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骚》代表作——《郑风·子衿》与《九歌·山鬼》文本异同比较

(作者系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其题材内容如爱情、亲情、友情、君臣之情、农业、政治、战争、悼亡、史诗等等，几乎是无所不包，囊括了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绝少提到神话故事或宗教信仰。因此，《诗经》可以说是中原重现实人伦、轻鬼神宗教思想在文学上的集中反映。
　　
　　在中原文化巫教色彩经过儒家道家思想的冲洗，已经基本消退以后，楚地直到战国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的帮助来击退秦兵。（《汉书·郊祀志》）至于，则巫风更加兴盛，《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都说到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这种巫术的氛围孕育着各种各样的神话与传说，养成丰富的幻想力。一直到屈原生活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成长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岛，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其四，审美理想。
　　
　　西周时期确立了比较完善的国家政治体制，以“礼”为核心的宗法制度也趋于成熟。君臣、父子、夫妻的种种人伦关系都被纳入严格的等级秩序中，正常情况下，人们的言行都应遵循“礼”的规范。例如臣子可以对天子或君王的政治措施有所建议或劝谏，但语言的方式应该是含蓄而委婉的，不能太过直露激切，以免有以下犯上的僭越之嫌。孔子对人的要求即有“克己复礼”之说，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也是“礼”治思想走向成熟的反映。
　　
　　这种思维方式上对“礼”的秩序的遵从，反映到文学艺术上，则是文艺风格在整体上趋于中庸、平和，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文学艺术中的情感抒发也应该有所节制，不能太过激烈，更不能僭越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诗经》中的诗篇在整体风格上呈现出温柔敦厚、含蓄委婉的气质，情感较为节制，语言意象也比较含蓄，很少出现特别激烈的言辞或是特别“出格”的想象。可以从中看出，在中原人的观念中，中正平和是最理想的文艺境界。
　　
　　如果用“和”来概括中原文学审美的理想境界，那么楚文学追求的则是另一个字——“炫”！
　　
　　“炫”的第一个方面，是楚国文学艺术的浪漫和华丽。楚国的音乐也好，美术也好，诗歌也好，往往追求色彩艳丽绚烂，音调变化丰富多彩，辞藻浪漫华美。总之，楚国的艺术是要将对美的追求渲染到极致，这一点与中原文化的含蓄节制、温厚和平就颇为不同。举个例子来说，在今天湖北随县出土的一套楚国的编钟，具备五个半八度，而当时北方的正统音乐通常是在一个八度的音域范围之内，可见楚国音乐音域之宽广远远超过北方音乐，其发达程度可见一斑。
　　
　　“炫”的第二个方面，是楚国文艺的想象奇特瑰丽，上天入地，完全打破了现实生活的束缚。如果说中原文学的代表《诗经》主要在描写现实生活的种种状况，抒发日常的种种情感，那么楚国的文学以楚辞为代表，则是天上地下、神话传说、神灵鬼魂都将炫丽登场，展现他们无与伦比的魅力和与众不同的个性。在中原的宗教意识已经逐渐淡化的时候，楚地的巫术色彩依然相当浓郁，那些巫师巫女们，常常穿戴着华美的服饰活跃在各个祭祀的舞台上，扮演着形形色色的神仙鬼怪。例如《九歌》的表现方式就极为丰富，演员们不仅载歌载舞，而且还有独白、有合唱、有对唱，有舞台背景的转换、故事情节的推进以及人物情感的细腻描绘，因此在文学史上它不仅作为优美的诗歌传世，甚至还被视为中国戏曲表演的滥觞。
　　
　　以爱情主题为例，《诗经》里面也有很多动人的爱情篇章，不过那些爱情故事都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而楚辞的诗篇往往演绎着各种稀奇古怪的神仙与神仙、或者神仙与人类之间的爱情故事，完全摆脱了现实的牢笼。这一点，楚国的文学艺术与西方的神话还颇有些相似之处。而且，楚国这些充满浪漫想象的歌舞，与其说是为了祭祀的巫术活动，还不如说同时是为了娱乐那些观看表演的王室贵族或者民间百姓。
