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虽然我国在反贫困工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的脆弱性依然突出。以湖北省长岗村为例，从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变迁角度重新审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问题，揭示了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变迁的过程实质上是社会交往空间、交往内容和交往形式的转型，在转型过程中，农户面临着诸如社区资源支持匮乏、经济压力增大和贫富差距扩大等各种风险。因此，治理农村贫困不应仅仅以某一固定的贫困线作为依据，而应以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为目标，消除因农户社会关系网络断裂和重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冲击。

　　 [关键词]社会关系网络；农户；贫困；脆弱性；影响

　　 脆弱性问题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科学的核心内容，是自然—经济—社会耦合系统相互作用研究的前沿科学问题之一[1]。脆弱性来源于生态学的概念，主要是研究自然生态环境恶化造成的区域脆弱性，后来延伸到农业、社会和经济领域[2-3]。近年来，国内学者逐步将脆弱性与贫困联系起来研究。研究的逻辑主线有三个：一是贫困脆弱性内涵的界定。世界银行（2000）首次提出了贫困脆弱性是个人或家庭面临某些风险的可能，且由于遭遇风险而导致财富损失或生活质量下降到某一社会公认水平之下的可能。目前，我国学者大多采用世界银行对贫困脆弱性的定义，但对于贫困脆弱性的内容则由于研究视角和研究区域差异而存在不同的解释。二是脆弱性与贫困之间的关系研究。陈传波介绍了农户贫困风险与脆弱性的分析框架，并指出了这些风险在贫困地区的特征[4]；韩峥讨论了脆弱性与贫困的关系，并提出了将脆弱性作为新的切入点开展扶贫工作[5]。国情调查课题组通过实证分析了脆弱性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若干思路[6]。三是治理脆弱性贫困的对策研究。一些学者认为通过小额贷款和外出务工能够有效治理农村脆弱性贫困，并进行了实证检验[7-8]。

　　 从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目前贫困脆弱性研究在我国还是前沿课题，相关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诸如脆弱性贫困理论研究还需要实践检验；特定区域农村脆弱性贫困影响因素需要深入分析；国外成功的脆弱性贫困治理对策需要“本土化”处理等等，这些尚待解决的问题为本课题留下了研究空间。笔者在本文试图通过对湖北省长岗村的实地考察，探讨社会关系网络变迁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从社会学视野研究农户贫困脆弱性的深层次原因。目前，国内外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子分析基本上局限于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社会保障风险、疾病风险和政治风险等领域，从社会关系网络视角研究贫困脆弱性的成果不多见，因此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研究区域概况和研究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在缓解和消除农村贫困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但由于受历史积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扶贫工作依然严峻，截止目前，全省仍有25个国家级贫困县，长岗村所属的红安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之一。长岗村属于红安县二程镇管辖，下属9个村民小组340户1240人，国土面积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316亩。长岗村一直以来是以农业生产为主，2006年全村农户人均纯收入2300元，仅相当全省农户人均纯收入的57.5%，全村人均出收入1500元以下的贫困农户70户，占总数的20.58%。2008年3月和6月，课题组先后两赴长岗村进行实地调研，每个村民小组入户调查10-20户，获取大量访谈资料和有效问卷100份。访谈内容和问卷调查内容主要涉及到农户个体属性特征；20年来农户社会交对象、内容、形式、频率和空间的变化；农户收入结构和收入来源；农户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包括扶贫）等10多个方面。为了更深入细致的剖析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变迁与农村贫困脆弱性的关系，本次调研还选取了竹其湾（长岗村9个村民小组之一）作为重点考察对象，竹其湾共有50户176人，是长岗村最大的一个村民小组，村民由两支李姓家族成员组成。

　　 二、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变迁的过程分析

　　 社会关系网络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资本，是个体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通过这种网络动员和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9]。行动者和社会交往关系是社会关系网络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一方面，行动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重新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另一方面，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行动者又会受到网络的制约。通过实地调查，我们发现长岗村农户的社会交往空间由封闭性、半封闭性向更开放性转型，单一的社会交往内容、交往形式和交往对象向更复杂化、多样化、异质化转型。从微观视角来看，农户内部阶层的分化（或代际差异）使农户由高度均质的群体分化异质性群体，其社会关系网络表现为不同的特征。

