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理由期盼经济增长和市场繁荣，但更应关心增长的方式和繁荣的可持续性；我们需要建设更高的发展指数，而不是单纯追求更高的GDP增速，经济发展政策必须为环境质量、生活品质以及子孙后代负责。

　　人心无极限但自然资源有极限；问题可以被漠视但却不会自动消失；危机可以被拖延但却不会绕道而去；周期危机无法对抗并正进入倒计时……

　　不必惧怕危机和担忧萧条，因为那才是最好的清醒剂；投资需要审时度势，耐心等待将赋予强者无敌的力量。

　　经济发展观与增长的极限 

　　（一）经济建设目标与人类发展指数

　　发展经济只是手段而非目标，应该服务于居民生活和环境福利。这个道理不深奥。

　　2001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用“人类发展指数”来体现一个国家的发展成果和人类福利状况，包括：长寿而健康的生活、良好的知识和教育水平、体面的生活状况——人均GDP。

　　但是一个创造着经济奇迹的国家正在告别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很多家庭却愁于住房、看病、上学和食品安全，多数人辛苦半辈子始终无法缓解巨大的生活和生存压力，据说还将被迫延迟几年领取退休金，有些人不得不“以房养老”，城市墓地价格让人“死不起”……

　　温饱后的中国人越来越关注生活质量、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

　　（二）可持续社会与自然环境约束

　　1878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对可持续的社会的定义是：“能满足当代人需要而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自身需求能力的社会。”这与我们整天所提倡的可持续发展概念是否一致？

　　1992年《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人类和自然界正处于冲突之中，人类活动对环境和重要资源带来严重并且经常是不可修复的破坏。如果不加阻止…….将改变人类生活的世界以致无法按照我们所知道的方式延续生命……迫切需要一些根本性的改变。”

　　2001年世界银行报告：“环境正以一种令人担忧的速度恶化……在发展中世界，环境问题严重增加了人类、经济和社会的成本，威胁到增长，并将最终威胁到生存所依赖的基础。”

　　《增长的极限》：增加“人类福利”的同时，确保“生态足迹”尽可能小，至少在地球的生态系统可以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承受范围之内。（生态足迹——为国际社会提供资源和吸收排放物所需要的土地面积。）

　　自然环境的极限约束：

　　1.可再生的资源消耗的速度不能超过他们再生的速度；2.不可再生资源消耗速度不能超过可持续再生替代资源的发展速度；3.污染排放的速度不能超过环境的吸收能力——土壤、空气、河流、地下水和臭氧层等等的承载能力有极限。

　　4.人口因素：地球有承载上限、国家有生育周期。

　　经济学家马西斯·瓦克那格尔说过：人类在20世纪80年代还保持在可持续发展水平上，但现在已经过冲了（至少）20%。

　　美国经济学家德内拉·梅多斯：“生产能力的高速度并不是必需的，技术上、分配上和制度上的变化能够显著地降低这些速率并维持甚至提高全世界人民的平均生活质量。”

　　原标题：增长的极限与周期性危机

　　中国经济模式以及未来的选择 

　　（一）中国模式

　　中国对于资源的过度耗用和随意排放，以及由此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已经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即便并非绝对极限，也该从此有所收敛！依靠老模式求发展的空间已经不大，勉强为之会在不久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北京的雾霾天就是典型代表，更是严重警告。

　　侥幸地以为可以挣脱资源限制和规律约束，可能最终摧毁整个系统：一是掠夺性开发和无节制的排放所引发的生态环境危机全面爆发；另一可能是贫富差距造成社会危机，最后会在物质财富与精神文明两方面都遭受重创。

　　当前形势下，中国最需要变革的不是经济而是政府本身；企业和市场也没有必要苦苦等待类似以往的大振兴计划和大刺激政策；一切问题需要按照市场化原则去解决；政府的工作重点应该及时转向公共政策的完善，并努力从一切棘手的问题改变社会经济之现状。

　　（二）未来将作何选择

　　1.轻速度重质量谋转型：经济持续减速问题一度比较敏感，官方媒体在年中不断批驳外资投行看空中国经济的言论。后来高层反复强调“保底线”，基建投资力度随之加大。

　　林毅夫教授的“投资增长论”本来就不无道理，只是不必在中国投资过度的情况下再次强调投资拉动。就目前的国内经济形势，其实可选的路径并不多，林毅夫的观点想必已在决策层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预计已无太大空间。

　　中国经济成分中，投资的GDP占比已接近50%。24个大行业中有22个处于产能过剩状态。2011水泥年消耗量约占全球的47%，现已接近50%。2012年粗钢产量7.1654亿吨再创记录，占全球钢产量的46.3%。2011年煤炭消耗量为34.5亿吨，约占全世界每年总消耗量的50%。

　　中国用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19%的人口，却用掉了世界35%的化肥和20%的农药。据世界银行统计，2009年中国每公顷耕地使用化肥量达504公斤，是全球平均使用量的四倍多，是美国的近五倍。

