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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城淮:学研路上多情致

文章来源: 湖南社科网 作者:刘城淮  时间: 2016-01-07

刘城淮(1931——),湖南桂阳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历任长沙市公安局副股长、长沙师专与教师进修学院助教、资兴矿务局子弟中学校长、湖南教育学院与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及云南社科院特聘研究员,资兴市第八、九届人大代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会员。出版专著《中国上古神话》(获湖南首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上古神话通论》(获云南优秀图书奖)、《探骊得珠——先秦寓言通论》(获中国寓言学会优秀著作奖)等;编著《先秦寓言大全》、《神话经典》、《世界神话集》等;主编或副主编《中华古典名著精解》、《神秘文化精品系列》等。荣获“湖南荣誉优秀社科专家”、“湖南高校优秀党员”、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求学路上五信条

自七岁起,迄至今日,我一直跋涉在学习与科研的道路上。                                 记得上世纪40年代初,我在桂阳大新乡鉴湖小学读书。十一、二岁就开始寄宿。当时生活较为艰苦,每餐两个小菜,缺盐少油且量少,八人一桌才两小碗,只有星期六晚餐才打牙祭,可吃到少许油荤。许多家长为了给孩子补充营养,让孩子星期日回家,再带些熟菜返校。我父亲笃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对我十分严格,规定每月回家一次,返校时不准带菜。我心中不满,但不敢违抗。母亲也无可奈何,只是在我回家时多做点荤菜,聊作慰藉。记得有一次在校就餐,只有豆芽和青菜,我多夹了一点豆芽,同桌的阳同学挺不高兴,将我告上“乡政府”(当时学生会仿照政府组织,故称)。尽管我成绩出众,又任“乡政府”的宣传干事,“乡长”还是责备了我。同学们觉得太过,给告状的同学取了一个绰号“阳豆芽”。但我得到了教训,知道为人要本分,不可攫取分外之物。从此,这成了我始终严格遵守的第一信条。

40年代中期,我来到桂阳县中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特别是语文成绩优秀,参加全县中学、师范作文比赛,还得了奖。可有天上午,因所居旅馆开饭稍晚,我到校迟到了,恰好遇见教务主任李先生——他是我父亲的朋友,视我如子侄,要求也特别严格。他严厉批评了我,还拉我到办公室跪了一节课。当时我异常恼火,暗暗咒骂他;后来感到他虽然过火了,但让我懂得了: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违反纪律和规章制度。这是我人生中严格遵守的第二信条。

三年后,我到了南岳南华中学学习,与一位同学成为知心朋友。他家境富裕,见我生活朴素,热天穿布草鞋,冷天穿布鞋,便用一块光洋买了双回力球鞋送给我。但父亲知道后,一字一句告诫我:为人要自尊自立,不要随意接受人家的钱物。这一点,成了我人生中严格遵守的第三信条。

1950年初,我考入长沙明德中学。一次期中考数学,同桌要我告诉他题目答案,乐于助人的我毫不犹豫把答案写在纸上,悄悄递给他。不料被发觉了,两人都挨了批评,他的试卷作废。我不仅没有帮上忙,反而害了他。这使我明白了:帮助别人,是好的品质,但必须符合原则,否则对两人都会造成损害。这是我人生中严格遵守的第四信条。

1956年我升入北京大学,当了“调干生”。看到考上来的同学年龄比我差一茬,已经25岁的我深感要加倍努力才行,因此上课认真听讲,心无旁骛,课后抓紧复习阅读课堂笔记及有关书籍。星期日也很少休息,一个学期都没有去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游玩,直到寒假才挤出时间转了一圈。讲授楚辞的萧雷南副教授听说我热衷于古典文学,讲《离骚》时让我站起来朗读开头四句。我按照通常的读音,将“惟庚寅吾以降”的“降”念成了jiàng;他立即纠正说“错了,应该按上古音念成hóng”;接着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学习要踏踏实实,一字一句不能错。我满脸通红,在萧先生要我坐下后许久,心仍然怦怦地跳个不停。由是,我始终严格遵守的信条又增加了第五条——踏实学习。

这五件事虽微不足道,但影响了我一生。它们让我领悟到:学习文化时,一定要修好品德,否则文化成绩再好,也无利于自身发展,反有害于社会;学习文化一定要踏实,才能学有所获。推而广之,工作亦然,为人处世亦然。我时刻牢记它们,身体力行。我也曾经帮助过一些人,但一不违反原则,二不收取钱物。我当校长多年,克己奉公,两袖清风,从不以权谋私。我也没有忘记李主任、萧先生等,是他们给了我一声棒喝,使我顿悟,净化了心灵,让我获益匪浅。


神话王国任徜徉

北京大学讲授主课的老师,都是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学者。我敬仰他们,羡慕他们,决心像他们一样醉心学术,潜心研究。