　　 （一）从农户社会交往的空间来看，村镇界限逐步打破，向更广阔的城市空间发展

　 　改革以来，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户的交往空间随之发生了较大变化。相对人民公社时期，双轨制时期农户的交往空间已经突破的公社地域范围，但由于受到体制和农户行为能力的双重约束，农户的交往空间基本上局限于村镇范围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关系的改善，农户的社会性活动更为活跃，社会交往空间进一步扩张，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空间转移速度不断加快，空间转移范围不断扩张，其社会交往空间随着就业空间的扩张不断更新和重组。村镇的界限被打破，农户的交往空间逐步向镇外、县外、省外扩张。以红安县二程镇为例，从1998-2006年，省外就业人数不断上升，客观上促进了农户社会交往空间的扩张。2007年，竹其湾农户外出务工人数53人，其中在县城务工2人，在武汉务工的有23人，省外务工人数达28人，占全部务工人数的52.8%。由此可知，竹其湾农户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其社会交往空间扩张经历了五个过程，即“社区——村镇——县城——省城——省外”。

　　 （二）从农户社会交往的形式来看，以血缘关系为主逐步转向以业缘关系为主

　　 在传统相对狭小的交往空间内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仍然是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构架，农户在交往过程中遵循着纵向或横向的等级组织结构。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开放，农户的价值观念和生活重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经济利益逐步成为社会交往过程中权威的象征，村中传统交往等级组织形式受到很大的冲击。人们根据业缘关系重新构建了社会交往网络，通过业缘关系不仅将村中人际交往网络分为若干个小的社会交往网络。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业缘关系拉伸了农户纵向交往的长度，外出务工农户通过业缘关系将乡村与外部城乡联系起来，极大的改变了农户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交往观念。

　　 对竹其湾而言，传统时期两个李姓家族内部交往较为密切，凡是家族大事必然吸引家族成员积极参加，但这种情况在双轨制时期已经遭到削弱，家族内部分化了若干个小的分支，人们密切交往的群体也主要集中在分支领域，尽管家族内部分化为若干个交往网络，但整体上还是血缘关系为基础，保持着各分支之间微弱的关系。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竹其湾外出务工农户越来越多，农户的职业发生了分化，已经形成了建筑工人、装潢工人、模具工人、木工、油漆工、个体经营者等不同的职业分层。因职业相同、工作环境相似、待遇和报酬相等等因素，在外务工农户迅速组成了一个新的交往团体，而不论是否是一个家族，是否是相同区域。就竹其湾内部来看，农户社会交往突破了传统的家族交往空间界限，相同职业而不同家族的人员关系日益密切。就竹其湾外部来看，因为业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交往网络日益发达，其空间范围不断扩张。

　 　（三）从农户社会交往的内容来看，以免费馈赠为主逐步转向以经济交易为主

　　 传统社会的农户在交往过程中非常讲究辈分等级，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往往以互助、馈赠的形式交往，非常反感在交往过程中掺与“经济”因素，这种朴实的交往形式符合物质基础非常贫乏的时代。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户收入的增加，农户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户开始追求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消费方式，经济利益获得成为农户关注的重心，村中的秩序和权威不再由辈分的高低决定，而是受农户经济地位的高低左右。这种观念形式的变化深刻的改变了农户的交往内容，农户之间的交往不再免费，农户们普遍感受到“世态炎凉，人情淡薄”。

　 　从竹其湾农户社会交往的历史可看出人际交往的日益势利化。以插秧为例，农村改革初期，由于公社时期政策的惯性和农户之间纯朴的互助意识，农忙时节，人们自发组成若干个互助组相互帮忙插秧。农户们通过换工的形式相互补充人力不足问题，有“拜年酒，盅换盅；栽秧工，工换工”之说。90年代中后期，随着非农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农户之间的分化，农户开始计较时间成本和追求生活舒适度，不愿意相互换工，这样农户之间相互换工的形式逐步消亡。进入21世纪，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家庭劳动力越来越少，农户插秧缺乏人手，请人帮忙插秧需要支付费用，即按每亩60元或者每天30元的价格计算，除了插秧外，其他农活雇人劳动都需要支付费用。从这件事例可以看出，农户之间交往内容的演变过程，即由免费形式到注重经济利益的转变。我们的问卷调研数据也证明了这种转变现象。当问：“您出售商品时，如果对方是您亲友，您会怎么办？”，在93份有效回答中，60人选择了“按市场价出售”，31人选择了“便宜一点出售”，1人选择了“赠送一部分”，1人选择了“根据关系密切程度决定是卖还是送”。这则数据可以看出，免费馈赠交往的方式几乎不复存在了，经济利益的获得已经成为农户交往的重要影响因素。

　 　（四）从农户内部分化来看，代际差异使两代务工农户的社会交往网络存在显著区别

　 　这里之所以强调务工农户是因为农户社会交往网络变迁主要是由这部分人引起的，他们是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主导力量。第一代务和第二代务工农户之间社会交往网络状态存在较大差别。从就业空间来看农户社会交往的空间分异。2007年，竹其湾农户外出务工人数53人，其中在县城务工2人，在武汉务工的有23人，省外务工人数达28人。其中，属于第一代务工农户的有23人，属于第二代务工农户的有30人。第一代农户务工农户中有2人在县城工作，17人在武汉务工，仅有4人在省外务工。而第二代务工农户中，在武汉务工的仅有9人，其他21人均在沿海地区务工。第二代农户就业空间距离比第一代大得多，由此形成的社会交往空间也比第一代农户宽广，获得的网络支持也要大得多。

