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谷嘉(1934—)，湖南宁乡人。1959年武汉大学毕业后到湖南大学任教，曾任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湖南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哲学》主编，《朱子学刊》、美国《中国哲学》、台湾中华儒学青年会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湖南书院研究会会长，湖南伦理学会和孔子学会副会长，湖南历史学会和炎黄学会常务理事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工业部有特殊贡献的专家”、“湖南优秀理论工作者”、湖南省荣誉社会科学专家。在国内外发表论文百余篇。独著《岳麓书院名人传》、《张栻与湖湘学派研究》、《儒家伦理哲学》、《宋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元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明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等，合著《中国德育思想史》、《中国书院史史料》、《湖湘学派源流》、《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社会理想志》、《书院文化论集》等，主编《中国书院辞典》等。

耄耋之年回首人生，把我引向了往事的回访：少年的记忆、中年的事业、老年的感悟……在脑海里如放电影一般，一幕一幕地浮现。隐去岁月的留痕，恍如昨日，依稀可见。

农田复学记

1941年，七岁的我同许多农家子弟一样，走进了小学校门。开学第一天，举行入学仪式时，在教室正中央的黑板上端贴一张耀眼的红纸，上面写着“至圣先师”，代表孔子的神主牌位。学生向孔子牌位三叩礼，并放鞭炮，仪式很庄重。初级小学四年，我学会了认字、写字，会记帐，会算数，简单的契约一类的东西也能对付。在当时的农村来说，可谓写算俱全，称得上有文化了。因此，我小学毕业不再升学，人生求学阶段似乎结束了。

1944年秋天，我丢下书包，从课堂走上田野，同父亲和两个哥哥一道从事农业劳动。年仅11岁，一些重农活干不了，但一些不要力气的农活，父亲都交给我了：放牛、割草、打猪菜，但农忙时插秧割禾等也要参加。我家重耕种崇尚勤劳，父亲和哥哥都是不知疲倦的勤快人。我也一样，从黎明到黄昏，几乎没有过休息。父亲说我懂事，是不怕累不要大人操心的勤快儿子，多次称赞我是割牛草和上山砍柴的好手，对我喂养的膘肥体壮的耕牛赞不绝口。两年在田野摸爬滚打的劳动，我很满足，唯一想的是要像大哥一样，把精耕细作的农事工夫学到手，做一个熟悉各种农活的农民。

凡事都有奇巧，人生的许多事是无法预测的。1946年农历六月的一天，骄阳似火，十分炎热，脚手晒得灼热，挂满了谷粒的禾稻卸下绿装，田间变成了一片金沙的海洋。这正是为来年绿肥生长下种子的时候。那时没有化肥，除了人畜家肥以外，农田肥料的来源最主要的是依靠田地培养绿肥。先年下种，来年把茁壮长满田野的紫云英翻耕，经泥水浸泡发酵作稻田的底肥。这天，我们正在播种紫云英，小田播种容易，站在田埂上就可以把绿肥种子撒播到田的各个角落；但大田面积宽，站在田埂上撒不到田中央，就需要合作，一人从稻田中央开辟一条可容人行走的道，一人撒种。我正担负着开道的职责。于是选择从田头开始，用木棍使劲将厚重结实的禾稻拔到两边，父亲跟随我行进向两边撒播草籽。正在忙碌时，既没有任何人提示也毫无先兆，我忽发奇想，回过头向父亲提出要读书要复学。情真意切！毫无思想准备的父亲，惊愕地停住了脚步，满面诧异地盯住我，“什么？”我一字一顿重复自己的请求：“我要读书！”父亲是个和蔼的人，此时却神情严肃，他放下手中的农具，语气轻缓地向我说道：“我们家田很多，四十亩，你的两个哥哥忙不过来，农忙时还要请人帮工。你已11岁了，应该懂事，帮助家庭做事了。”看到我不为所动，父亲把我拉到田埂上坐下，向我讲了一番种田的道理。在我地道的农民父亲看来，实实在在养活一家人，是一个男人最荣耀的事情，读书功成名就便罢，如果不成便得不偿失，与其去追逐一个前途未卜的梦，不如扎根黄土安心种田养家。这时的父亲显得比平时更慈祥，轻言细语，给我讲了几个本地人未读书而发家致富的事例。以后听大哥讲起，我才知道父亲还有一个想法，现在让儿子读书，假若家庭无力支持读长学，半途而废势必使儿子成半边醋，必会耽误儿子一生，而这种事的确本地有人在。对父亲的话我无力反驳，只能默然无语，因为我说不出要复学的理由。我当时年纪小，也根本想不到读书与发家致富的关系。

