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库克向本报记者表示，虽然社会保障及如何实现“双赢”政策已开始受到关注，并逐步融入到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经济机制中，但当前仍需进一步将社会、经济、环境政策紧密结合，使之起到协同互补作用。 

　　近年，极端气候与环境灾害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研究者关注。然而，尽管从社会科学角度对环境问题的探讨有着悠久的传统，但相对而言，自然科学的视野和方法仍然是主导的方面。

　　11月15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联合发布了一份名为《2013年世界社会科学报告：变化中的全球环境》（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 2013: Changing Global Environments）的报告。报告呼吁，对于全球环境与气候变化的探讨，应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建立“可持续学” 

　　报告指出，环境与气候变化中存在很多人类行为因素，然而社会科学在全球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中却处于边缘地位。社会科学需提高对环境变化中人为因素与影响的研究效率。

　　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主席奥利弗·施萨那（Olive Shisana）认为，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类行为对环境与气候变化都有很大影响，而人们的行为又与其所在国家选择的发展模式有密切关系。因此，环境与气候变化同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报告认为，环境与气候变化同人类面对的其他危机紧密相连。社会科学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水资源、土地、能源等问题，而是社会转型问题。报告建议建立新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即“可持续学”或“转型科学”，用以探究如何回应社会转型问题。

　　报告称，目前全球社会科学在环境与气候变化调查、研究、资金筹集等方面能力参差不齐。有些国家对全球环境与气候变化的社会科学研究重视和支持程度仍有欠缺。

　　气候科学应更具包容性 

　　如今，很多自然科学家已经意识到与社会科学家合作的必要性，如果不考虑社会和实际因素，不考察人与社会的变化，仅停留在自然科学层面的研究，将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科学家作出的预测要落在实处，就需要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相结合。“当前，很多压在自然科学肩上的重担落到了社会科学的肩上，因此各领域专家应开展密切合作。”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执行主任海德·海克曼恩（Heide Hackmann）如是说。

　　《科学》官网11月8日发表文章《气候变化的困境：科学的适用性》（Climate Change Hell and High Water: Practice-Relevant Adaptation Science）称，虽然自然灾害频发、海平面上升等问题已引起人们的重视，开展相关的针对性研究成为必然选择，但人们忽视了如何使科学界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都更好地参与其中。如果没有恰当的研究作为桥梁，决策的传递、理解，解决方案的推进都将受到阻碍，人们将无法针对环境与气候变化做好准备。

　　文章作者之一、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气候科学专家菲利普·莫特（Philip Mote）表示，“未来我们需要做的是使气候科学更具包容性，将私营部门、资源管理者、高校、决策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囊括进来。让他们了解我们的研究，同时也让我们了解他们优先考虑的问题及决策过程。”为此，可以从四点出发，第一是了解制定适应环境与气候变化政策所需的信息；第二是确定环境与经济进程中的薄弱环节；第三是将预测式的气候模式完善为可以解决具体问题的模式；第四是提供技术、管理及政策选择。

　　自由化市场影响政策推进 

　　关于社会科学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中的角色问题，社会科学家认为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通过社会政策影响人类行为。

　　11月4—5日，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50周年纪念大会在芬兰召开，会议主题为“社会政策新方向：迈向社会可持续发展”。会议将目光锁定在环境与商贸可持续发展问题。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沙琳·库克（Sarah Cook）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今人们已经达成普遍共识，面对当前的全球环境挑战需要一个重大的转变，但人们对于这种转变的理解存在很大争议。例如，决策者应做出哪些制度上的调整和改变，什么才是决定性的因素，等等。虽然社会保障及如何实现“双赢”政策已开始受到关注，并逐步融入到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经济机制中，但当前仍需进一步将社会、经济、环境政策紧密结合，使之起到协同互补作用。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曾发布名为《绿色经济的社会维度》（Social Dimensions of Green Economy）的报告，提醒绿色经济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对低收入的弱势群体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巴西、印度及印度尼西亚等国大力发展生物燃料生产，增加低碳能源来源，但这却对粮食生产及当地民众的利益造成了影响；英国及很多发达国家提高能源税收，加重了低收入家庭的日常开销等。

　　库克分析称，在再分配过程中，充满自由化的市场定价和资源分配通常有利于那些购买力强的人群和地区。在这种自由化的模式下，企业利益将成为左右变革的主导，而这通常会对那些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改进制度和社会经济手段，促进公平的绿色经济发展成为必要。这也对宏观经济、政府管理、体制机制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