　 　从农户的通婚行为来看，农户社会交往网络存在较大差距。第一代农户的婚姻对象基本上都是通过媒人介绍的，自由恋爱的非常罕见，其婚姻对象基本上局限于本村镇，很少有“外地人”。而第二代农户的婚姻对象大多通过务工或者网络认识并相恋的，很少通过媒人介绍，其婚姻对象不再局限本村镇，而是遍布全国各省份。竹其湾第二代务工农户中，已经结婚的有11人，其中通过媒人介绍的仅有3人，婚姻对象都是本镇人。其他8人均是通过外出务工认识并结婚的，婚姻对象全部是外地人，其中湖南3人，四川1人，广西1人，河南1人，本县其他镇2人。

　 　三、社会关系网络变迁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从长岗村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变迁可以看出，传统的社会关系关系网络开始断裂，新的社会关系网络正在重构，在此转型阶段，农户贫困的脆弱性趋势愈发明显，主要体现在：

　　 （一）互助体系断裂，诱发新的贫困

　 　传统的家族制度和家庭规范一直是维系农村农户的非正式组织，是农户可以依靠的强大社会网络资源。在缺乏外界社会保障支持的情况下，以家庭和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成为农户规避风险冲击的重要支柱。然而，随着随着市场意识的加强和农户与外界交流的增加，年轻农户无论在经济水平还是知识结构等方面均是家族长辈无法比拟的，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组建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外出务工者表现更为明显。他们社区参与程度大为降低，长辈维系的社会关系网络不能有效继承，对于一些依靠社会关系网络支持的家庭而言，应对贫困风险冲击的能力将削弱，面对诸如大病救治、子女上学、婚丧嫁娶和老人赡养等问题，农户家庭所得到的社区资源支持逐渐萎缩，成为农户新贫困的诱因。

　 　互助体系断裂不仅体现在社区资源支持的减少，还体现在家庭内部关系的弱化。随着农户大家庭的解体，以分家户为主体的小家庭日益流行，小家庭不仅指家庭规模越来越小，还指家庭权威层次的下移。原来大家庭长辈的权威力量弱化，分家户各自拥有了自己的权威和地位。这种权威分散的家庭组织模式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地位更平等，意味着家庭成员之间“传统力量”的约束力下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稳固和紧密。笔者调研中，一位农户很是感慨的说：“俗话说‘一代亲，二代疏’，现在一代就疏远了，亲兄弟、亲姐妹都是各顾各的家庭。”这种弱化了的家庭关系在面对诸如家庭重大变故风险冲击时，很容易出现裂痕，小家庭互助资源调动能力大幅度下降，所能得到的外界支持也大为降低，往往因为偶然事件诱发新的贫困。

　　 （二）交往观念更新，增加贫困风险

　 　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变迁的过程也是农户社会交往空间扩张和观念更新的过程。农户社会交往空间由封闭、内向的特征向开放、外向的特征转变，农户交往对象由主要是熟人社会向主要是陌生人社会转向，农户交往形式由主要是馈赠向主要是交易转轨，农户社会交往目的由以情感交流为主转向以经济利益互惠为主。这种基于农户人际交往观念更新所塑造的新型人际关系模式给农户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增加了农户贫困风险。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也证明了农户社会交往观念的更新所造成的贫困脆弱性。其中表现特别明显的是农户之的交往形式已经演化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90年代中后期以前，农户逢年过节拜访亲友时大多赠送自家产的农产品或者到市场上购买一些常见的物品（如红糖、猪肉），但如今农户之间走动很少赠送自家产的农产品，赠送的物品越来越时尚化。赠送现金成为农户交往过程中最受欢迎、最有效果的方式之一。调查结果显示，43.6%的农户拜亲访友时赠送的是现金，50%的农户需要到市场上购买物品赠送，而仅有5.3%的农户是赠送自家产的农产品，农户之间交往的“经济色彩”越来越浓厚。农户之间用于人情交往的现金支付逐步成为农户新的经济负担，调查中很多农户反映不堪重负，但又无可奈何。数据显示，农户中一年（2007年）送一次礼的占15.1%，送两次礼的占19.4%，送三次礼的占17.2%，而送三次以上的农户占48.4%，农户每次送礼的现金额度以100-400元居多。如果农户一年送三次，每次300元，则一年需要支出现金900元，大约占当年农户纯收入的36%（2007年长岗村人均纯收入2500元）。而且农户之间攀比之风盛行，如果一亲友送你家礼金是300元，农户回赠时必须超过300元，否则会遭人议论，影响农户与亲友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新型人际交往模式大大增加了农户贫困的可能性。