复学的要求没有得到父亲的认同，但我不肯放弃。我想到了一个人——祖父，想得到他的支持。祖父毕竟是秀才的儿子（我曾祖父是秀才），他深知“有书不读子孙愚”的道理，耐心听完我的央求后，他面露惊喜地说：“你想读书，这是好事，但要刻苦认真，全力以赴。我一定同你父亲打招呼，让你上学。”果然，父亲被祖父说服了。当年八月，我重新回到了阔别两年的学校，开始小学第二阶段，即由初小到高小的学习。那年期末考试，我取得第二名，学校奖励了我一斗米（约15斤）。把米背回家，全家人都很高兴。大概父亲以为我是读书苗子，从此不再阻拦，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漫长的求学路我未停步，家人的供给也从未停止。

1946年六月的这一天，改变了我的人生航向。一个放牛娃背上了书包重进学校，由一个准农民开始向读书人迈进。没有这一天突发的读书梦，就没有我的今天！

为什么在劳动中发此梦想？我至今还想不清楚，偶然性的东西是难以说清楚的。但细想起来，其实偶然中也包含着必然性。孩提时代的家教影响恐怕是主因。还是幼儿时，祖父就不断给我讲述曾祖父的故事。曾祖父陈锡龄公曾是岳麓书院的学生，一个秀才，他虽英年早逝，但一生“好读宋儒书”，是宁乡县有名的孝子，其事迹记载于《宁乡县志》，闻名四乡。他又好善乐施，上邻下舍得其恩惠不少，这事家乡人人皆知。我幼小的心灵便刻记了曾祖父的高大形象。祖父虽不是读书人（曾祖父逝去家庭衰落），但他经常以曾祖父的故事教育后代，期求子孙中出现像曾祖父那样的读书人，以求文脉不绝。历史不是记忆的负担，当人回首历史和追求未来的时候，隐藏的记忆随时随地都会出现。以此言之，我在劳动中突发读书梦绝非偶然，是受多年家教影响的必然结果。

书院重振记

1981年3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关于修复岳麓书院的四十二号文件下达。文件规定岳麓公园必须从书院撤出，交由湖南大学修复管理。并指出书院修复方案要纳入湖南大学发展规划，体现千年学府的特点。根据省委的指示，岳麓书院的修复工程全面展开，经过三年的努力，书院已部分得到了修复，烟熏火烤不复存在，局部向游人开放。1984年，湖南大学正式启动旨在承续岳麓书院千年文脉的策划和筹备工作，以期推动学校的文科建设。曾被历史尘封近百年的岳麓书院，在改革开放春风催生下，展开了腾飞的双翅，穿透历史时空，进入到发展史上的又一个辉煌时期。

