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变转型期，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社会分化程度加大，利益格局差距加深，引起社会成员的思想活动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使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呈现空前复杂的状态。面对这一客观现实，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增强其影响力、凝聚力以及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竞争力，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关键词：社会转型 主流意识形态 自建构能力 政治认同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经济基础的变化一定会引起社会意识形态随之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不仅会随着社会结构的其他构成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而且也会引起社会结构其他构成因素的变化。当前我国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转型期，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社会分化程度加大，利益格局差距加深，引起社会成员的思想活动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使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呈现空前复杂的状态。面对这一客观现实，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增强其影响力、凝聚力以及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竞争力，成为当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一、社会转型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

　　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领域，是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反映，并服务于经济基础。主流意识形态是一定时期内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艺术思想、道德观念、政治法律思想、宗教观点和哲学观点，构成一个民族精神信仰的基础和载体，具有高度的融合力、较强的传播力和广泛的认同力。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内涵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在我国封建社会，儒家文化就是它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文主义思想就是它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符合每一阶段发展的思想形态，推动中国的发展迈向新的台阶。历史的发展总是这样进行的，每个人都在追求某一个目的，都在使自己的行为更接近这个目的。如果相互之间的目的相同，这个目的就是人类历史发展逐渐实现的目的。如果相互之间的目的不相同，甚至产生了矛盾，就会阻碍人类进步。只有排除这种矛盾，社会才能向前发展。所以，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向着逐渐满足人们目的的方向前进的，而意识形态作为历史发展中观念形态的反映，同样遵循历史发展进程规律。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快速转型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政策走向、社会规范与制度都以市场化为轴心转变，市场社会的特征日益显著。循着市场经济趋利性的品质，人们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利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的目标准则，并根据自身的满意度来评判和选择意识形态，所以有些人改变了曾经忠诚地信仰某种意识形态的惯性。转型期最明显的标志是主体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价值观念的变化既是社会转型的判断依据，也是社会转型变迁的必然结果。它支配和调节社会成员的行为，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就是人们对事物现象的是非判断的一种评价。它是社会主体对事物现象给出的一种评价，比如原则和立场，它同一般性、客观性的认识相比是不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凡是包含了对事物评价的思想观念都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2]。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也是一种价值体系，它所表达的自主、自由、平等、竞争、信用、法制等观念，使层次化的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这些潜意识的变化对新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挑战，迫使意识形态工作者开始从革命战争年代和阶级斗争年代立足于教育人、改造人的功能，转向尊重人、关心人、发展人和激励人，从激发人的创造潜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价值定位，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体现人文关怀的政治价值观，引导社会成员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弥合社会转型期思想意识领域真空状态带来的裂痕。

　　二、主流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危机

　　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3]。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着人群的思想和行为，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规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进入快速转型期，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渠道涌入我国社会各阶层，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信仰、认同和信任危机，使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影响力陷入困境。

　　1、政治信仰危机

　　信仰，是指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极度相信和尊敬，并奉为言行的准则和指南。信仰问题的一个极其重大方面是政治信仰，这是影响，甚至决定一个国家、民族命运的根本因素之一。政治信仰是信仰在政治生活领域的集中反映，表现为个人对特定政治目标深深地接受或同意的心理状态，它赋予政治行为以一定的意义。政治信仰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政治信仰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行为。中国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夺取政权时给群众许下的承诺，在满足国家控制社会的同时，也在执政实践中满足了民众对自身地位保障的需要，所以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政治信仰在一定时期内同质性较强。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利益格局发生调整，利益分化使个人的利益得到重视，利益主体、利益结构和价值观念多元化态势更加明显。而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较强的同质社会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权力的缩小而无法复原，个体自主、竞争和社会分层这些问题无法用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来回答，使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符号和象征便与现实发生一定的冲突，旧的社会秩序被改变，新的社会秩序一时难以形成，有些人难以适应这种新旧社会秩序的剧烈变迁，从而产生迷茫、模糊、困惑等心态。