　　我国单位GDP的水耗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我国单位GDP的能耗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2.9倍、日本的4.5倍。

　　中期协提供的资料，中国有21个大宗期货商品消费量居全球第一（铜、铝、铅、水泥、煤炭、线材、焦炭、甲醇、螺纹钢、天然橡胶、PTA、PVC、棉花、黄大豆1号、豆粕、豆油、强麦、硬麦、菜籽油、棕榈油、早籼稻）；五大商品消费量居世界第二（黄金、白银、塑料、玉米、白糖），另两大宗商品消耗居世界第三（燃料油、黄大豆2号）。这说明中国期货市场大有发展空间，更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已创人类极限！

　　2.已经不能重回老路：地方财政压力日渐凸显——债务庞大而收入前景不乐观，今后的投资将由谁来拉动呢？财税改革能拖多久？保增长的政策能走多远？

　　从长远来看，中国必须削减投资，投资与消费在国民经济的关系比例必须重置，否则一旦触及债务能力上限，就会一蹶不振：届时将重温上世纪美国30年代和巴西80年代遭遇过的情景：投资下降，GDP增长停滞，金融危机使大量企业倒闭，随之而来的失业率上升导致消费萎缩，又引发GDP加速下降，引起更大危机。美国在1929至1933年间实际总投资下降了91%，实际消费下降了19%，实际GDP下降了30%。

　　3.盘活存量与资产证券化：提法是好的，但当今经济领域的问题实在太多，各项政策必须提高针对性和执行效率，否则无法盘活存量。例如空置楼房如何盘活？可否让农民上楼？另外，资产证券化的规模与经济稳定性有关，当前阶段变数较多，数量有限的资产证券化对于诸如政府债务等系统性风险而言，简直就是杯水车薪。

　　4.加快农地和户籍制度改革：在土地市场乱象丛生、政府自律不足、楼市泡沫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回避深度问题的“新型城镇化”存在巨大的政治风险，当务之急是解决非法侵占和暴力强拆。处理土地二元化的统一原则到底是什么？如何避免基层胡来和政府债务失控？

　　5.社会进步和技术的创新：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氛围？首先是活力和诚实。

　　6.上海自贸区：中国深度开放的一个战略窗口，一定意义上化解了令人窒息的社会经济气氛。短期效果难以预料，可能有褒有贬、有利有弊，但长期来看一定会全面推进国际化水平，而国际化正是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的大方向。

　　7.资本账户开放：历史上一国资本账户完全开放后，可能出现汇率和银行业危机；但危机并不一定总是在开放资本账户后立刻爆发，如英国和日本是在10年内，而丹麦则在20年后，这取决于一国经济的内在平衡度。

　　原标题：增长的极限与周期性危机

　　“逃不开的经济周期”与中国经济之隐忧 

　　（一）房地产景气决定中国经济大周期

　　国际研究表明，完整的房地产周期为18-20年。

　　中国的情况大抵如下：起点为1998或2000年，至2007年是第一波上升浪，持续七或九年；2008年出现短暂而深幅调整；此后至2014年应是运行在第二波上升浪中，典型的五年疯狂期；根据经验，剩余四年应该逐步展开主跌浪。所以，李嘉诚高位套现内地房产，美国银行大幅抛售价值66亿美元的建设银行股票。

　　单就此说，2014-2018年的中国经济形势恐将被低迷甚或萧条的氛围所笼罩，值得一提的是，这中间必定要经历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冲击。

　　金德尔·博格在《狂热、恐慌与崩溃》的专著中曾经说过：“我认为，狂热与崩溃是和曾经普遍的非理性或者暴民心理结合在一起的。”笔者认为，这就是当前中国楼市的真实写照。部分地区房地产市场出现危机，但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尽管还有注定扩围的房产税，但政府主动刺破房地产泡沫的可能性正大幅降低。对当前的中国楼市，到底是政策意志还是市场规律更加有效，尚难判断。可以知道的是：政府不降地价，楼市就不会走熊，而房地产市场不出大问题，则宏观经济的最坏局面也暂时不会出现。

　　上海“自贸区”已经大幅提升沪上地产和楼市价值，客观来看，可能延长一线城市资产泡沫的存续期，中国的“明斯基时刻”被推延到2018年的可能性在增加。

　　（二）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是触发经济衰退的关键因素

　　1.长期高利率诱发经济衰退

　　美国1907-1908年的周期衰退之后，又在1910-1912年及1912-1934年一再爆发经济危机，瑞典教授古斯塔夫·卡塞尔总结了其原因：

　　“自由资本”在不断转换为“固定资本”，但我们发现，用于投资所耗费的新增自由资本却多于人们新增的自由资本，这就出现了储蓄不足的问题，进而导致了利率上升。利率提高会改变许多商业项目的盈亏平衡点，原来看似有利可图的项目，只是由于财务成本的增加便突然面临亏损。这样一来，突然间，有些企业家便停止了投资活动，经济也就进入了螺旋下降通道。——Lars·Tvede《逃不开的经济周期》