　　
　　“炫”的第三个方面，是楚国人的个性张扬高调。中原人的思维意识已经基本遵循成熟的“礼”的规范，而楚国的政治制度还不像中原那么完善。当中原人已经习惯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之后，楚国的贵族还保持着一定的独立。这种相对独立的势力，一方面可能不大利于君主集权，但另一方面则保留了楚人个性中的那种独立与桀骜不驯，使楚国人不像中原人那样屈服于集体主义，而是个体意识高度张扬。例如屈原就是这样一个个性色彩相当浓厚的人，他曾在《离骚》中极其高调地宣称：“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意思就是说，我是一只凶猛的大鸟，和那些小鸟小雀儿就是不一样，我生来就是独立不群的，世世代代以来我们就是这样的性格了。
　　
　　像屈原一样个性独立的楚国人可不止他一个。同样是楚国人的庄子不也曾经说过：那些叽叽喳喳、鼠目寸光的小虫子小鸟儿，又岂能理解大鹏展翅的自由与高傲！^[3]　　
　　如果说从整体上而言，《诗经》是中原文化集体意识在文学中的反映，代表着中原文化“和”的审美理想，那么楚辞则是楚文化极度张扬的个性意识在文学中的反映，代表着楚文化“炫”的审美理想。
　　
　　三、《诗经》、楚辞被赋予的象征意义和文化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当《诗》《骚》并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源头和经典之后，它们也都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象征意义。例如有人就认为山鬼其实就是屈原自己形象的寄托，山鬼的“恋人”——“灵修”是象征楚王，屈原借“山鬼”这个善良多情忠贞美丽的女性形象，来象征自己的志洁行廉，表达自己对楚国、对楚王忠贞不渝的爱，这也是屈原惯用的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他将自己对于美的追求、对爱情的向往、对自身美好高洁品质的自信、对现实的疑虑忧伤，都寄托在山鬼这位美丽动人的女神身上，因此，山鬼的表现才会如此惊艳炫目！从山鬼的高调炫目，我们能够领略到诗人屈原的浪漫风采：楚地的女神如此个性张扬，楚地的诗人当然更不会逊色于她，甚至从山鬼的身上，我们显然看到了屈原自己对美的追求和寄托。
　　
　　《诗》作为儒家的经典，同样也被后人解读出一定的政治象征含义。例如《诗序》就认为“《子衿》，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一首恋情诗便被解读为反映时世的政治诗篇。
　　
　　虽然风骚并称，但就古代文学评论的主流而言，“骚”的地位显然要低于“风”，因为汉代以后《诗》被抬到了儒家经典的地位，因此古人对于《诗经》大多不敢有所贬义，但对于屈原却常有批评的声音出现。其批评的焦点，往往集中于屈原的个性张扬，过于偏重诗歌的形式技巧，相对《诗经》整体上的温柔敦厚、文质彬彬，楚辞篇章显得文采飞扬，情灵摇荡，华美炫目，甚而有“缘情绮靡”的倾向，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儒家文艺理论的“和”的准则。当然，这样的批评也多少流露了中原正统文化对“异类”文化的反感。
　　
　　然而，无论如何，就文化的发展而言，楚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丝毫不逊色于中原文化。楚国虽然被秦国所灭，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建立大汉王朝的恰恰是楚人。“就政治上说，打倒暴秦的是汉；但就文化上说，得到胜利的乃是楚。”汉代尤其是汉代初年的语言、风俗习惯、包括汉代盛行的楚歌、楚舞等艺术形式大多是沿袭自楚。“楚人的文化实在是汉人精神的骨子。”汉赋的奔放、大气、华美也是继承了楚辞的特质，可以说，是楚文化的炫丽浪漫征服了汉代，汉文化的形成与成熟实在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结果。
　　

　　
　　[1]钱钟书《管锥编》。
　　
　　[2]在先秦称《诗》或《诗三百》。
　　
　　[3]《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