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萍（1928—），河北藁城人。1949年于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结业后南下工作，曾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团主席，湖南省人民政府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等。现任湖南两型社会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长株潭城市群研究会名誉会长。撰写、主编出版专著20部，发表论文200多篇。除多项科研成果获奖外，还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湖南省优秀理论工作者、湖南省荣誉社会科学专家、湖南第六届十大杰出经济人物特别贡献奖、“改革开放30年湖南杰出贡献人物”、“全国离退干部先进个人”、“文化强省建设有突出贡献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开头的话：保尔——我的榜样

1949年8月，我于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结业南下湖南工作 ，迄今63个年头了。回首往事，心潮翻腾，很难平静下来。

20世纪50年代初，当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读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主人公那种像燃烧的烈火永不熄灭的革命奋斗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保尔曾有一段深刻概括他革命精神或钢铁誓言的内心独白：“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忆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生活庸俗而羞愧；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我的人生道路和工作的年代，同保尔大不相同，但他的精神却永远激励着我。我经常想，如果我在临终的时候也能够给自己做出一个没有虚度年华碌碌无为的结论，就了无遗憾，心满意足了。

这种念头已支配我60个年头！“小车不倒只管推”，仍然在支配着我。

两次转型

回首往事，60年学术生涯能有今天的成就，源于我在科研路径上艰辛地实现了两次转型。

第一次，是由经济学“外行”向经济学家转型。1952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转折的年头，由国民经济恢复转向社会主义改革。与此相适应，在干部教育上，提出了进行正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可是理论教员从那里来？中共湖南省委决定举办一年制理论教员培训班。可是教员的教员呢？1953年春，学校（当时已更名为湖南行政学院）党委决定从南下的青年干部中选拔二十多人自己培养。在曾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教员、时任湖南行政学院副院长方克的指导下，采取以自学为主类似在职研究生那种学习方式进行培养。我由财经部的学习辅导员调到该院业务教研室经济学教研组，任教研组长和教员。可是我在华北大学，虽系统地学习了哲学、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却没有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怎么办？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刻苦、认真、专心致志用上所有的时间，或者说用保尔的精神拼命地去读书。在一年多时间里，我夜以继日，如饥似渴地精读了已经译成中文的《资本论》等马恩列斯的所有经济论著、俄文译成中文的政治经济学教程16个分册，以及一些古典经济学著作、经济学说史和中外经济史。读书笔记写了厚厚十几本。当时，用电有困难，晚上10点钟就把除路灯外的所有的灯全部关掉了。炎炎夏日的夜晚，同事们三三两两在门外坪里的草地上聊天、拉胡琴……我仍在办公楼一楼走廊的路灯下，旁若无人聚精会神地读书，一边读，一边用手帕擦拭额头上流下的汗珠，一直到深夜。就这样，我系统地掌握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1954年秋，在全省理论员培训班上登台授课了，成了教员的教员，开始了60年的经济学理论和科研生涯。

1956年7月，湖南行政学院合并到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我继续任经济学员教员。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规定党政机关干部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系统学习，每周五下午各机关的办公楼前都立了一个牌子：“今天下午听张萍讲课。”我承担了省级机关干部学习的授课任务，由于内容讲得新，效果好，也就小有名气了。

1957年，针对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出现的“左”倾现象，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撰写的第一本书《论工商业者改造问题》，广告张贴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针对1958年大炼钢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跃进造成的严重损失，我撰写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的经济律性》，发表在《湖南日报》，年终报社评奖该文获优秀论文一等奖。就这样，我由一个经济学“外行”开始成功向经济学家转型。

第二是由传统经济家向现代经济学家转型。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宣传学习“知识经济”的热潮中，我从中深入地弄清了计算机的产生、计算机之间的互联、互联网产业化的普及，以及它给经济发展和军事领域带来的变化。我认为知识经济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是信息化时代的经济形态，从实质意义上说就是信息经济智能经济。从这时开始，  我关注这种新的经济变化。