记得朱家玉老师讲授《民间文学概论》,其中的神话深深地吸引了我。似乎我的基因里具有一定的浪漫特质,与神话一拍即合,我便将其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了。俗话说,干一行爱一行;其实,只有爱上一行,才能干好一行。深爱从事的工作,是搞好工作的前提。我对神话也就一往情深地热爱起来。 

研究神话,首先要取得丰富的资料,而我国的神话著作很少,保存在古籍中的神话零零碎碎。怎么办?我就博览群书,从书海中一点一滴地搜集资料。庆幸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非常丰富,我一种一种地借阅,从卜辞到清代各方面的著作,发现一点即摘抄在卡片上。当时还得到了游国恩教授的指点——他拟编纂一部《楚辞长编》,召集我们几位古典文学爱好者,在助教褚斌杰先生的指挥下,将八百多种有关楚辞著作中的种种说法,分别摘抄在一起,一字不落。他得知我在收集神话资料,叮嘱我仿之。

神话与其他文学作品有所不同,是古人的百科全书,包罗万象,涉足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地理学、海洋学、地震学、历史学、民俗学、伦理学、宗教学、思维学、心理学、逻辑学、系统学、美学、哲学等53门学科。这需要研究者博学广闻,促使我尽可能地朝这方面努力。

1959年大学里兴起了大搞科研与大批判的热潮。同学们纷纷组织起来著书立说,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我班便批判过朱光潜、王瑶先生。朱先生拿了一些德文、法文著作给批判他的同学看,他们没有学过德文、法文,都傻了眼,但还是硬着头皮撰写文章,只好乱批一气。在学生当中,也出现了拔“只专不红”的“白旗”的现象。有同学见我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多,参加政治活动较少,就批评我。但我认为专很必要,红必须体现在专上,不为所动,依然故我。不过我已积累了不少神话资料,有了若干想法,便用笔名“干将”写了篇《批判〈中国古代神话〉》,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上,指出袁珂先生的《中国古代神话》的缺陷。这是我的首篇“论文”,也是中文系同学发表在中央报纸上的首篇“论文”,我当时挺骄傲。袁先生认为我的一些观点值得商榷,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神话批判〉答干将先生》。这使我反省到自己的一些观点的确不妥。以后,我时不时地向袁先生写信请教,作了他的门外桃李,但一直不敢告诉他的是:干将就是我!1981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召开代表会,我与袁先生初次见面,才向他说明我就是干将,请他原谅。他听后,惊讶了一下,随即笑道:“不要紧!你那时是年轻的娃子(四川话),过点火、片面一点是难免的,没有关系。”他的阔大胸怀令我不胜感佩,从此我们成了忘年交,经常探讨问题,互赠著作。他还在养病期间撰写了长篇评论《科学的探讨  系统的研究——评刘城淮的〈中国上古神话通论〉》,发表在《民间文学论坛》上,肯定它“是至今所见用科学态度全面研究中国神话的仅有之作”,“一部具有开拓性的巨著”,“突破了旧时论述神话的框框”,其奖掖后学之情,溢于言表。

1960年开始写毕业论文。系领导要求同学们根据自己的长处,写出具有自己的特点与新颖观点的论文来。我以《汉族神话通论》为题,在导师吴组湘先生指导下构建了一个神话体系,字数达30万,是当时历届北大毕业生最长的论文。我不免飘飘然,吴先生见之,谆谆教导:不要自满,论文还很幼稚,以后要进一步加工。我幡然醒悟,谨记之。

毕业后,在长沙师专与教师进修学院教学之余,我继续广读各方面著作,博采资料。1961—1963年,由于“七分人祸,三分天灾”,全国过着“苦日子”,我尽管处于吃不饱的状态,仍然天天工作到午夜。1964年全国恢复发展,生活好转,更有精力工作了。到1965年,我摘抄在卡片上的资料多达五百万字。在此基础上,我将《汉族神话通论》扩展为四十万字的《中国神话通论》,所构建的体系更庞大,力求更完善。我将它寄给天津百花出版社,该社准备出版。

1966年突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我的美梦。知识分子被贬成资产阶级的“臭老九”。许多人挨了批判、斗争,有的还被打死或者自杀。研究人员无法科研,不少人看不到光明前景,灰心丧气,学习林黛玉“焚稿断痴情”,毁掉已写好的文稿,卖光用节衣缩食的钱购买的书籍。我呢,由于学校解散,先下放农村,后调到资兴矿务局,也丧失了科研的条件;不过,我认定将来还是会需要科研的,因而冒着背上“隐藏四旧”、“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以致遭批判的危险,一本书也不卖,一张卡片也不丢,书稿更视为珍宝,坚定地将它们收在两口旧木箱里,随身带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识分子与亿万人民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科研工作的春天来临了。不过,我所在单位是中学,我则担负着培养教师与学生的双重任务,没有多少时间重入神话领域。但人逢喜事精神爽,我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尽,愉快地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与其他同志一道,帮助六十多名教师获得了专科证书,将普通中学办成了重点中学,向高等学校输送了一批又一批新生。1986年,我调到湖南教育学院,又有了机会研究神话了。当时我年届五十,深感时间不足,在开两门课之余,全身心投入研究当中,每天工作到深夜,节假日很少休息。但不幸降临了,从1985年起,我的胃溃疡愈来愈严重,经常痛得我寝食难安,有时上课也痛,我便按着腹部继续讲。同学们劝我休息,我不忍耽误他们的学习,硬撑着。课余,我将《中国神话通论》修改成60万字的《中国上古神话》,侧重于整理、探究每个神话的前世今生,198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向海内外发行。

