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求是》杂志研究员黄苇町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陈叶军 时间:2013-11-07 08:00:00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求是》杂志研究员黄苇町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孟繁杰 摄
嘉宾简介:黄苇町,男,籍贯湖南省华容县,1947年生于山西省泽州县周村镇苇町村。1975年毕业于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现长春理工大学)光学材料专业。著名经济学家、党建研究专家、反腐理论研究专家。以《苏共亡党十年祭》一书轰动国内外。曾任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现任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研究员。
根据党的十八大部署,中央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深入解读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策划开展了系列专访报道。
系列专访的第四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求是》杂志研究员黄苇町,以“找准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切入点”为主题进行在线访谈。
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求是》杂志研究员黄苇町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专访。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孟繁杰 摄
中央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大意义
记者:黄老师您好!首先,请您谈谈中央开展这个活动有什么重大意义?
黄苇町: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我们要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央开展这项活动有三大意义。
第一,这是一次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群众观点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30年,第一个是革命和战争的30年,第二个是建设和探索的30年,第三个是改革和开放的30年。而贯穿于这三个30年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灵魂,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我们党刚刚成立时,就利用“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名义,组织党员深入工人区,创办各种劳动补习学校,从提高工人文化程度入手宣传马列主义,启发阶级觉悟。而有了党的领导,工人运动立刻出现蓬勃兴起的局面。1922年2月至1923年3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就发生了党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罢工、京汉铁路工人总同盟罢工等100多次工潮,参加者超过30万人。无论对于刚刚成立、只有100多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还是对于才从破产农民中产生的总数仅有200万人的中国产业工人队伍来说,这种动员群众的规模和能力都是世所罕见的。因为,当时即使全党都投入工人运动,每万名产业工人还摊不上1名党员;而全国每7个产业工人中就有1个工人不怕反动派的恫吓和镇压,参加了党领导的工潮。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也成为了共产党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重要标志。我们在建党初期,就形成了优良的群众工作传统和很强的动员群众能力。而我们党同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更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因素。淮海战役表面上是60万我军与80万蒋军的对决,实际上各地踊跃支前的农民达543万人,平均每名战士背后就有9个农民。因此,群众观点、群众工作是我们党的起家资本和看家本领,是我们必须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永志不忘的传统。
第二,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随着越来越多新一代领导干部走上领导岗位,现在我们党的干部素质总体上在不断提高,特别在知识结构、世界眼光、创新活力等方面,都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但也有一个突出的弱点,就是不少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感情联系不如老一代。有些同志就是长期坐机关,与群众接触少,提拔也是在机关内一个一个台阶往上走,或从局机关、市机关到省机关。而一个干部如果缺乏群众工作经历,就会缺乏群众感情,也不会掌握群众工作方法。特别是随着我们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随着权力地位的变化,有些干部的宗旨意识淡化、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不正之风滋长。而有些党组织软弱、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又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导致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严重受损。而世界上另一个最大的执政党苏共,因为脱离群众、失去人心而垮台。因此,要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宗旨意识和作风建设,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非常重要。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关键,就是要解决好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第三,这是顺应群众期盼、加强“三型”政党建设,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证。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和改革的攻坚期,我们常讲的“四个深刻”,就是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使党的群众工作环境、对象、任务等,都发生很大变化。因此,积极创新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已经是当务之急。当然,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我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宗旨意识和群众观念不能变,但密切联系群众、维护群众利益的途径、方式、方法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充实新的内容。特别我们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一个有8300万党员的大党,要想不成为一盘散沙,各级党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能否密切联系群众尤其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凝聚起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同心同德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为民务实清廉”本质是强化公仆意识和责任意识
记者: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党的群众路线“为民、务实、清廉”这个主题?
