，应该是真诚相待，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的。既要有高山流水的相互知音，也需要在事业和学术上的志同道合，尤其重要的是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老骥伏枥志千里

退休只是给我担负的公职画了个句号。但是，共产党员的重任没有退，学术研究活动不能退，与时俱进的精神不能退，美好的生活不能退。在有些方面，还是新的开始，要老骥伏枥，勇开新河啊！这就是我退休后的信条。

老有所为。1998年退休以后，我依然笔耕不辍。许多重量级的著作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省重点课题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于 2001年5月出版，70万字。许多高校将其作为研究生的教材。省重点课题成果《继承与创新》于2006年12月出版，47万字。国家重点课题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于2008年8月出版，75.5万字。该书首次在一本书里集中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飞跃的四大成果，完整地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北京、山东、湖南的二十多位知名学者、专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湖南日报》、《科学社会主义》、《湖南大学学报》等报刊著文，进行了高度评价，指出这是一部具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精品力作，获得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从1988年到2012年，我在报刊发表文章87篇，平均每年5.8篇。在我耄耋之年后经营的这个百花园，可谓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琳琅满目。

如果加上我在职期间的成果，我至今共出版著作30本，1056万字，发表文章220篇，约132万字。这些东西就是我生命旅程最好的见证，也是我留给后人最好的名片。我一辈子在干着自己喜欢的职业，安身立命，获得了大家的认可，这是对我价值的最大肯定。现在，我要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继续勤奋耕耘，使这块园地更加繁华茂盛！

老有所进。事物在发展，科学在进步，新事物层出不穷。我不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人，要与时俱进，赶上时代啊！电脑已经成为时代的宠物，我也要学会使用电脑。于是就拜儿子、孙子为师，首先是学会用电脑写文章，我退休后出的三本著作、在报刊发表的87篇文章都是在电脑中写的。我还学会了上网、收信息、看新闻、发电邮、搞视频对话，在光明社区、腾讯空间、新浪博客、网易博客、红网博客等网络平台注册了帐号，发表博文230篇。在手机上也开了微信。电脑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有一定的负面作用，特别是用电脑时间一久，眼睛就很不舒服。因此，老伴对我实施管制，只准上午用电脑。

老有所健。年龄大了，身体的机能自然会出现一些小问题，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骨质增生等老年病都有一点。我对待疾病的态度，是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在战略上我不把这些放在心上，没有病痛的烦恼；在战术上坚持天天吃药和体育锻炼，促进身体健康。特别看中体育锻炼，坚持每天做三个功：关节操、舒心平血功、少林达摩功。每天绕着烈士公园里的年嘉湖和跃进湖快步走一小多时。我还爱好登山运动，长期坚持的结果是身体素质大大提升，以前上楼感觉腿脚不大灵便，现在好多了，以前出现的脂肪肝也慢慢消失了，身体一天天地硬朗起来，精神旺盛，声音宏量，走路快速，出远门可以不要人陪同。2013年8月，我一个人坐火车去北京参加全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学术讨论会，同车厢的是一家三口，我们有过交流。回来时，又在车上遇到他们的儿子，他告诉同车人，有位老人80岁了，一个人外出不需人照顾。一个老太婆听了感到好奇，到我们车厢看个究竟。她看后说：他哪有八十？

老有所乐。我晚年有五乐：一是心情乐。我始终不把自己当作老人看待，保持年轻人乐观舒畅的心态。有一位老同志告诉我，老年健康长寿有四大秘诀，就是“笑”、“跳”、“俏”、“闹”。“笑”就是要笑口常开，笑脸常在，心胸开阔；“跳”就是生命在于运动，要锻炼身体，活动筋骨；“俏”就是要穿戴漂亮，忘记自己的年龄，忘记心中的烦恼和痛苦；“闹”就是当老顽童，嬉戏耍闹，玩中取乐。根据我的体验，这“四字经”对老年族很管用。二是赏花乐。我喜欢侍弄花草，也爱在拍摄花草照片的过程中自得其乐。我拍摄它们就是定格一个美丽的瞬间和留下一件美好的事物。我所拍摄的花草照片，一部分来自于自己所栽养的花草，一部分来自于湖南烈士公园的花草，我在散步时，带着傻瓜相机随机拍摄，并传到博客供网友们赏鉴，自己也乐在其中。三是农家乐。我们单位每个季度组织老干去农家乐活动，有时儿子媳妇邀请我和老伴去农家乐走走，观赏田园风光，品尝农家风味，打打卫生麻将，其乐无穷。四是亲情乐。儿孙对我和老伴都很孝敬，经常打电话或回家问寒问暖，有时候请我们到他们家中改善生活，有什么好东西都要送给我们分享。近时到北京，大孙子请假陪我逛京城，其乐融融。五是文娱乐。每天晚上看电视剧和各种文艺表演，有益身心健康，自得其乐！

最后用一首小诗结束我的回眸：

光阴电驰日月梭，八十春秋瞬间过。

发奋攻读求知多，攀登高峰结硕果。

平凡人唱平凡歌，欣闻同行众人和。

回首岁月未蹉跎，老骥伏枥开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