　　2、政治认同危机

　　认同作为人的一种主体活动，是一个由浅入深，逐渐发展的过程。政治认同是作为政治主体的人（个体或群体）的一种心理活动，属于政治心理范畴。政治认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把人们组织在一起的重要凝聚力量。对于一个政治组织来说，只有得到了成员广泛的认同，才能获得充沛的生命力并能长期存活下去；同理，个体只有在产生认同感的基础上，才能对一个政治组织或一种政治信念表现出最大的热忱和忠诚。转型时期，由于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功能的专门化，出现一些新的社会现象。如社会阶层的分化导致了“分利集团化”的形成、价值观念的变异、社会期望值的增高、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多、社会挫折感增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使社会的不稳定系数外溢。这种现象引发社会失范，传统的社会秩序被动摇。这些变化反映了政治主体在社会变迁中社会心理的变化带来的价值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且主体价值标准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与社会发展要求之间存在不一致抑或矛盾和冲突。具体表现在：个人的价值选择的多样性与社会要求的统一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独立行为和保持秩序范围内的社会共同行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秩序范围内，一些政治主体依靠天赋、技能、地位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身份和地位，而另一部分群体并未享受到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心理倍感落寞和愤慨，由此导致的不规范行为几乎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主要来源，也就是说在不同价值观指导下获取利益的社会行为以及结果的差异性对社会稳定和政治认同产生较大的影响。有的甚至出现了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思潮泛滥的群体。

　　3、政治信任危机

　　信任是在基本认知条件的基础上作出的判断，判断的前提是能够了解被信任者的利益和动机，在确信足够了解和知道被信任者考虑到信任者的利益，并激发代表信任者的利益去行动时，信任才能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信任应是相互的，其前提假设是充分考虑到他人的利益取向，在具有共同利益或相同身份的基础上，经重复交往或多次博弈，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政治信任是一个多元结构的统一，是一个历史的、不断调整、修复和发展的动态过程。从最根本上来说，政治信任是对政治制度、对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认同和依赖。在当代中国，政治信任表现为民众对社会主义制度、党和政府方针政策以及党的各级干部的信赖。这种信任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力量源泉。但是，自中国进入转型期以来，社会财富分配出现的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以及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纷至沓来，加快了政治主体对政治统治的信任度降低。

　　三、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策略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既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顺应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必然结果。我们要看到，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必然去占领。在这里，不存在“真空”，也不可能保持“中立”。正如列宁所说的：“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4]。面对这一客观现实，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建设，增强其影响力、凝聚力，发挥其社会的“黏合”功能，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1、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继承和吸纳精华

　　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革命的学说，阐明了人类苦难和不平等的社会根源，鼓舞着人们去改变不合理的现实。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和中国文化有机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一次次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马克思主义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指导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一次次成就。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继续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形式动态发展，一脉相承，内涵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中国现在和今后追求的目标。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5]；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革命使每个“人民的单个成员在他们的政治世界的天国是平等的，而在人世的存在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却不平等”[6]；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了共产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7]；列宁认为：“一切‘民主制’就在于宣布和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实现得很少和附带条件很多的 ‘权利’；不宣布这些权利，不立即为实现这些权利而斗争，不用这种斗争精神教育群众，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8]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去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而这种政治实践的支配力量就是经典作家所阐述的核心价值理念使然，尽管转型期主流意识形态面临危机，但不可否认，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对政治主体的认知体系和信仰体系提供了有效支撑和持久动力，夯实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元化主导地位。