百废待兴，采取何种形式传承文脉，成为当时校领导最为费心的事情。经过多时酝酿，在书院内设置一个学术机构，开展学术研究成为共识。但具体成立什么机构，开展什么研究，始终意见不一。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却成了重要的被咨询者。三月的一天，用完晚餐后，我习惯性地阅读当天的报纸，忽然听到敲门声，我应声而起拉开门，想不到是副校长谢彦伟来访。我与谢校长并不熟悉，没有打过交道，他突然到访，使我颇感意外。谢校长对我如对老朋友一样，自己拿板凳坐上，把我推到沙发上。寒暄几句，直奔主题，说明来意：“我好久就听说，你是我国著名史学家侯外庐的学生，专修中国思想文化。”身体发胖的谢校长说到这里，呼吸急促（事后才知道他有严重的心脏病），停了一会缓过气，他靠近我，说起了在书院成立研究所的事。有人主张成立中国历史研究所，有人提议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他认为这些都不能反映千年学府的特点，与千年学脉不切当。又说：“你是专修思想文化的，一定有好主意，我特意来找你，希望你认真想一想，提出你的方案。”说完，他凝视着我，似有期待。谢校长言辞恳切，态度谦和，没有一点架子，这种平民化的作风使我十分感动。

太史公说：“士为知之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谢校长一席话，我真正感受到司马迁这句名言的内涵真谛。我回想起了几年前的一段不愉快的回忆。一位造反出身的校领导在一次大会上点名怒斥我是侯外庐的黑门徒，并说侯外庐是大学阀，已在《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判，言下之意，我这个黑门徒也要清算。我当时很年轻，经不住如此大的压力，心中很紧张。恰巧当晚八点，学校响起了“造反有理”的歌声，老同学肖孚容前来对我说：“你要小心，凡是播放‘造反有理’的歌曲，预告着当晚有抄家的行动。”我害怕受牵累，把珍藏多年侯先生题写的“不到长城非好汉”诗词毁掉了，至今痛惜。对比之下，我更感觉到谢校长真正懂知识分子的心理。古往今来，知识分子都把高度信任自己的人当成知已，以诚相待。谢校长对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如此信任，如此推崇，使我感到应打消一切顾虑，全力投入到策划研究所的筹备工作中去，以报知遇之恩。

谢校长是工作狂，刚过去三天的下午，再次来我家。我把自己反复思考的意见和建议，详尽地作了汇报，主要有两点：首先，我认为在千年学府成立研究所，必须体现它的千年文脉，体现书院的固有特点。千年以来，岳麓书院是儒学的研发基地，是儒家文化研究的重镇，南宋以后又是湖湘文化的一个发源地，因此书院应成立思想文化研究所，而不是成立泛指的中国历史研究所，也没必要成立没有针对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其次，我提出了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机构设计，建议成立理学研究室、书院文化研究室、图书资料室和古建筑四个研究室。谢校长边听边记，喜形于色，频频点头，连连称好。他说：“你真动了脑筋，想不到你考虑到如此周密，我来你家很值得。”接着又说：“依照你的想法，烦你草拟一个成立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的报告，我交成文山校长，经学校讨论决定”。并说两天后登门来取。谢副校长已两次登门，他工科出身却对接续书院文脉如此真情意切，令我十分感动。我没等他第三次来我家，就把草拟的报告送到了他的办公室。

1984年4月11日，这是值得岳麓书院纪念的日子。这一天，谢彦伟副校长和党委副书记刘久成来到书院，正式宣布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成立，任命了研究所的负责人，我任职分管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副所长。从这天起，岳麓书院千年学脉得以传承，我也从人文系调离，回到了多年梦想的学术研究岗位。

千年文脉的传承终于有了一个载体，但文化研究所当时是一个空架子，何时组建研究队伍、如何筹措经费添置图书，都是棘手的问题。在与合署办公的书院修复办的共同努力下，研究所工作还是有条不紊地展开。为了解决研究人员奇缺的问题，我采取了走出去和开门办所的办法，利用自己在学术界有联系的条件，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江西教育学院等，聘请兼职研究人员，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有的来所讲学，有的承担书院研究任务，中科院著名学者邱汉生先生专程来书院讲学多日，引起轰动。湖南师大的几位老师把书院当家，除自己担负研究任务外，还肩负指导年轻研究人员。兼职科研人员不仅成为了学术研究的可靠咨询，而且扩大了研究所在学术界的影响。这为吸引年轻的研究者、组建研究队伍，起了积极的作用。