2002年的3月至6月，我用三个月的时间集中学习和综合研究了各个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史、后工业化发展的现状，在这个基础上我明确提出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必须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并概括了其三个特点和四条构成评价标准。结合湖南实际，我又提出湖南新型工业化应走“二重化、三同步”的发展道路——“二重化”，就是一方面根据农业大省劳动力资源丰富、比较成本低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工业和产业集群，从劳动密集型发展到劳动技术密集型；另一方面立足现有基础，继续发挥湖南重工业的比较优势，促进从资本密集型到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完成新型工业化；“三同步”，即以工业化为主线，工业化与信息化同步，工业发展与现代服务业发展同步。之后，我写成《湖南的工业道路与战略选择》一文。2006年，张春贤同志任湖南省委书记，在座谈会上听我讲述这些基本观点之后，他即说：“你思考得很深，同实际结合得很紧，受到许多启发，一定会影响省委的决策。”同年5月10日，春贤书记作了《在全省抓住中部崛起机遇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座谈会上的讲话》，我的“提纲发言”得以充分体现。

经过对知识经济、信息化、新型工业化的深入学习研究，我逐步感觉到一个由信息技术引领，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带头的新的技术革命，即第四次技术革命已为期不远。一个经济学家不懂得它，不能把握它的发展趋势，就不能走在时代的潮头。提不出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前瞻性的决策建议，拿不出与时俱进的科研成果，就只能是一个传统经济学家。于是，2008年在我80岁时，学会了使用电脑，并主持创办了“两型社会”建设网。2009年下半年，我购到了由中国科学院编著出版的《创新2050年：科学技术与中国的未来》中国科学院战略研究系列报告。我用近3个月的时间精读了13个报告，基本上从总体和各主要领域，了解与把握了新技术发展的趋势和前景。2007年云计算作为一种新概念在我国业界引起热议，2009年步入应用阶段。经过初步研究，我认定云计算是IT第四次革命，是最前沿的新技术。从2011年的4月至8月上旬，我几乎用了全部时间对其作了深入的学习研究。首先遇到基本概念不懂的难题。我在笔记本上把近百个不懂的概念一个一个记录下来，然后在网上逐个求解。第二步查询了国内外数十个知名信息企业，掌握其对云计算的研究和设想。第三步，对2010年10月在全国布局的5个云计算创新发展试点示范城市的顶层设计作了比较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从湖南省情特点出发，我于2011年8月上旬完成了《关于数字湖南实施云计算工程的建议报告》，8月15日分送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长株潭工委书记、著名的信息工程专家陈肇雄同志24日批示：“张萍同志调研工作深入细致，所提建议很有前瞻性，请‘两型’办组织专题研究，协调相关部门认真学习借鉴”。省委书记周强于31日批示：“张萍同志《关于数字湖南实施云计算工程的建议报告》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同时具有可操作性。望认真研究，将云计算工程列入‘数字湖南’、长株潭的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的重要内容。”2011年9月29日，省重点项目办公室向省委领导呈送了《对张萍同志“关于数字湖南实施云计算工程的建议报告”的办理意见》。《意见》认为我提交的《建议报告》对进一步修改完善《数字湖南规划（2011-2015）》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将会同省直有关部门在“两型社会”重点建设项目和投资安排上对云计算内容予以倾斜支持，加快云计算的推广应用和产业化步伐。如今，由湖南省通信管理局投资4000亿元支持的把长沙市打造成“中南地区的云计算数据中心•智慧城市”的重大项目已经启动。

以此项《建议报告》为标志，可以说我已经成为一个合格的现代经济学家了。

春节在土坯房里完成改革开放后第一篇文章

1980年8月，《光明日报》发表了我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篇文章《略论社会主义商品流通的作用》。此文发表后，引起一定反响。其实，这篇文稿是在当年2月完成的。而萌发写作念头，是由于一次调查。