黄苇町:“为民”,是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和根本目的。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思考问题和开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高尚全说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三个“民”:民心、民生和民意。得民心者得天下;为了得民心要把民生搞上去;民意,也就是老百姓必须有话语权、参与权、监督权,有尊严。有了这三“民”,共产党执政基础就牢固多了。十八大报告提出新的“两个凡是”:“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这是我们加强群众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例如,当前从中央到地方的民生投入,用的也是纳税人的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各级党和政府在为群众办实事上,不能有居高临下的“恩赐”思想,更不能进行脱离监督的不规范操作。那些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耗资巨大的形象工程,都是少数人甚至“个人说了算”的产物。只有“大家的事大家议”,才能兼顾最多人利益,让有限资源发挥最大效用,实现民生工程惠民、利民的初衷。要维护群众利益,还要正确把握群众的根本利益、现阶段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不能以为了群众长远利益为借口,损害群众现实利益;也不能以符合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为借口,损害部分群众的具体利益。因为在某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简单地少数服从多数也是不行的,而必须通过协商,尽量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用初等数学的语言讲,就是要坚持有两个“首先”原则:一个是要首先从绝大多数群众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出发来,才能不超越群众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另一个要首先争取实现绝大多数群众利益的最小公倍数,让大家都看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进一步坚定人们对改革的信心。
“务实”,是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途径和有效方式。务实,就是要求真务实,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坚持重实际、鼓实劲、求实效,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扎扎实实地把党和国家的各项决策和工作落到实处。例如,中央政治局八项规定和中央军委十项规定提出“几简”:精简会议、精简文件、精简简报。又提出“几多”:多同群众座谈,多同干部谈心,多商量讨论,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都是让领导干部不要飘在上面,装样子、做虚功、滥表功,而要深入实践、深入基层和深入群众之中,真的集中精力为老百姓办点实事、求点实效。
“清廉”,是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和有力保障。习近平同志最近特别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说,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因此,每个党员干部要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严格遵守党纪国法,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三清”既是一种现实要求,也是一种奋斗目标和政治理想。每个领导干部要把坚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和浩然正气,作为对自己的高标准要求。而自觉拒腐防变,坚守职业操守,则是我们作为执政党领导干部必须坚守的底线。
总之,“为民、务实、清廉”的本质,都是要强化公仆意识和责任意识,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每个领导干部都要对照这三条标准,“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使自己的宗旨意识、群众观点、思想作风都得到切切实实提升。
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面临新课题和新困难
记者:在新形势下,我们党的群众工作存在着哪些与时代要求不协调的地方?
黄苇町:党中央指出,当前党员干部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总体是好的,在联系服务人民群众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但也存在着不符合“为民、务实、清廉”要求的问题。特别是有的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一些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突出,奢靡之风严重。官僚主义就是没有把群众的疾苦真正放到心上,当官做老爷,严重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就是重形式轻内容,重口号轻行动,重数量轻质量,重眼前轻长远。搞形式主义,势必助长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的心理。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多次强调要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些问题看起来不像精神懈怠、失职渎职、以权谋私、腐化堕落那样严重,容易被忽视,但由于具有一定普遍性,也会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有人说,现在有些地方是干得好不如讲得好,讲得好不如吹得好,群众说好不如领导说好,这样导致两种现象:一个是盲目追求形式,搞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向上级报功;另一个是干得很一般,但写得很漂亮,干不出来就在汇报材料、简报、数字上做文章。总之,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切实改进工作作风,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思想根源,是没有摆正自己和群众的位置。习近平同志说:“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前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后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性质和归宿。”群众是社会的主人,各级党政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这是最基本的关系定位。但在封建传统影响很深的中国,有些领导干部尽管常把“公仆意识”挂在口头上,内心深处仍然存在“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受这种传统政治文化影响,一些领导干部面对公众批评和媒体监督就感到很不舒服,认为是无视自己的尊严甚至是挑战政府权威。其实,领导干部本来就是普通群众,组织培养我们走上领导岗位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为老百姓做事。为老百姓做事是天经地义的,而作为权力授予者,人民批评、监督我们也是天经地义的。因此,领导干部要改变以往的强势心理,放下身段,学会倾听,学会回应,甚至要学会谈判,学会妥协,学会道歉,从居高临下走向平等博弈。这里,对群众的感情和尊重非常关键。带着对群众的感情做工作,就会自觉站在群众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而不会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而且,感情问题也是双向的。领导干部对群众有感情,群众就会把他当贴心人,有话对他说、有苦对他诉、有难向他讲。反之,如果领导干部高高在上,对群众态度冷漠,群众也会对他离心离德。同样,不会尊重群众的人,也不可能得到群众的尊重和信任,提高群众工作效果也无从谈起。
记者: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环境、对象、任务等都发生很大变化,党的群众工作面临哪些新课题和新困难?