　 　（三）网络结构异化，贫富差距扩大

　 　农户社会关系网络的变迁实质上是社会关系网络重构和资源的重新整合、分化的过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村落内部关系网络并不总是融洽的,“宗族内部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致使宗族聚落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便会走向分裂。这样在传统村落内部出现了按宗族及其下属各支系划分空间领域并组织生活空间的模式”[10]。农户社会关系网络的分化，使有限的社区资源支持更加脆弱，尤其是贫困农户面临的风险冲击更大，村民中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以长岗村为例，2007年全村年纯收入最高的家庭和最低家庭的贫富比约为8:1，从农户之间收入情况来看，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人均收入分别为1230元、3850元和5320元，比例为1:3.13：4.33，高低收入差距有4倍多。

　 　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分化了社区资源，扩大了贫富差距，加速了网络结构的异化，增加了农户贫困的脆弱性，如此恶性循环累积使社区资源向能力较强、经济收入高的群体集中。而贫困农户由于经济地位较低，社区参与逐步边缘化了，与富裕阶层逐步形成隔阂，接受优质社会关系网络的机会越来越少，改变贫困现状的难度越来越大。村中富裕阶层由于逐利性驱使，选择性交往意识增强，消费层次相同、职业特点相似、经济水平相当的农户容易形成一个新的关系网络，网聚了更多的社会优质资源，从而使他们处于资源社会的高层。如此变迁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加剧了村民之间的分化，贫困农户能够使用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匮乏，社会交往局限在一定范围内，很难突破自身地位的限制，摆脱各种风险冲击，陷于了低水平循环陷阱。

　 　四、结论与建议

　 　虽然我国在反贫困工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的脆弱性依然突出。从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变迁角度重新审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问题，揭示了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变迁的过程实质上是社会交往空间、交往内容和交往形式的转型，在转型过程中，农户面临着诸如社区资源支持匮乏、经济压力增大和贫富差距扩大等各种风险。因此，治理农村贫困不应仅仅以某一固定的贫困线作为依据，而应以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为目标，消除因农户社会关系网络断裂和重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冲击。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在消除农户贫困脆弱性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要消除农户脆弱性贫困，必须通过政府、社区和个体三维主体的共同努力。第一，通过政府政策引导，构建和谐沟通环境。贫困农户大多是农村留守劳动力，社会网络资源有限，抵御风险能力低。政府在扶贫过程应加大对农村留守劳动力的技术培训和教育，提高培训质量和培训补贴标准，吸引农户向二三产业转移，打破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重新构建较为优质的社会观网络，争取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同时，为了降低贫困农户脆弱性，在社区资源支持下降的情况下，政府应着力加强医疗体制改革，减轻贫困农户患病后巨大的经济负担；提高农村贫困农户和五保户的补助标准。第二，强化基层组织功能，填补社会网络裂痕。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变迁过程中，贫困农户赖以依存的重要资源——社区资源逐步萎缩，这就需要社区组织进一步完善基层组织功能，充分发挥组织的力量，延伸贫困农户的社会关系网络，提升网络资源的质量。其中重要一环是培育贫困农户的社区参与意识，建立意愿表达渠道，全面提升贫困农户的社会融入程度。第三，提升农户自身素质，适应社会网络变迁。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变迁是不以人意志转移的社会发展现象，农户应逐步适应社会关系网络变迁，突破传统的社会交往空间，逐步建立不同社会层次的关系网络，从而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其中关键是应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和城乡建设，获取不同阶层的信任，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关系网络。

参考文献：

[1]那伟.辽源市人地系统脆弱性与可持续发展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8.

[2]王强，黄河清等.鄱阳湖区农户经济行为变化对农业系统脆弱性的影响[J].自然资源学报，2010,25（3）：511-521.

[3]苏飞，张平宇.基于集对分析的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J].地理学报，2010，65（4）：454-464.

[4]陈传波.农户风险与脆弱性：一个分析框架及贫困地区的经验[J].农业经济问题，2005，（8）：47-50.

[5]韩峥.脆弱性与农村贫困[J].农业经济问题，2004，（10）：8-12.

[6]国情调查课题组.脆弱性与贫困：江苏李庄实证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09，（7）：44-47.

[7]左婷，刘艳丽等.贫困农户的脆弱性与小额贷款的风险缓解作用[J].农村经济，2007，（12）：52-56.

[8]邰秀军，罗丞等.外出务工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来自西部山区农户的证据[J].世界经济文汇，2009，（6）：67-76.

[9]单箐箐.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变迁[J].城市问题，2007，（4）：59-63.

[10]张小林.乡村空间系统及其演变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衡阳师范学院资源环境与旅游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