1979年秋，我在长沙进行市场和企业调查时，发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推行联产承包家庭生产责任制，企业扩权，效果初现。但商品流通渠道不畅、流通费用过高，买难卖难和短缺积压并存，问题十分突出。于是，我集中对商品流通改革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开始了《略论社会主义商品流通的作用》的写作。

1980年2月上旬，正值农历年底，多年故乡探亲的梦终于实现了，但文稿尚未完成。我带着妻子儿女和文稿相关材料，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故乡时，故乡的改变让我惊讶——儿时的许多长者和一些学友已不在人世了，年轻人也大多不认识，不禁想起“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诗句，而母亲满头青丝已成白发，更让我感慨时间的匆逝。我由此想到，只有商品经济发展壮大，父老乡亲的生活才会幸福甜蜜，论文必须抓紧写完，才不负一个新时代。

拜见久别的父母之后，我就埋头在故乡狭窄的土坯房里，边学习、边思考、边写作，继续这篇未完成的文章。除夕之夜，当我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看了看手表上的指针，已经是22点差2分。

这篇文章根据和运用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过程是直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在商品生产中，流通和生产本身一样必要”的理论，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商品流通的作用，抨击了当时存在的轻商倾向，提出必须减少流通环节，加速商品流转，缩短流通时间，改变长期以来“外贸一家，内贸一渠”、工业消费品由国营商业统购包销、农副产品由当地供销社独家收购、城乡“一根绳”的状况。这些基本观点和建议，在1982年1月1日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得到了体现——《纪要》关于改善农村商品流通部分，强调“必须多方设法疏通和开辟流通渠道”、“逐步实现多成分、多渠道少环节”，并提出相应的具体措施。

科研“三步曲”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在中共湖南省委党校任经济学教员时，我就反复地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作的两个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1939发表的《实践论》。毛主席强调了必须牢记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即“理论和实际统一”。对此，我铭刻于心并付诸实践。60年学术生涯取得的研究成果就贯穿一条主线：理论与实际统一、理论与实践结合服务实践，在服务实践中实现理论升华。在重大课题的研究中，我坚持“三步曲”：第一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第二步，拟定方案提供决策；第三步，理论升华形成体系。而这个方法，是从长株潭区域经济的研究中总结出来的。

1982年，中央提出深圳、珠海等沿海四个城市建立经济特区的设想。第一个改革开放的浪潮开始从南海滚滚而来。湖南如何应对、利用机遇加快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以城市为中心，以交通要道为依托，由点到线及面，形成网络。湖南没有特大型的经济中心城市，但有长株潭这个城市群。三市沿湘江中下游自然形成的一个“品”字型，各相距30-50公里，从历史和现实看，都有着不可分割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实际上是一个城市综合体。如果三市联合，实行一体化发展，就可以形成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综合经济中心和增长极。根据这种探索和研究，我初步定下了长株潭区域经济研究的课题。

1982年9月初，我接到国家体改委理论司的电话。他们提出把长株潭区域经济的研究列入国家体改委承担的“六五”国家重点课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分课题。同时，省科委也同意把该课题列为湖南软科学的重点课题。

当年12月，在湖南省政协四届六次会议上，我以提案的形式提出：把长沙、株洲、湘潭在经济上联结起来，即经济一体化，逐步形成湖南综合经济中心。12月28日，我在政协大会发言。当天晚上，许多代表就给我打电话表示热烈赞同和支持。30日，《湖南日报》刊登《建议》要点，许多媒体转载报道，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1983年11月到1984年的3月，完成了科研第一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我同课题组的十多位同志在长沙做了二十余天调查之后，每人带着小提桶，乘长途公交车，分别到株洲、湘潭进行调查。我们住进小招待所里，乘公交车，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整体与基层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多层次、多领域、多行业、多企业的深入调查研究。召开大小座谈会50余次，收集了三市经济、社会、科技的大量数据，另有200多篇文字材料、400多个企业卡片，并据此编辑了《长株潭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1984年的4月至7月，完成了科研第二步——《方案》的拟定工作。我执笔撰写了《关于建立长株潭经济区的方案》、《长株潭经济区发展战略的总体构想》。其他课题组成员分工写出6个专项《建议方案》。