黄苇町:除了党员干部队伍本身的因素外,在新的形势下,客观上群众工作的难度也比过去大多了。
一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职工所属单位的影响力呈下降趋势。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职工个人和家庭的各种需求大多靠单位解决,“一切听组织的”是与“事事依靠组织”、“有困难找组织”相联系的。现在通过市场化改革之后,国有单位对职工不再大包大揽,民营经济更多是雇佣关系,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又相对滞后,人们对家庭、亲戚、朋友、同学等私人生活圈的依赖度增高,对单位和基层组织的归属感减少,群众工作效果必然受到影响。现在的群众工作再也不能按过去的模式进行,必须要创造一种新的群众工作途径来凝聚群众、吸引群众。
二是诉求升级使群众工作面临新课题。随着人们权利意识增长,党和政府不仅要关注群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民生问题,还要关心群众的民主权利问题。例如现在国企职工就既关心个人收入、福利,也关心自己在企业经营、财务、干部任免等重大事务上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如何保护企业家和职工双方的权益和积极性,已成为企业党组织的重大课题。而广大群众的主人感、责任感和自豪感,将直接决定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的有效性,也决定我们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质量和速度。
三是随着社会生活日趋多样、多元、多变,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新的深层次问题与老矛盾、老问题互相纠结,社会矛盾尤其集中在与基本民生密切相关的部位,政府统筹兼顾难度加大;而且矛盾的触点多、燃点低,演化为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增大。我在退下来之前,曾担任中央维稳办的咨询专家,我对此深有体会。偶发性群体性事件,多数和干部作风不好分不开;恶性群体性事件,也就是死了人的事件,往往和司法不公、执法粗暴分不开;而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一般都反映了一定程度的腐败问题。腐败特别是国企改制、征地拆迁中发生的腐败,最能触动社会的神经。这些问题实际上都反映了我们有没有坚持群众立场、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
四是价值观多元化导致思想整合难度加大。改革开放和网络发展,带来空前活跃的思想文化交流和观念碰撞,西方敌对势力也打着普世价值旗号进行意识形态渗透。80后、90后青年的思想独立性选择性强,观念上追求时尚前卫,不喜欢听说教,如果这种说教再与他们的感受不一致,更容易产生逆反心理。而每年600多万大学毕业生走出校门后,很多都成为“几不管”的社会人。再见他们,多是在“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网络上。这些对我们如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青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总之,党的群众工作环境、对象、任务等,都发生很大变化。一些传统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但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却表现得很不适应。有的同志只善于利用组织或行政资源去联系群众,离开了组织资源,党员干部难以独自与群众打交道;有的只会机械地通过满足物质利益的方式去联系群众,缺乏对群众真实需求的洞察和与群众的感情交流;有些地方党组织在社会人群流动加速的情况下,仍然死守地域观念,在户籍与非户籍人口之间划分“份内”和“份外”工作 ;有的甚至认为“革命要依靠穷人,执政要依靠富人”,密切联系老板,却忽略普通民众的感受;或者只关心经济增长,不关心社会发展,甚至损害了群众利益还不自知;更不善于通过协商对话来消解社会紧张与断裂。因此,积极创新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进一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已经是当务之急。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呈现出新风貌
记者:与以往抓作风建设相比,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表现出什么样的新特点、新风貌?