　　2、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平台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所谓价值体系即主体以其需求系统为基础，对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进行整合而形成的观念形态，集中体现主体的愿望、要求、理想、需要、利益等。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用一个标准要求所有的社会成员的难度加大。为了尊重人们在思想观念上的客观差异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集中回答了这个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体现了思想道德建设上的先进性要求，又体现了思想道德建设上的广泛性要求；既坚持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又兼顾了不同层次群众的思想状况；既体现了一致的愿望和追求，又涵盖了不同的群体和阶层，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包容性以及强大的整合力和引领力[9]。一种先进理念真正做到入脑、入耳、入心，就要不断加强建设，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推动正确价值观的确立和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在弘扬健康情操和高尚道德中引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促进主体关注、主体兴奋、主体间共鸣，从而转化为主体的自觉信念、价值追求和道德规范。同时，社会转型期是主体思想活跃、观念碰撞、文化交融的时期，要把握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一元性与开放社会价值观念多样化发展的关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只有在尊重差异中才能扩大社会认同，只有在包容多样中才能增进思想共识，只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各类思想文化主体才能得到整合与发展，进而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不同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共同前进。但尊重差异绝不是放任自流、任其发展；包容多样绝不是放弃主导。而是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执政环境的变化，与时俱进并丰富、发展和创新，“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10]

　　3、从社会实践中培养政治主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建构能力

　　意识形态是一种普遍的无意识结构（阿尔都塞语），在人类社会普遍存在，表现在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社会心理当中，借以体验他们的社会观念、价值和情感。主流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目的是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凝聚人心。主流意识形态的自建构是主体在外界环境和各种价值观念的作用下，科学地吸收新因素，克服不合理因素，不断发展自身对非主流意识形态自我调节的过程、能力。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自建构，植根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快速转型中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征。社会转型期，随着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主体、社会结构等多元、复杂、多变态势的出现，我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变得宽松起来，使各种原本潜伏着的非主流意识形态甚至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价值观念悄然显现。在这种非主流甚至与主流相悖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人们的社会行为在无形当中发生了蜕变，种种贪婪、丑恶、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纷纷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之内，混乱了人们的视听，使社会出现信仰、信任、认同危机。这种不和谐的社会存在必定产生不和谐的社会意识和从众心理，迫切要求发挥政治主体的自建构能力，使身居其中的政治主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下，对外界输入的信息自觉进行改造和加工，剔除糟粕，保留先进，进而转换为与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系统能够接受与融合的信息，同化在主体的价值观念系统中，从而完善和超越原有意识结构，敦促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系统的、螺旋式的上升和超越，以保持意识形态自身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同时，为了提升主体对意识形态的自建构能力，一方面要加强主体自身修养，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另一方面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坐标，使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不断坚守和巩固意识形态一元化的阵地。

　　4、要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能力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的具体任务相结合，形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着中国社会发展新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全国人民的广泛赞同。但也应该看到，在社会转型中，受国内社会系统自身因素和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时涨时落，他们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积淀，也有滋生于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还有全球化进程的西方思潮和现代社会生活的大众文化等，存在于不同社会群体中，使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出进步与保守、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健康与低俗等思想意识杂陈、清浊激荡、良莠不齐的复杂性特征，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和挑战。面对这些新情况，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认识社会思想意识中的主流与支流，一方面“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11]，厘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现象中看清本质、明确方向，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对待非主流意识形态不能采取简单的排斥和斗争的方式，要善于运用对话和沟通方式与不同意识形态之间进行交流和交锋，妥善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达成一致。真理是越辩越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通过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对话和交锋发展起来的，并且意识形态的对话和交流是当今带有趋势性的世界现象。但对话是建立在对主流意识形态自信力的基础上的，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真理性力量的相信上。这就要求我们要发挥思想教育的传统优势，以贴近生活和群众的宣传范式，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题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荣辱观等这些本质上是道德情感的内容包含其中，引领人们根据身边实实在在的模范人物和事迹去选择、塑造自己的生活，潜在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为兼容并蓄其他意识形态创造铺垫。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82页。

　　［2］刘少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石家庄市社科网， 2008年6月3日。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4］《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6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44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

　　［8］张娟、习裕军：《挑战与回应：意识形态危相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塑》，《理论导刊》， 2006年第5期。

　　［9］董彦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浅论》，2010年5月17日 ，人民网-理论频道。

　　［10］十七大报告：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0月24日，转引自新华网。

　　［11］十六大报告：新华网，2002年11月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

　　（来源：2011年第1期）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宁波市委党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