从1959年开始的神话研究梦,终于实现。近三十年的研究心血终于没有白费,这其中的苦乐酸甜,还真只有自己能够体会!


学研有法需精神

学习与研究,都是需要方法的。没有方法,学不能成,研究也不会有突破。这是我多年总结的经验。

我在研究神话当中,注意采取正确的方法。云南出版社编审阳关在《构筑一座宏伟的神话学殿堂》一文对我的著述评价道:“以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原理作基本指导,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照神话宝库,博采众家之长,揉和古今精粹,紧密结合我国神话起源、发展、演化的具体实际、提出了自己的神话理论体系”(《湖南教育学院报》1992年8月)。我认为,方法是著作具有科学性的保证。

同时,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创新是学术的生命与价值所在。而这,需要气魄,要勇于独出机杼,敢于向前辈“叫板”。我力求如此。如“《中国上古神话》新建了一个巨大、严密的中国上古神话系统”,“《中国上古神话通论》则进一步新创了一个中国神话学理论体系”(《人民日报》1993.12.14《刘城淮研究上古神话出新论》)。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我却指出:“某些自然力已被支配,也可能有关于它们的神话产生,——很多原始神话,就是初民在实际上支配了某些自然力之后,才结下的果实”(《中国上古神话通论》)。郭沫若断定凤凰的模特是孔雀;我则根据大量资料,否定了他的观点,而认定凤凰的主要模特儿是雉类与鸷鸟类。闻一多考证龙的模特只是蛇类,我则进一步考证马类、蜥蜴类也是龙的主要模特。由于证据充足,许多学者均表示赞同。

学术研究还需要开放,汲取他人之长,弥补自己之短。如神话学有多个学派,主要的有隐寓学派、历史主义学派、传播学派、浪漫主义学派、象征型古典型艺术学派、宗教仪典学派、自然学派、人类学派、历史民族学派、心理分析学派、社会学派、功能学派、结构主义学派等。它们各有其正确性,也各有其缺陷;而其主张者,往往固执己见,否定别人。我则不然,不管什么学派,只要有精华,便吸收之,消化之,以完善自己的理论。概括我的科研之道,便是十六字“真言”——情深、志大、气雄、意坚、学博、思多、心广、法正。

学术研究也与人的精神气质紧密相关。甚至,有时就是靠着一股精气神扭转乾坤。我的格言是:“人生价值在贡献,健康一日做一天。待到不能工作时,再当快活逍遥仙。”正是靠着这么一股蛮劲与倔强,我在教学和神话研究上才有所作为,实现了“两不误”。上世纪80年代,我长期带病工作,胃部出血日趋严重,却茫然不知。1987年5月的一个深夜,我终于扛不住了,伏案研究时昏倒在地。庆幸家人及时发现,立即送我到医院,接连输了600CC血才得救。我那时的血色素只有正常人的一半,医生深表惊讶。治疗了几个月,病情稳定了,医生建议开刀,但我放心不了下学期的两门课,直到把两门课讲授完毕,方住进医院。医生检查,已不止是溃疡,而是胃癌了。幸好还没有扩散,将胃切除了五分之四。医生和家人没告诉我真相,但不久,我终于察觉到了,一时有些颓丧。好在我历来性格开朗,加上家人的鼓励,很快扭转了情绪——我心想,颓丧不仅无助于治病,反而会加重病况;而乐观是治病的良方,大大有助于健康。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坚决跟病魔斗争。当即写下“置死亡于度外,存事业于胸中”,作为座右铭。

多次住院化疗,我坚持用看书来忘怀痛苦。医护人员嘱咐我多休息,我笑笑说:“看书乐在其中,是治病的良方。”平日,领导要我上一门课,我坚持讲两门,常说:“与学生在一起,其乐无穷,对身体大有好处。”在家里,爱人劝我少看书写稿,我说:“写写看看,身体健壮。”我按“一花五叶”生活:乐观愉快,适当工作、注意营养(每天吃六顿)、加强锻炼、医疗与休息。为此,我还被省抗癌协会评为“一级抗癌明星”。

退休后,我坚持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现已完成的专著有《世界神话三论》、《中华古代寓言发展史》,编著《中华神话文化大辞典》、《世界寓言集》、《古诗文名句辞典》(三人合作),正在撰写的有《中华古代小说发展史》。希望天假以年,让我见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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