经费问题，也是研究所开办时的一个突出问题。虽然人员工资由学校解决，但学校未给研究所开办专门经费，经费主要从书院修复经费中分拔。但书院修复并未被省里正式立项，是一个首长工程，全靠寻求有关首长的临时性拨付。书院几项大的修复工程经费是我经手筹措的。书院御书楼是古代书院的藏书楼，称之为书院三大事业（教学、图书、祭祀）之一。道光年间，太平军攻打长沙时，御书楼毁于兵火。不管是从修复书院还是从开展学术研究来讲，御书楼都必须重建。1985年5月的一天，求取首长支持的机会来到了。国家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将来岳麓书院视察。校长成文山在前一天指定由我讲解书院的历史沿革，介绍书院千年历史上的地位以及书院今后发展的计划。何部长第一次来湖大，认真听取讲解，不时点头称好，对千年学府未来的命运和发展前途似乎有很强的期待。趁热打铁，我向何部长汇报了当前修复御书楼的经费困难。何部长停下了脚步，他向我和成文山校长说：“你们提出的问题，今天我在省委用早餐时也有人向我提及（何部长住省委九所）。省政协主席程星龄走到我餐桌边，向我介绍了湖南省委关于修复岳麓书院的四十二号文件，他提出湖大是机械部直接管的学校，要求我部给予支持。”说到这里，何部长一边走一边向陪同人员说：“为了搞好机械工业部与湖南省的关系，我部应该支持。今天了解到岳麓书院历史，这对未来湖大发展极有好处，经费上给予支持很值得。”他问我修复御书楼需要多少经费，我把修复办预算的160万如实汇报，并把请示报告呈上。何部长随即批示同意160万元（在上世纪80年代这是很大一笔款项）。并把湖南省委向他提出的要求也写明在批示上，交代我们抓紧与部里陆总工程师联系办理。

回顾书院的建设，从始至今，都得到了党和政府的支持。1981年，湖南省拨发修复书院第一批经费，以后我们还不断寻求省领导的支持。其中有件事，令我十分感动。省委书记熊清泉亲自对我说了一个“秘密”：“每年省里的经济预算中都留下了一定数量的机动经费，以备当年的水旱自然灾害之用。如果过了八月，湖南没有发生重大的自然灾难，这笔经费可以机动作临时他用。你在这时候找我，肯定是有希望的。”省委书记向我交底，这并不是对我个人的信任，而是对岳麓书院修复工程的高度重视。从与领导的联系中，我深化了对修复千年学府重大意义的认识。

同样，在向原中央书记处书记邓立群同志申请经费中，我也受到了深刻教育。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由于种种原因，岳麓书院停工一年多，文庙修复工程还未启动。我们想到邓立群同志曾经来书院视察，对书院的建设甚为关注，曾三次赠书书院（书院至今设有邓立群书屋）。此时，我们想向邓老寻求支持。我和章启辉去北京，先与他的秘书联系，让其通报情况，想等邓老闲时拜访，想不到邓老当晚就在兼书房的客厅热情接待了我们。邓老和蔼可亲，无话不谈，特别关心年轻学者的成长，他对刚到书院研究所工作的章启辉说：“钱是身外之物，生活固然需要钱，不可刻意去追求。”说到这里，他站起身走到书架前，拿出他刚刚出版的两本篆刻书赠给我们留念。当谈到书院修复经费时，他神情凝重地说：“我向国家文物局长（事后才知当时国家文物局长曾是邓老的秘书）打了招呼，千年学府全国绝无仅有，国家应当支持。为什么未落实呢？”邓老面有愠色，抬高嗓门说：“你们放心，我一定要文物局尽早拨下经费”。一个月后，这笔文庙修复经费下达，修复随之启动。