黄苇町:首先是领导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政治局带头开展此次活动,为全党做出表率。而落实“八项规定”就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习近平同志在中央二次全会上提出:“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就是说,不准别人做的事,首先要管住自己;要求别人做的事,自己首先要做到。而且是从最高领导层首先做到。因此,与以往抓作风建设相比,中央这次开展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表现出四个“前所未有”的新特点。
一是要求领导带头的层级之高前所未有。我们党过去制定纪律的约束对象,或者是党员干部,或者泛指领导干部。尽管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也有关于如何开展党内民主生活等方面的要求,但多属于内部规定,并未对外公开。而《八项规定》管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依据《八项规定》下发的《十项规定》,管的是中央军委委员。可以说,自从我们建党建军以来,还从来没有这样专门针对最高领导层制订并且广而告之、接受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战士众目睽睽监督的纪律约束文件。
二是对自身的要求之严前所未有。例如过去实行的交通管制制度,是从安全保卫工作以及领导人日理万机、时间珍贵、各种事务严格守时的角度考虑,而且是解放以来60多年一直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群众也习以为常,甚至视为“天经地义”的事了,这次也被中央主动打破了。习近平同志外出考察时,明确要求不封路、少扰民,轻车简从、简化接待,减少陪同、减少警卫。为减少陪同车辆,甚至他乘坐的中巴车也常常座无虚席。这种中央领导率先垂范,对党内一些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冲击很大。保卫工作难度更大了,但领导人和人民群众更近了。而中央政治局从自己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最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是抓问题的深入具体前所未有。《八项规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每一条规定都不是一般性的原则号召,而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习近平同志说,“就是要从具体事抓起,才能落到实处。”尽管条数并不多,但都切中要害。例如中央《八项规定》中的“不安排宴请”,以及十项规定补充的 “不喝酒,不上高档菜肴”等,如果这一条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为几十年来都没能解决的公款吃喝风画上休止符,就可以极大地改善我们的党群、干群关系,树立干部公仆形象。
四是一抓到底的决心之大前所未有。人们对我们作风建设的最大疑虑,就是会不会最后也会变成一阵风。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就没有放松过对各种不良风气的整治,有关的禁制性文件已发了数百个,且很多禁令都是三令五申、甚至年年重申。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仍大量存在。如果说,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产等腐败活动,是对执政党道德底线的冲击,但普通人未必都能直接感受到,而发生在群众眼皮子底下的不正之风,则每天都在触动和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如果说,党内真正触犯刑律的腐败分子还是极少数,而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多少涉足了不正之风活动的党员干部却为数不少。这对干部队伍的腐蚀、对党的形象的损害,是不能低估的。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因此,习近平同志强调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去抓,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如何防止虎头蛇尾?总书记说“后续工作要跟上”。有哪些后续工作?我认为,一要抓惩戒,把从严治党落实到从严执纪上;二要抓制度,把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与转变作风结合起来,使各种权力寻租行为失去存在的空间;把建立科学的预决算制度,与严明财务纪律、管住钱袋子结合起来,使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成为无源之水。三要抓监督,包括发挥党内监督作用,也包括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媒体监督。因此,从落实“八项规定”上就可以看出,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要求、措施、要达到效果看都是非常“实”的。
中央要求各级领导班子要带头讲党性、作表率,带头参加民主评议活动和组织生活,认真听取意见,接受评议和民主监督,达到切实转变作风的目的。而我们的教育实践活动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就看我们在解决作风不实、不正、不廉上是否取得实效了,在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是否取得实际成效了。
找准做好群众工作、构建和谐社会的切入点
记者:各级领导干部应该怎样找准做好群众工作、构建和谐社会的切入点?