这年5月上旬，当时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经济导报》总编和一位记者，从上海飞来长沙对我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专访，并在14日以标题《内陆省第一个省内经济区——长株潭经济区规划前期工作已展开》，向国内外报道了研究的进展。7月，新华社记者又对我进行采访，并在15日在提供给中央领导参阅的《国内外动态》上以大字标题《经济专家张萍建议建立长株潭经济区》，向中央领导反映了《方案》的主要内容。

1984年10月，在枫林宾馆由省委领导主持召开的会议上，省委书记毛致用对我说：省委准备召开专题会议，听取你的《方案》汇报。果然，11月10日，在省委常委会上，省委、省政府和主要职能部门及三市的主要领导，听取了我的《关于建立长株潭经济区方案》汇报。大家一致认为“这项建议是可行的”，“具有长远意义”，决定把建立和搞好长株潭经济区、营造湖南多功能的综合经济中心作为振兴湖南的战略重点，为此建立相关制度，成立长株潭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并就《关于建立长沙、株洲、湘潭三市经济区的问题》，下发《中共湖南省委会议纪要》（第十六次）。会议最后决定由我主持规划办的日常工作，省计委协作处和三市计委、课题组各抽调二人参加办公室的具体工作。无地办公，就由省政府和三市财政各出三万元，在长沙市的一个新住宅区买了四套两室一厅的住房，作为办公和株洲、湘潭参加办公室工作的同志居住用房。

1984年12月，“长株潭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的牌子正式挂出，中国第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综合改革试验起航了。

从1985年1月至1987年上半年，陈邦柱省长主持召开了三次市长联席会议，三市先后有12个部门就行业的发展联合、协调和开发举行了联席会议，启动了十大一体化综合改革和建设的工程，在5个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长株潭经济一体化从提出、决策到综合改革试验，虽然不足5年，但影响深远。

我们的研究也并没有就此为止。为了进一步对全国已经形成的各种类型经济区网络作比较系统的分析，在国家体改委理论司的支持下，我们编写出了《城市经济区域学》，1990年10月由改革出版社出版。作为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交叉形成新的学科，我们的理论得到了升华。

推动湘粤合作

20世纪80年代，由于大量的农产品流向广东，湖南城市的食品价格快速上涨。正在“湖南的工资，广东的物价”的矛盾反映十分强烈的时候，1987年11月，中央领导提出把广东省作为全国的综合改革试验区。这对湖南震动很大，特别是城市，有一点“火上加油”的浓烈气氛。

12月21日，时任湖南省省长的熊清泉同志向我布置了任务，要我带一个精干的调研“小分队”立即赴粤调查研究，任务有三个：广东综合改革试验究竟怎么搞？广东全面改革试验会给湖南带来什么影响？湖南应该怎么办？由于当时广东的“综改”方案尚未公布，对外保密，熊省长交代要采取“侦察”的方式，不要直接找“官方”，并要求在1988年1月10日返回汇报。但当时适值国家建委周干峙副主任主持的一个城市规划课题组织评审鉴定，邀我参加，无法推辞。我把困难一说，熊省长说：“那就先把你的‘侦察兵’派去，你在北京开完会立即乘飞机直接飞广州，不要在长沙停留了。”于是，我先安排三位同志23日去广州，我则于26日由北京赶到广州。

为了调研的准确及达到应有的效果，去之前我们掌握了在广东省委省政府工作的湘籍干部的联络方式。白天，采取“走亲访友”的方式找“老乡”、找“同行”了解情况要材料；晚上，我们进行讨论研究，边调查、边分析研究、边整理材料。辛苦没有白费，我们不仅形成了《关于广东作为综合改革开放试验区的考察与对策思考》的报告，而且提前完成任务，于1988年1月8日回到长沙。9日和11日上午，我代表调查组向熊省长作了讨论式的汇报。我们认为广东综合改革开放试验对湖南的发展将产生双重影响，有利有弊，但利大于弊，应采取的方针是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具体提出了五条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建设包括衡阳、郴州、永州在内的湘南改革开放试验区。结合当年即将向省人大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初稿，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在“试验区”前面加上“过渡”二字。

