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6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伴随着激烈的争议与质疑，曾屡次遭遇废除的威胁，但仍能在夹缝中顽强地存在着。今年刚于10月14日宣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马（Eugene F.Fama）、拉尔斯皮特汉森（Lars Peter Hansen）和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更是成为近年来爆出的最大冷门。原因有三：其一，从学术流派来看，法马和汉森属于主张理性预期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席勒是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认为泡沫经济导致非理性繁荣，他们居然“殊途同归”同时获奖。其二，从社会印象看，多家权威机构预测集体偏离，尤其是汤森路透系统预测的三组候选人均未入选，且多年来呼声很高的罗伯特巴洛（Robert Barro）、保罗罗默（Paul M.Romer）、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萨姆佩兹曼（SamPeltzman）等也均未被选中。其三，从理论基础来看，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绝非一门严谨的学科，本身带有的主观性就能成为质疑的焦点，尤其是其“理性人”的表现形式一直在争议中不断发展。

　　曾经有获奖经济学家因争议太甚而呼吁废除设奖，那么两位针锋相对的学者会不会在12月份的颁奖典礼上“和谐共赢”呢？诺贝尔经济学奖能再次经受住争议的考验赢得大家的认同吗？何去何从值得关注。而由诺奖引起我们对现实的经济社会的审视——理性发展抑或非理性繁荣的矛盾问题，尤为重要，以下将从三方面仔细剖析。

　　两种流派的学术争锋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一直是伴随着经济学派的两大阵营的学术争锋发生、发酵而逐渐演变的。我们记忆犹新的两次时代大逆转：第一次是在1929—1933年的大危机之后，以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标志的时代，国家干预主义取代古典自由经济主张，开创了金融市场体系化发展的新时代。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东欧剧变为标志、以华盛顿共识为助推器的金融全球化时代，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席卷全球，使得全球金融市场进一步蓬勃发展。自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不断扩散，新自由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专家学者们认识到单一手段具有一定的理论缺陷和实践误区，却难以找到融合手段的支撑点。经济社会一片混沌的同时，学术界对于资本发展的逻辑再次以充满争议的方式呈现给社会。

　　效率市场与理性发展法马和汉森都是来自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者，他们俩的研究成果相互独立但互为补充。前者因效率市场的资产定价理论而著称；后者专注于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研究，尤其是他的稳定控制理论为研究危机环境下风险在定价和决策中的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法马提出了“效率市场假说”（简称EMH），即金融资产的价格反映了与其价值相关的一切可获得信息，法马被称为现代金融之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人们极大地动摇了对现有资本定价体系的信心。但法马用数据检验了EMH对实际价格走势的预测，他所做的经验性实证分析细致且精准。根据他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测定，历史数据中仅出现了3次例外和“异常”的情况：第一次是1973—1974年间，股票市场损失了48%；第二次是1987年美国股市的“黑色星期一”，道琼斯工业指数一天之内突降23%；第三次便是2007年10月11日到2009年3月6日的17个月内，道琼斯工业指数从最高14198点跌到谷底，跌去55%。法马认为这种剧烈波动的市场偏离是短暂的，价格对均衡价值的偏离不会持久，但无法解释这种突发性的危机现象的发生。汉森是一位卓越的宏观经济学家，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发现了经济和金融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广义矩估计法，适用于检验资产定价的合理性，使得金融危机产生的系统性风险评估成为可能。

　　泡沫经济与非理性繁荣席勒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其《非理性繁荣》一书中，从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提出了新时代的“全球泡沫”假说，即经济泡沫必然存在，适当的泡沫可提高人们潜在的消费能力，提高资产回报率，化解经济动态无效性；然而，超级泡沫的产生和破裂给经济社会带来转折性影响，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席勒并没有界定经济泡沫的边界，但他通过信息经济学方面的超常易变性检测模型等研究和分析全球泡沫的演化，为经济决策提供了依据。他根据各种统计分析和历史研究，尤其是1982年以来国际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实证分析，证明资本市场上充斥着“非理性”投资人直接催生了金融市场上非理性繁荣的泡沫发生、发展乃至幻灭。根据他的理论，席勒预言了多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更预告了美国股市泡沫的下场。他的理论颠覆了原教义派金融学者的投资理论，从“非理性”投资行为的合理存在的角度揭示了资产价格发生“乱象”的源头，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危机转嫁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他认为全球金融和经济架构的不合理性助长了非理性投资行为的扩张，必然导致泡沫经济的蔓延。

　　启示与思考 

　　当今世界的国际金融市场呈深度交叉，一荣共荣，一损俱损的发展态势，这就势必形成非理性繁荣的假象。如何能把握危机态势的演化，避免掉进下一个黑洞，是本次诺奖颁发向全社会发出的警示，在这个大大的感叹号和问号面前，谁能作出更好的诠释，谁就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中下一个大赢家。启示如下。

　　资产定价的系统性风险评估方面，既需要合理的制度性安排，也需要发展科学精准的细分市场评级体系的建设。金融市场本质上是对实体经济的杠杆经营，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信息化和资本化的发展，极易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资本市场的不稳定因素的影响更迅速地扩散到全社会。实证分析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模型都不能囊括所有风险的评估，但小的风险通过杠杆的逐级放大却可能形成大的危机隐患，最后造成庞大的社会成本损失。因此，非常有必要防患于未然，提高透明度，加大信息披露力度，通过对等的评级体系做到风险可测、可控、可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资本市场的全球泡沫监测方面亟待加强，危机管理更需要王道。首先，目前美国资本市场的利润1/3来自海外，美国金融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调整的成本转嫁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0年4月份的统计数据显示，金融危机全球总共损失大约2.8万亿美元，美国占57%，其他国家分摊了43%。其次，美国与欧洲国家相比，在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中显示了较好的经济弹性，关键在于金融市场决策系统的策略有效性和科学性。然后，从美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历程来看，20世纪20年代曾经是债务国，70年代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现在再次成为巨大的净债务国，泡沫风险将长期存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需要我们更深入地研究相关对策，避免再次在危机中深受其害。

　　学术研究的开放性形成对人才培养的包容性，是一个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工程。一方面，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我们在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可以看到国外学者的思维和认识的触角向各个方向交叉延伸。例如，在新自由主义主导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新凯恩斯主义在金融政策和市场领域也多有建树，不同的学术思潮在同一个领域在不断较量中共同发展。另一方面，学术研究既不是空中楼阁，更不是纸上谈兵。法马、汉森和席勒都致力于将理论结合实践，切实解决了很多实际难题，如股票、房地产、金融危机等。他们既有迎难而上、不懈追求的学术情操，更有埋头苦干、低头耕耘的草根精神，使得他们成为举世瞩目的现代金融的奠基者和耕耘者。

　　诺奖的经济学家们用他们毕生的研究，通过理论建构和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告诉我们，只有理性地认识到矛盾问题的存在形态、特征、方式和发展态势，尊重实体经济运行规律，科学地利用资本工具，才能在全球经济社会中避免深陷危机的泥沼，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正轨。（稿件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