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社会学学者对于社会学这一学科的推进是在争论和反思中进行的，不同研究取向的学者一直在社会学对中国的实证研究中坚守着各自的立场。这一点在2013年表现得尤其突出。  

　　社会学是一舶来品，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基本理论及方法皆来自西方。学者们一直致力于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从学科基本理论建设入手，探索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该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如何构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问题时，常面临一些基本争论，如，该如何寻找和确立弥合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差距的方法，如何面对新田野及其相应的新视角应该是什么，以及理论和经验到底该呈现什么样的关系等议题。对于这些较为基本的问题，社会学领域有如下争论及观点。 

　　有关学科基本理念方面，近来一些学者明确提出构建中国社会学概念的主张。他们批评，在社会学的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不断精细化和日益容易操作化的今天，社会学貌似得到了相当发展，却越来越丧失对社会基本现象的观察和理解能力。在这种视野下，一些学者尝试突破社会学越来越纯粹科学化的迷思或陷阱，并认为这种推进也应该属于社会学新进展的一部分。如杨善华等提出“社会底蕴”概念，力图在方法论层面，强调关注生活本身，获得更贴近百姓生活的理解。已有社会学研究在理论视域下，对社会底蕴的部分或有洞察，但是研究者没有意识到理论对生活的伤害，或者意识到了却没有发现去除的可行方法。 

　　中国社会学该以怎样的形象出现并进行学术研究？科学形象下的社会学缺少了什么？学者们在实际研究中有不同取向。费孝通的“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强调社会学人文取向的必要性。这一观念批评了社会学科学化形象的局限。自民国以来，吴文藻、费孝通先生的治学传统，一直致力于融合社会学与人类学两种研究取向。在这一传统下，社会学不仅借鉴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民族志），而且深受人类学人文传统的熏染。但在当代社会学发展中，社会学与人类学有分离的趋势，社会学主流渐渐疏离社会学的人文传统，对社会学学科建设是一种伤害，亦成为社会学界时有争论的问题。 

　　那么，中国社会学该有怎样的传统？这是社会学史面临的紧迫问题。在社会学科学化形象日益加强的今天，以人文主张批评和补充社会学的科学化传统，或可为中国社会学进一步发展提供路径。 

　　社会学要取得发展，亦需不断面临新的田野，并调整相应视角。以虚拟民族志为例，国外学界在21世纪初就取得重要进展，但在中国社会学领域，它还是一个刚刚“浮现”的问题，尚未引起普遍关注。但关于其争议时有发生，并成为学科前沿议题之一。对虚拟民族志的观点受制于人们对网络的态度和观点。《走进人类学的新田野：互联网民族志调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15日）一文指出，在中国语境下，将做互联网田野称作“虚拟民族志”是不恰当的。持这一主张的学者认为，相对于传统社会学，互联网是一片新田野，中国社会学学者需要给予其应有的关注，即记录每天都在消失、每天都在生长的互联网民族志是必要的。 

　　此外，与虚拟民族志问题相关，获得社会学知识是否一定要进入鲜活的田野？这涉及社会学理论与经验关系这一基本争论。主流社会学秉持这样一种信念：社会学知识的归纳应多来自鲜活的田野，强调在场的重要性。这种视野可能面临一种困境，即过分强调鲜活的田野作用，而弱化甚至忽略了更高层次的理论抽象价值，甚至面临或陷入将鲜活的田野作为目的的危险。诚然，在“经验感”的获得中，鲜活的田野经常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即便有的学者面对鲜活的田野，却无法获得经验感的真谛；而未进入鲜活田野的人，却可能通过其他各种阅读获得了“经验感”，从而得到富于启发性或普遍性的知识和观点。有关田野在社会学经验研究中的作用及其地位问题，仍将是一个持续争论的话题。 

　　（刘亚秋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社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