之后，我把《考察报告》中的“对策”独立出来作了一些补充，形成了《适应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对策》报告，呈送省政府领导，并公开发表。在这篇报告中，我提出：湖南是我国从沿海地区到内陆纵深地区的一个过渡省区，这个区位特点是一大优势，因而一方面要加强同沿海地区的合作，并通过沿海“打出”去，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另一方面也要开拓国内市场，参与国内分工大循环，充分发挥过渡地带的区位优势。我同时认为，湖南双向型开放战略重点还是向南，首先应申报湘南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我的建议经政府同意上报国务院，1988年5月11日国务院做出了同意的批复，建议付诸实施。

为了促进湘粤合作的全面发展，1988年5月，我又提交了《建立湘粤共同市场的建议方案》，呈报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领导。熊清泉省长向李鹏总理作了汇报，得到赞同。7月，在田纪云副总理的参加下，湘粤两省政府达成了一个关于广东向湘南开发投资3亿元、湖南每年向广东供应3亿斤大米的协议。但此项协议很快在执行中遇上问题。11月，深圳只余三个月的储备粮，广东省副省长刘维民到湖南洽谈调供大米的问题，湖南省分管该项工作的政府领导认为湖南遭了水灾，供应3亿斤大米有困难，由此终止了《协议》，广东转向泰国订购了10亿斤大米。湖南失去了广东这个粮食大市场，两省经济关系在省级层面出现了矛盾和摩擦。对于这种逆向变化，我感到十分焦急，立即往返于湘粤之间向各有关方面做了调查。在这个基础上，1990年10月上旬，我写出了《关于推进湘粤港经济合作若干建议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为了湖南的发展必须建立长期稳定的湘粤合作关系。我把报告内容先后向省委副书记孙文盛、省委书记熊清泉、省长陈邦柱作了汇报。我向邦柱省长建议，到珠三角做一次实地考察，之后同广东省叶选平省长商谈湘粤长期合作的问题，化解两省矛盾。邦柱省长站起来说：“要我去说好话？”在办公室走了几个圈，思考良久之后，他坐下来说：“好，就按你的意见办。”

1991年1月17日至28日，省长陈邦柱、省委副书记孙文盛率湖南代表团访问广东，我作为《方案》的建议者也随同参加。当广东省委省政府得知湖南派了一个这样高层次的代表团访粤时，采取了极为友好的态度。15日，广东省委常委方秘书长和刘维明副省长到长沙来迎接代表团。17日晨7时，当我们乘坐的火车缓缓驶入广州车站时，我看到叶选平省长快步迎上前来。一刹那，我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在车站共用“早茶”后，我们先到东莞、佛山、深圳、珠海、中山五市和顺德、番禺两县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之后，在广州市同以叶选平为首的广东省政府领导，就建立两省长期稳定的经济合作关系问题进行会谈。双方冰释前嫌，达成了意向性的协议。同年6月21日至28日，广东省派出一个13人的代表团到湖南进行考察和洽谈，双方在共建资源基地、合作开发资源、开办窗口企业、联合办企业、技术协作、物资协作等六个方面，签订了经济技术项目合同和意向书55项，物资协作项目22个。从此，湘粤经济合作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主持的国家“七五”重大课题《省际经济关系发展战略研究》，就是因这个事情，以湘粤经济关系研究为重点而做出来的。

光阴易逝，似水流年。60年的岁月已流逝。迄今几十年，我几乎没有休息过一个完整的假日，但社会也给予了我充分的肯定和不少的荣誉。在人生路上，我也有过不少的过失或错误，但从总的方面来说，在临终的时候，我可以给自己做出这样一个结论：回首往事，“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