黄苇町:一要在我们党的全部执政活动中,也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例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并不是简单地削弱政府职能、强化市场功能,而是重新界定两者职能。市场要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政府要在基本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和社会性监管方面做到位。有人说,现在假食品只要不吃坏肚子,假电器只要不电着人,假药假酒只要不毒死人,就算造假者还“有良心”。这样的说法虽然非常夸张,但也反映出群众对一些职能部门执法不力、行政不作为的不满。
二要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要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有人说“人民内部矛盾要靠人民币解决”,这有一定道理,例如对于征地补偿不到位,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今后就要通过修改补偿标准来解决。但这不是普遍真理。关键要看处理矛盾的方式是否做到公道、公正、依法。违反了公道、公正、依法的原则,花钱再多也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会导致漫天要价,成为无底洞。十八大报告强调,必须发挥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这也是群众工作的重要原则。如果以权代法,群众遇到问题也会更多地求助权力而不是法律。而有些领导者为了“维稳”,以突破法律界限和牺牲对他人公正为代价来息事宁人,必然导致新一轮恶性循环。因此,号召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为群众排忧解难也好,为群众“干实事、求实效”也好,都不能离开“依法行政”这个前提,不能搞突破法律法规的“创新”。领导干部在群众工作中首先要解决法律意识淡薄的问题,防止重政策轻法律、重批示轻法律和重关系轻法律的倾向。
三要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还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群众工作职能。针对传统群众工作渠道影响力下降问题,我们既要坚持以人为本,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的群众工作职责,还要努力创新群众工作载体和联系群众方式。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能力,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还要建立健全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政策。
四要提高干部沟通群众的能力。有些干部缺乏基层锻炼,不了解群众愿望,不掌握群众心理,不懂群众的语言,不会跟群众拉家常,更不会同基层群众打交道,缺乏群众工作的基本功。因此,要鼓励机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放下架子,到群众中去。要学会与群众平等交流,做到“进得了门,谈得上话,交得上心”;对其他受众的宣传工作,同样切忌空话、套话、官话、大话。一个领导干部如果肯琢磨问题,能把上级精神和本地实际生动结合起来,讲话就会言之有物,有感染力,就能鼓动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反之,如果只会上传下达,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没有一句错话,也没有一句真正有用的话,群众工作效果自然也无从谈起。
五要善于利用网络媒体与群众互动。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虚拟社会对党的群众工作,提出了新挑战。现在我国已经有5亿网民。网上交流和网络议政日益活跃。因此,我们既要依法加强网络管理,也要学会利用这一低成本、大面积、高速度的现代传播工具,了解社情民意,实现科学执政。人民网有一篇网评曾写道:“说到底,网民的本质是公民。他们可能是每天挤着脚不沾地的公交车上下班的“月光族”,可能是过年买不到车票回家、几个兄弟大年三十在宿舍喝着啤酒唱到哭的农民工,可能是事业上和“官二代”竞争、感情上和“富二代”竞争的大学毕业生,”这就是一种眼睛向下的目光,一种心系群众的情怀。因此,领导干部联系群众,一要迈开双腿下基层,二要上网,把共产党“群众路线”这个“传家宝”运用于虚拟世界。那里有最鲜活的、最原汁原味、没有经过层层转达社情民意。但大多数网民诉求,都需要回到现实中去解决。这也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
最后,做好新时期的群众工作,不仅要有对干部的作风要求,还要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完善制度。要理顺群众情绪,从根本上说要理顺制度。要特别注意那些社会发展中利益曲线下降群体,例如失业下岗职工、失地农民、部分离退休人员和复转军人等。要注意解决引起他们普遍不满的一些问题,并从中发现我们工作中的问题。事实一再证明,在影响社会稳定的客观因素大量存在时,自上而下压力的维稳方式并不能治本。只有保障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让弱势群体能在体制内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才能用法治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实现长治久安。例如,社会贫富悬殊已成为人们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只有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让社会各阶层真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才能在利益均衡基础上实现社会和谐。我们要通过有声有色的群众工作,把群众的呼声、群众的智慧集中到完善和深化改革、构建和谐社会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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