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岳麓书院整体修复工程于1990年基本完成。千疮百孔的杂院变成了散发阵阵书香的斯文之地。书院以宋明理学、湖湘文化、书院文化为研究方向，组织队伍，逐步推进，凸显了自己的特色。在三十余年的发展中，虽然学术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但总的方向未变。研究所的三个“拳头”在全国地位日益突出，书院已被公认为全国的书院研究中心和资料中心，宋明理学研究一直处于全国学术的前沿。书院已被省政府确立为湖湘文化研究基地，近年又被省委确立为国学研究中心。古老的千年学术殿堂再现历史辉煌。

书院的教育功能也焕发了生机，成为国家高层次人材的培养基地。岳麓书院于1986年招收历史专业班以后，1990年获得了中国思想史硕士点。在此基础上，以后获得三个博士点、一个博士流动站和四个硕士点。2008年书院恢复历史专业本科招生，书院已形成本科、硕士、博士的教育体系，赶上了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大潮，显现了古老而又年轻的魅力。

这虽都是后来发生的事，但学者们说，这与当年文化研究所的顶层设计的正确有着紧密联系。后半生我有幸在书院工作中度过，这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日子。从书院成立的第一天开始，我正式归位于属于自己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岗位，开始了我学术研究的丰收期，廿年与书院发展联系在一起，难舍难分，成为我人生最重要的历程。除了重振书院，我十多部学术著作也是在岳麓书院完成的。这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给我的机会，也是千年岳麓书院文脉对我的引领。

学研与会记

一生中参加的学术研究会议，几乎数不清。虽然每一次与会都有收获，但随着时间推移大都已忘却。唯有1978年秋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实践检验真理标准学术讨论会，会议讨论的主题及气氛历历在目，铭记于心。

1978年，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和领导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春风吹走了沉闷的冬天，改革的号角惊醒了神州大地，社会主体精神的振奋前所未见。当年8月10日，我与省委《新湘评论》主编陆魁宏及一位姓黄的同志，作为湖南省的三名代表应邀参加全国实践检验真理标准学术讨论会。参加这种盛大而极具学术影响的全国性会议，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八月的这一天，北京天气虽预报三十多度，但南风劲吹，并不显得炎热，只是参加会议的学者们似乎都感到心中火热，急待大会开幕。

上午，大会在北京朝阳区党校大礼堂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领导有胡乔木、邓立群、周扬、解放军总政负责人等。会议由胡乔木主持，他就大会召开的意义及全国思想发展形势作了报告。接着，安排了谷牧副总理访问欧洲的介绍、轻工业部长杨波关于工业发展新形势的报告。会议中，周扬作了以推动思想解放为主旨的“打鬼”报告，邓立群也作了讲话。另外，还有几位经济学家介绍市场经济带来新形势的专题报告。如此高层次和高规格的连续报告，我第一次碰到，我听到的是新思想新概念，报告语言新学风新，令人耳目为之一新。我感到自己好比笼中鸟，闭塞在湖南。虽然知道南京大学胡富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觉得这在哲学理论上并无新的立意，只是重提和强调这一理论的重要性，至于实践检验讨论对解放思想和批判“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的指示必须执行，凡是毛主席说的话都必须照办）的政治和思想意义并不了解。这次与会，我发现自己对当时思想解放的形势几乎是耳聋目暗，深感自己是时代的落伍者。

会议安排了几天的小组讨论，可谓空前热烈，对“文革”中的文化浩劫、极左路线的危害，尤其是对“两个凡是”的清算最为激烈。小组会上学者们慷慨的陈词、犀利的语言、有棱角的理论，给我极大的震撼。在小组会上使用最多的词语是“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我原在史书上读到，“拨乱反正”源于《春秋》，“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并提，则在南宋时期湖湘学派巨子胡寅的《上孝宗皇帝万言书》多次提到。想不到这两句匡复乱时的言辞，竟成为新时代讨论的话语，我感到这不是一般的学术讨论。检验真理的哲学命题，我在课堂上不知多少次向学生讲述，现在，我才对它深刻的内涵有了真切的感受。