　　2.中国企业经营成本正持续提高

　　随处可见的过度投资正造成市场对流动性的过分渴求，以土地为债务总支点的地方政府和房地产行业成为“吸金大户”，部分地方政府和中小企业为了获取资金甚至不惜长期依赖（准）高利贷——前者可能从未考虑如何偿还，后者多因被逼无奈。

　　非市场化运作的低效项目以及不得不“借新还旧”的高负债企业大量存在，而且吸收了过多的新增“自由资本”，短期来看，这将加剧流动性紧张，长期来看，会破坏经济结构调整效果。

　　与此同时，中国外需走弱加剧着产能过剩和产品积压，企业流动性更加紧张；然而为了“调结构”、“防通胀”、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大战略”，央行不得不强化自我约束，不会轻易放松货币政策。

　　虽然很久以来央行并未提高利率，但民间利率大幅升高并长期居高不下，企业财务成本因而大幅上升；受楼市泡沫影响，地价和房租持续上涨；人口老龄化趋势和政策刚性之下，人工费用将不断攀升；一旦政府和政策认真起来，把GDP考核做出合理调整，则节能减排带来的环境成本和技术支出也会持续增加。以上因素导致全面的经营压力从制造业向各行各业蔓延，全社会的投资回报率正不可逆转地持续下滑，潜在投资回报水平下降将最终制约企业和居民的投资活动。

　　外资回流欧美引发新兴国家危机，不知这是否是以往的危机逻辑被夸大而导致的短期现象。但有些经济体的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内生性因素应该承担更多责任。

　　如此下去会有同样结局：经济增速持续下降最终带来长期萧条。

　　（三）人民币持续升值及其危害性

　　2013年，新兴国家货币纷纷贬值，人民币汇率却屡创新高；本来外需就疲弱，汇率升值正把出口红利转移给其它国家，国内经济矛盾会更加突出。

　　美元中长期升值的时间窗口即将打开，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政策将使得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继续下降；而重新取得汇率优势国家的出口产品有可能进一步蚕食中国的出口企业。

　　人民币持续升值原因：被迫履行对美承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安排？还是忧心资金外流引发国内资产价格崩盘的策略？总之，人民币升值之路尚且看不到拐点，由此引发的企业困境和经济阵痛仍将持续。

　　原标题：增长的极限与周期性危机

　　改革不深入就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当前中国遭遇的魔咒之一。

　　二战后进入工业化的几十个国家中，只有13个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些经济体在增长率开始明显下降时的收入水平大约为11000国际元，与中国目前的水平基本相当。

　　中国人口的加速老龄化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障碍：2010年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已近9%。按现在的人口变化趋势，未来20年中，这个比例将继续攀升至18%。

　　成功跨越的前提是自此坚持科学发展观，坚决约束货币政策，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坚持理性政策和问题导向，严格控制政府债务，持续规范影子银行。审计署的政府审计情况有待公布，即便当前整体可控仍不能掉以轻心。

　　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从1993年的78%下降到2011年的52.1%；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从72%上升到84.8%，营改增后会进一步倒挂，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会进一步尖锐。

　　浙江、江苏和广东省的政府债务十分惊人，河北曹妃甸、天津于家堡、鄂尔多斯、温州、无锡、贵阳、武汉（截至2012年6月债务余额高达2037.05亿元，债务率高达185.64%）、大同（负债超110亿而欲拍卖国资救急）越来越多的省份和城市爆出严重的经济问题，政府应当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找到问题的根源和治理措施，而不能总在“顶端”徘徊。

　　中国经济危机进入倒计时，危机和萧条未必是坏事 

　　大多数人看到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以为危机是可以延缓和对抗的。最大的问题是：次贷危机后的五年来，中国经济再平衡所取得的实效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现有政策是否能够遏制经济的严重失衡，尚未可知。

　　改革与时间赛跑，或者，危机正在倒计时，不知何时会突然发生。展望中长期前景，我们宁愿更相信市场规律，因为相信政策努力和政府口号是有前提的——政府必须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及其严重性，并在正确的求解之路上体现出超越以往的魄力和效率。

　　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危机后，熊彼特在哈佛大学讲堂：“先生们，为萧条担忧，这大可不必。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萧条是一种很好的清醒剂。” 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何尝不是一剂清醒药呢？

　　“周期是驱动创造性毁灭、推动经济增长以及复兴的关键力量。”具体来说，目前的中国楼市泡沫不破灭，政府债务高风险不解除，民间投资人是不敢放开手脚的。部分新兴产业将保持高增长，但中国经济的整体向好需要等待很长时间。

　　法国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说 “人类所有的力量，只是耐心加上时间的混合。所谓强者是既有意志，又能等待时机的人。”

（作者系一德期货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