出席会议，我也提交了一篇文章。1963年发表论文以后，直至1978年，迫于形势，我在学术上已封笔，不再写学术文章。这次有幸应邀出席会议，我不能空手而去，虽然消息闭塞，还是大胆地写出了《如何才是真正捍卫毛泽东思想》一文。这篇非常粗浅的论文，我原不准备在小组会上作系统发言，但主持人大概是因为我写了文章，点名要我发言，并给了二十分钟。最初发表检验真理标准的作者胡富民也在场，我无法推却，只好就与会中已感受到的认识结合自己论文作了发言。我主要谈论多年来在学术上和社会上流行着的不正常现象，言必称语录，文必引语录，语录满天飞。我认为语录被看作是经典学习的捷径是不正确的，其本身的选择和编辑存在着许多弊病，主观性、抽象性、孤立性非常明显。经典作家所阐述的语录有其深刻的精神内蕴，并不是简单的上口的言辞，只鼓吹读语录、背语录，恰恰违背了经典作家的精神，阉割了语录中的立场、观念和方法。“文革”中打语录仗、各用语录攻击对方、各自标榜为真正的革命者，是非对错分不清，就是深刻的教训。当时我虽还没有提出批判“两个凡是”，但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兴趣和注意。这是我从事学术工作前20年中最大胆的发言。稿子只给老同学邓树增看过，当时对形势还心存余悸，没有保留下来，非常可惜。

学术讨论会既是交流会，也是难得的学习机会，与会同志都感到收获大，开阔了视野，活跃了思想，加深了对检验真理标准的认识，体会到真理标准的讨论一定要与清算“文革”的流毒相结合，必须与推动思想解放相结合。大家摩拳擦掌，准备回到省里大干一场，发动与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湖南的三位代表也认真讨论了回湖南发动与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事项，并且拟定了提纲与分工。

就在回湘的前一天，陆魁宏同志忽然被中宣部部长叫去。在此之前，陆魁宏两次被叫去中宣部。这次会议，解放军总政参加了，中宣部却无人参加，令人感到奇怪，陆魁宏一再被叫去中宣部更可深思。但我那时一介书生不懂政治，根本没有往深处想。我急待陆魁宏回住所，转达张平化同志关于我们回湖南如何传达会议精神的指示。万万没想到事与愿违，被要求传达的不是会议精神。陆魁宏说：“平化同志指示说，回湖南向省委汇报，检验真理标准，湖南进行正面教育，学习《实践论》，学习湘乡经验”。（当年湘乡是全省树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典范）我听后十分失望，也极茫然。

既然中宣部领导有新的指示，我们原来准备传达会议精神、大规模发动检验真理标准讨论也就没有必要了。但回到学校，在湖南大学理论专业班同学们的迫切要求下，我还是作了会议传达。同学们听后都很振奋，展开了热烈讨论。

北京会议后，关于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揭开了思想大解放的序幕，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也提上了日程。但这次讨论在湖南未能展开，湖南似乎置身事外。几年后，有人画出了一张《全国各省真理标准示意图》贴在五一路，凡是展开讨论的以红色标识，凡是未讨论的以白色标识，地图上惟有台湾和湖南是白色。这虽是后话，但北京召开的这次实践检验真理标准讨论会，在促进思想解放和清算“文革”流毒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已经载入史册。我有幸与会参加讨论，受益终生。从此之后，我懂得解放思想是永久性的要求，它是思想僵化、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的克星，是保持思想活力、理论日新的催化剂。保持思想解放是学术研究者的灵魂，失去了这个灵魂，思想就会僵化，学术也随之寂灭。这是我的真切体会，也是一辈子秉承的学术研究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